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與改革開放

從明治維新到平成維新（之四）　　

文化革命與改革開放　　

郞咸平對大陸的經濟學家們詬病有加，甚至質疑改革開放的前景；同樣是香港學者的張五常卻對中國的成就贊揚橫生，但是他只是承認后3 0年。對于生活于西方語境的人們，希望他們不至于瞎子摸象，畢竟難。

一、辯誤：　　

現代大陸的主流經濟學家，其經濟學固然得之于西方，但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又常常自處于舊民主主義的文化氛圍之中——除了他們所受教育的局限性，更主要的是文革的波濤把他們的思想推出新民主主義的范疇。

現代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大多是曾國藩意識的傳人，現代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基本上是晚清洋務運動的繼續。當我們有這樣的界定的時候，現代中國經濟學對國家經濟有效的促進，以及種種經濟政策對民生的損害，作為舊民主主義的兩翼表現無遺。

對大陸經濟學家的詬病并沒有必要，因為洋務運動作為中國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型的橋梁是有效的。洋務運動在晚清沒有顯著的成功，在現代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郞咸平對改革開放前景的質疑，或是張五常對前3 0年的漠視，同樣沒有意義，因為在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國文化從舊民主主義形態向新民主主義形態的轉移是必然的。于是必須正視文化大革命對于現代中國的意義，或者說現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源于前30年，尤其是文革；而未來中國的進步卻必須有一個文化上的大革命，它也不能不源于文革。

盡管現在的人們詬病文革，但是對于社會演變的本質性的認識卻告訴我們，文革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盡管不完善，卻也是不能否定的，它決定了現在，也昭示著未來，歷史畢竟是歷史。

二、惘然。　　

對于文革的發生，中國政界、知識界的主流是惘然的，在文革中的不知所措，以及其后出現的傷痕文學，包括現在的漠視，都是意識惘然的表現。

現在，我們當然能夠意識到，雖然“五四”運動為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劃了一道鴻溝，但是概念并不能代替現實，舊民主主義時代的意識仍然浸泡著現代中國，對文革的惘然是舊意識形態的產物。

也許，90年時間對于歷史而言是太短了；也許，毛澤東說的，破字當頭，立也在其中的觀點值得商榷。但是有一點似乎可以認定，舊民主主義――曾國藩意識，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社會淵源，或者說，它才是中國文化演變的主流。作為舊時代的文化或人性終究是存在于逐漸的消磨中，對它的認識和批判是一類理性的判斷――僅僅只能減少或避免它為社會制造的陣痛，它的消磨卻如同潺潺流水，遮不斷，理還亂。

08年度，南方新聞網有一篇文章【劉少奇與《評〈海瑞罷官〉》】，記錄了中國政界、知識界的主流對于文革發生的惘然和不知所措。

記者問到：

“你們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劃批判《海瑞罷官》嗎？姚文元在上海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長達八個月，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領導都知道這事。”

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答：

“我們這里完全不知道。”

記者問到：

“《評〈海罷〉》發表后，少奇還是不知道毛主席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發動‘文革’么？”

王光美答：

“少奇他不知道。豈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講過，他也不知道。”

當其時，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在總書記休息時，代總書記工作。”屬于坐鎮中央書記處的一線前沿人物，密切協助劉少奇、鄧小平處理中央常務。彭真不知道《評〈海罷〉》的策劃與撰寫，就等于中央一線及其前沿機構，都被蒙在鼓里了。

一切都顯得神秘反常，中國革命的第一代人，也許對馬克思主義，或者是俄羅斯文化，有許多豐富和深刻的認識，但是對于中國自身的文化卻了解太少，也許并不知道舊民主主義代表著什么，他們的“立”也就顯得如此迷離；

一切都顯得神秘反常，中國的這一代文化人，也許對中國的文化有許多了解，但是他們的立足點仍然在中國文化本身，并不能從人類大變革的立場上看待正在發生的事實，他們的“立”本來就缺乏思想基礎。

于是就剩下毛澤東了，一個先知先覺者，一個舉著雨傘的、獨行踽踽而無發無天的托缽僧。

人們感慨，中國能夠多幾個毛澤東就好了，如果“六億神州盡舜堯”，那就更好了。但是歷史說，不可能。因為歷史說，沒有大眾的啟蒙――文化的革命，要走出舊意識是不可能的。

三、海瑞問題　　

史載：

1962年夏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后，江青就要求陸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罷官》，被陸當場拒絕。

1964年，毛澤東親自把《海瑞罷官》，列為可供批判的39個《文學藝術資料》，批轉至縣團級，卻因中央一線沒有布置批判而作罷。

人們不明白應該從那一個層面上認識海瑞：

其一、把海瑞問題看成是一個政治問題，例如吳晗于1964年應周恩來要求，寫了正式報告，說明《海瑞罷官》絕無影射意圖；

其二、把海瑞問題與現實事務掛鉤，例如，當《評〈海罷〉》于　1965年11月10日　發表后，陸定一認為，此文牽強附會聯系“七千人大會”后的“單干風”、“翻案風”，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陳清泉等：《陸定一傳》)

其三，把海瑞問題和文革的聯系看成是一件偶然觸發的事件，例如，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經想用整風的辦法，解決黨內在意識形態、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來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

胡喬木也說：“如果沒有這篇文章(指《評〈海罷〉》)，究竟要不要搞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后，《人民日報》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來了。在沒有這件事以前，他頭腦里并沒有這些東西。”(《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人們對文革的惘然是文化上的惘然，盡管毛澤東把這一場運動命名為文化大革命，但是很少能有人從中國文化的演變中去認識這個問題。

從信息上說，知道文革的發生，對于這些高層人物來說其實不成問題，史載：

《評〈海罷〉》臨近發表，張春橋已向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透過風；

毛澤東也在1965年9月，當眾“點”過彭真：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陳丕顯回憶錄》)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于《評〈海罷〉》發表后兩天，即離京赴滬，于　11月17日　抵滬，以坐鎮滬上的姿態，亮明了他對《評〈海罷〉》的支持態度——毛在滬絲毫不曾批評姚文元的越軌行為。(逄先知等：《毛澤東傳》)

人們的迷離很大程度上置身于舊民主主義意識中，舊文化仍然是他們的生活習慣，于是一種落差造成的沖擊也就出現了：

彭真等人把《評〈海罷〉》“視為”與毛無關之事，進行著“合法”抵制；

彭、陸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報不轉載《評〈海罷〉》。

于是孤獨的毛澤東大發雷霆了，他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強調，他的憤怒源于：“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逄先知等主編：《毛澤東傳》)

人們不知道，中國人需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沒有經過類似于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同樣沒有進行了日本式的明治維新以實現對西方的學習，中國人對自己文化變革的需求是如此急迫。

海瑞問題，反應了皇權與仕權的沖突，反應的是仕權內部的沖突，這些政治沖突的載體即明中、晚期的文化，海瑞自喻于對聯“三生不改冰霜操，萬死常留社稷身。”很能說明這種文化的特性，它是曾國藩意識的先導。

四、文化變革的重要性在于：　　

沒有新時代的人性――文化，新時代的建設難以發生，更難以持續，或者說新的社會只是建立于沙灘之上。

這一點，在經過了現代非政治的經濟變革之后，顯然得如此明白。盡管鄧小平竭盡全力論證先富與共富的關系，但是絲毫沒有能夠阻擋貪贓、黑惡勢力的形成，更不能改變制造兩極分化、愚民欺民的理論和行為的主流化。　　

中國的進步只能建立新文化的基礎之上：

當毛澤東把文革作為自己一生的二大事業之一看待，社會是應該從文化的意義上認識文革。從現在看，文革可以認為是失敗了――一個根本性的變革本來就是反復的，但是中國人批判舊文化并且建立新文化，卻是無法推諉的任務――事實上，這是一個社會自然演變的進程，推諉，只是增加變革的痛苦。

天下大亂達于天下大治，深悉陰陽學說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毛澤東自然胸有成竹。沒有人比毛澤東更鐘情于共和國的建設了，但是他卻在動搖共和國的穩固，只是因為他明白這種動搖更有益于共和國基礎的鞏固。

現代中國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就建立于這樣的、鞏固的基礎之上，無論多少愚民欺民的理論盛行于世，最終只能導致民眾對毛澤東的更強烈的信仰，這種信仰正在形成新的中國的民族性。從文化上說，我們仍然處于文化大革命中，30年前的文革運動帶有人為的痕跡，而現在的文革卻發生于民眾自我意識的啟發，這是一種自然形態的社會演變。　　

這種演變或許能夠繼續，它與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存在形態上有許多不同，但是就本質而言卻完全一致，這是人類尋求自身解放的偉大進程，這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樂觀的判斷。　　

如果說，明治維新的成功和戊戌變法的失敗摧毀了中國而撕裂了東亞。人們或者能夠預見，立足于新文化的中國改革開放能夠成功，并且讓平成維新相形見絀，而東亞――西太平洋經濟圈的形成有了可靠的保證。

壺公評論寫于09－11　于麒麟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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