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歷史回顧與當代影響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歷史回顧與當代影響　　

舒略　　

　　

　　

題記：本文重點在回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階級分析理論錯誤、教條主義理論錯誤和對當代的啟示，重點是他的“二次革命論”。劉xx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形成的“補課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實質上就是陳獨秀 “二次革命論” 的現代翻版，是“二次革命論”的繼承和發展，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沒有真正的理論淵源。由于論者水平有限，權當拋磚引玉之用。　　

　　

一、思考的緣起　　

　　

歷史是一面鏡子，追根溯源方能正本清源，回顧歷史可以廓清思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回顧歷史是為了服務現實。　　

　　

1978年迄今，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風風雨雨走過了30年，取得的經濟成就不可謂之不大，人民生活也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卻是越來越多，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愿景也感到愈來愈迷茫，困惑也愈來愈多。貧富分化、生態惡化、農村破敗、三農危機、人口老化、信仰失落、道德淪喪、貪腐盛行，平等、正義已從我們的旗幟上消失。醫療、住房、教育、就業、養老五座大山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可以說是一個全面性的亂象，社會危機在潛伏著！　　

　　

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我們建設的真是社會主義？人民群眾都在提出這樣的疑問。社會上很多仁人志士在思考，中國共產黨內許多忠誠共產主義事業的黨員在思考，在回顧1978以來30年的歷程，探討我們究竟是不是出了問題？是什么時候出了問題？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全面性的亂象就表明出現了全局性的問題，就意味著黨和國家在理論指導和路線方針上出了偏差。　　

　　

1976年……，標志“文革”結束，中國共產黨在不長的時間就對“文革”，對自己的領袖毛澤東以及中共“八大”以后的歷史做了一個總結，結論是從“左傾”到“極左”，于是有了鄧xx提出的今后政治思想上的任務主要是“反左”的論斷，并堅持了三十年，還要繼續堅持下去。其帶來的后果如何評價值得商榷，值得評估。人民群眾對三十年“反左”有自己的評估，那就是：共產黨過去帶領人民鬧革命，打倒了國民黨一群貪腐混蛋，資本流氓，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建立了社會主義，人民國家。沒想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反左”，把共產黨自己給反成了一群貪腐混蛋，資本流氓。是“胡漢三回來了，共產黨自己也成了胡漢三”。這樣的評估令人痛心。　　

　　

有“左”反“左”，有 “右”反“右”，是中共自毛澤東為核心以來的一貫方針。像鄧xx提出的那樣“反左為主”三十年不動搖，還要繼續反下去，中共歷史上未曾有過。　　

　　

毛澤東曾經指出：一種傾向往往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在警惕“右”的時候同時也要警惕“左”，在警惕“左”時候同時也要警惕“右”。鄧xx自己也說過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手不可偏廢。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看看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是怎么回事。當前是否存在右傾機會主義，存在右傾機會主義者，存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二、右傾機會主義　　

　　

機會主義，也稱投機主義( Opportunism )，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就可以不擇手段，突出的表現是不按規則辦事，視規則為腐儒之論，其最高追求是實現自己的目標，以結果來衡量一切，而不重視過程，如果它有原則的話，那么它的最高原則就是成者王、敗者寇這一條。　　

　　

機會主義：也可指工人運動或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出現的違背馬克思主義根本原則的思潮、路線。它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　　

　　

毛澤東說：什么是機會主義呢，機會主義就是這里有利就到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無一定原則，無一定方向。　　

　　

機會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　　

一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工人運動中或無產階級政黨內部一種違反馬克思主義根本原則和正確路線的思潮。其表現形式是思想落后于實踐，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形勢把革命推向前進，而是拘泥保守，停步不前，甚至企圖開倒車。只顧眼前的暫時的局部利益，而不顧工人階級長遠的全局的利益。他們或過高地估計敵人力量，過低估計人民群眾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勢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觀情緒，不敢斗爭甚至主張搞階級合作；或者害怕革命形勢，屈從反動勢力，壓制群眾斗爭，放棄原則，甚至出賣革命，投降敵人。北伐戰爭后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表現為不是放手發動工人、農民起來斗爭，而是放棄黨的領導權，致使黨不能組織有力的斗爭。抗日戰爭初期，曾經犯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王明，在只要聯合，不要斗爭，“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以退讓求聯合的思想指導下又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把抗日領導權交給蔣介石，嚴重影響了江南新四軍的發展。　　

在現代，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右傾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　　

另一種是“左”傾機會主義，表現為思想超越客觀過程的一定階段，離開了當時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時的現實性，墮入空想和盲動。 “左”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夸大革命主觀力量，輕視敵人力量和客觀困難，在革命和建設中采取盲動的冒險的行動；或者在革命組織內部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政策；或者在同盟軍問題上實行關門主義，打倒一切。這種“左”傾思想如果形成為系統完整的路線并在實踐中執行，便成為“左”傾機會主義或叫“左”傾冒險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曾出現過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1931～1934年，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在黨內統治長達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理論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備，影響最深，危害最大。　　

右傾和“左”傾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都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它們雖是從兩個各不相同的極端出發，但思想基礎都是主觀主義，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兩者可以互相轉化。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斗爭中，既反對“左”傾，也反對右傾。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左”傾和右傾一樣都可以葬送革命，葬送社會主義，因此既反對右，也反對“左”。　　

　　

三、陳獨秀生平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陳獨秀曾是毀譽相參的人物。不過他確是近代新文化運動的旗幟，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建黨之初，他又是國內一代先驅的啟蒙者，追溯中共的建黨不能不提及陳獨秀。 　　

　　

　　陳獨秀原名慶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慶。陳自幼喪父，隨人稱“白胡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得到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后，不成龍，便成蛇”。1914年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有人譏諷為自大，其實此名來源于家鄉的獨秀山。 　　

　　

　　陳獨秀一生用過的名字，據查考有38個之多。在報刊上曾用“三愛”、“仲甫”、“只眼”、“實庵”、“致中”等。簽發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黨內同志談話常稱呼為“老先生”、“老頭子”，或在黨內文件中干脆簡稱一個“老”字。 　　

　　

陳獨秀少年時便痛恨八股，為敷衍母親而去應考，卻高中第一名秀才。進入20世紀后，陳獨秀作為第一代赴日留學生，于1901年自費進入東京專門學校，即早稻田大學的前身，不久又進成城學校，即日本士官學校預備科。 　　

　　

　　陳獨秀到日本學習，對占統治地位的軍國主義極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傳來的民主思想。回國后他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恰恰是以民主、科學為大旗，向統治了中國千年的專制、迷信開戰，使一代青年從封建倫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回國后，陳獨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參加反清革命運動，并創辦民俗報刊，在當地曾是叱咤風云的人物. 　　

　　

　　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種文字，工宋詩，寫隸書，舊學有根底，新學造詣尤深。他和胡適等參考日文、英文的標點，為現代漢語確定了一整套標點符號(古漢語不用標點，斷句極難)。 　　

　　

　　陳獨秀一生影響最大的活動，是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這本每期編輯費和稿費總共不超過200塊大洋的雜志，卻喻示著一個嶄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在創刊號上，第一篇文章是陳獨秀撰寫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大文豪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陳獨秀和《新青年》，魯迅的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便在此刊上登出。 　　

　　

　　據毛澤東向斯諾回憶，是《新青年》改變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澤東還認為，在北京時他受陳獨秀的影響最大。 　　

　　

辦《新青年》雜志名揚全國。蔡元培聞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陳獨秀上任以后并不開課，而是專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國內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于北大文科，陳獨秀在箭桿胡同9號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　　

　　　　

陳獨秀以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在當時受到全國進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翌年休刊。 　　

　　

　　1919年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大力鼓動，被師生視為領袖，曾一度被捕。出獄后他在思想上轉向共產主義，前往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共產黨發起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開“一大”時，正是由上海組織發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會。盡管陳獨秀因受聘廣東省教育廳長(后不到職)沒有出席大會，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參加，在缺席情況下被推舉為中央書記。“一大”閉幕后，陳獨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陳獨秀投身革命后，放棄了還算殷實的家產。在北大他月薪300塊大洋。專職任黨的領導后，就靠組織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貼和出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維持生活，有時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兩頓稀粥。 　　

　　

　　從1921年7月的中國共產黨“一大”，直至“五大”，陳獨秀都是最高領導人，先后有書記、委員長、總書記的職務之稱。過去有的書中說這是由于黨尚處于幼年的不成熟選擇，此種解釋之荒謬可笑，等于說二十年代的中國革命精英們都是幼稚到賢愚不辨的人。盡管陳獨秀后來有嚴重錯誤，當初卻是黨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師，最高領導之職非他莫屬。 　　

　　

　　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是中國最先進思想的代表，與中共建黨時的其他領導人大都是師生關系。不過由此也滋長了一種負面結果，那就是造成黨內家長制，陳獨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閉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終陷入歧途未能自拔。這當然也不能完全歸咎于他個人，也是社會歷史的積淀使然。人在社會潮流中，不進則退，黨內歷史人物的命運也昭示了這一點。 　　

　　

　　作為反對封建傳統的先鋒者陳獨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著舊遺風影響。他在總書記任上以家長自居，視其他同志為小輩，遇不同意見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長期居于上海書齋而不到斗爭第一線，思想也逐漸落伍。1927年在國民黨發動反共的“四·一二”屠殺前后，陳獨秀面對危機領導無方，黨內同志群起反對其右傾錯誤，他便于7月中旬辭職隱居。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新的負責人出于對陳獨秀的尊重，生活津貼和配給秘書等都保持不變，為他的安全還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陳獨秀卻對中國革命日益悲觀，認為紅軍和土地革命均無前途，于1929年又聯合國際上的托洛斯基派，在黨內另建取消派組織。面對這種分裂黨的行動，中央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實踐的檢驗很快證明，陳獨秀的政治主張完全錯誤，他的組織也很快散伙，本人也在1932年10月15日，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4年國民黨最高法院做出終審判決陳獨秀有期徒刑8年。　　

　　

1937年抗戰爆發，陳獨秀得以出獄。陳獨秀出獄后曾說想去延安，毛澤東也懷念舊誼表示歡迎。不過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項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并擁護黨的路線。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作，固我所愿；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此后他蟄居四川，在貧病交迫中鉆研文字學，撰述《小學識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　　

1945年在“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客觀地評價了陳獨秀，稱他“做了啟蒙工作，創造了黨”。1953年毛澤東乘軍艦沿長江東下經過安慶時，專門向當地負責人詢問起陳獨秀在故鄉的遺屬，并指示要給予生活照顧。尊重歷史的人講起中國共產黨成立，確不能忘記這位“創造了黨”的人！　　

　　

四、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我們說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指的是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時期存在的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對1927年大革命失敗原因總結，這條右傾路線既有共產國際的因素，也有黨內幼年不成熟因素，但也包含作為當時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個人的因素，同陳獨秀這個人不能完全畫等號，是政治學和歷史學定義概述。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指的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以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實際工作中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主要特征是：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放棄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甘心做資產階級的尾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產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的錯誤分析和由此而產生的錯誤思想觀念。1923年，陳獨秀發表了《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認為“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被難茍安”，故一般“難以加入革命”。無產階級則“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故“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卻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資產階級雖然是與工人、農民“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國民革命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錯誤觀念”，“便失去了階級意義和社會基礎”。基于上述分析，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結果“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資本主義的。至于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待資本主義有了充分發展，無產階級的隊伍壯大之后才能進行，形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分離的“二次革命論”。 陳獨秀提出的“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待資本主義發展后再發動第二次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在這種思想觀點支配之下，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采取了一次次妥協退讓投降的做法。1926年在“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中，妥協退讓；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陳獨秀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1927年適應國民黨右派反對農民運動的要求，阻撓和壓制農民運動，反對武裝工農。就在蔣介石背叛革命后的1927年6月，還在黨內通過所謂《關于國共合作關系的決議》中規定，工農等民眾團體均受國民黨領導和監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政府的管理和訓練，以致汪精衛再次背叛革命時，中國共產黨人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大革命最終慘遭失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主觀原因。同年黨的“八七會議”，結束了這一錯誤路線在黨內的統治。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危害  國民革命的失敗的歷史情況回顧　　

　　

北伐戰爭勝利后，陳獨秀認為現在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候了，無產階級革命應當取消，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樣，認為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以后再搞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推行一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實際上是取消革命。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國民革命，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和革命家組織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此后六天，黨的“八七會議”在漢口召開，批判了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著名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從此中國革命出現了新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右派發動清黨運動，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史稱“四。一二事變”。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五大”召開前四個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在漢口召開一次特別會議。這次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確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政府”，以制約蔣介石。這次會議表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發展。　　

　　

出席“五大”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多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威經斯基和蘇聯顧問鮑羅庭等參加了大會。召開大會的目的，是總結過去的工作經驗，討論革命的發展前途，確定黨在最近時期的任務。　　

　　

會上，陳獨秀代表中央做了主題報告。報告把從一九二五年一月“四大”以來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做了一個回顧，說明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陳獨秀在說明中對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傾錯誤，沒有做認真的檢討；對“四一二”后革命出現的嚴重危機，沒有清醒的認識。在報告中，陳獨秀提出目前的工作應是“擴大農民運動和發展軍事行動”，而不是“加深農民革命”。他又提出：廣州、上海、漢口及其他工業區，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勢力強大，革命無力與敵人對抗取得勝利，因此革命應當先退到西北去，然后再來摧毀帝國主義的統治。陳獨秀的意見是與鮑羅庭一致的。報告還講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關系、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系以及土地、軍事、政權、財經等問題，但都是泛泛而談，沒能給予明確具體的回答。　　

　　

大會聽取了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關于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對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報告，通過了接受該決議案的決議。大會并根據共產國際決議的精神，做出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土地問題、職工運動等決議案。這些決議案事實上否定了陳獨秀代表“四大”中央所作的主題報告。　　

　　

《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肯定了“四大”以來黨的工作成績。認為當前中國革命已發展到“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制的階段”，封建分子與資產階級已經叛離，“無產階級將實行其領導權”，使革命走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無產階級“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議決案批評了黨中央過去所犯的右傾錯誤及陳獨秀報告中提出的錯誤觀點，指出：黨在三二○事件前后，“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使“資產階級占了上風”；北伐開始后，“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會基礎同時深入之必要”；上海暴動期間，“過于重視資產階級，拉他進市民政府，而忽視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革命的“深入”與“擴大”，不是對立的，“革命基礎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擴張，但是同時在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會基礎使之深入”，“執行急進的土地改良政綱和創造鄉村的革命民主政權”。否則，革命的地域就會喪失。到西北去的主張，是一種“無根據的失敗主義的傾向”，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恐懼失敗的情緒”，是“以擴大革命地域為借口，而實際上拋棄或削弱現時革命根據地的傾向”。　　

　　

大會設立特別委員會討論土地問題。對如何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討論中提出三種意見：一是土地的政治沒收，即只沒收反動軍官和公開反革命的劣紳的土地和財產；二是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軍官的土地除外；三是沒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大會采納了第二種意見。《土地問題議決案》規定：沒收一切公有的和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農業公司及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交給耕種的農民。小地主和革命軍人的土地不沒收。　　

　　

《職工運動議決案》提出了“職工運動新方針”七條，其中包括：“極力從政治上經濟上向資產階級勇猛的進攻，一直到要求沒收一切銀行、礦山、鐵路、輪船、大企業、大工廠等歸國有的實現”；“要求參加國有產業的生產管理，監督生產”；“要求政府實行高度勞工政策，頒布勞工保護法、工廠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資等”。議決案提出，只要有工會的地方，就要組織公開的或秘密的工人糾察隊，以作為保障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的武裝之一。號召工人去當兵，以促使軍隊的革命化。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有陳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征等三十一人；候補中央委員有毛澤東、陳潭秋等十四人。上述中央委員中陳獨秀等九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陳獨秀、李維漢、張國燾為政治局常委。陳獨秀仍被選為總書記。　　

　　

“五大”討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小資產階級同盟軍、建立革命民主政權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提出了不少正確的意見和政策。但由于共產黨處于幼年階段，許多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在右傾錯誤還沒有能解決的時候，又出現了“左”傾錯誤。尤其對于共產黨直接掌握革命武裝這一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會議仍沒有給予充分注意。參加大會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蘇聯顧問鮑羅庭，彼此意見沖突，加重了會上的意見分歧。“五大”沒有能擔負起在緊急關頭挽救革命的任務。　　

　　

中共“五大”以后，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繼續發展，并且支配了整個黨的工作。　　

　　

當時陳獨秀、鮑羅庭等人把同所謂“左派”的關系問題，當作一切問題的中心。為了使號稱“左派領袖”、“左派軍人”的汪精衛、唐生智等不與共產黨分裂，竟不惜壓制工農，犧牲革命利益。鮑羅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國民黨左派沒有什么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不是共產黨；必須向左派讓步，繼續取得與他們合作是中心問題；農民運動只要能做到減租減息鄉村自治，便是勝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會農會應發表宣言，號召群眾擁護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締民眾運動過火和錯誤的法令。①陳獨秀的觀點與鮑羅庭是一致的。鮑羅庭這里所表明的壓制工農運動、屈從國民黨汪精衛的思想，實際上成了當時黨中央的工作的指導方針。　　

　　

夏斗寅叛變后，蔡和森、李立三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積極準備武力、以暴動對付暴動的建議。這個建議被“左派中心”論所否定。當時由于形勢所迫，武漢政府曾允諾撥發兩千條槍和若干經費武裝工人，但黨中央領導人為了避免造成同國民政府的對立，竟沒有爭取其實現。　　

　　

在對待馬日事變的問題上，共產黨中央和湖南省委表現了嚴重的右傾動搖。事變發生后，湖南省委自行解散。黨中央則一面把責任歸之于農民運動的“過火”，一面把解決事變的希望寄托于汪精衛、唐生智。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漢國民黨中央在汪精衛要求下，組織了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動的特別委員會。當“查辦”代表團赴湘失敗后，中共中央曾致書國民黨，提出：應由國民政府“明令宣布”許克祥等的“救黨委員會”系反革命組織，派軍隊聯合民眾共同推翻之；保障工農組織及共產黨在湖南的活動自由；武裝農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亂。但并未發生任何作用。　　

　　

五月下旬，由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政府農政部發出布告，聲稱要糾正“農民所有一切幼稚舉動”，對于“軼出正軌”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五月，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發來緊急指示，提出如下挽救革命的措施：堅決“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用一切辦法去協助工農運動；吸收工農領袖“革新”國民黨中央，依靠工會農會擴大國民黨地方組織；動員兩萬共產黨員、五萬工農群眾成立一支新的可靠的軍隊；組織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陳獨秀等不加分析地認為這個指示所提出的各項任務全部無法執行，堅持主張黨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①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為了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竟把這個指示拿給汪精衛看。這個指示便成了汪精衛進行“分共”的一個主要借口。　　

　　

六月，當反動軍官們磨刀霍霍、汪精衛正積極策劃“分共”的時候，中共中央領導進一步壓制工農，向“左派”讓步。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通告：“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來解決土地問題，已經引起了無數的過火行為，這種情形，必須糾正”。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寫信給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動態度已非常明白，“我們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直無異魚游釜底”。他提議“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①但蔡的意見沒有被中央領導人采納。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通過一個關于國共兩黨關系的議決案，企圖以投降式的讓步拉住汪精衛。議決案寫道：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和召開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并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為避免政局的糾紛，共產黨人可以“請假”的名義退出政府；“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等等②。但是，這種種讓步，并沒有能拉住汪精衛。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衛等更加肆無忌憚地煽動“分共”。　　

　　

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始終忽略對革命武裝的掌握。蘇聯曾給中國大量武器援助，但卻只武裝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黨和工農并未能得到武裝。中共中央領導人雖然對蘇聯這樣做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也沒有作出努力，去直接掌握軍隊。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國民革命軍已發展到三十個軍③，而共產黨能直接掌握的部隊卻很少。后來周恩來曾指出，我們未能在國民黨軍隊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領導權。我們放棄了許多能夠被爭取過來的優秀軍官。假如我們那時大力爭取這些軍官，在一九二六年我們仍然有可能為共產黨部隊招募和裝備十個師。④由于沒有掌握足夠的革命武裝，缺少后盾，陳獨秀等人的態度就只得以國民黨上層領袖的意圖為轉移，而國民黨的上層領袖又被手握重兵、仇視工農運動的反動軍官們所左右。結果是，面對汪精衛和反動軍官們的猖狂進攻，共產黨不能組織有力的反擊。革命只有失敗。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是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在此期間出現了全國性的革命高潮。這一階段的革命斗爭是以國民革命為中心口號、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基本內容而發展起來的。這次革命斗爭雖然由于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叛變和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錯誤而遭到失敗，但它在中國革命的史冊上仍是光輝的一章。它給無產階級政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為革命的繼續前進打下了基礎。　　

　　

這一階段的歷史，以國共合作開始，以“清黨”、“分共”告終。蔣介石、汪精衛的相繼叛變標志了國民黨及其政權性質的變化。國民黨由各革命階級的聯盟變為代表買辦階級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動政黨。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政權變成買辦階級地主階級的政權。　　

　　

這個歷史階段，軍閥勢力發生了重大的消長變化。一部分舊軍閥被打倒了。很大一部分舊軍閥因革命高漲而歸屬于國民黨旗幟之下。憑借各種機緣產生的國民黨新軍閥，在這一階段的末期成了主要的反革命勢力。北洋軍閥的統治在逐漸讓位于打著國民黨旗號的新的軍閥的統治。這是這一歷史時期的重大變化。此后國民黨軍閥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主要表現在哪里？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的一項主要內容是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究竟表現在哪兒呢？　　

　　

表現之一：階級理論分析錯誤　　

陳獨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分別發表了《資產階級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作了完全錯誤的分析，在這些文章中，陳獨秀分析認為：“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工人大多還沉睡在宗法社會里，”因而還“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避難茍安，”所以也“難于加入革命。”　　

主張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丟掉農民，形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陳獨秀在建黨時以為中國可以直接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后來經過共產國際的糾正，在黨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綱領，認識到當前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論”，認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領導，結果將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工農群眾只是獲得一些民主權利。同時，他又認為，既然“我們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進行，那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點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進到下一個革命。于是，他在當前的國民革命中，始終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放在“在野黨”、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為此，當資產階級排擠共產黨時，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國民革命“讓他們去搞”，我們去準備“自己的革命”。這個主張遭到國際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苦力”政策。從這個思想出發，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面。然而，與西方資產階級相比，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幼稚”，再加上中國社會“階級分化本尚未鮮明，階級的沖突亦尚未劇烈，各階級的勢力也都尚未強大”，所以資產階級“不能單獨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時候，必然極力拉攏別的階級，出來號召國民革命，以求達到他自身發展之目的”。他的結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在普通形勢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　　　　

　　

毛澤東則從自己三年來與國民黨打交道的經驗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在1924年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期間，曾與右派的破壞活動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并為此辭去了組織部秘書的職務，他認為：這個階級“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因此，他斷言：“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夢”；“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隨著革命的深入，他們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余地”。即使其“頗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觀念極不易破，而且，對于‘赤化’時時懷著恐懼，故其對于革命極易妥協，不能持久。故中國的中產階級，無論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許多危險成分，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著其余的階級忠實地做革命事業。”　　　　

　　

關于工人階級，陳獨秀則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說：“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斗之需要甚至于連自己階級經濟的爭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如手工業工人），也并不是少數。”因此，他雖然承認它是“社會上有力的階級”、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進的先鋒”，但又憑想當然認為：“概括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質上他的力量自然遠不及資產階級雄厚”。因此，“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領導者了。　　　　

　　

毛澤東認為，中國工人階級雖因經濟落后，數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數在外資產業之下，經濟地位低下，“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極殘酷的待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因此他們有兩大優點：第一，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的‘有組織的集中’”；第二，“特別能戰斗”，“做了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從他在這前后發表的文章看，“主力”與“領導力量”是同一個意思。　　　　

　　

表現之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辯護　　

在蔣介石緊鑼密鼓準備反革命之時，1927年4月5日陳獨秀和汪精衛發表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言“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全體會議之決議，以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還說要同蔣介石“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并要群眾“不聽信任何謠言”。這個宣言，助長了蔣介石，解除了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思想武裝。　　

　　

表現之三：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解除農民武裝　　

1927年月底，汪精衛叛變革命的跡象已昭然若揭，陳獨秀仍一味順從他的要求。下令“將工人糾察隊全體解散。所有前領槍彈，并經交存政府”。汪精衛污蔑農民自衛軍引起地方恐慌，陳獨秀就下令解除農民自衛軍武裝。　　

　　

表現之四：向汪精衛集團全面投降，陳獨秀操縱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正式通過國共合作十一條決議。　　

主要內容是：　　

（一）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雖然參加政府工作，而只是以國民黨員的資格參加，不是以共產黨員資格參加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二）“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眾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決議案及政府公開之法令”。　　

　　

（三）“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之武裝糾察隊，為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減少或編入軍隊。”這個決議，取消了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出賣了人民政權和人民武裝，這是一個向汪精衛集團全面投降的綱領。　　

　　

五、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歷史教訓的當代啟示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教訓是什么？它對當代的啟示是什么？　　

　　

主要教訓：　　

　　

1、錯誤的階級理論分析　　

　　

陳獨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分別發表了《資產階級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對中國各階級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作了完全錯誤的分析，導致陳獨秀思想上產生誤區，認為只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只有壓制工農運動，迎合大資產階級，才能挽救國民革命。　　

　　

陳獨秀是中共黨內較早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領導人，1923年4月和12月，他分別發表了《資產階級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在這些文章中，陳獨秀分析認為：“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工人大多還沉睡在宗法社會里，”因而還“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避難茍安，”所以也“難于加入革命。”　　

　　

基于這樣的分析，陳獨秀對當時席卷湖南、湖北、江西的農民運動橫加指責，認同國民黨的看法，認為“糟得很”，直接破環了當時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行動。毛澤東當時基于陳獨秀和黨內部分同志對農民運動的指責，專門去做了實地考察，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結果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為“好得很”，不但不應當橫加指責，而且應該積極支持，加強黨對農民運動的領導。陳獨秀對當時的農民運動持“糟得很”的看法，客觀上助長了國民黨右派的氣焰，加速了國民黨右派“清共”的步伐。　　

　　

陳獨秀對工人、農民階級的分析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客觀情況，但問題是不能用狹隘的靜止的眼光看待工農大眾。誠如毛澤東所言：“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然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因而是能充當“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農民階級人數眾多，經濟地位低下，是“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　　

　　

只有首先看到他們的優點，同時也分析他們的弱點，才能得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這一正確的結論。陳獨秀夸大了工農階級的弱點，忽視了其優點，那就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　　

　　

正是因為思想上存在錯誤認識，陳獨秀對大革命中工農運動的作用定位錯誤，才會把資產階級看成是革命的領導者，把工農階級看成是革命追隨者。這樣，陳獨秀因害怕嚇跑資產階級而壓制工農運動就有其必然性。　　

　　

陳獨秀在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還保留著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帶有舊知識分子的氣味和封建家長制的作風，從而產生了或多或少地輕視人民群眾巨大作用的思想，特別是不能從本質上認識年輕的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陳獨秀的舊民主主義觀點沒有適應新民主主義的客觀現實，從而導致了他對中國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錯誤認識，由此得出了錯誤結論。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革命對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而陳獨秀在這方面做得不夠，致使他的錯誤思想不斷惡化，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盡管陳獨秀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有幾分狂熱，但那不過是科舉制度消失后知識分子制度性地位淪喪的一種反射而已，而且是以知識分子繼續在輿論上、話語權上擁有傳統士大夫那種優越感為前提的，一旦革命威脅到他內心里一直以為驕傲的士大夫特權，尤其話語特權，威脅到讓知識分子們吃香喝辣的地主、資本家的利益，他從對農民運動喊“糟得很”到最后詆毀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必然的了。　　

　　

當時的共產國際同樣出現重大失誤，表現在：在階級分析上，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年輕，”“工人階級尚不強大，”“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中國農民“對革命漠不關心，而且尚未表現出政治上的重要性”；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重大民族革命集團”，“它既依靠資產階級民主派，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這就否定了工農階級的革命性及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支柱作用，過高抬高國民黨，把資產階級當成革命的領導力量，導致中共完全放棄領導權，陷于被動挨打的境地，造成大革命的完全失敗。　　

　　

中共黨出現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之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黨人開始了艱苦的抗爭。1926年3月，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反對黨內存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但遭到中共中央指導機關的批判，說該文的觀點是幼稚的，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同年底，他又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一文，這與陳獨秀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段》一文相對應的，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的分析，從理論上引出他的戰略思想的重要內容，即以農村革命為主，而以城市革命為輔的認識，毛澤東在文中不勝感慨地說：“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里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12］1927年初，毛澤東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力地駁斥了對農民運動的攻擊和污蔑。這篇文章雖引起共產國際的注意，但并未有獲得重視。　　

　　

當代啟示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工農階級的錯誤階級分析理論，夸大工農階級的弱點，忽視了其優點，用狹隘的靜止的眼光看待工農大眾，看待工農運動，對工農運動，群眾運動大喊“糟得很”的觀點，在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掌握政權后是不是解決了，消失了？值得思索。　　

　　

中共建國以來，歷次大的政策爭論都可以看到陳獨秀這種錯誤階級分析理論的影響，過分看待工農階級缺點，夸大工農階級的弱點，忽視了其優點，用狹隘的靜止的眼光看待工農大眾，看待工農運動，過分看重和夸大資產階級的作用。劉xx建國初期的“天津講話”主張依靠資本家發展生產，資本家“剝削有功”的提法，五十年代合作化問題上的黨內爭論，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問題上的路線分歧，再往后就是對文革的總結，都可以看到這種過分看待工農階級缺點，夸大工農運動錯誤的理論觀點。正是這種過分看待工農階級缺點和夸大工農運動錯誤的階級分析和理論觀點，導致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導致劉xx和毛澤東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斗爭，導致鄧xx與毛澤東在評價文革上的分歧，以至毛澤東說鄧xx是“右傾”。　　

“文革”從實質和其表現形式看，它就是現代版的大革命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盡管它在實際過程中出現了許多過火和偏激，但它的實質和方向是對的，它是我黨在社會主義階段保證實現人民大眾真正當家作主，實現“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的一次偉大嘗試。看不到“反官僚階層，爭大眾民主”這一實質，過分看待“文革”當中出現的過火行為，從而全盤否定，與陳獨秀看待“湖南農民運動” “糟得很”的右傾觀點如出一轍。　　

全盤否定“文革”是站不住腳的。延安時期那個“歷史決議”是我黨在野時作的黨內決議，它總結了經驗，統一了全黨思想，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所處的歷史背景不同，在我黨取得執政權，成為執政黨的背景下搞這樣的決議，其負面效果經過三十年的實踐證明是非常嚴重的。在建國后搞這樣的一個決議，就不僅僅像延安時期那樣是黨內決議，它實質上是一個國家決議。用國家決議的形式將共和國的執政錯誤公告于天下，用國家決議的形式批判共和國的開創者，古今中外未曾有過，這是一種“自掘祖墳”的做法。在這樣的決議指導下，三十年來不計其數的歷史學家、黨史研究者，在反思的口號下，大肆挖掘共產黨、共和國及其領袖的所謂秘史秘聞，大肆揭露、曲解甚至編造所謂共產黨的錯誤歷史，從“文革”，到“延安整風”，再到“井岡山時期的所謂‘富田事變’”，一直到“湖南農民運動”。在這一系列的反思里，共產黨、共和國和共和國領袖給世人的印象是如此多的罪惡、血腥和丑陋。放任這樣的做法，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后果：　　

第一，是粉碎了共產黨和共和國及其領袖的神圣性，共產黨不再是所謂“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而是一個錯誤百出，罪惡滔天的黨。崇拜和神圣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確立神圣性是古今中外所有國家的一致做法，是我們民族數千年來創廢立國的寶貴經驗。從漢高祖劉邦“大澤宰蛇”，到清朝順治帝福臨降生“紅光滿屋”，說的就是神圣性，在家天下的時代，帝王的神圣性就是國家的神圣性。即使在現代社會，領袖的個人形象與國家的形象也是難以完全分開的，尤其是與國家的開創者更難以分開。文革后大肆批判共和國開創者毛澤東搞所謂“個人崇拜”，將毛澤東主席拉下所謂“神壇”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行為，這種行為違背了我們民族數千年立國執政的歷史經驗和一貫做法。作為共和國的開創者，毛澤東主席的神圣性就是共和國的神圣性，毛澤東主席的奮斗歷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奮斗歷程，否定毛澤東主席的神圣性，就是否定共產黨和共和國的神圣性，將毛澤東拉下神壇其實質就是將共和國拉下神壇。前蘇聯赫魯曉夫大肆批判所謂“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肆揭露所謂斯大林時期的陰暗面，最后的結局是亡黨亡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近三十年來，我國社會滋生越來越多的亂象，追根溯源，否定毛澤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中斷了權力繼承的連續性，在后任者與開創者之間事實上形成了權力繼承斷裂。文革結束后，在如何對待開創者和開創者留下的遺產，可以有兩種方針，一種是“繼承、完善、改革、發展”的方針，也就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這個方針具有連續性、完整性的好處；另一種是“批判、否定、改革、發展”的方針，當時的說法是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但實際進程發展成另起爐灶，推倒重來，以至一說改革開放的成就，就拿毛澤東的三十年作對照，將毛澤東時代說成是舊社會，甚至比國民黨的舊時代都不如。這個方針具有斷裂性，片面性的特征，將共和國人為割裂成前后三十年截然不同的兩個社會，造成嚴重的政治后果。　　

第三，是斷送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動搖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基礎。中國共產黨政權之所以能夠持久，除了強大的國家機器之外，還在于其他幾個因素：一是長期武裝斗爭中產生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尤其是毛澤東的魅力；二是意識形態的魅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武裝斗爭、解放全國人民、消除剝削和壓迫等行動獲勝的指導思想，獲得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擁護；三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積累了巨大的組織資源，這些組織資源包括完整的組織機構、成千上萬的黨員、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統一戰線等。四是經濟建設高速發展，以“GDP”數字為代表的經濟成就。前面三項基本喪失殆盡，只剩第四項，在當前的經濟危機下，也成了問題。　　

第四，是失去了道義上的制高點。祖先崇拜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傳統，數典忘祖是最讓人瞧不起和不齒的行為。　　

　　

如何看待工農階級，看待群眾，歷來是共產黨從事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問題，也是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只有首先看到他們的優點，同時也分析他們的弱點，才能得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這一正確的結論。同樣才能得出“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生力軍”的正確結論。　　

　　

毛澤東歷來強調要從正面和積極的一面去看待工農階級人民大眾，看待工農運動群眾運動，反對用狹隘的靜止的眼光看待工農大眾，相信工農群眾會在斗爭中學會斗爭，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當中克服缺點不足，逐步成長起來。在戰爭中學會戰爭，在運動當中學會運動。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而不是英雄個人創造歷史。只有這樣的觀點，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才能做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陳獨秀夸大了工農階級的弱點，忽視了其優點，那就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同理，劉xx的“形左實右”，鄧xx對待文革的“右傾”， 直到現在，在如何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問題上，仍然可以看到這種階級分析和理論觀點的影響。在經濟建設上強調專家治國、精英治國，強調工農群眾的私利私心的觀點，其理論基礎都是同陳獨秀這種夸大了工農階級的弱點，忽視了其優點的錯誤階級理論分析一脈相承的。　　

　　

2、“二次革命論”　　

　　

“二次革命論”主要涉及三個要素：一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二是民主革命的結果是資產階級得到政權；三是在二次革命中間需要一個很長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　　

　　

1923年1月，共產國際給中共黨下達的第一個關于國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即《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的決議》中提出一個錯誤的論斷：“由于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國民黨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2］這一論斷為陳獨秀所接受，并逐步形成了“二次革命論”。 “二次革命論”，也就是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間，橫插進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從而割裂了兩個革命之間的聯系。這種觀點將導致放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犯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陳獨秀以其先后發表《資產階級的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以及《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篇理論性文章為標志。陳獨秀認為國民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其勝利亦是資產階級的勝利。他在文章中表示：“國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若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可見陳獨秀的基本思想是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步走，分階段進行。　　

　　

陳獨秀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具有明顯的片面性和表面性，雖然試圖以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但是，他偏重于“唯生產力論”，未能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也未能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即未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有機結合。　　

　　

“二次革命論”在哲學上是“機械論”，簡單理解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論述，是一種教條主義的理解，忽視了認識真理的根本目的是應用真理，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一條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本觀點，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當代啟示　　

　　

對陳獨秀及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二次革命論”提法及其功過，黨內外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近十幾年來，史學界和中共黨史研究者結合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對“二次革命論”大都給予了正面的評價。　　

　　

2002年，黨史研究者唐寶林公開發表《大革命時期黨史研究在陳獨秀問題上的新進展》一文，認為中國革命的歷程（1945年差點成立國共聯合政府——1949年民主革命的勝利——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這實際上又是一種“二次革命”；而從經濟層面而言，不管哪個政黨掌權，都必須首先發展經濟才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12]而改革開放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表明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不僅沒有錯，“陳的二次革命論的思想是符合歷史發展的正確的思想”而且是十分英明的預見”——歷史發展的軌跡以雄辯的事實證明了陳獨秀的準確預見！鑒于此，唐寶林毫不客氣地在文章中指出“現在寫黨史，還批判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實在是太迂腐了”。唐寶林這個看法，代表了當今的主流看法。　　

　　

如果說“二次革命論”在理論上是正確的，那就等于說中國共產黨人二十八年浴血奮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是錯誤的，是多余的，因為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違背了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觀點，是違背歷史規律的，是一種“空想”，一種超階段的“左傾”或“極左”。于是，也就等于說中國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必然性成了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法理上的合法性、正當性和正義性也成了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的合法性、正當性、正義性也同樣成了問題，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就是一個“大折騰”，就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災難，因為它犧牲了二千八百萬烈士，迫害了五十萬知識分子，餓死了三千萬人，折騰了數億人（文**革當中）。　　

　　

由此可以看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在我們黨內并沒有消失，它可以說是源遠流長，對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危害也是致命的！這個“二次革命論”的延伸就是劉xx的“鞏固新民主主義論”，更進一步就是“補課論”，其集大成的表述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一個中心”的提法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理論缺陷和片面性。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具有很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色彩和右傾機會主義傾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錯誤，首要表現就是它在理論上的片面性，它雖然對中國國情作了初步的分析，有一定正確判斷，看到了中國社會經過毛澤東時期的三十年建設，經濟上仍然相當落后，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突出了抓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對“文革時期”經濟建設屢受干擾的傾向作出糾正。但它忽視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并不鞏固，十分脆弱。這種脆弱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基礎不雄厚，社會生產力不發達，更表現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脆弱。存在著廣泛的小農經濟勢力和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存在著大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資本主義舊意識形態的影響，存在著舊制度復辟的危險性。而毛澤東正是看到這些問題，才在晚年不惜發動“文革”，再三強調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毛澤東晚年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雖然存在對發展社會生產力講得不夠，著墨不多，但他關于“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的觀點，用“四大”的方式保證人民群眾民主權力的探索，在方向上是正確的。從理論上比較，“以階級斗爭為綱”側重于政治層面，“經濟建設為中心”側重于經濟層面，兩者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都存在片面性。正確的提法應該是毛澤東指出的“以三大斗爭：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為綱”。因此，講社會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就應當是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在科學總結基礎上的自我充實、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而不應該全盤否定前者，更不是另起爐灶，另搞一套。這種全盤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毛澤東晚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做法，在理論上是輕率的，在客觀上起了很壞的作用，帶來嚴重的政治后果。由于否定了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客觀性、現實性和長期性，造成我黨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的斗爭軟弱無力，一手硬，一手軟，是導致八十年代后期學潮和動亂的根本原因，學潮和動亂的爆發，事實上就已宣告十三大概括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的破產。同時導致我黨在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形形色色反動勢力的政治斗爭和理論交鋒當中軟弱無力，束手無策，也導致“四項基本原則“失去了階級基礎和理論支持，抽去了階級斗爭的靈魂，成了空洞的原則宣示。造成“兩個基本點”一點實，一點虛的尷尬境地，未能起到在經濟改革過程當中把握社會主義方向的作用。這種全盤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定毛澤東晚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否定社會主義“大民主”的做法，也是我國在國際“民主、人權”斗爭中陷于被動局面的根本原因。　　

　　

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在社會主義理論上的模糊色彩，導致我黨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出現大混亂，黨的最高領導人甚至散布“什么是社會主義，誰也講不清“的錯誤論調，以至理論界連番論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理論是“烏托邦”，把 “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說成是違背人性的“空想”。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肆意攻擊，我黨對之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辦法加以反擊，簡直是一個大笑話。造成這種軟弱無力被動局面的根子，就在于這三十年我們基本摧毀了共產主義理想和科學社會主義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愿景，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并不僅僅是一個人類理想，一個理論學說，也是一個歷史制度變遷的理論證明，一個制度證明，更是切切實實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生產資料由人民共同占有，生產過程由人民共同進行，生產成果由人民共同享有，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上的！“把一切獻給黨”，黨安排好一切，“有困難，找組織，”兩者之間是相等式，而不是不等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一個宣傳口號，道德要求，更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就是“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在經濟上，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需要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過程保障的制度安排，需要醫療、住房、教育、就業、養老上的全面保障！這樣的安排和保障可以隨著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狀況而具有不同的水平和標準，但不能沒有這樣的安排和保障。沒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和保障，轉而鼓吹“剝削有功，壓迫難免，造反有罪”，到處“砸三鐵”廢除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時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一句空話，就淪為笑柄，就成了一個偉大的“空想”。 沒有這樣的制度安排，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無稽之談，無法落到實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什么無數共產黨人甘愿為共產主義事業拋頭顱，灑熱血，不僅僅是因為主義信仰，而是共產主義制度的切實證明，是共產主義制度在革命隊伍中的實在兌現，沒有以供給制為基礎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相對平等的制度安排，沒有這樣的安排，就不會有那么多進步青年跟著共產黨走，愿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一切。沒有這樣的制度承諾，人民群眾就不可能被動員起來，而沒有這樣的制度安排，人民群眾更不會長久跟隨你。缺少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制度保障，貪污腐化就必然成為難以遏制的政治頑疾。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我黨不遺余力反貪腐，但貪腐卻愈演愈烈，到處漫延，可以說現在是無官不貪，無處不貪，這個事實本身就意味著黨在路線上出了問題，可以說是共產黨在反貪腐戰場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歷史上我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犧牲了百分之九十，失去了根據地，不得不北上轉移，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大暴露和大失敗。那么，現在我黨在反貪腐戰場上的所謂輝煌是不是叫勝利呢？近年來，中紀委報告中的貪腐黨員高中級干部數字直線上升，每每作工作報告，都列出又處理了多少多少黨政干部，并作為其工作政績，自吹自擂，沾沾自喜，引為自豪。這種論調其實大錯特錯，這不是中紀委的驕傲，而是中紀委的恥辱，是中紀委工作的失敗。陳紹基、王華元之類的高中級干部貪污腐化愈來愈多，所謂前腐后繼，且愈來愈年輕化，本身就意味我黨在反貪腐戰場上的大失敗，不是功，而是過！革命戰爭年代國民黨人曾哀嘆“共黨越抓越多，國軍越打越少”，現在則是紀檢干部自嘲“反貪腐越反是貪腐越嚴重，焦裕祿式的干部則是愈來愈少”，這真是一大諷刺。當黨的高中級干部發現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質上是“全心全意為老板服務”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制度安排已經不存在的時候，你再叫這些黨員干部保持廉潔簡直就是空想。憑什么老板們可以“先富”，黨員干部，醫生教師，法官律師，演藝人員等各行各業的精英們不能“先富”？于是，“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白衣天使成了“金錢至上”的黑衣天使，病人殺手；人民法院成了“有理無錢莫進來”的封建衙門；“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人民教師成了四處撈錢的“補習教師”；多少年受人民稱贊的革命文藝戰士成了“達官富人”床上的“姘夫情婦”；“笑貧不笑娼”成了社會共識等等。這種漫延全社會的舊社會的丑惡現象重新死灰復燃，根子是什么，不值得真正的共產黨人嚴肅思考嗎？難道它不正是反映我黨在路線上出了問題嗎？這一切從根本上說，就是廢除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后必然帶來的社會惡果。廢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制度安排的共產黨只能是假共產黨。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可以說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它在實踐過程中表現出“四大分裂”：一是理論邏輯上的分裂：二是政治邏輯上的分裂；三是歷史過程上的分裂；四是信仰邏輯上的分裂。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形左實右”， “打左燈，向右轉”，政治上人格分裂，行為上表里不一。從大的方面講，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與其現實的政治路線相分裂；其政治信仰理念與經濟改革取向相分裂；其黨的優良歷史傳統與當代丑惡現實表現相分裂；其宣傳說教與群眾感受相分裂。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道義上不占制高點。講起道理來，是理不直，腰不粗，氣不壯。右派不服，左派不滿，群眾迷惑，人民憋氣。想左右逢源，卻左右不是，處處被動。只好不爭論，低著頭，悶著干，不問路，不撞南墻不回頭。　　

　　

它在內政上從根本說，就是從“害怕群眾”到“壓制群眾”的一個實際過程，表現就是從取消毛澤東的“四大自由”，發展到“永不搞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就是“砸三鐵”，強迫全體工人簽定勞動合同，工人階級喪失了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勞動力成了商品，成了出賣自身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中國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從此失去。在國際上鼓吹“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主題”，面對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我們是處處被動，外交上出現了許多右傾投降的行為，對帝國主義的咄咄逼人不敢有理有節據理抗爭，而是一味韜光養晦，畏畏縮縮，搞了許多喪氣外交，如“京戲外交”、“二胡外交”、“消氣外交”等。根本上其實就是過高看待資本主義，夸大資產階級力量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現代表現。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只強調緊抓經濟建設，不承認階級斗爭，忽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舊存在嚴重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階級復辟。在經濟路線上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對“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將這個方針逐步演變成“利用、扶持、依靠”，被工農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批評為“掛羊頭、賣狗肉”的資本主義道路。看看當今深圳、東莞等沿海地區，它們的發展根本不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而是為了資本家、依靠資本家、成果大部分歸資本家。這就是為什么工農大眾和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愈來愈困惑，越來越迷茫的根本原因，根本所在。　　

建國6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摸索走過“三條道路”，或者叫“三種形式”：一種是“延安道路”，一種是“小崗道路”，一種是“深圳道路”。　　

“延安道路”是我黨在延安時期“大生產運動”的總結，其特征是“生產為了人民，生產依靠人民，生產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走的是“組織起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集體主義道路，取得了極好的效果，建國后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的“延安道路”，后人稱頌毛澤東時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這條道路從本質上來說，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盡管在具體經營方式上存在許多不足，如“管得過多，統得過死”，但大方向是正確的，是真正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小崗道路”是我黨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總結，其特征是“責任到人，聯產承包，分田到戶”的傳統小農經濟道路。這條道路選擇起因是看到人民公社體制存在“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缺陷，影響了效率，而企圖加以改革，又由于城市里的國營企業也存在此類缺陷，而進一步推進到城市國營企業，從而導致了所謂經濟改革的全面深入展開。三十年的實踐，證明“小崗道路”只能溫飽，不能富裕，是一條走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道路，由于取消了集體主義，集體經濟，這條道路導致了當今嚴重的“農村破敗”和“三農問題”，違背了歷史的發展規律，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這條道路也是造成大批國營企業破產倒閉的重要原因，事實證明了，承包制救不了國營企業，解決不了國企效率問題，反到加速了國營企業的衰敗和死亡。因為它從根本上違背了國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規定，是同國營企業經營方向背道而馳的，結局只能是失敗。　　

“深圳道路”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產物，它以“深圳、東莞”為代表，起因是為了解決國家搞建設時的資金不足的困難。其特征是“引進外資，三來一補，來料加工”，賺些勞務費，增加地方稅收，解決部分就業。由于初時效果不錯，于是全面推廣，更深化總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上升為國家指導思想，成為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這條道路確實解決了困擾社會主義國家搞建設資金不足的困難，加快了經濟積累的速度，在做大“蛋糕”上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但把這條道路上升到國家理論指導層面，并且加以系統化，成為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就成了問題！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分析，“深圳道路”本質上和事實上是為了資本家、依靠資本家、成果大部分歸資本家的道路，它同“延安道路”是根本對立的，是與我黨的根本宗旨相對立的。它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對“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將這個方針逐步演變成“利用、扶持、依靠”，并在全國加以推廣，成為我黨基本經濟路線和經濟方針，其對我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影響和負面危害是十分深遠的，它的負面效應已經陸續展現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實質上就是對“深圳道路”的糾偏。但由于僅僅是局限于技術層面和政策層面，其糾偏效果如何，值得觀察，值得懷疑。　　

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事實上就是從一個片面性走向了另一個片面性，正是這樣的片面性，導致當今社會出現如此多的可以說是全面性亂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