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不懂“文革”，就不懂毛主席》

豐富《不懂“文革”，就不懂毛主席》　　

-----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珍藏的心靈美文　　

（湘西老愚寫的《不懂“文革”，就不懂毛澤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708/22295.html

人民網網址：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60&view=1&id=94079363

是難得一見的心靈美文，喜愛之余又為其豐富了大量的新鮮內容，希望能對文革起到更好的說明作用。）

正文　　

Ａ朋友要我了解一下文革時期“道縣屠殺事件”，道縣屬湘南，相離頗遠，無時間精力調查，不便發表議論：幾十年前神州大地上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一度狂風席卷，波及中國每一個角落，亦難免會在某些地方產生過激行為，本不足為怪。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改造干部隊伍（佛）；二是改造中國國民性（菩薩）。當然，權力斗爭固然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毛澤東與劉xx的斗爭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之間的斗爭，即理想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之間的斗爭。或者說是精神倡導者與物質崇拜者之間的斗爭。這其實是貫穿整個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兩大思想理念和行為理念的碰撞。實踐證明，物質崇拜是地球變暖、自然災害頻發、瘟疫橫行、誠信缺失、道德淪喪的罪魁禍首，崇高的精神享受和毛澤東思想教育才是拯救地球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根本出路。　　

筆者雖歷經文革期間，但屬早年無知，還記得父親曾被“打倒”，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全家老小生活一度十分困苦。有段日子甚至靠撿生產隊秋收后土里剩下的紅薯、土豆度日。對“文革”的認識，亦是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反感。然而對一段歷史的審視，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的立場看問題，必須跳出歷史局限站在人性乃至人類學的角度去解剖，方有可能悟到本來面目（天道和真如本性的實相）。　　

任何一次重大革命及社會變革，或新的政權建立，都是起因于財富占有及社會地位的巨大差別所產生的不平等。舊的不平衡一經打破，又將產生新的特權階層和新的不平等，這就是人類歷史的怪圈，也就是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率，人類社會幾千年歷史上沒有一個巨人能使社會走出這一怪圈。毛澤東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敢于向這一怪圈挑戰。“文革”可視為毛澤東挑戰歷史怪圈的一次“嘗試”。雖然失敗，但卻是悲壯（現在輕言失敗還為時過早）。　　

這一挑戰的性質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毛澤東斗爭的對象即是自己的戰友，奪取和建立新政權時共同奮斗的戰友。因為他們已經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成為新生的既得利益者。毛澤東稱之為“走資派”。因為他們在不斷地“變修”。毛澤東很早就敏感地意識到，執政黨一經進入和平年代其自身內部必然迅速出現蛻化變質、貪婪享受的趨向。這一趨向稱作“資產階級思想”侵蝕。事實也確實如此，這從毛主席當時的談話可以看出。　　

毛主席：“我多次提出問題（如老爺衛生部問題、干部貴族學校問題等，詳見《毛主席，人民憤青第一人》），他們（官僚，新特權）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　　

毛主席說：“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要是按照他們（指毛澤東認為搞“修正主義”的領導人）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毛主席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了。”“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　　

基于這一前提，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的“階段斗爭”理論。毛澤東認為人性中勤奮、無私、利他、奉獻的精神是無產階段思想，而人性中貪婪、自私、懶惰、享樂、獸欲等成分被界定為資產階級思想。所以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兩種思想在起作用、在斗爭。階級斗爭理論的實質是號召每個人“靈魂深處鬧革命”。“要斗私批修”，用自己靈魂深處的無產階級思想戰勝資產階級思想。用人性的至善戰勝人性的至惡。以達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至高人身境界。其本質是一種徹底的無我利他精神。從這個意義上看，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確實是水火不相容。　　

遺憾的是許多歪嘴和尚念歪經，屈解圣意，或另有它圖。反反復復地把地主、富農子女抓來批斗。然后把這筆帳記在毛澤東頭上，實屬天大冤枉。盡管毛澤東反復強調“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這種混淆其實可以追溯到當時的中央高層。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就提出：階級斗爭的主攻方向是“黨內當權派”，而劉xx則反復強調是“地、富、反、壞、右”。這種高層不統一亦是造成基層行為錯誤的根本原因。故而文革中毛澤東認為劉xx“企圖轉移斗爭大方向。”（如果你尊重歷史，認真反思，你會發現對地富子女的迫富是“劉xx轉移斗爭大方向”的行為，曾被毛澤東指責）。　　

毛澤東把文化革命的矛頭指向“黨內當權派”受到了廣大民眾的積極擁護，一呼百應。可見當時的政府機構已呈現官僚、腐化跡象（固然不可與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民眾是有不滿情緒的。其結果是“毛澤東再度發動貧民對新特權階層進行了一次靈魂深處的洗滌”稱作“反修防修”（正如2009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韶山所由衷感嘆，一看到毛主席，就感悟到了靈魂的洗滌）。實質上是防止執政黨蛻化衰變的一次創舉性嘗試，這種不怕天下大亂而放手一搏的精神，無論如何都氣魄驚人。沒有巨大的個人威望和精神凝聚力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　　

在這場運動中，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的黨政部門全部被推翻，所有的“當權派”一夜間從“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文革術語）的地位打倒下來：戴高帽子游街、無休止地批斗、跪搓衣板、掃街挑大糞、貼大字報……（群眾運動難免不用過極手段）。很難想象巨大的地位落差給當時干部們的內心帶來什么樣的震動。恐怖、沮喪、失望、懺悔……實在無法惴度。可以肯定的是絕大多數干部無法理解這一行動。　　

但是，如果認真考究古代帝王的“識才之術”和“聘官之術”就可尋出些端倪。一是“大字報”近似古代的“風聞言事”，從周朝開始即有“誹謗言官”（此外誹謗無貶義），即大眾可捕風捉影公開參奏官員，其目的不在于究其罪過，而在于警醒官員。若被參罪十條只有兩條屬實，則其余八條在于防患于未然。二是改變其生存狀態以磨礪觀其心志。如罷官、充軍、下獄。只有改變其生存狀態才能觸及靈魂、認識人的本質、進而改造靈魂。能適應不同的生存狀態并真正反省自己在官位上的行為的官員才能堪當大任（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毛主席只不過就是讓官員下下鄉，將軍也重新去當一下普通士兵，畢竟改造官員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繼續當官，只不過是好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而不是真的為了讓他們變成農民和工人。　　

古代帝王只不過馴化小部門官員采取“帝王之術”。毛澤東要改造的是全國所有的官員，這件事只能發動全部民眾階層起來幫助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失為一大創舉。但民眾運動又是最難把握駕馭的。其行為過激，產生的破壞性亦是無法控制的。但不論怎樣夸大其破壞性也無法抹去那段時間出現于中國的匪夷所思般的建設成就，包括原子彈、氫彈爆炸、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支柳、川黔、成昆鐵路開通、胰島素、雜交水稻的研試成功，大飛機，還有遍及全國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等。我始終認為，對其成績和進步全盤否定而單去爭議破壞性大小偏離了文革本質。　　

如果你沒有掌握過權利，你就很難體會權利對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僅使你產生強烈的支配欲和占有欲，還會迅速溶入你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產生極強的虛榮心理。這點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尤盛。直至周邊的恭維、巴結成為你的生活所必需。在當權的氛圍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實極少。而要改變其心態卻極難。最好的辦法就是改變其生存狀態，使之從高高在上掉下來體會低層民眾的生存狀態。　　

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從中央到地方可分為上、中、下三層。依照文革后期某些報刊上的觀點，干部改造情況大致亦分三類。一類是跳樓自殺的，被稱為“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這類人應該屬于從心理上只能適當高高在上的狀態，不能適應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眾過激整死者）。這種情況絕不到百分之一。第二類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懷不滿，圖謀再起，這種人占百分之二十，被稱作“牛鬼蛇神”。第三類據說是大多數百分之八十以上。通過群眾運動，下放勞動改造以后，能從“靈魂深處改造自己世界觀”的人。稱作“改造好的干部”大都于七十年代初復職，在各條戰線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時的主流思想是要人民群眾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為“牛鬼蛇神”大都來自上層。如今再度回顧，忽覺十分有趣。這其實有某種人性學道理，越是上層大官，既得利益越多，對權利的依賴性就越強，自然就“難以改造”了。或者說，如果人性的占有欲和貪欲隨著官位上升而跟著膨脹的話，則必須反省官吏體制和教化體制了。　　

當今世界對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許多學者從中推波助瀾；他們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惡兩面。怎樣采取有效手段壓制人性惡的膨脹，推動人性善的張揚才是創造和諧社會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人人生來具足佛菩薩般般若妙智慧）。”沒聽說過，世道金錢、物質、美女的（恰恰是金錢和私欲蒙蔽了真如本性的人心）。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與“絕對的精神”之間的區別。在此特劃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論，是手段，是知識領域。而精神是絕對的善、惡理念。絕對的至善精神是不容褻瀆、詆毀的。崇尚資本主義體制的人很少懂得資本主義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資本主義精神的路德和達爾文。他們鼓吹資本主義的自由思想可以公開罵議會、罵總統，可他們不問一下誰公開罵“上帝”罵“耶酥”。因為代表絕對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詆毀的。　　

“文革”中的毛澤東，事實上已充當了一代中國民眾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無缺的道德象征（這種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來擔任）。人性中本來就存在一種對至善精神的企盼，向往乃至皈依的屬性。所以一個時期中，誰敢詆毀毛澤東，必遭民眾堅決批斗，行為十分過激。這其實是大眾的自動行為亦有些下級官吏貪圖邀功。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并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對個人崇拜。事實上不是毛澤東想當神；而是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神，失去了神和信仰必然是群魔亂舞！　　

站到人類學的高度看，人類社會的發展，始終存在一個精神與物質的矛盾，似乎生產力的進步必須付出人性墮落的代價，但毛主席時代卻打破了這種宿命：經濟建設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到工業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化，只用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五分之一的時間（28年），同時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也奇跡般達到了全民皆佛的至高境界。　　

如果我們能進一步認識生產力的本質，又將發現影響生產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還有內在人性為潛在動力（這是關鍵性因素），短時間內，人性中的私欲、貪婪是最強的推動力，但它是邪惡的背離絕對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他、奉獻是健康正確的動力，對生產力的推動力是無比巨大的，但它脆弱而難以恒常，非長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不能激發出來。正統資本主義被工業化和啟蒙運動推入了激烈的競爭機制中。為了抑制這種機制下所釋放出來的人性惡的膨脹，在采取有效的監督體制的同時，他們選擇了宗教作為其精神系統。尋找到某種暫時的平衡。但這種平衡遲早將為激烈的競爭所打破。　　

回顧毛澤東晚期的思想，你會發現他已完全脫出于馬克思主義框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為了“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個“日益增長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欲、貪欲”，而貪欲是不可能滿足的，所謂“欲壑難填”。毛澤東提出“狠斗私字一閃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已經在挑戰人性。他號召他的國民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種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導，本質上更接近于大乘佛學的菩薩、天道精神。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毛澤東思想作為一代中國民眾的精神支柱無疑地是崩塌了，同時也宣告理想主義的破滅、現實主義的勝利。也許現實主義更順應世界潮流和發展趨勢。但決不等于這個潮流代表了公正、合理。它已經正在迅速地向地獄飛奔而去（全球變暖、資源匱乏，人類正在物欲橫流中失去自己唯一的生存家園，放棄毛澤東思想，就是人類自己放棄了自己的美麗家園，包括物質家園和精神家園）。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于為民眾創造一個正確理念和精神家園的人，是真正的“圣賢”、“哲人“。而那些渾身綁滿炸藥，雷管挑戰神圣，炸碎一切至善精神，面對一片精神的荒漠卻又無所適從的斗士們其實就是思想詐騙犯。他們還將繼續作出憤世嫉俗之狀、玩世不恭之狀不斷地喧眾取寵敗壞世風。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以任意選擇有利于本民族的機制、方法、手段，可以學習其它民族的知識系統。唯獨精神和信仰，不能隨意取舍，他必須體現一個民族的傳統性、特征性。說穿了，它要凝聚一個民族的魂魄。如何重新創建民族的精神，這一課題，我們無疑地需要認真面對，無可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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