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三年“苦日子”生活

★此文敬獻給“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116華誕★

我與三年“苦日子”生活

向  昌  德

饑荒，我國“雜交水稻”未推廣種植之前，餓饣孚遍野，十室空半慘狀，定期不定期的發生，是中華大地上不可避免的、最可怕的災難之一。

我在長身體長知識的少年時，“不可避免的”災難降臨，碰上了1960-1962年三年“苦日子”生活。“往事已成空，如一夢中”，黨和人民政府領導社員群眾搏斗“生死關”，一切為社員群眾生命和舍已從人的精神，不時地有似無似地縈繞心中，肅然起敬。我、我家、我大隊社員群眾生命從塵埃中撿起，不能忘記……

一、樂極生悲——1958年的大豐收大浪費

天幫地助人大干，1958年農業是一個幾十年難遇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一年。這一年，我所在的生產隊稻谷大豐收外，出現了許多“大躍進”奇跡。一是糧食總產和往常平年比，增產2-3成。那時，公社有規定：從公社干部到大隊、生產隊干部，從青年到婦女都要搞糧食高產“試驗田”，放“衛星”。“衛星”即勞動效益比一般勞動效益高出二倍或三倍。我二叔種了2畝“試驗田”，收成好的年分收10擔谷（約1000斤）就是“金滿斗”了。而這一年扎扎實實收了20擔谷，翻了一番，放了衛星；二是雜糧也是大增產，紅茹 、包谷、粟米、豆類等比往年增產一倍二倍。此情此景，許多七老八十的老人都驚喜地說“托毛主席的福，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好年成”。三是茶油、桐油大豐收，我們生產隊常年產茶油在400斤上下，桐籽在100擔左右。這年茶油增產五倍，桐籽增產二倍以上。生產隊社員把所有的壇壇罐罐裝滿了，還不夠用，生產隊只有派人到洪江買了幾十個大缸子回來裝油。除了農業豐收以外，大隊通了電話，有了廣播，建起社員看病、吃藥不要錢的“合作醫療站”……

農業大豐收，樂不可支。公社干部按照上級指示，一時要“大辦農業”，一時要“大辦糧食”，又一時要“大辦鋼鐵”。“大辦”要錢，還要勞動力。稻谷還有一半未收，公社、大隊一個晚上，將青年、壯年勞力，編成“民兵連”、“民兵排”，全部調去“大煉鋼鐵”。到嘴邊、倉庫門口的稻谷、油菜、油桐讓給了半勞力的老年和學校小學生收割。他們起早貪黑，大干苦干，力不從心，有的稻谷、紅茹、粟米等收一半，留一半在田里、山上；天下雪了，那些深山、邊遠的稻谷、雜糧等干脆不收了。第2年春天，未收的稻谷、紅茹新苗長滿了水田和土番土。

社員勞動按月發“工資”，一等勞力月工資18元，二等14元，3等10元，還有8元、6元的。亙古未聞，開天劈地的喜事。接著，每個生產隊辦起了“共公食堂”，吃大鍋飯，不定量。中國幾千年，在那個朝代，哪個皇帝如此愛民？

好事、喜事連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干部們驕傲起來了。他們把自己視作黨的“化身”，我行我素。社員群眾對他們提“意見”，聽不進。甚至拔高，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五風”即干部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特殊風、生產瞎指揮風”應運而上。“五風”吹到哪里，哪里的社員群眾吃苦，農業生產也遭殃。

戰晴天、斗雨天、干雪天、毛毛細雨是好天！

爺爺學黃忠，奶奶學太君，青少年學羅成，婦女學穆桂英，人人都是英雄漢！

口號響云天，“五風”刮鄉間。

大隊書記、生產隊長都是貧苦農民出身，種陽春幾十年的“里手”。他們對“大躍進”涌現出的新事好事企望很高很急，對黨、對毛主席忠誠不渝，對縣、公社說話照本宣科，執行不做樣。

我所在生產隊隊長是個“能吃苦，能帶頭，能干事”的能人。他也是個忠實地執行“五風”的干將。他一手揮舞著“棒子”，另一只手拿著“帽子”，憑“兩子”指揮社員農業生產。

 “棒子”是壓制、強制社員做違背農時，違背科學方法搞農業生產的；“帽子”是對敢于抵制“五風”行為的人，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帽子，大批大斗用的。

生產隊長每天5點起床打鑼喊工，從下團到上團，又上團至下團，喊了幾遍，天還沒有亮，社員出工了，是出工不出力。勞動時，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干脆找一把干草，選個角落，躲在一邊睡覺。太陽出山了，回食堂吃早飯，一個早晨的“共混”（工分）到手了。

生產隊長貫徹“農業八字憲法”，死搬硬套，搞一刀切。密，他強迫農民插秧2×2寸、2×3寸，密不透風，密不見行；肥，他強迫農民挖老山土，擔塘泥，割木葉，鏟中堂屋腳板泥，肥料越多越好。有的水稻因過于密和肥，禾穗剛結谷，就倒了，造成大減產。深，他強迫農民犁田8-9寸，把老底子黃土翻了過來，破壞了水土保養，天稍一旱，稻田就龜裂了；

“首長萬萬千，到了生產隊，大官小官閉上嘴，隊長說了算。”

生產隊長強迫社員在冷浸田、二干田種“雙季稻”，第一季度收割300斤，第2季好的收過幾十斤、百把斤，大多數是抽穗就碰上了寒露風，谷死胎中，兩季收成還不如一季中稻產量高；

1959年是一個減產年，我們生產隊糧食總產比1958年豐收減產幾成，油茶產量似乎為零。可是，公社、大隊干部堅持要按1958年豐收年的產量上報。更叫人惑解的是，把“老鼠吃的”、“麻雀吃的”、“地上掉的”、“稻草上打不脫的”糧食，也算成是產量，加到年糧食總產量中去。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虛報的產量，造成國家宏觀計劃失真。

國家對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定購、統購糧油任務本來就過高，還一年年的加碼。1960年久旱不雨，水稻大減產，雜糧基本無收。這一年全大隊各生產隊社員口糧在250斤-300斤左右，而上交的糧油任務不減，許多生產隊是國慶節前送“愛國糧”，元旦節后國家給生產隊“返銷糧”。社員們批評說：“城隍廟里抬巖——累鬼！”浪費勞動力外，那300斤糧食（還有雜糧），對農民來說，連谷殼吃也不夠，與人體營養需要和勞動艱辛付出的熱量需要差距很遠。

紙上談兵，唯上是從，誤農誤時，害人害已。白露前后，大隊和生產隊干部接到上級指示，要大種小麥、油菜和綠肥。此時也正值油茶、油桐收摘。生產隊長組織男女老少勞力集中在樅樹坳開荒種油菜，山上的油茶、油桐不讓摘。有位老貧農對公社、大隊干部做法不滿，編了一首順口溜說：“公社干部好奇怪，茶籽不摘種油菜。大隊干部好糊涂，茶油不吃吃菜油。”當天晚上，公社派來一位武裝部長，召開社員會，要大家揭發批判“順口溜”的編造者。編順口溜的人是大隊副書記的父親，歷史上清清白白，土改根子，他聽說要批斗，即主動站起來說：“是我講的，大家評評理，我錯了，要殺，要批由公社干部決定。”

公社干部見沒有“敵人”破壞，社員們又站在老貧農一邊說話，說了幾句教育的話，也就散會了。

蠻干、盲干、窮干，山雨欲來風滿樓。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從“天堂”跌落到“地獄”，不可避免地、罕見的人間大災難悲劇的序幕拉開了。

二、焚膏繼晷——我和同學一邊勞動一邊見縫插針讀書

在“三面紅旗”飄揚中，我于1959年秋考入會同縣堡子腳完小附設初中班，一個年級三個班，共180位同學。這個學制，是“大躍進”的產物。按照規定：我們初中學生的戶口、糧食供應全部遷入學校，由農業人口變成了非農業人口，寄宿學校，一切由學校安排。“錄取通知書”還規定，除帶好戶口本、糧食轉移證外，還要自備鋤頭、斗笠、扁擔、擔箕、蓑衣等勞動工具和生活必需品。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小學讀書，我學會了“打窯燒炭”和“作泥做磚”等技術活。上初中了，繼續要勤工儉學，半天勞動，半天讀書。

我們的學習是坐“特快”列車，課程表安排：上午上三節、四節課，晚上上兩節；有時一天上八節、十節課，“勞動課”時間雷打不動，只能多不能少。

隨著農村糧食的緊缺，學校里也鬧起了“糧荒”。1960年下學期，我們的口糧定量由一斤減到八兩、六兩。到1961年秋，也許是政府承受不了學生口糧供應，一夜之間把戶口、糧食等關系退回農村，又成了農業人口，口糧由農村生產隊負擔了。同時，學校里對求學學生也搞起了“下放”，凡年滿16周歲以上的同學一刀切，停止讀書，回農村勞動。這樣一來，全年級僅剩下33人，勉強一個班。我未到年齡，留校續讀，喜中不喜，命運進入了一個比“錐刺骨”、“頭懸梁”還要艱難的歲月。

生產隊分配我的定量口糧是6兩米一天，每月一次把18斤大米擔到學校讀書。一天吃兩餐，每餐三兩米（炊事員還要克寸），菜是沒油少鹽的南瓜、冬瓜、辣子、蘿卜、白菜，一餐不飽，餐餐沒飽。每天起來，胃餓得辣辣隱痛，頭昏眼花，走路無力。躺下床，久久不能入眠。睡著了，盡做美夢，不是吃大魚大肉，就是吃大鍋飯……醒來，夢口水濕透了被頭。

饑不擇食，餓之心焚。要讀書，又要勞動，實在難受，我硬著頭皮頂著，深信苦日子會有盡頭。

上課了，人坐教室里，魂飛學校外，心里想著快下課。教師一樣的餓，只是默默不語。表現看得清楚，教師上課講的多，黑板上寫的少，向同學提問少，布置作業也少了。同學們也是靜聽，動筆記錄少，提問少，自習做作業少。

下課鈴響了，教室里忽地“哄”了起來，就象一窩馬蜂出巢，山巔、森林、田間溪邊，同學們在 地毯式地搜尋野果、野菜、蘑菇、魚蝦、泥鰍、昆蟲、鳥雀。

我和譚某某、梁某某幾個同學一起，在山上挖了十幾斤金鋼蔸，放在柴火中燒熟，其味粗而帶香，妙不可言。過了一天一夜，出事了，拉不出屎來，肚子脹痛難受，屙了幾天的血，才慢慢好轉。肚子餓了，又忘記了肚子劇痛之苦，我們又爬山到千米高的雷坡界，茅草叢里，拇指大的粟米布蟲（蝗蟲）多似雨前蜻蜒，到處皆是。手一拍，捉一只，捉了上百只，勝利而歸。我們回到學校，用火慢慢燒烤至色黃味香，嚼之脆而嫩，沒油沒鹽 ，吃得清甜。食后又反胃，全都吐了。人不死口就要吃，我們又去尋找野菜。寒冬，萬物皆死，只有那蛤蟆草長得青青的，路邊、水溝邊到處都是。我們又挖了不少，洗凈，放入土缽中，加點鹽，味道不錯，大有白菜、青菜美味。放心吃了幾天，又壞事了，拉尿不出。我們同嘆：“即生吾，何折吾”，只好請教郎中。好心的郎中說：“毛毛，蛤蟆草可吃但不能多吃，過量了，要得潴留癥的”。郎中指點了迷津。有一位同學從家里帶來了幾坨菜油枯餅，梆梆硬，如鐵一般，菜油可以吃，其枯餅應該無毒。我們同學心齊一致，閃電行動，找來柴草生火，把菜油枯餅燒熟，慢慢食之，香而澀口，實在難吞。我們一股蠻勁傻勁，用水沖服，吃下喉去。吃了幾天，又不敢吃了，肚子悶痛脹痛，痛勝于饑餓。

我們到坪村公社修水庫和挖水渠半個月，回到學校，教師疲憊不堪，我等這些嫩骨頭也是開水煮過的蕨菜，軟綿綿了。

晚上繼續趕課，教室里幾盞煤油燈，照亮了教師，就照亮不到學生。當然，同學們希望再黑點。視而不見，同學們好講小話，好睡覺休息，好搞小動作。有一位坐在最后排的男同學偷偷地用火籠煮起了蘿卜，水一開，蘿卜煮的呱呱響，其味也充塞教室，同學們聞之，個個垂涎，轉頭向后看，被教師發現。教師走到后排同學身邊，一氣之下把火籠和煮的清水蘿卜、缽子往樓下摔去。“哇”地一聲，那個煮蘿卜吃的同學哭起來了。同學們用憤怒的眼光盯著老師，老師也自知操之過急，臉色一陣白一陣紅。

師生感情的“危機”接踵而來。有一天，學校里殺了一頭肥豬，同學們望眼欲穿，吃到了蘿卜坨坨拌的點點豬雜，心里不痛快。一位劉姓同學夜里翻進廚房，想偷點豬肉飽肚。他到處摸，摸到一桶豬血。即用事先準備的缽子舀了一缽。豬血冷了，一舀就是一個洞。他又怕炊事員發覺，就用一只手一攪，洞填平了。此時，天不佑人，炊事員梁師傅開門進來了。劉同學急了，無處藏身，只好躲進燒開水用的大土灶里。也是劉同學該倒霉，梁師傅偏偏是先燒開水，把一塊木柴丟進灶堂里，碰到屁股——軟軟的。梁師傅劃根火柴一照。是人。“誰！”這一喊，劉同學從灶中爬出來回話：“是我，梁師傅。”

“你躲在灶里干什么，你偷了什么？”梁師傅緊追不放。

劉同學如實說：“我餓了，想找點剩飯剩菜吃。沒有，就舀了一缽豬血。”

“好哇，初中生當起了賊古子呢？”

劉同學跪下說，梁師傅救人了，千萬不要報告老師，我是初次……

第2天下午，全校開大會。當教導主任宣布：××班劉××站到臺前時，我們不知出了什么事。

校長講話幾分鐘，“開除劉××學籍，同學們要引以為鑒……”

大會結束后，同學們為劉同學被開除抱不平，更恨那個多管閑事，小題大做的梁師傅。

梁師傅本質就不好，克扣同學口糧有絕招。

他煮飯量米手腳極快，手一動，就是一筒米。他的動作瞞不過同學，同學們發覺他的大拇指深入三兩米的竹筒，每筒米要扣幾錢米，幾十幾百筒米就是幾斤米。梁師傅的肥頭大耳，滿臉紅光，是同學們的米養胖的。

劉同學被“開除”，梁師傅是禍根。兩事相加，同學們起哄了，紛紛找校長、找校教導主任，要求梁師傅“換崗”，不量米煮飯，幫廚燒開水。

“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的覺悟、境界、為人品格是高尚的。盡管師生間有了些鴻溝，馬上又填平了。

過了幾天，又是這位教師上課。他上臺就檢討說：“同學們，我摔缽子的事不對，請那位同學原諒。但是，也請同學們注意，個人行為，不要影響全體同學的學習。”良言暖人心，教師同情同學，同學也理解老師，嚴師出高徒，老師的出發點是對的。

1961年是三年“苦日子”極限的一年，同學們的口糧定量沒有增加，而同學們的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各種繁重的勞動一個接著一個。“讀書是勞動，勞動是讀書，在學校勞動不如回鄉勞動，省得幾個學費？”同學們和老師都有同感，大勢所需，地球永遠圍著太陽轉，無物可以逆轉它。

有個星期五中午，食堂炊事員龍師父找我和譚某某等同學來了。他說，你們幾個同學不要回家去了，幫我砍幾天的粟土番，報酬是一天三兩米做的蒿菜粑粑。我們幾個同學商量，龍師父是乘人之危，用低廉的代價，換取高額勞動報酬。

人到矮檐下，不得不低頭，救命要緊。我們同意了“以篙菜粑粑換勞動日”的做法。龍師父那是“而立之年”，加上“天旱三年，餓不死一個火頭軍”，有體壯如牛的身體。我呢？弱不禁風，又腹中空空。龍師父勞動有方，我們等人“1”字型從山腳排到山腰，龍是排頭兵。他舞刀砍草木，一鼓氣砍完一輪，我們要拼死緊跟，一輪還沒有砍完，手起血泡了。連續幾個星期天砍粟土番，吃了無錢的蒿菜粑粑，累壞了我們的身體。

教學與勞動有矛盾，許多功課講不完了，老師當了“屠父”，刀子一砍。把“體育、音樂、自然、政治課”砍了，改為自學課；僅上課的“語文、數學、化學、物理、俄語”等是吃“壓縮餅干”，三節變二節，二節變一節，學習全靠自己自覺、自學了。

每天晚上，不管再困再饑，我和譚某某、梁某某幾個同學雷打不動，堅持自習做作業，溫習功課，互相提問，共同討論，增強知識。我們都是貧下中農子弟，都抱有“自古圣賢皆貧賤”之志，一寸光陰一寸金，抓緊時間學習，熬來一個“出人頭地”。

理想，需要勇氣去戰勝“苦日子”生活；追求，需要信心去與時代擁抱；明天，需要新一代人去建設創造；奉獻，社會主義大廈需要知識去添磚添瓦。任重道遠，祖國建設需要八斗之才。

教室暗淡媒油燈下，月亮星光蒼穹下，千年古柏樹底下，球場操坪角落下，都是我們幾個人的“天下”，書聲瑯瑯，送走了寒冬，又迎來了春光。

距畢業時間屈指可數了，我和同學們都有枉來人世之羞愧 ，該學習的知識沒有學完，知識膚淺，能適應將來社會主義需要嗎？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我們一天不放松，一小時不放過，肚子餓得咕咕叫了，含一顆鹽在嘴里，和清口水吞下去；人困了，打來一盆冷水，洗一個臉，清醒清醒；薄衣、單褲、光腳，人凍麻木了，搓搓手，跳幾跳，身子一暖，又伏案學習。

苦讀，天不憐人。我生活的靠山——奶奶離我而去。

我走到了天盡頭地盡頭，再也沒有人能幫我、扶我跨過那深溝高壘，母親獨木難支，愛莫能助。

不信命運信自強。回到家里，我一邊勞動，一邊見縫插針堅持自學，心存異想天開。

師恩如山，在初中畢業時，學校教導主任和班主任通知回校考試，沒有忘記早退的學生。我領到了一張初中畢業證書，少年時代在恍如夢境中度過。

三、殊死求生——人民公社舍已從人，救人于水火

人民公社姓“公”，基層干部姓“左”，“五風”愈刮愈甚，不準社員種自留地，不準上山挖葛，不準種瓜菜，不準養家禽，不準外出搞副業……，“資本主義”尾巴割的干干凈凈，食堂定量多少，社員就只能吃多少，餐餐吃不飽。身體有好有差，肚子有大有小，勞力有強有弱，食不果腹，營養嚴重缺乏，公共食堂，餓死人了。

人是鐵來飯是鋼，一日不飽心里慌。在公共食堂初建時，吃大鍋飯，社員們是樂不思蜀，一邊走一邊用筷子有節奏地敲打著當當響的飯碗，嘴里還哼著小調調，精神抖擻地走進餐廳。吃完飯后，嗽嗽口，又用竹片子剔著夾在牙縫里的雜物，斯條慢理而去。時局發生變化后，今非昔比了。

還沒有到吃飯的時間，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圍擠在食堂。每一個人手里，不是抓著一把白頭粑葉，就是抓著一坨水麗花草。在豐收年里，這些草草葉葉是供人們調劑胃口、換換口味用的山珍。如今，成為人們乃至生存的主食之一了。

甑飯蓋子揭開了，一只只手伸向滾燙的蒸籠里，尋找著自己名下的那一缽少得可憐的稀稀飯。趁熱，將手中捏的草草葉葉拌入飯中，使勁地用筷子攪和均勻，三口五口把它吞下去。摻的草草葉葉越多，越助人的消化，人的肚子越餓，惡性循環。

周末，我從學校回家，盡管要走30多華里的山路，累的困的人說話無力，但有盼頭。戀家、戀親，更戀奶奶和媽媽留給我的一份吃的，糠粑粑，一碗酸菜，幾個紅茹，它是動力。想到有吃的，人也換了樣，腳上生風，還恨上帝造人時不給人造一雙大大的翅膀，飛比走快當。

我們圍在桌子上吃飯了，看到那份不夠我一人飽吃的飯菜，愁眉鎖眼。“有吃無吃，圖個歡喜”，奶奶甚解人意，她這一句話寓意很深。我的糧食定量拿到學校里去了，回家是“白吃”，是媽媽、奶奶、爺爺口中省糧，一人分一坨飯吃。我是他們的希望、命根子，寧可餓死，他（她）們要把自己的那份定量飯，分一半出來，讓我活命。奶奶看見妹妹伸著舌頭舔著舍不得放下的缽子，弟弟在哭喊著“我還要吃飯……”我也還是半個飽樣子，心中不忍，又無救人之術。奶奶只是說：“晚上少吃點，吃多了要睡斷腸子的。”這話真靈，我們都把缽子放下，各自睡覺去了。

星期天下午，該回學校了。饑餓在等待，我又舍不得離開自己的家，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餓了，有媽媽奶奶想辦法。

“知子莫如母”，媽媽和奶奶給我想到了，她們趁我在睡夢中，已經做好了糠粑粑、鹽酸菜、剁辣子等吃的，裝了一大書包，我高興地踏上了返校之路。

1961年夏后，生產隊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變的最快的是人。許多人眼熟又讓人難認，他們的眼睛變凹陷下去了，不是眼珠子在滾動，形似一副人骷髏；人的嘴巴變尖了，不是臉上無毛的區別，形似一只大猴子；人脖子兩邊的血管伸至太陽穴，鼓出一條筋筋，不是說話有聲，形似棺材里拉出來的一具干尸；人說話的聲音變調了，不是面對面相見，形似剛生下來貓崽的呻吟。變的“相識又陌生”的是貴棟古，我叫他“太公”。在過去，我喊他時，他總是笑嘻嘻地回應一聲“老孫，嶄勁讀書，為石旗人爭個光！”。今日喊他，他只是用嘴巴一咧，表示回答。這張嘴咧，讓人害怕，他那枯瘦如柴的臉上，筋筋扯筋筋，皮皮皺皮皮。幸是白天，若是晚上碰著，還以為碰上了活鬼。

過了幾天回家，貴棟古死了。奶奶說，他死的最慘，在斷氣時還喊著她老伴的名字，催著快去食堂拿飯吃。她的老伴把飯端到床前時，人已經死了，張著大口，鼓著眼睛……

從此之后，每次回家村里都有噩耗爆出。奶奶告訴我，貓秋奶奶餓死了，××爺爺也餓死了……。在短短的幾個星期里，石旗團近400人口中 ，活活的餓死6人，水腫病有50多人，這些人老弱多病，經不起“饑餓”折磨。

三年，富人嫌日短，窮人說日長。我們大隊除少數大隊干部、生產隊長，食堂會計、出納和炊事員育齡夫婦有生育能力外，其他育齡夫婦因饑餓斷經絕育，沒有孩子出生。

死的死，病的病。今天說別人，明天輪到說自己了。爺爺、奶奶、媽媽也逃避不了這場劫難，他（她）們和大隊生產隊的人一樣，因饑餓、營養不良，都得了病，爺爺和媽媽是浮腫，奶奶是干癟，時稱“水腫病”，實際上是餓出來的病。

各級政府救民于水火，采取了許多辦法。人民公社初成立的“合作醫療站”，發揮了“救死扶傷”作用。它是政府補貼，由公社、大隊、生產隊公益金籌建，看病吃藥不出村不出錢，每個大隊都有的醫院。石旗大隊“合作醫療站”設在土乘上，有3名醫生。水腫病人增多后，缺醫少藥又缺住房，公社、大隊決定新設“王皮沖醫院”，專治“水腫病”人。

名為治“病”，實是政府舍已從人，挽救饑餓瀕臨死亡的社員群眾。

奶奶和爺爺都住進了王皮沖醫院，三棟民房，樓上樓下，都住上了“水腫病”人。

治療“水腫病”藥物不多，每人每天打一支葡萄糖液。主要是食物加量，每人每天除吃定量的口糧外，還額外加三個拳頭大的粑粑。此粑粑為白米、黃豆、細糠、茅根（含糖份），馬尾松葉制成，其狀粗糙，卻是讓人起死回生的“救命糧”，沒有人餓死了。

我從學校回家，徑直往王皮沖醫院看望奶奶和爺爺。一見面，奶奶是想人之所想，從枕頭邊拿出她省下來不吃的糠粑粑給我，“快吃，餓老火了！”

我一氣吃了七、八個，奶奶見我吃得香，胃口好，是一件好事；但又沒有那么多食物可吃，既高興又十分惆悵。

病患無情人有情，鄉下人好慈善，許多相識和不相識的病人，圍垅過來與我講話，有人鼓勵嶄勁讀書，祝福成材成器；有人雪中送炭，盡管腹中空空，生死未卜，還把糠糠粑送到我手里；還有人含淚鼓舞說：毛毛，記住這個特殊的時刻，奶奶、爺爺還有許多熟不相識人關愛和企望。

患“水腫病”的這些人，包括我的爺爺、奶奶，經歷了民國七年、十五年饑荒，有的還是“洪江萬人坑”死者的幸存兄弟或子孫。此次饑荒時間之長，遠超前兩次。

晚飯之后，“病人”們燒起熊熊大火圍坐起來，以擺“龍門陣”度漫漫長夜。我爺爺講起民國15年饑荒，和堂兄及兩個侄兒去洪江乞討稀飯，堂兄和一個侄兒餓死的情景。爺爺說，民國15年天旱100多天，糧食無收。聽說洪江的大財主們每天煮稀飯施舍，鄉下人扶老攜幼，走幾十里遠乞討。稀飯在蓮花地大操場發，乞討者上萬人，三支長隊，會同長隊從蓮花地排到了黃茅，五六里路長，一人一碗，上午吃一碗，下午又去排隊領第二碗吃。就在排隊路上，許多人倒下了。收尸隊的人沿路巡視，死一個抬走一個。有的還在呻吟的人，也被抬走。我爺爺的堂兄和一個侄兒因吃了“明礬”熬煮的稀飯，引發拉痢，死在回家的路上。

“憶舊”老爺爺老奶奶中，最讓人驚嘆的是老屋場生產隊的譚老爺爺。他是“水腫病”人中最老的，八十多歲了。讓人們驚嘆的不是他“餓不死”，而是他“死而復生”傳奇。

他母子倆人，相依為命。譚爺爺在民國15年饑荒餓死后，媽媽把其尸擺放中堂屋門板上，因沒有“抬喪米”請人抬喪，關上門就外出討米了。三天之后，老媽討得2升米回來，正準備煮稀飯，喊人抬喪把兒子送上山時，有個人走近細看，發現死者臉色不變，又摸摸心口，有熱的感覺。大喊一聲：“還魂了”。抬喪人都圍垅過去，喊的喊，摸的摸，喂的喂水，死人真的慢慢地睜開了眼，嘴里喊著“餓得很……”。媽媽把煮好的稀飯端上，喝了半碗，慢慢的從門板上走下了地。

譚老爺爺說得大家有驚訝的、有流淚的、有嘆氣的，悲喜交加。

“共產黨比國民黨好，集體度荒，比黃牛角水牛角，各人顧各人要好”。我爺爺這一說，譚老爺爺又把話接上，“沒有人民政府的合作醫療扶救，在坐的人恐怕都不在人世了”。

第二天，我又返校讀書。背上袋子里，裝的都是米糠粑粑。有爺爺、奶奶的，還有譚姓、梁姓爺爺、奶奶送的，這個星期不會餓了。

1962年2月，縣、公社干部多次來到大隊，召開各種會議。有一天，點名要我媽媽去大隊部開會，媽媽一介草民，在生產隊沒有任何職位。我有點蹊蹺。

半夜過了，媽媽回來了。我問她開會的內容，媽媽說：“縣里干部問，公共食堂好不好，是繼續辦，還是馬上解散，要與會人員講真話。”

我打破沙鍋問到底：“你怎么說的，他們又怎么講的？”

媽媽是一個膽小心善人，怕說錯話，自己挨整不要緊，怕誤了兒女前程。她走中間路線說：“你們政府說辦就辦，說解散就解散。”

“會議開的時間很長，爭論十分激烈，形成三種意見”，媽媽回憶說。

一種人認為，公共食堂要繼續辦，政府要給足社員口糧，至少每人每天平均1.2斤米；一種人說，公共食堂應該馬上解散，再不解散，水腫病人要增多，餓死人更多，沒有種田人了；第三種意見是，公共食堂要解散。鑒于目前社員口糧低的現實，要計劃用糧，防止超吃提前吃，口糧按月由生產隊發放。

過了幾天，大隊、生產隊分別召開了全體社員會議，公社干部正式宣布，公共食堂解散。政策放寬，允許社員種自留地，開荒擴糧，養家禽家畜，外出做副業，恢復農貿市場……形勢扭轉之時，天幫大忙，1963年農業收成好轉，“苦日子”象冬天一樣，終于離去，一輪紅日高照的春天回來了。

回眸往事——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饑荒，是中國歷史上產生動亂、社會變革、改朝換代的導火線。中國歷代歷次的農民起義，事發饑荒；湘西數百年匪患叢生不滅，禍起饑荒。饑荒，窮人怕（餓死），富人怕（打富濟貧），當政者怕（饑民造反）。

3年的“苦日子”災難，農村農民是安定的，沒有重蹈歷史動亂覆轍。千古一“理”，“理”屈詞窮，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不可思議。

——沒有“饑寒出盜賊”，農村社會治安狀況是穩定的。我生產隊，大隊幾百戶，近2000人散居十多平方公里的深山老林，社員群眾因沒有飯吃，少穿，去搞盜竊、搶劫、詐騙，被公安、法院機關拘留，逮捕或判刑的（那時立案標準是15元）。生產隊種的水稻、紅茹、包谷等雜糧，飼養的牛、豬牲畜，水塘養的魚等，白天晚上無人守護，不會偷盜，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人遵紀守法。這種“形勢”是不是個別地方的偶然？我后來查閱過《懷化地區公安志》資料，1960年至1962年3年，全區刑事立案5233起，和解放初政權剛建的1950—1952年比較，立案多523起，上升約10%。“資料”又注明，含群眾偷摸糧、油、瓜、菜，誤傷群眾，后作糾正的“案件”。這說明3年災害時發案和平常年，盜竊、搶劫財物為目標的案件，基本持平。

——沒有“亂世出梟雄”打家劫舍，拖槍桿子上山為匪的。湘西地區，民族雜居，人性慓悍，“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歷史上許多土匪是“饑荒”逼出來的。民謠云：“人是鐵，飯是鋼，三日沒飯吃，打富濟貧上山崗。”湘西剿匪十萬，匪首槍決了，匪兵還散居農村，打獵的鳥槍，土制炸彈等武器，基本上是家家戶戶有。每個公社，大隊還有“武裝營”、“武器”多是半自動步槍和輕機槍。“拖槍桿子上山”條件具備。社員群眾日出而作，日落而棲，白天生產、晚上打著火把，走幾里路去生產隊開會、學習，記工分。“以正壓邪”，想干壞事的人沒有市場，沒有人入伙。

——沒有“賣兒賣女，背井離鄉”外出討來逃荒的。我家是生產隊、大隊的“頂級貧困戶”，4口人，除母親1人能勞動日有6分工分外，我和弟妹3人是“能吃不能勞”的“飯桶”。全大隊這樣的戶約有30多戶150多人。“饑荒”使我和許多同學輟學；饑荒，每人每年1.45丈的布票，要“投機倒把”賣掉2人的，才有錢做新衣服穿。象我這樣的家庭，在舊中國遇上饑荒，是“月婆子拉痢——危險加兇險”死定了。我們“頂級貧困戶”沒有人賣兒賣女，當童養媳，沒有人外出逃荒要飯，除了“自救”上山挖蕨、打獵、尋找野果野菜吃之外，還有一個“隱情”，當時的公社、大隊干部三天兩頭到家里來看看問問。雖是幾句鼓舞與同情的話。一語暖三冬，心里有一股力量和一種精神在支撐著，有政府關懷，就有希望度過難關。

——沒有因“帝修反瘋狂反華反共、臺灣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叫囂，人心思變。時下，“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對大陸要投擲原子彈，中國人要炸死一半”，嚇唬的恐怖天天可聞。“有共產黨領導、有毛主席健在，什么敵人，災難都不要怕。”信賴于“全心全意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宗旨。解放后短短的十年出頭，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毛澤東的偉大形象，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鐵畫銀鉤，已被社員群眾認同。災難來臨，大隊也有個別“四類分子”，蠢蠢欲動，造謠惑眾，進行反共倒算。但泥鰍翻不起浪，江山穩如泰山。社員群眾不受騙上當，連有些“四類分子”子女也反其道而行之，大義滅親，揭發批判。

斗轉星移，人非物換，科學發展，民康物阜，再次發生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曠日持久的災難，一去不復返。今日，我作為當年“災難”不幸人中的幸運者，地平天成，回首當年所見所聞，感慨大發。“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摘引自《毛澤東點評二十四史．馬周傳》1263頁）。”3年“饑荒”，老百姓自安無謗讀言，社會公平公正，苦中見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和人民群眾血肉相聯，是依存的魚水關系。

作者：系湖南省懷化市委機關退休干部

聯系電話：1303486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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