逡巡于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之間的選擇——關于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華政策的再思考
宋 曉 芹
[摘 要]反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服務于美國全球戰略的現實考慮，使新中國成立前后的美國對華政策既表現出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也表現出明顯的現實利益因素。單從意識形態或現實利益的角度認識和理解美國對華政策既不全面也不客觀，應該說它是美國在中國歷史發生巨大轉折的情況下，逡于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之間的艱難選擇。
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中美關系史研究中成果最多、爭論最大的一個領域，也是不斷激發學者們研究興趣的一個領域。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學界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是僵硬的，當時并不存在緩和中美關系的可能；另一種從現實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中美關系存在緩和的可能。近年來，隨著新冷戰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對第一種看法的認同呈上升趨勢。筆者認為，單從意識形態或現實利益的角度研究新中國成立前后的美國對華政策是不全面的，事實上它既包含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又包含了明顯的現實利益因素，它是美國在中國歷史發生巨大轉折的情況下，逡巡于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之間的艱難選擇。
意識形態：美國對華政策難以掙脫的藩籬
“美利堅民族是一個高度注重意識形態的民族”，“只要試圖對美國如何進入國際政治的密林，或對政策制定者的行為進行深入的探討，意識形態都占據著顯著的地位”。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華政策中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因素就是反共主義。反共主義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共有的一種意識形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資本主義各國“像防止瘟疫一樣來防止布爾什維克主義”，試圖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蘇雖結盟共同作戰，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的敵視。羅斯福在給美國駐蘇大使約•戴維斯的一封信中表示：“不論我，還是您，都不接受共產主義，但是為了過橋，我向魔鬼伸出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國際影響力的提高和社會主義力量在東歐的擴展，被美國認為是對自由價值體系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嚴重威脅，杜魯門主義作為美國對所謂“共產主義暴君擴張浪潮”的回答，使反共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到了美國對外決策的各個環節當中。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言，“戰后時期幾乎每一項重要的美國對外政策決定，都是對某一覺察到的或明顯的共產主義威脅所作的反應。”
“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由于反共主義在美國根深蒂固，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的敵視。抗日戰爭期間，出于現實利益的需要，美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給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抗戰勝利以后，“為了防止中國共產主義化，羅斯福和杜魯門采取了以離間毛澤東和蘇聯為首要目標的政策”，說服蘇聯接受了與美國共同支持蔣介石和平統一中國的政策。國共和談破裂以后，美國公然支持蔣介石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和蘇聯原子彈的成功試爆，引發了美國歷史上的又一次“紅色大驚恐”，反共主義意識形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影響凸顯出來。新中國成立之際，正是美國國內反共主義意識形態甚囂塵上之時。美國政府和民眾普遍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結果，不代表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美國不僅不能承認它，而且應該設法騷擾它，甚至推翻它。早在1949年1月19日杜魯門就明確表示：“我們不能同一個共產黨政權打任何交道”。南京解放以后，國務卿艾奇遜多次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強調“承認共產黨政權為事實上的當權者，從政治上講，將貶抑國民政府”，“美國在沒有得到它將履行國際義務的證據之前，可能還不準備這樣做”。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還通過頻繁的外交接觸，勸導相關國家應結成“共同戰線”，不要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做出任何主動的表示。新中國成立的第三天，杜魯門就指示美國國務院：“我們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認這個政權，我們在承認蘇聯的共產黨政權之前曾等待了12年”。10月 6－8日，美國國務院召開了關于對華政策問題的圓桌會議，決定在承認中共政權的問題上態度“不應急切”。25 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的一份報告宣稱，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盡一切努力來防止承認共產黨政權為中國的唯一政府”。1950年2月中蘇結盟之后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的第68號文件認為：“冷戰事實上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自由世界的生存處于危險之中”，“我們必須通過迅速持久地建立自由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通過旨在扼殺蘇聯的創造性的計劃，迫使蘇聯承認自由世界有決心和能力挫敗克里姆林宮。”該文件倡導一種積極的遏制戰略，“是美國對共產黨中國勝利和蘇聯爆炸原子彈的反應”，是“其后 20年間美國進行冷戰的藍圖”。
除了反共主義之外，美利堅民族的自負心理也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因素。長期以來，“美國人以在中國充當特殊角色自居，滋長出一種民族自負心理”。正如艾奇遜在給杜魯門的信中所說：“結合中美兩民族在宗教上、慈善事業上、文化上的聯系，常使美國對中國的友誼加強。”艾奇遜的觀點雖然代表官方，但它“也被美國民眾廣泛認同”。在這種民族自負心理的驅使下，美國政府無視其強權政策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相反卻以“施惠者”自居期待回報。在他們看來，美國對華政策是以對華友誼為基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享有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美國完成的，并非中國、更絕非英國和蘇聯的成就”，中國應對美國所謂的“友誼” 充滿感激，對美國的“民主制度” 充滿景仰。因此，新中國的成立“使美國那種認為自己在中國是無所不能的觀念，受到直接的挑戰”。他們固執地認為，“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制度”，美國“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促成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
深陷于對共產主義的敵視情緒和民族優越的自戀情結之中，美國對華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意識形態的泥潭。“美國人民及其領導人由于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而一葉障目……杜魯門及其顧問在美國人民的充分支持下，在亞洲也在歐洲采取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實際上它日益成為一項反華的政策”。由于無法接受中國內戰的結果，美國近乎瘋狂地仇視和遏制中共政權，甚至在國內瘋狂迫害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歧視和排斥中國留學生和華僑，這在美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現實利益：美國對華政策不能忽視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是國際關系史上現實主義學派崛起的年代。美國作為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發源地，外交政策自然深受現實主義理論的影響。遏制戰略的出臺和美蘇冷戰的爆發就是現實主義理論指導美國外交實踐的重要體現。對華政策作為美國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被打上了現實主義的烙印。那么，美國在中國的現實利益是什么呢？在羅斯福設計的世界藍圖中，中國是美國在軍事上的一個可靠盟友，是未來美蘇競爭中阻止蘇聯在東北亞擴張的緩沖地帶。為了把這一藍圖變為現實，美國不僅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給予了同情和支持，而且對塑造中國的大國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力圖在中國建立蔣介石治下的“和平”。然而，中國內戰的爆發和共產黨的勝利，使美國的現實利益面臨嚴峻挑戰，如何維護美國的現實利益也就成為其對華政策不能忽視的因素。
1948年9月，在國民黨的失敗基本成為定局的情況下，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提交的對華政策報告認為，“全力以赴地援助國民政府是一條規模巨大沒有盡頭和十分冒險的行動路線，美國政府不能這樣拿著美國的聲譽和財力去賭博”。中國的共產主義只是在它“可能成為蘇聯政治、軍事力量的附庸這一點上，才對我們具有潛在的嚴重性”。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的對華政策應當是：“1）繼續承認現存的國民政府；2）在國民政府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消亡以后，視當時的情況決定承認誰的問題；3）盡可能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政治、軍事附庸一”在肯定一般的軍事援助不可能對中國局勢發揮作用的情況下，“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形式來發揮我們的力量，將是最有效的”。這份報告所包含的現實利益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內戰的結果超出了美國的控制能力，美國應避免因“全力以赴”援助蔣介石給遏制蘇聯的全球戰略造成負面影響；二是美國應探求離間中蘇關系的可能性，阻止中國成為蘇聯力量的附庸。1949年1月11 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這份報告。文件要求美國應“制定相應計劃并適時做好準備，以便在中國出現機會時，加以利用；同時保持靈活性，避免無可挽回地束縛在一條行動路線或一個派別身上”。
為了顯示對華政策的靈活性，維護自身的現實利益，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美國逐漸拉開了與國民黨的距離，1949年1月下旬，美國宣布停止訓練國民黨的軍隊，并撤回了美國軍事顧問團。南京解放以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繼續滯留南京，以此“冷卻”與國民黨的關系。上海解放以后不久，駐青島的美國海軍艦隊也奉命撤離。8月，美國國務院公布《美中關系白皮書》，“企圖在美國輿論面前證明自珍珠港事變以來政府政策的合理性”，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對于此時國民黨希望迅速增加軍事援助的要求，美國也沒有給予積極的回應。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美國目前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利和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無意使用武力干預現在局勢。美國政府將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國內爭的方針”。“同樣，美國將不向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l月 12日，艾奇遜正式宣布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防御圈”是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群島再到菲律賓，臺灣被劃到了美國的防線之外。雖然，聲明中的“目前”兩字值得質疑，但美國政府內部的主流意見認為，采取軍事措施阻止中共收回臺灣是不明智的。在與國民黨拉開距離的同時，為了對中共的決策施加影響，美國國務院在司徒雷登留駐南京期間，令其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共接觸，探詢中共的政策動向。考慮到中共在經濟建設方面將面臨的困難，1949年 3月杜魯門批準的“對華貿易政策”提出，應該恢復對華正常貿易，以加強中國內部的反蘇力量，促使中蘇之間產生摩擦。盡管對軍用物資和戰略物資的禁運和限制仍很嚴格，但比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略寬一些。由于國民黨對上海的封鎖，加之中共外匯數量有限，這些政策對緩解中共面臨的經濟困難作用不大，但其現實利益的考慮還是十分明顯的。
在離間中蘇關系的問題上，1948年夏發生的蘇南沖突，使“美國好像獲得了一種從內部腐蝕敵人陣營的武器：如果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能和莫斯科分裂，為何別的共產主義國家不可能呢？”美國駐蘇大使館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指出，鐵托事件“對中國共產黨具有絕妙的意義”，“鐵托和毛有著許多相同之處”，應該抓住時機，動搖中共領導人對蘇聯的信心，促使中共走鐵托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美國政府內部就如何在中蘇之間打入“楔子”問題進行了討論。1949年12月29日，艾奇遜在與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的談話中說，“毛實際上不是一個衛星，他掌權實際上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蘇聯軍隊扶植上臺的”，“這一情況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財富”。12月 30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 48／2號文件提出：“美國應該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擴大共產黨人和蘇聯之間、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和中國的其他力量之間出現的任何分歧，同時應謹慎地避免進行直接的干預。在適當的場合，應利用一切公開的或隱蔽的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為了給中蘇談判制造困難，美國向中國展開了強大的政治和心理攻勢。盡管美國并不打算真正放棄臺灣，但美國國務院認為“公開支持國民黨在臺灣的殘余勢力會破壞任何使中蘇分離的策略”。因此，1950年1月2日，助理國務卿臘斯克通過“美國之音”發表了美國不準備用武力幫助蔣介石“保衛”臺灣的講話。5日，杜魯門又發表了關于美國無意干涉臺灣問題的聲明。12日，艾奇遜宣布臺灣并不在美國的“西太平洋軍事防御圈” 之內。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在報紙上散布謠言，強調蘇聯的帝國主義行徑。美國官員們發表的講話屢次把中國共產黨人稱為傀儡，希望使他們感到羞辱而開始表示出反俄國的民族主義”。美國學者鮑大可認為，這“或者是故意用來加劇中蘇摩擦的一種策略”。
雖然美國基于現實利益考慮的對華政策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但也不能否定它的現實主義特性。首先，美國避免了全面卷入中國內戰，客觀上有利于其全球戰略的實施；其次，美國繼續維持與國民黨的關系，保持其在臺灣的政治存在，為后來干涉中國內政和調整其亞洲戰略埋下了伏筆；最后，離間中蘇的“楔于” 戰略雖然短期內未見成效，但長遠來看對中蘇關系的影響還是不能低估的。
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美國對華政策的雙重性
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關系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在很多情況下是相輔相成甚至融為一體的，它們都是構成國家利益的基本要素。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談到美國對外政策的這種雙重性時指出：“二十世紀最能左右國際關系的，作風卻也最矛盾的國家則非美國莫屬。再沒有其他社會像美國一樣，既絕對堅持絕不容許外國干涉美國內政，又如此一廂情愿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動中沒有比美國更務實的，但在追求歷史傳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沒有比美國更具理想主義的國家。”可見，把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對立起來，嘗試用探求單獨因果關系的研究方法，來闡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對外政策是片面的。考察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應該避免這種片面的結果。
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華政策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特性。由于美國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共產主義在亞洲的蔓延，是蘇聯力量在亞洲的擴張，所以采取了敵視和遏制的對華政策。強烈的反共主義意識形態使美國錯誤地把中共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把中國革命的勝利看成是外部力量控制的結果，因此不愿意認真考慮對新中國的外交承認，不愿意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與新中國的關系。偏執的民族自負心理使美國對“丟失中國”感到異常惱怒與沮喪，從而導致了美國右翼勢力仇華情緒的迅速蔓延，并對政府的決策造成了一定影響。由于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美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反對共產主義就與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其自由民主制度、維護國家安全利益聯系在了一起。再加上所謂“丟失中國”對美利堅民族優越感所造成的沖擊，美國政府和右翼政客都不愿意接受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現實，其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特性也就不可避免。
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華政策也受到現實利益的制約。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盡管當時美國的實力非常強大，但也不足以保證它在全球范圍內四面出擊。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雖然削弱了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優勢，但還不足以使美國的對外戰略重心發生轉移。根據現在解密的相關檔案材料可以肯定，美國政府當時確實沒有武裝干涉中國的打算，而是從自身的現實利益出發，制定了從中國內戰中逐漸“脫身”的政策，這是美國政府對自身實力審慎評估的結果。為了減輕中國革命勝利對美國全球戰略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政府還制定了離間中蘇關系的“楔子”戰略，以防止中蘇結盟造成美國在亞洲甚至全球范圍內更大的被動。一些學者根據中蘇結盟的結果，質疑“楔子” 戰略的現實主義特性，認為向新中國施壓、拒絕承認新中國與“楔子” 戰略的目標是矛盾的，只有向新中國示好才是現實的選擇。然而，“在國際關系中，決定國家外交政策的并不是絕對客觀的國家利益，而是決策者以意識形態為思想框架和觀察工具所認識到的國家利益”。對于美國的決策者來說，在對華政策問題上，他們所認識到的國家利益也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因此“脫身” 政策和“楔子” 戰略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表現為，美國既想從中國內戰中“脫身”，又不愿徹底斷絕與國民黨的關系；既想避免出現中蘇結盟的局面，又不愿在平等的基礎上承認新中國，試圖通過示威而不是不好的手段促成其政策目標的實現。根據這種局限性否定美國對華政策的現實主義特性，應該說是不客觀的。
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相互交錯是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特征。說它是意識形態的，是因為美國對華政策在反共、反華意識形態的驅使下，回旋余地太小，不足以推動中美關系的緩和；說它是現實利益的，是因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并沒有完全脫離客觀現實，中美關系看上去還留有一些回旋余地。由于當時美國的綜合實力特別強大，自身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和發展問題，因此意識形態在對外政策中的地位相對提升，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因素相對增強；由于當時美國強大的實力還不足以建立一個由它主宰的國際秩序，在國際事務中還做不到為所欲為，因此對華政策的現實利益因素亦不能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是謀求建立一種美國治下的“和平”，以便向全世界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念體系和生活方式，滿足壟斷資本對外擴張需要，為美國的經濟謀求最大可能的發展空間，其本身就具有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雙重特性。對華政策作為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美國決策者逡巡于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之間抉擇的結果，具有這樣的雙重特性是合乎邏輯的。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5期《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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