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之后，面臨著復雜的社會環境，除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的龐大政治機器遺留下來的大量殘余反革命分子之外，還存在著許多丑惡的社會現象：鴉片煙毒流行，賭場、妓院林立。。。。這些丑惡現象是舊中國腐朽的社會制度的產物，與國民黨反動政權一道為害作祟，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權建立之初，這些丑惡現象繼續污染著社會風氣，并且許多煙館、妓院成為反革命分子和盜匪的藏身落腳之地，嚴重地危害著新中國社會秩序的穩定。
解放前夕，由于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腐敗無能，全國大量耕地被用于種植鴉片原料罌粟。如西南區調查，云南省罌粟種植面積占耕地的33％，貴州的安順地區則“幾乎無戶不種”；西康省種罌粟土地占耕地面積的48％以上；整個涼山地區煙片種植戶占各縣總戶數的60％－80％。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西南區種罌粟曾多達1545.46萬畝，以畝產15兩計，年產煙片2.3億兩。如果用這些土地種糧，以畝產230斤計，年損失糧食35.55億斤以上。
鴉片煙毒在反動腐敗政權的庇護之下，或明或暗的販運售賣，毒害各地群眾。如國民黨統治時期全國三大煙毒運銷中心的武漢，1932年時漢口市吃“黑飯”（煙毒行業）的行商戶數和從業人數及資本均超過了當時的糧食業。直到解放后的調查統計，武漢市僅毒品販運犯就近4000人，占毒犯總數的77.8％。而這些從事煙毒制造販運的主要分子，大多數是反動官吏、流氓頭子、奸商之流。在解放后武漢市逮捕的販運煙毒的大犯、主犯、慣犯、現行犯中，國民黨軍、警、憲人員，地痞、流氓就占49.8％。而且因煙毒販賣能牟取暴利，甚至一些民間社會名流也要參與販賣煙毒，如據《文史資料選輯》記載，京劇藝人荀慧生等幾十人有一次受邀從北京到上海演出，演員們聽說上海煙土價錢貴，便把領到的包銀，加上個人私蓄，買下了煙土。拿到上海去高價販賣。煙毒販賣之泛濫可見一斑。
國民黨反動政權把禁煙當作財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煙斂財，除煙畝稅金，過境稅（含雜收保護費等）外，還大收特收煙館捐、煙民開燈吸毒“證照費”等，如廣西從1932年－1935年，“禁煙”稅均為省稅中第一大稅。巨額“禁煙”稅的征收，庇護和助長了制販吸毒活動的發展，鴉片煙毒流及全省。據統計，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記煙民300592人，全省城鄉共設煙館3000余家，僅南寧市便有煙館100家，其中大煙館9家。桂林市一天銷售煙土量就達2000兩。1949年，桂林綏靖公署一次就從外地運進煙土四五百擔，配售給煙民和毒販。
四川廣安縣煙民諷刺國民黨政府的禁煙政策詩歌寫道：“我有三畝田，政府叫我種煙，我種了煙，好抽窩捐；我有一兩銀，政府叫我賣煙，我賣了煙，好抽燈捐；我已種煙買煙而吸煙，為何又叫我戒煙？”
舊中國煙毒危害之烈，僅解放前夕西南地區煙民數量就高達600余萬，占總人口8％強。無數吸食上癮的煙民，不僅被戕害身體，耗散資財，甚至破產墮落，淪為游民無賴，如娼妓、盜賊、扒手、乞丐等，造成勞動力的大量喪失，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生產。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區嚴重饑荒，就是因為種煙過多，嚴重缺糧造成。當時民間有一幅對聯描述鴉片的危害：
“竹槍一枝，打得妻離子散，未聞炮聲震地；
銅燈半盞，燒盡田地房廊，不見火光沖天。”
中國共產黨，早在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的各個革命根據地里，就已經帶領老區人民群眾和煙毒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且在陜甘寧邊區實現了全國第一個無毒區。在取得全國勝利后，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建立清明的社會環境，為政治經濟建設掃清道路，帶領著全國人民，展開了一場清除危害中國人民百余年之久的煙毒的偉大斗爭。
1950年2月24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即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及中央直轄省市人民政府發出了《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命令各省市積極開展禁止煙毒工作。
《通令》指出：“自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強迫輸入鴉片，為害我國已百有余年。由于封建買辦的官僚軍閥底反動統治，與其荒淫無恥的腐爛生活，對于煙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強迫種植，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曾有計劃的實行毒化中國，因此戕殺人民生命，損耗人民財產，不可勝數。現在全國人民已得解放，為了保護人民健康，恢復與發展生產，特規定嚴禁鴉片煙毒及其他毒品的辦法”
《通令》制定了嚴禁鴉片煙毒的辦法共八條。開宗明義第一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協同人民團體，作廣泛的禁煙禁毒宣傳，動員人民起來一致行動。在煙毒較盛地區，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應把禁煙禁毒工作作為專題討論，定出限期禁絕辦法。”
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爭取人民的支持，“動員人民起來一致行動”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關鍵，毛澤東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設依靠人民，也為了人民，這是辨證的，不可分離的。所以這第一條就已經表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這場禁煙禁毒斗爭是群眾運動和人民戰爭。這是中國百年禁毒史的第一次，依靠群眾路線，用人民戰爭的方式來禁煙禁毒。從清朝林則徐虎門銷煙，到國民黨統治時期，統治階級對禁煙禁毒年年都講，禁煙法令連篇累牘，禁煙機構疊床架屋，時常興起的禁煙運動也頗有轟轟烈烈之勢，但直到國民黨政權覆滅，煙片毒禍仍然泛濫成災，并且愈演愈烈，除吏治腐敗之外，究其根本，對作為禁毒主力軍的人民群眾猜防備至，對群眾運動畏之如虎乃是首要原因。新中國頒布的禁毒第一令，短短幾百字，卻出手不凡，一下就扼住了毒魔的咽喉。以《通令》發布為標志，轟轟烈烈的新中國禁煙禁毒運動拉開了帷幕。
新中國的禁絕煙毒斗爭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通令》發布直到1951年7月，這一階段主要是結合清匪反霸、鎮壓殘余敵特和土改等運動，重點在全國范圍內禁種鴉片煙苗和取締煙館，著重鎮壓一批流通環節的大毒犯。
國民黨統治時期，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靠煙畝稅金，禁煙稅費等方法，明為抑制，實為庇護，放任煙毒橫行。而新中國禁毒《通令》里，明令禁絕種煙，禁絕販運，收繳民間毒品，對制毒，販毒，售毒三大環節堅決打擊，絕不與毒魔虛委茍且。
對吸毒人員，《通令》規定：
六、吸食煙毒的人民限期登記（城市向公安局，鄉村向人民政府登記），并定期戒除。隱不登記者，逾期而猶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處罰。
七、各級人民政府衛生機關，應配制戒煙藥品，及宣傳戒煙戒毒藥方，對貧苦癮民得免費或減價醫治。煙毒較盛的城市，得設戒煙所。戒煙戒毒藥品的供應，應由衛生機關統一掌握，嚴防隱蔽形式的煙毒代用品。
這兩條表明了新中國根除毒禍的決心。新政權接手的是一個經濟崩潰的爛攤子，一窮二白，但為根除毒禍，開設戒煙所，供應藥品，免費或減價為癮民醫治，并且令其定期戒除。
第八條，責令各地區政府立即制訂各地禁絕煙毒具體辦法及完成任務時間。
雷厲風行，從軍情戰火中走出的新政權，效率之高，令人贊嘆。《通令》頒布之后，各地人民政府積極行動，調查研究，與各人民團體密切配合，進行廣泛的禁煙禁毒宣傳。并相繼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訂了禁煙禁毒辦法措施。
1950年5月，即公布了《中南區禁煙禁毒實施辦法》，同時，武漢市政府還頒布了《關于禁煙禁毒的公告》《煙毒癮民登記辦法》《獎勵自報檢舉查緝煙毒辦法》《處理煙毒案件暫行辦法》；1950年7月，西南軍政委員會頒布了《關于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并于同年12月通過了《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條例》；華東軍政委員會在1950年9月頒行《關于決定查獲毒品之處理辦法的通令》；1950年10月，公布了《東北區禁煙禁毒實施辦法》；1951年2月，頒布了《西北區禁煙禁毒暫行辦法》；1951年4月，內蒙古自治區頒行了《內蒙古自治區禁絕鴉片煙毒實施辦法》。從此，一場全國范圍的禁煙禁毒工作逐步展開。
在鴉片種植泛濫嚴重的西南地區，1950年3月1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的《關于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3月12日，又指示各地貫徹政務院關于《農林生產決定》，要求在少數民族地區“幫助改進農業生產技術，解決農具困難，禁種鴉片，盡可能解決改種的困難問題，適當地提倡多種當地主要糧食”。7月頒布的《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中，明令規定：1，政府絕不采取低價收購或抵繳稅賦的辦法，為種煙戶找出路。5，對于種植鴉片過多而形成災荒的地方，可酌情采取生產救災辦法，酌量貸予糧食，保證新收歸還。這些辦法態度堅決，切合實際，至1951年春，西南區漢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如云南嵩明縣民權鄉，農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煙籽入土，并將煙地改種其他農作物。
在鴉片種植泛濫的甘肅省，據1950年6月不完全統計，皋蘭、永靖等13縣種煙即12萬3千1百余畝，其中皋蘭即達6萬1千多畝。1950年3月20日，甘肅省人民政府發布《禁煙禁毒布告》之后，各級政府普遍組織工作組，深入群眾，廣泛宣傳黨的政策，發動群眾禁絕煙毒。至6月間，全省即鏟除煙苗11萬畝。1951年1月17日，省人民政府再次發布《嚴禁鴉片煙毒的布告》，在煙毒較多地區、交通要道、人口集中地區廣為張貼。2月15日西北軍政委員會頒布《西北區禁煙禁毒暫行辦法》，是年春，全省成立各地禁煙禁毒委員會或禁毒小組，結合減租、土改及春耕生產等中心工作，及時大力開展宣傳教育工作，逐漸提高農民覺悟，發動群眾，檢查、鏟除煙苗。當年，全省又鏟除煙苗14萬7千多畝。經過連續兩年的宣傳教育和動員群眾鏟煙，甘肅全省大規模種植鴉片的情況得到有力的制止。
大西南是多民族地區，禁毒工作最難開展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如涼山、西昌等百萬彝族人民聚居區，在解放前長期處于奴隸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后，不少人靠種植鴉片作為換取槍支和向漢區換取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來源。這些地區的鴉片種植一向被認為是各個政府都難以解決的難題。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的禁種，最主要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彝民的生活問題，使之靠種鴉片為其生活來源改變為依靠發展糧食和副業生產為其主要生活來源。新政權開始從宣傳教育著手，逐步引導彝族上層和彝民認識煙毒的危害。并在已建政并有一定條件的地方，一方面宣傳教育種植鴉片的害處和多種糧食的好處，一方面采取決議、公約等辦法，逐步減少鴉片種植，達到完全不種。1954年8月至12月涼山各縣普遍開展宣傳。布拖、金陽、昭覺等縣先后召開大小會議600余次，受到宣傳教育的彝族群眾4萬余人。不少上層頭人和群眾擁護禁毒措施。布拖頭人吉博牛牛將自己正在開花結桃的鴉片全部鏟去，種上糧食，并召開家支會，按彝俗打雞吃酒，保證全吉博家支今后不種大煙。金陽頭人馬拉里哈、加八唐甲等也自動鏟除所種鴉片，保證再不出現一棵煙苗。1954年，布拖四縣原種鴉片2萬多畝，經過宣傳教育，當年底自動鏟去1.6萬畝。隨著少數民族地區土改斗爭的深入，逐漸在全州實現了禁絕鴉片種植。
由于建國初期種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的采用了卡死流通環節的戰術，著重打擊販運及出售毒品的罪犯，當時稱之為“攔腰一棍”。這樣一來，種植鴉片的賣不出去，吸食鴉片的又買不著，因而成效顯著。據不完全統計，在煙毒泛濫的西南諸省，1950年既破獲各類煙毒案1萬余起，煙毒犯1萬余人（判處死刑37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繳獲鴉片毒品94.8萬兩又7000余包，查獲煙具22萬余件，查封煙館5400余家，沒收販運毒品汽車13輛，登記煙民3萬余人，戒除1.3萬余人。
《通令》發布以后，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區之后，相繼成立了各級禁煙禁毒委員會，部分地區農村也成立了禁煙禁毒小組。各級禁毒組織重點工作就是進行廣泛的禁煙毒宣傳，掀起群眾性的禁止煙毒運動。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會議、農民代表會議，以及減租退押中作了廣泛深入的禁煙毒宣傳教育。形式有專題討論、訴苦大會、街頭宣傳、漫畫標語等，做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如在四川東部廣安縣，組織煙民自編自演節目，如《煙民回頭》《煙民自嘆》等，同時還利用花鼓、金錢板詞等方式，勸諭煙民。還有就是由各禁毒機構組織宣傳隊，收集創作一些戒煙歌謠，廣為傳唱，如云南等地傳唱的快板書：“小快板，啪啪響，我來把大煙的毒害細細講。大煙正名叫鴉片，原來出產在西洋。帝國主義侵犯咱中國，大煙換走咱金銀財寶千千萬。大煙在咱們國家泛濫開，害得咱們家窮國窮窮人病怏怏。拿起鋤來挖不了田，提起槍來打不了仗，任外國鬼子逞瘋狂。咱受夠了罪啊遭夠了殃，水火深處百多年。如今全國得解放，帝國主義早滾蛋。大煙是帝國主義侵華的產物，不許它再害咱中國人。毛主席號召大禁毒，我們全民要響應。砸掉煙槍燒掉大煙，叫它們永世不出現。禁了大煙身體壯，甩開膀子把勞動干；禁了大煙省了錢，支援朝鮮打勝仗，支援國家搞建設。”
四川省涪陵縣于1950年12月召開兩萬余人的群眾禁煙大會，廣泛宣傳煙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煙毒措施，當眾焚毀煙土煙具，并判處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會后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深入宣傳，僅城區在三天之內就有1863人登記請求戒癮。許多煙毒犯紛紛交出煙毒具，要求自新。城區各學校、治安組、民眾夜校經常進行宣傳，發動親屬友鄰勸戒。該縣禁煙委員會擴大戒煙所，沿江各大市鎮均成立禁煙戒毒支會，將禁毒工作深入到全縣各個角落。在四川南川縣，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縣一方面采取檢舉、揭發、規勸、說服的辦法，另一方面，以轄區為范圍，把全縣劃為10個禁煙點，分期分批分別集訓癮民，每期2至3個月，共集訓癮民21116人，繳煙具23萬余件。1951年9月，《新黔日報》介紹了貴陽市的戒煙經驗：一是發動群眾搞戒煙工作；二是利用煙民動員教育煙民；三是召開戒煙煙民家屬會和煙民訴苦會、坦白會；四是脫癮煙民的互相監督。
經過《通令》發布后第一階段的禁毒斗爭，到1952年春為止，僅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共繳獲毒品2447308萬兩。全國毒品種植基本禁絕，販運吸食毒品現象大為減少。但是由于煙毒流行已有百余年的歷史，又帶有較大的普遍性，當時主要敵人尚未肅清，城鄉封建殘余勢力仍然囂張，而國家正處于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運動中，各地尤其是新解放區的工作重點在恢復經濟，安定社會秩序，我黨政軍任務繁重，還未來得及進行有系統的、大規模的、徹底的禁絕煙毒運動。在查處煙毒案件時，著重于禁種和禁運，對于禁吸工作，除宣傳外，其他措施還不夠周密，且單靠公安法院稅務等機關查處，沒有充分發動群眾。因而，一些殘存不法之徒仍暗中販運制造毒品，這些殘存的行為更為詭秘，罪犯更狡猾，危害也更大。而且至1952年春統計，西北地區尚有32萬人吸毒，西南地區的昆明市即有7千多人吸毒。
1952年，在抗美援朝戰局逐漸穩定、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運動取得深入成效，而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正開展到高潮之際，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已被充分調動起來，新中國徹底肅清煙毒的第二階段斗爭展開了。
1952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為了徹底根除鴉片“這種舊社會的惡劣遺毒，在全國范圍內有重點地大張旗鼓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運動，來一次集中的徹底的掃除，是十分需要的”。指示強調“以毒品流行對于國家的損失最大，對于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這次運動中應集中解決販運毒品問題。”而“要根絕制造、販賣毒品或包庇掩護毒犯的現象，必須依靠廣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斗爭的積極性。”指示對這次全國性的肅清煙毒運動的方針、政策和打擊重點都作了明確規定， 5月21日 ，政務院又發布《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再次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在“三反”“五反”中，有重點地、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群眾性的反毒運動，清除“舊社會的惡劣遺毒”。
6月10日 ，中央人民政府對運動進行了部署，決定這次禁煙運動主要由公安部負責，其他有關部門加以配合。中央指定彭真定期召集公安、交通、郵電、海關、內務、衛生、法院、監委等部門匯報情況，并在中央指示下處理有關問題。 7月30日 ，中央批準了公安部《關于開展全國規模的禁毒運動的報告》。該報告對禁毒運動作了以下部署：（1）目前運動主要集中在城鎮中進行，農村一般先暫不動。（2）禁毒運動分三期進行。第一期為“大破案”，即先逮捕、審訊一批有證據有價值的毒犯；第二期為“繼續深入和鋪開其他重點”；第三期為“追捕漏網毒犯和處理結束工作”。（3）大舉破案后，必須迅速召集適當的群眾大會，向群眾宣講禁毒運動的政策和意義，動員人民積極參加運動，與毒犯作斗爭。（4）在禁毒運動中，各省（市）之間，可直接交換材料和聯合緝捕毒犯；各大行政區和省市應每五天向公安部匯報一次情況。關于禁毒運動中懲治毒犯的具體政策，報告也作了詳細規定。
在上述指令和通令要求下，各省市發布通知，制定計劃，重新成立禁毒委員會，結合“三反”“五反”運動中發現的線索，為把禁毒運動推向高潮作了充分準備。從1952年8月到10月是這次禁煙運動的高潮階段。這次高潮在人民政府統一部署下，各省市于8月中、下旬兩次逮捕毒犯，結合開公判大會，動員群眾檢舉揭發，不少省市于9月初進行第三次大搜捕。12月底以前將各類毒犯分別處理。
1952年，貴州8月至10月集中力量，統一行動，分三批在43個地市縣開展禁煙毒運動。當年貴州抓獲煙毒犯3915人，繳獲煙土29萬余兩，其他毒品折合煙土7萬余兩，煙具6703件。云南省1952年查處販毒分子2444名，逮捕6235人，處死38人，繳獲鴉片120多萬兩，煙具1.5萬多套，僅昆明市即登記煙民14762人，經分期強制戒斷，80％戒絕。廣西全省召開各種群眾會及毒販家屬會1778次，直接受教育群眾1821279人，占總人口的80％以上。全省召開宣判大會78次，判處毒犯死刑24人，有期徒刑1130人。湖北恩施縣于 9月25日 在縣體育場召開了慶祝禁煙禁毒勝利大會。當場焚毀了繳獲的全部毒品和毒具，濃煙滾滾，火光沖天，許多人熱淚盈眶，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在天津市，8月初進行調查摸底， 8月10日 夜間統一行動，逮捕毒犯。之后，為了更廣泛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造成強大攻勢，積極開展禁毒宣傳，召開各種會議。僅天津市公安局八分局就召開大小群眾會議1417次，受教育群眾23495人。至8月底，群眾檢舉制、販、運毒案件材料1.1萬余件。共挖出1950年后仍有活動的大小毒犯3086人。在青島市，在 8月18日 大舉破案之后，21日起即在全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其方法為，在居民聚集的街道和場所設點，反復講解毒品危害，控訴煙毒犯的罪行。各區政府還組織各街道的治保會，群眾讀報組，婦代會及其他群眾組織深入大街小巷，挨門挨戶地進行禁毒宣傳。在西安市，從 8月11日 第一次大逮捕到 8月22日 第二次逮捕，市區分別召開各種類型的宣傳會5843次，參加人數14萬多人次。在宣傳活動中，將禁止煙毒與愛國主義聯系起來，說明禁煙毒就是愛國行動，是抗美援朝的表現。同時，還采用編發禁毒小報，演禁毒戲曲、快書、召集毒犯家屬會等形式，宣傳毒品危害，動員人們與毒品犯罪作斗爭。在蘭州市，召開軍民小組、煙民、毒犯家屬等群眾會議5560余場，受教育群眾32萬多人，其中蘭州市民受教育面達80％。群眾稱“禁煙是救命”，積極檢舉、提供毒品線索合計8739條。3823名毒犯向人民政府坦白登記。
湖北省會武漢，在解放前就有“武漢市是煙、賭、娼三大毒窟”之說，毒犯多為原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以及地痞流氓惡霸甚至一些國家工作人員，1952年8月13日第一次大逮捕之后，因在社會上震動不大，各階層反映不多，毒犯雖有震動，但變化不顯著。有些幾進幾出公安局的慣犯，被捕后滿不在乎，他們看到“五反”中“嚴查寬辦”的處理精神，認為對他們不會怎么樣，“殺不了我，嚇嚇傻子罷了。”有的毒犯猖狂叫囂：“老子吸給你看，賣給你看，看你把老子怎么辦？”有的甚至造謠污蔑說：“共產黨要錢，收繳嗎啡到百貨公司去賣。”
根據這些情況，武漢市委市政府強調“徹底禁煙禁毒的關鍵在于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檢舉、揭發、監督、管制，就可以把煙毒禁絕。”要“大張旗鼓地作禁煙禁毒的宣傳工作，把煙毒毒害人民及販毒與制毒罪犯的典型罪惡事實，通過各種會議，各個宣傳機關，及時地在人民群眾中進行深入、廣泛的宣傳，以提高群眾對制毒犯與販毒犯的仇視。”在這一時期，廣泛召開了大小各種群眾會議，進行宣傳發動，并把禁煙禁毒的意義、內容編成戲劇、快報、相聲、彩連船、大鼓、秧歌等形式，在街頭巷尾巡回演出，有的區、街還組織訪問隊，挨家挨戶上門宣傳。從8月14日至8月16日3天內，各區、街代表會、居民小組等組織討論，進行深入宣傳，表明政府禁毒的決心，扭轉群眾怕“嚴查寬辦形成寬而不辦”的思想顧慮，打消群眾害怕毒犯報復的擔心。在各區召開的大小群眾動員會當中，許多群眾以及癮民家屬紛紛控訴煙毒帶來的災難和舊社會的罪惡。江岸區軍民陶XX控訴了大毒犯王清緒長期販吸毒品，將她買來當傭人，后又逼她為妓為王賺錢吸毒的罪惡事實；毒犯家屬蔡老頭控訴說：“制毒的人坑害了我一家人，兒子吸毒，家里窮得象水洗一樣。兒媳嘔氣離了婚。制毒賣毒的不收拾干凈，我們一家就不能伸頭！”
經過這樣廣泛深入的宣傳發動，群眾積極行動起來，協助政府開展禁煙禁毒工作。有的秘密跟蹤毒犯，不分晝夜地向公安部門反映情況；有的不辭辛勞地找知情人了解毒犯的材料；有的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分化瓦解毒犯家屬。江岸區劉家廟居民郎幼梅聽了報告會后，就積極檢舉其弟弟的吸毒行為；毒犯黃久臣的女兒在會上檢舉其父親的販毒罪行并動員其父交出了毒品；武昌區八輔街工人程紹傳以及新河街數名居民主動自費去漢口、漢陽、新州等地查證毒犯事實；保安街治保委員馬明厚經過大量工作，查出毒犯李潤富制作假傘裝嗎啡的販毒事實；梅神甫路13歲女孩王德勝監視大毒犯劉汕潮的販毒活動，及時向政府反映，直到劉犯被抓獲。
這種形勢之下，武漢市于9月9日下午，對已經審理結案決定判刑和釋放的毒犯，召開了有2萬多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市委市政府領導張平化、王任重等在會上講話，號召全市人民進一步行動起來，把禁煙禁毒運動進行到底。各民主黨派及群眾團體代表紛紛發言，堅決擁護黨和政府的判決。宣判大會后，極大的震懾了毒犯，發動了群眾。泉龍港船民代表在大會后，立即跑到各學習組傳達大會情況，船民梁萬友當場就在學習會上坦白運送過兩次嗎啡；毒犯蔣從云的老婆聽了傳達后，立刻跑回家動員丈夫坦白登記。船民們說：“政府為了我們人民，我們必須想一切辦法收集材料供給政府，還要很好宣傳。”
通過一系列工作，尤其是公判大會的震懾，毒犯紛紛坦白服法，毒犯李聚久說：“過去我不管政策壓，開會擠，是堅決不談的。參加公判大會后，我才感到只有徹底交待才有出路”，當即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實。群眾高興的說：“空說話不如現身說法，現身說法不如現場執法”。
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倡導和全國禁毒會議規定：“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多數從寬少數從嚴，拒不坦白從嚴，徹底坦白從寬”等寬嚴原則，除嚴查嚴處一批主犯慣犯以外，對一般毒犯采取了“嚴加懲治與改造教育相結合”的原則。武昌區從10月7日開始至10月25日止，先后辦了4個毒犯集訓班，共集訓毒犯136名，坦白交待毒品嗎啡82481兩，鴉片5898兩，煙泡180粒，集訓中仍不坦白交待者逮捕3人，交群眾管制53人，對坦白交待徹底或按政策不夠處理的教育釋放80人。
對6693名癮民，主要是加強改造教育，由群眾監督，家屬規勸，促使其徹底戒煙。由于通過運動已達到了禁種、禁制，加上運動中又對他們加強了教育，各方面進行了督促、規勸，衛生機關又采取措施，為他們減輕痛苦，配合戒癮。到9月底，基本上達到了“禁吸”的目的。蹻口區有一個派出所曾試驗性的將癮民集中起來，與外界隔離進行學習，目的是看癮民是否已經戒煙。結果只有一名婦女稍有不適，其余都戒了。
到10月25日，武漢市第二階段禁絕煙毒運動結束，“該殺的殺了，該關的關了，該管的管了，該教育的教育了”，全市毒犯基本肅清。制造、運送、販賣、吸食煙毒的現象徹底消滅。使百年來在武漢的煙毒危害得以根絕。
全國至1952年底，除甘肅、四川、湘西、廣西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個別地方禁煙毒延長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內陸省市及邊遠省份的漢民區，全部肅清了毒品。
從1950年到1952年底，短短三年時間，新中國基本肅清了禍害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鴉片毒品，在此后直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時間里，新中國以無毒國的嶄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東方，堪稱世界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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