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研究中的“翻案”問題
劉克輝
《史學理論研究》200903
[提要]20世紀50年代末，郭沫若提出“應該為曹操翻案”，翦伯贊也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的文章，在學界引起了一場爭論。本世紀以來，有關“翻案”的文章，也不時出現?！胺浮闭f往往與“定論”的思維方式聯系在一起，這種思維方法，阻礙了史學研究的深入開展。但確實也存在著另一種“翻案”文章，其目的是篡改歷史。這是另一種性質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
[關鍵詞]歷史人物研究翻案曹操蓋棺論定
在歷史人物研究中，存在著為某某人“翻案”的說法。如何看待評價歷史人物中的“翻案”問題?“翻案”的提法是否確切?“翻案”思維對史學研究會產生什么影響?本文試就這些問題做一些初步的討論。
一、關于翻案：從對曹操、李鴻章的評價說起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翻案就是要推翻原定的判決，泛指推翻原來的處分、評價、決定等等?？梢钥闯?，所謂翻案，是針對傳統的定論而言的，它是對傳統定論的一種顛覆或否定。用郭沫若的話來說，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場，“推翻歷史的成案，對于既成事實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雹?/p>
1959年，郭沫若提出“應該為曹操翻案”，并以實際行動為“翻案”做了詮釋：1959年1月7日，郭沫若在《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堅信《胡笳十八拍》系蔡文姬所作，并根據此詩內容認定曹操蒙受了“不白之冤”，應以“民族英雄”稱代之。他為曹操鳴不乎：“曹操對于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來所謂‘正統’觀念確定了之后，這位杰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國演義》風行之后，人們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雹?/p>
3月14日，郭沫若撰寫《替曹操翻案》一文，發表于當月23日的《人民日報》，引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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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我怎樣寫<棠棣之花>》，《沫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l68頁。
②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報》1959年1月25日。對曹操這一評價受到學術界批評后，他將“高度評價”改為“適度評價”，將“民族英雄”改為“杰出的歷史人物”。參見http：／／hi．baidu．com／lc|bbbl3／blog／iteITI／dd65eb7ac8b284ea2e73b3e8html。
界強烈反響。這篇文章是《蔡》劇“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礎”，他稱曹操是“了不起的歷史人物”，“曹操對于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在同時代人中貢獻“最大”；“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員，我們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復名譽”。①
翦伯贊也認為：“在我看來，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而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杰出人物?！薄斑@樣一個中國史上有數的杰出人物，卻長期被當作奸臣，這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復名譽”，“在否定曹操的過程中，三國演義的作者可以說盡了文學的能事。三國演義簡直是曹操的謗書”。②
自從郭沫若、翦伯贊發表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后，全國學術界就投入了熱烈的討論。短短幾個月里，各地陸續發表的文章和報道有一百多篇。在爭論的過程中，史學家們的意見分為截然對立的兩極：一是贊成郭沫若的觀點，認為應該為過去否定的歷史人物“翻案”；另一種觀點則不同意翻案，持這種觀點的一部分人認為：既然歷史上對于曹操的評價并不是一邊倒，不存在翻案問題；另一部分人認為歷史上對一些(反面)人物有定論，就不應該“翻案”。
譚其驤是反對“翻案”的學者之一，他的觀點是不存在翻案問題。在《論曹操》一文中，譚先生談道：“對曹操不存在翻案的問題。說是替某人翻案，無論正翻反也好，反翻正也好，總得新的評價和舊的評價完全相反或基本上相反，才算得上翻案。但自古及今，果然有很多人說曹操壞，卻也有不少說他好，也有人在某些方面認為他好，同時在某些方面又認為他壞的。”他列舉了近幾十年來所出版的歷史課本中，對曹操的評價一般并不特別壞；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雖然罵了他，但只是當作漢末軍閥的一員，對他的評價遠在劉備、孫權之上；解放前后專論曹操的論文或小冊子，對他也是肯定多于否定。“既然過去人們對曹操的評價不全是否定的，也有肯定的，那么我們今天要肯定曹操怎能說是替他恢復名譽，替他翻案呢?古人對曹操的評價也是有毀有譽，甚至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的評價，也幾乎是全盤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話。至于小說戲曲中都說曹操壞，不說他好，那又是歷史小說、歷史劇是否要符合于歷史事實的問題，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問題?！雹?/p>
在討論中，堅持全盤否定曹操而不能為其翻案的也不乏其人。楊柄就主張根據戰爭來評價曹操，認為“曹操不只是戰爭的積極參加者，而且是許多戰爭的發動者，許多重大戰爭的主使者，許多戰爭的嚴重后果的責任者”，“曹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部服務于戰爭”。他把曹操從事的戰爭分成四類，認為全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性質，④因而不應該為曹操“翻案”。這是不同于譚其驤先生講的不存在翻案的觀點。
2003年，59集電視劇《走向共和》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沉寂了多年的“翻案”話題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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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報》1959 年3月23日。
②翦伯贊：《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光明日報》1959年2月19日。
③譚其驤：《論曹操》，《文匯報》1959年3月31日。
④楊柄：《曹操應當被肯定嗎?》，《人民日報》1959年4月21日。
提了出來。有的觀眾說這部《走向共和》可以當作歷史教科書，能夠客觀地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審視歷史，給歷史人物一個客觀的評價；也有觀眾認為，電視劇不能這樣隨意“更改”人們對李鴻章、袁世凱、慈禧等人的評價，“是對反面人物的翻案”，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李鴻章是《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前半部的主角，是編創者所著力塑造的重點人物。電視劇中的李鴻章一反往昔歷史教科書中昏庸無能、賣國求榮的嘴臉。反對者認為：為了．美化李鴻章，編創者隨心所欲，玩歷史于股掌之中，或隨意裁剪，或作不合理的虛構。盡管電視劇和歷史教科書不同，歷史教科書要完全根據史實，不能虛構，電視劇允許虛構，不然就不成為歷史劇。但是，既然是歷史劇，就要受歷史時代的制約，受歷史事實(包括人物)的制約，不能隨心所欲地捏造，任意修改。不論寫歷史教科書也好，編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也罷，都要對歷史負責，對民族、對子孫后代負責。歷史不是歷史工作者的專利，中華民族的歷史是炎黃子孫們所共有的，大家都有責任，誰也不應該糟蹋我們民族的歷史。①
在中國，老百姓獲得歷史知識的途徑主要不是歷史課本，而是演義、小說等，就像《三國演義》對人們的影響一樣，因此，撰寫歷史文學或歷史影視劇本也應有一種鮮明的社會責任感，自覺堅持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
二、“翻案”問題與定論思維
在討論“翻案”問題的文章中，持反對意見的學者經常說的話是：“這個問題早已有定論，沒有必要再討論”，“此人盡人皆知的，早有公論”等等。這里面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定論，二是公論。
當前，在歷史人物評價中，人們雖然很少提“千古不變之真理”，但由定論所涵養成的思維定式卻是存在的，很不容易改變。一種新的問題提出來之后，人們的反應首先是這種說法是否與書本“一致”，是否與傳統的觀念相沖突，而不是去分析它是否具有合理性。自從有歷史學以來，就有了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有多少歷史人物是我們能夠給予“定論”的呢?即使這樣，也還有許多人堅信自己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定論”。還有一些人也承認不可能對歷史人物下定論，可是在研究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思維模式仍未能脫離“定論”的窠臼。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史學認識論的研究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人們對于史家主體意識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探討，認為史家的主體意識在史學認識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般認為，史學認識大致包括考實性認識、抽象性認識和價值性認識三種形式。考實性認識的目的在于求得歷史之真，弄清歷史客體的客觀面貌，是全部歷史認識中基礎的一步。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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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李文海等編：《近代中國是怎樣走向共和的》，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關于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界討論比較激烈的問題，參考沙健孫、龔書鐸主編：《走什么路——關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問題》，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參考李振宏：《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l94—210頁。抽象性認識，是把歷史客體所蘊涵的必然性揭示出來，予以解釋和說明。而價值性認識，就是對歷史客體的時代價值、歷史價值的價值判斷。這兩個方面都有史家的主體意識滲入，分歧和變化其基本特征。
考實性認識階段，很多歷史事實是不能改變的，可以有“定論”。但在抽象性認識和價值性認識階段，無論從認識的主體方面還是客體方面講，史學研究都不可能窮極歷史真理。
第一，從史學研究的主體方面來講，認識主體在認識事物時，不可避免要受哲學觀點、政治立場、知識基礎、生活經驗、情感、性格氣質的影響，因而任何認識都帶有認識者個人的印記，①這決定了每個歷史學家對于問題的認識是不同的，并且是會隨著認識的深入而改變的。至于說到不同時代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則差別更大。
從新中國成立后“翻案”問題的主角曹操身上可以看出，對他的評價并不是一味否定的，這一點從前引譚其驤的文章中已經談到。而歷史上不同時期對于曹操的評價也不存在定論。按照吳晗先生的觀點，在北宋以前，沒有什么人說過曹操的壞話。陳壽在《三國志》中對曹操的優點和缺點都有涉及，并不是一邊倒的評價。到了唐代，唐太宗就把曹操看成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大約在10世紀以后，曹操的評價改變了，被說成一個反面人物。從宋代以來，對魏蜀誰是正統問題發生了爭論。歷史上，隋唐繼自魏晉，承認魏是正統。但宋朝情況改變了，北宋的北方有遼，南宋和金南北對立。如以魏作正統，北邊的遼、金就成為正統，宋便不是正統了。特別南宋和蜀漢的處境相似，以此朱熹便帝蜀寇魏，以劉備為正統。到元代這種爭論更加激烈，元人要自命正統，又反過來帝魏寇蜀，但民間廣大人民和愛國知識分子，不甘于民族壓迫，又通過戲曲表達帝蜀寇魏，說劉備的好話而大罵曹操。這期間由于封建的正統觀念和復雜的民族關系，由于時代的變換，對曹操的評價也就不會不發生影響。②小說《三國演義》寫曹操的基調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全書奉行“尊劉貶曹”，為了丑化曹操，作者在他身上集中了陰險狡詐、虛偽冷酷、專橫跋扈、好色貪財等種種污行穢德。根據《三國演義》改編的戲劇，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讀史書《三國志》者少，讀小說《三國演義》者多，由于《三國演義》思想和藝術的巨大成就，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集殘暴和奸詐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從此更加深人人心，曹操也就成了一個更加定型的反面人物。③但很多學者認為，作為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中對曹操的評價不能代替史學評價，即使它在民眾中的影響很大，也不能成為史學研究的結論。
從對李鴻章的評價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史學認識是發展變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胡濱1955年著《賣國賊李鴻章》一書，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對李鴻章評價的基本觀點。他認為：李鴻章一生的歷史，是一部對內鎮壓人民起義、對外出賣民族利益的反動歷史。④而到了80年代初，隨著“現代化”和“革命還是改良”等問題的提出，胡濱在他和李時岳共同發表的文章中又認為，李鴻章與當時的頑固派相比較，是開明和進步的；李鴻章積極倡導的洋務思想是積極向上的；他所舉辦的各項洋務事業在軍事上提高了清軍的實力，有抵抗外國侵略的一面，在經濟上一定程度地阻止或限制了外國經濟侵略和擴張，并符合了近代中國發展民族經濟的趨勢，在教育上不但培養了洋務人才，而且對近代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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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振宏：《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吳晗：《從曹操問題的討論談歷史人物評價問題——在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對中學歷史教師的講話》，《歷史教學》1959年第7期。
③邱復興：《曹操今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頁。
④胡濱：《賣國賊李鴻章》，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
力量的興起有某種促進作用。胡濱、李時岳對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給予了基本肯定的評價，認為輪船招商局在經營上雖最終走向失敗，但基本上是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是作為外國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在適應中國近代民族經濟的發展趨勢和收回民族權利上有著積極的意義。①同一個人對于李鴻章的評價前后的變化，說明史學認識是不斷變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李鴻章的評價不同應該是史學認識的常態。戴仕軍在《李鴻章研究概述》一文中，對于李鴻章死后人們的評價進行了一番梳理，可以看出對李鴻章評價的變化。他總結道：“百年來海內外的李鴻章研究，數量眾多，成果豐碩。鑒于李鴻章在晚清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這些研究無疑推動了我們對整個近代史的認識。但我們仍可以看到，李鴻章的研究還存在許多缺漏和不足之處。首先表現在材料的使用上，雖然研究者們不斷發現和挖掘新材料，但仍多以吳汝綸所編《李文忠公全集》為藍本。事實上，這部全集由于種種原因，只出版了所訂全部文稿的1／2強，再加上其他未刊印的原始檔案材料，其所含內容的完整性如何，可想而知。……其次，對李鴻章的研究雖多，但重復和價值不高的論著亦不在少數，這一方面與研究者個人學術素質有關，但歷史的研究往往多受時代的影響，研究者不能實事求是、客觀地探討問題恐怕是更為關鍵的原因。三是研究者們對某些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或忽視未談。比如，學者們長期以來重視對李鴻章辦理洋務和外交的研究，而忽視了李鴻章仍是一個封疆大吏，對他治理直隸的研究遠遠不夠。還比如，人們對李鴻章的各類思想雖多有闡述，卻沒有系統地分析他思想形成的根源。此外，對李鴻章和淮系集團，李鴻章個人的品質、性格和做人等問題的研究也有待進一步的深入?！雹诩热贿@樣，對于李鴻章的研究就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需要學者們從多個角度繼續進行研究。
人類的思維水平是不斷提高的，歷史的劃時代變革、歷史進程中重大事件內涵的逐漸揭露、當代社會開始自我批判從而促進對過去的反省、新材料的發現，等等因素，決定了人們對歷史進行再認識的必要性。推動歷史再認識的因素，是時代發展的需要、認識主體的創造精神、整個人類認識水平的發展。正是這些因素，要求人們站在現代科學的高度去審視過去，并由此推動歷史認識的深化和發展。③而歷史認識提高了，對于同一人物的評價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以前人們公認的所謂“定論”也就會改變。
第二，從史學研究的客體方面講，更不存在什么絕對真理。歷史人物評價中的客體是已經成為過去而且一般是歷史上有影響的人。人的一生的活動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面復雜的，一生中的多面性和復雜性很難一下子被完全揭示。正因為如此，梁啟超才這樣說：“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杰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后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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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胡濱、李時岳：《略論李鴻章的洋務思想》，《文匯報》1980年12月29日；胡濱、李時岳：《李鴻章和輪船招商局》，見湯連照編：《輪船招商局與中國近代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另外可以參考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封——晚清“洋務”熱透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戴仕軍：《李鴻章研究概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增刊。
③參考李振宏：《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27頁。
之。曰：有人于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杰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①看來，梁啟超早就看到李鴻章的人生所表現出的多面性和復雜性。
充分認識客體的多面性或復雜性，對于史學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提出新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客體，并促使史學研究者的頭腦復雜起來，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豐富多彩，筆下的人物更加鮮活。
三、兩點認識
歷史人物研究的過程中，所有的評說不過是大家從不同角度對歷史人物進行的研究，不過是在認識不斷發展過程中的“舊說”與“新說”。譚其驤就覺得“恢復名譽”、“翻案”這樣的字眼用得不大妥當，他認為郭沫若對曹操的評價，不過是歷史研究進程中的一個新觀點而已，對這個新觀點，他還頗不認同，因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是是非非，盡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應該惡之則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獄，愛之則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筆底下，似乎曹操簡直沒有什么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我看郭老這種看法在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雹?/p>
邱復興的《曹操今論》詳細地敘述了曹操生前死后千余年來的褒貶。認為曹操是有兩重性的偉人，唐以前，說曹操好話的人多些，罵曹操的也不乏其人，北宋以來，貶斥較多，頌揚的也大有人在。曹操有功有罪，評論者有褒有貶，相互爭議，并沒一邊倒，沒有什么案由可以立案。今天我們肯定曹操的功績，也不是翻歷史上否定曹操罪過的案子。反之亦然。論功說過，都是評論曹操之所為，談不上翻不翻案的問題。③
盡管有人不同意“翻案”的提法，但并未陳述“翻案”會導致的后果，實際上“翻案”說的存在既有強化定論思維的弊端，也會使“兩分法”成為人物評價中的準則。
(一)“翻案”說容易強化人們的“定論”思維
史學研究中強調“定論”，無益他人提出新的看法。而“定論”成為習慣之后，也會使一部分史學家形成思維定式，把某一評價凝固化，導致了人物評價中因人廢言或因言因事廢人，或者相反——因人立言立事或因言因事立人?！耙诲N定音”，表面上看是統一了思想和意見，但從認識的發展規律看，這是最有害的做法。在這些結論或定論面前，史學工作者不僅失去丫主體意識，一切要以此為準，而且還要順著這個方向廣搜材料為這些結論與定論作證，甚至有意無意地閹割、歪曲歷史事實以順從或迎合這些結論或定論，其結果是導致歷史失真，并由此帶來一系列荒謬的后果。更為嚴重的是，當我們的研究者想方設法讓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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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啟超：《李鴻章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l頁。
②譚其驤：《論曹操》，《文匯報》1959年3月31日。
③邱復興：《曹操今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頁。
相信他的思考是惟一的思考，讀者也會形成一種惰性思維習慣，慢慢地就失去了自己的個性和判斷力。因為只有一種答案，就不需要判斷，只需把書本上的結論記下來就可以了。
中國有句古話：“是非功過，任由后人評說。”武則天死后留下一塊“無字碑”就是這個意思。的確，任何人的功和過，都不認“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評頭論足。而后人復后人，無窮盡也。任何一代后人如果下了“定論”，就等于剝奪了更多后人評說的權利，實際上這也是做不到的。①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們對問題的認識肯定會有所改變，史學認識會不斷向前發展，也應該向前發展，變得更為全面和公允。
(二)“翻案”說使“正面和反面人物的兩分法”成為人物評價的準則，影響人物研究的正常開展。
現在的翻案文章一般都是針對過去人們心目中的“反面人物”，由于公眾對這一類人物固定的思維模式，認為反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不容重新評價。一旦出現不同的觀點，便接受不了。翦伯贊說“替曹操說好話是很危險的，因為他是人所共知的奸臣”。②簡單地將歷史人物區分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是一種形而上學貼標簽的方法。人物的性格及承擔的社會角色是非常復雜的，需要我們多角度的觀察和評價歷史人物。
長期以來，在評價所謂的“反面人物”的時候，存在很多問題，主要有：第一，以偏概全，在歷史人物的評價上，流行著一種“逆推論”。某個人物只要后來在政治上出了問題，就把他說成生來就壞、一切皆壞，予以全盤否定。第二，夸大錯誤，把原來屬于一般認識上的錯誤說成是罪惡。反面歷史人物的演變有一個過程。之所以夸大錯誤，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說壞人壞，總不會有錯，似乎把反面人物說得丑惡一點沒有關系。殊不知真理朝前跨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會變成謬誤。第三，掩飾優點，對反面人物在歷史上曾經起過的進步作用，一些人物傳記和歷史讀本往往隱而不顯，略而不言，或者語焉不詳。第四，簡單對號，使反面歷史人物臉譜化、公式化。③經過時間的推移，形成了定式之后，就很難改變。
因此，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評價一些歷史人物的要義所在，所有的研究者都應認識到，史學研究從來沒有達到“終極真理”的觀點。只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能把我們的史學研究不斷推向前進，促進史學的真正繁榮。
(作者劉克輝，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郵編475001)
(責任編輯：吳英)
(責任校對：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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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考盛大林：《歷史何曾有“定論”》，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gdspcn／200305130520．htm。
②翦伯贊：《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光明日報》1959年2月19日。
③夏宏根：《略論反面歷史人物評價中的幾個問題》，《求實》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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