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毛主席的文稿，誰在浮夸放衛星？

捍衛毛澤東思想必須全部推翻對毛澤東的污蔑！

康秀峰綜合

重讀毛主席的文稿，誰在浮夸放衛星？

共產黨及其軍隊保存下來的真實檔案，實際上絕大部分是毛澤東上井岡山開始的，而在向忠發叛變后黨內的原始史料，因幸存的領導人均單獨秘密撤向江西蘇區，其文件無人敢帶在身上，只有銷毀。紅四方面軍和新四軍的文件也如此，只有他們發往當時中央的電文和中央發給他們的電稿存在。還有些是在莫斯科保存。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建國后每天的活動和批示都有秘書記錄并經主席審閱后存檔。其它重要領導人也如此。這是驗明正身的分水嶺，也是判斷有無篡改的金標準。重讀毛主席的文稿后，我們可判別誰在浮夸放衛星了。下面是九十年代出的毛澤東建國后文稿內的部分有農業的批文。（最真實的史料是81年前的，目前無法獲取）　　

在風雨急流中航行的一新中國

毛澤東在大躍進前后的艱難險阻[二]

改革開放的理由之一便是對三面紅旗的否定，隨著決議和給右派平反，三面紅旗也成了毛主席的罪狀之一，尤其把浮夸風和餓死人統說成是毛主席倡導，并把餓死人夸大到五千七百多萬人甚至袁隆平也說每年餓死四五千萬。故內外反毛右派反革命從國內到國外出書宣講，對毛澤東妖魔化可以說已到令人心悸的地步。　　

下面把主席的有關這些指示或批語摘錄部分在此，看看到底是誰在浮夸，又餓死了多少人。因餓死人是大事是要上報中央的。如沒上報則是杜撰。這里面還包括反右在內。　　

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改革開放的理由之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
　　今年十一月間毛澤東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十四個省委書記和內蒙自治區黨委書記共同商定的十七條，中央認為應當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加以確定，以便納入一九五六年的計劃，認真開始實行。為此目的，請你們于接電后即召集所屬各地委書記和一部分縣委書記詳細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實現，還是有一部分不能實現，實現的根據是否每條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條以外，是否還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們是否準備立即納入你們的一九五六年計劃內開始實行。以上各點，請你們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畢，準備意見。　　

(六)全面規劃保護和繁殖牛、馬、騾、驢、豬、羊、雞、鴨，特別要保護幼畜。繁殖計劃待商，請你們準備意見。
　　(七)同流域規劃相結合，大量地興修小型水利，保證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旱災。
　　(八)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十幾種不利于農作物的蟲害和病害。
　　(九)在十二年內，基本上消滅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
　　(十)在十二年內，大部分地區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區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決。
　　(十一)在十二年內，平均每畝糧食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要求達到四百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絲、茶、黃麻、甘蔗、水果等項指標，請你們提出計劃數字，待商。
　　(十二)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鼠疫、腦炎、牛瘟、豬瘟等。請你們研究各省、區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內可以基本上消滅的，哪些是要延長時間才能消滅的，哪些是目前無法消滅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老鼠(及其他害獸)，麻雀(及其他害鳥，但烏鴉是否宜于消滅，尚待研究)，蒼蠅，蚊子。
　　(十四)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每人必須認識一千五百到二千個字(十五)在七年內，將省、地、縣、區、鄉的各種必要的道路按規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七年內，建立有線廣播網，使每個鄉和每個合作社都能收聽有線廣播。
　　(十七)在七年內，完成鄉和大型合作社的電話網。
　　以上各項，請你們和有關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準備完畢。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書記開會研究幾天，為一月十日的會議準備意見。　　

論十大關系（節錄農業方面）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于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我們同農民的關系歷來都是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犯過一個錯誤。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盡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機攻擊，但是不能說我們沒有缺點。調查不夠，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億斤，這就是缺點。我們發現了缺點，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億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里多了二百多億斤糧食。這樣，過去有意見的農民也說“共產黨真是好”了。這個教訓，全黨必須記住。
　　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5]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一月十八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要討論的問題主要是三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今天我講一講思想動向問題。　　

　　思想動向問題，我們應當抓住。這里當作第一個問題提出來。現在，黨內的思想動向，社會上的思想動向，出現了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有一種問題是我們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現在有些干部爭名奪利，唯利是圖。在評級過程中，有那樣的人，升了一級不夠，甚至升了兩級還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級才起床。他這么一鬧，就解決了一個問題，什么干部評級，根本不評了，工資大體平均、略有差別就是了。以前北洋軍閥政府里有個內閣總理，叫唐紹儀，后頭當了廣東中山縣的縣長。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么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我看，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他們不是比艱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闊氣，比級別，比地位。這類思想在黨內現在有很大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農業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是合作社好，還是個體經濟好？，這個問題也重新提出來了。去年這一年，豐收的地方沒有問題，重災區也沒有問題，就是那種災而不重、收而不豐的合作社發生了問題。這類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許的愿大了，后頭沒有那么多，社員收入沒有增加，甚至還有減少。于是議論就來了：合作社還好不好，要不要？這種議論也反映到黨內的一些干部中間。有些干部說，合作社沒有什么優越性。有些部長到鄉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氣不妙，說是農民無精打采，不積極耕種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潰滅亡之勢。有些合作社社長抬不起頭來，到處挨罵，上面批評，報紙上也批評。有些黨委的宣傳部長不敢宣傳合作社的優越性。農業部的部長廖魯言，又是黨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據他講，他自己泄了氣，他下面的負責干部也泄了氣，橫直是不行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不算數了。泄了氣怎么辦？這個事情好辦，你沒有氣，給你打點氣就是了。現在報紙上的宣傳轉了一下，大講合作社的優越性，專講好話，不講壞話，搞那么幾個月，鼓一點氣。　　

　　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個右傾。我說的這個右傾，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我們的干部中間刮起了這么一股風，象臺風一樣，特別值得注意。我們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干部中，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講那么一些壞話，無非是合作社不行，長不了。富裕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層，他們的單干思想現在又在抬頭，有些人想退社。我們干部中的這股風，反映了這些階級和階層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兩年內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黨、政、軍、民各界的同志們講清楚。合作社只有這么一點歷史，大多數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歷史，經驗很少。搞了一輩子革命的人還會犯錯誤，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點錯誤都不犯呢？一有點風，有點雨，就說合作化不行了，這種思想本身就是個大錯誤。事實上，多數合作社是辦得好的和比較好的。只要拿出一個辦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對合作化的一切怪論打下去。為什么這個社能辦好，別的社就不能辦好？為什么這個社有優越性，別的社就沒有優越性？你就到處大講這個社的經驗。一個省總可以找出這樣一個典型嘛！要找那個條件最差，地勢不好，過去產量很低，很窮的社，不要找那個本來條件就好的社。當然，你搞幾十個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個，就算勝利。　　

　　在學校里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注：另一文稿內是：地質部在石家莊專區正定縣有一個地質學校，有一千多人因為暫時沒有分配工作而罷課鬧事，要上北京，他們的標語口號有“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落后，沒有優越性！”北京大學有一個學生公開說：“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去講話：“你要殺人我要專政！”北京高等學校學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農、富裕中農、大中小資本家子弟，工人、貧農子弟不到百分之二十。）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進行煽動， 組織示威游行， 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他們提出的口號那樣反動，工人不同情，農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眾都不同情。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同志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幾萬人，我們就要專政。（中央派鄧去調查）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的地主、富農，城市里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幾萬人。對于他們的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因為他們沒有本錢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不聽他們的，他們腳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變，一個原子彈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爛，這些人不起變化呀？那就難說了。那時，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都要分化。他們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么“要殺幾千幾萬人”、什么“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么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里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征“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后，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蘇共“二十大”一來，有些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人，這時候也反得很積極。我看這些人不講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問題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包括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你從前那么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干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臺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后頭帝國主義幾棍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幾棍子，連赫魯曉夫的腔調都不得不有所改變，他們又搖過來了。大勢所趨，不搖過來不行。墻上一南草，風吹兩邊倒。搖過來不是本心，搖過去才是本心。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　　

　　臺風一刮，動搖分子擋不住，就要搖擺，這是規律。我勸大家注意這個問題。有些人搖那么幾次，取得了經驗，就不搖了。有那么一種人，是永遠要搖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類作物，因為稈子細，風一吹就要搖。高粱、玉米比較好些，稈子比較粗。只有大樹挺立不拔。臺風年年都有，國內國際的思想臺風、政治臺風也是年年都有。這是一種社會的自然現象。政黨就是一種社會，是一種政治的社會。政治社會的第一類就是黨派。黨是階級的組織。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主要是由工人和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出身的人組成的。但是，也有許多黨員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中間有相當多的人，雖然艱苦奮斗多少年，有所鍛煉，但是馬克思主義學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還是跟稻子一樣，風一吹就要搖。　　

　　有些黨員，過去各種關都過了，就是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有這樣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個。她原來是河北省的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她是什么時候動搖的呢？就是在開始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統購統銷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步驟。她卻堅決反對，無論如何要反對。還有一個，就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孟用潛。他上書言事，有信一封，也堅決反對統購統銷。實行農業合作化，黨內也有人起來反對。總而言之，黨內有這樣的高級干部，他們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是動搖的。這類事情結束沒有呢？沒有。是不是十年以后這些人就堅定起來，真正相信社會主義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問題，他們還可能說，我早就料到了的。　　

　　發給同志們一個材料，是反映某些軍隊干部的思想動向的。這些干部的意見中雖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說有些干部的工資太高，農民看不慣，但是，他們的意見總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線不對。他們批評我們黨的政策是農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國雖然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兩塊地方，一塊叫農村，一塊叫城市。照他們這一講，都錯了。　　

　　所謂農村政策“左”了，就是說農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農民多，但是他們生產的價值比農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農民多。農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農民自己努力發展生產。政府也大力幫助農民，比如興修水利，發放農貸，等等。我們的農業稅，包括副業的稅收，約占農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業沒有抽稅。我們統購糧食，是按照正常的價格。國家在工業品和農業品交換中間從農民那里得到的利潤也很少。我們沒有蘇聯那種義務交售制度。我們對于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是縮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蘇聯那樣擴大剪刀差。我們的政策跟蘇聯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說我們的農村政策“左”了。　　

　　在我們軍隊的高級干部中間，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親屬來，聽到富裕中農、富農、地主的那些話，受了觸動，于是就替農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好象只有他們這兩部分人才代表農民，才知道農民的疾苦。至于我們黨中央，在他們看來，那是不代表農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黨員的大多數都是不代表的。江蘇作了一個調查，有的地區，縣區鄉三級干部中間，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農民叫苦。后頭一查，這些替農民叫苦的人，大多數是家里比較富裕，有余糧出賣的人。這些人的所謂“苦”，就是有余糧。所謂“幫助農民”、“關心農民”，就是有余糧不要賣給國家。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誰呢？他們不是代表廣大農民群眾，而是代表少數富裕農民。　　

　　至于說城市政策右了，看起來也有點象，因為我們把資本家包了下來，還給他們七年的定息。七年以后怎么辦？到時候還要看。最好留個尾巴，還給點定息。出這么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里，而在我們手里。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干凈，沒有剝奪干凈的還要剝。所以，也不能說我們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們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確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無非是少數人這里鬧一下，那里鬧一下，要搞所謂大民主。大民主也沒有什么可怕。在這個問題上，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說來一個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么，做什么。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殺幾千幾萬人”，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嗎？能得到大多數人同情嗎？“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公然違反憲法嗎？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有優越性，這都是憲法里頭講了的，是全國人民公認的。“要戰爭不要和平”，那好呀！你來號召戰爭，統共那么幾個人，你的兵就不夠，軍官也沒有訓練好。這些娃娃們發瘋了！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一討論，七十個代表，只有十幾個人贊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后，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四千學生里頭去討論，結果都不贊成，這十幾個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堅持這幾個口號的極反動分子，只有幾個人。他們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干什么。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沖，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帝國主義，我們從前不怕，現在也不怕。我們也從來不怕蔣介石。現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不敢去改造知識分子了。我們敢于改造資本家，為什么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于對它進行鑒別和斗爭。田里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你說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長糧食，不能長一根草。話盡管那樣講，凡是到田里看過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動手鋤，草實際上還是有那么多。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就是肥料。你說它沒有用？可以化無用為有用。農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雜草作斗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斗爭。所謂鍛煉出來的，就是奮斗出來的。你草長，我就鋤。這個對立面是不斷出現的。雜草一萬年還會有，所以我們也要準備斗爭一萬年。　　

　　總而言之，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講話　　

　　現在，我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也有。有那么多成績，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八屆二中全會已經解決了，這次會上還多次談到，可見在一些同志思想上還沒有解決。特別在民主人士里頭有一種議論:“你們總是講成績是基本的，這不解決問題。誰不知道成績是基本的，還有缺點錯誤呀!”但是，確實成績是基本的。不肯定這一點，就泄氣。對合作化就有泄氣之事嘛!　　

　　第二點，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采取這個方針。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報》作社評一篇，說什么不要“另起爐灶”。重慶談判期間，我對《大公報》的負責人講，你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么辦?那個時候，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要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臺灣去的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它的成員給予安排。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比如統購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里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么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這種統籌兼顧的思想，要向大家說清楚。　　

　　柯慶施同志講，要想盡一切辦法。這個話很好，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困難。這個口號應當宣傳。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萬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長征途中，在過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統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們那個時候提出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什么叫千方百計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計者，就是九十九計加一計。現在你們還沒有提出幾個方幾個計來。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計呀?只要想盡一切辦法，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第三點，國際問題。在中東，出了一個蘇伊士運河事件。一個人，叫納賽爾，把運河收歸國有了；另外一個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著，第三個人，叫艾森豪威爾，要趕走英國人，把這個地方霸起來。英國資產階級歷來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的一個階級。現在它把中東搞到美國人手里去了。這個錯誤可大啦!這樣的錯誤，在它歷史上數得出多少呀？這一回為什么沖昏頭腦犯這個錯誤呢？因為美國壓得太兇，它沉不住氣，想把中東奪回去，阻止美國。英國的矛頭主要是對埃及的嗎?不是。英國的文章是對付美國的，美國是對付英國的。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當前世界斗爭的重點。當然，帝國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是很厲害的矛盾，但是，他們現在是假借反共產主義之名來爭地盤。爭什么地盤呢?爭亞洲非洲十億人口的地盤。目前他們的爭奪集中在中東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特別是埃及蘇伊士運河地區。在那里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帝國主義爭奪的主要場所是亞洲非洲。在這些地區都出現了民族獨立運動。美國采用的辦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東就是這樣。　　

　　他們鬧，對我們有利。我們的方針應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起來，寸土不讓。誰要我們讓，就一定要跟他斗爭。出了這個范圍，讓他們去鬧。那末，我們要不要講話呢？我們是要講話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我們就是要支持。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支持他們那里的人民革命，他們在我們這里搞顛覆活動。他們里頭有我們的人，就是那里的共產黨，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進步人士。我們里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還有地主階級。現在這些人看起來還聽話，還沒有鬧事。但是假使原子彈打到北京來了，他們怎么樣?不造反呀?那就大成問題了。至于那些勞改犯，石家莊那個學校鬧事的領袖人物，北京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消化掉，要把地主、資本家改造成為勞動者，這也是一條戰略方針。消滅階級，要很長的時間。　　

　　總之，對于國際問題的觀察，我們認為還是這樣:帝國主義之間鬧，互相爭奪殖民地，這個矛盾大些。他們是假借跟我們的矛盾來掩蓋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這里很有文章可做。這是關系我們對外方針的一件大事。　　

　　講一講中美關系。我們在會上印發了艾森豪威爾給蔣介石的信。我看這封信主要是給蔣介石潑冷水，然后又打點氣。信上說需要冷靜，不要沖動，就是說不要打仗，要靠聯合國。這是潑冷水。蔣介石就是有那么一點沖動。打氣，就是說要對共產黨繼續采取強硬的政策，還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出亂子上。在他看來，亂子已經出了，共產黨是沒有辦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觀察吧!　　

　　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為好。這比較有利。蘇聯跟美國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持續到一九三三年。這一年，德國是希特勒上臺，美國是羅斯福上臺，這個時候，蘇美才建交。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于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于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后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干凈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各國很不穩定，亂，人心不安。世界各國都不安，中國也在內。但是，我們總比他們安一點。你們研究一下看，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之間，究竟誰怕誰?我說都怕。問題是誰怕誰多一點?我有這么一個傾向:帝國主義怕我們多一點。作這樣的估計也許有個危險，就是大家都睡覺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帝國主義是不懷好心的，總是要搗鬼的。當然，現在帝國主義要打世界大戰也不那么容易，打起來的結果如何，他們要考慮。　　

　　再講一講中蘇關系。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斗爭的。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爭。現在中蘇之間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們做工作。我歷來說，對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說，既然都是共產黨員，就應當一樣好，為什么還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統一戰線，做民主人士的工作，為什么還要做共產黨員的工作呀?這種看法不對。共產黨里頭還是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組織上進了黨，思想上還沒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們的語言也不一致。所以，經常要談心，要個別商談或者集體商談，要開多少次會，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據我看，形勢比一些人強，甚至比大官強。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我在電話里跟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什么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么?這叫不算數。看見這么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么共產黨員，什么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當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也容易使頭腦發昏。昏得厲害的時候，就得用一種什么辦法去臭罵他一頓。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杠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干凈，手里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　　

　　在我們自己方面，對外宣傳不要夸大。無論什么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把尾巴夾緊一些。對蘇聯的東西還是要學習，但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后的東西。對落后的東西是另一種學法，就是不學。他錯誤的東西，我們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個錯誤。他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一定要學。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　　

　　第四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在批判了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后提出來的，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　　

　　關于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于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2]解釋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要解釋，我們現在解釋太少了。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當發展這個學說。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3]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　　

　　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丑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　　

　　在哲學里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斗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斗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蘇聯現在不搞對子，只搞“單干戶”，說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存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唯心主義，都有形而上學，都有毒草。蘇聯那里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那里的許多怪議論，都戴著唯物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公開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香花和毒草的斗爭。這種斗爭，要永遠斗下去，每一個階段都要前進一步。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這樣。他們努力學習和研究當代的和歷史上的各種東西，并且教人們也這么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在研究資產階級的東西，研究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并且跟它們作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斯大林就比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個時期，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說成是德國貴族對于法國革命的一種反動。作這樣一個結論，就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全盤否定了。他否定德國的軍事學，說德國人打了敗仗，那個軍事學也用不得了，克勞塞維茨[4]的書也不應當讀了。　　

　　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并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系，好像無緣無故什么東西都是聯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聯系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各種事物都有對立的兩個側面。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斗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系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　　

　　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系，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5]和平時期的斗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并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么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么突然來一個和平?　　

　　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物是后來才有的，是由無生物即死物轉化而來的。生物都有新陳代謝，有生長、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生與死也在不斷地互相斗爭、互相轉化。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轉化，為什么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為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比如，我們和蔣介石國民黨就是根本對立的。對立雙方互相斗爭、互相排斥的結果，我們和國民黨的地位都起了變化，他們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我們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逃到臺灣去的國民黨不過十分之一，留在大陸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來的這一部分，我們正在改造他們，這是在新的情況下的對立統一到臺灣去的那十分之一，我們跟他們還是對立統一，也要經過斗爭轉化他們。　　

　　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系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放出來。這并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　　

　　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以后就有辦法了。比如，過去把劇目控制得很死，不準演這樣演那樣。現在一放，什么《烏盆記》、《天雷報》，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戲臺上來了。這種現象怎么樣?我看跑一跑好。許多人沒有看過牛鬼蛇神的戲，等看到這些丑惡的形象，才曉得不應當搬上舞臺的東西也搬上來了。然后，對那些戲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說，有的地方戲不好，連本地人也反對。我看這種戲演一點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腳站不住腳，還有多少觀眾，讓實踐來判斷，不忙去禁止。　　

　　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么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對于一些有害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比如《人民日報》登載的《說“難免”》那篇文章，說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并不是難免的，我們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臺戲。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歷史經驗證明了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就是個大難免論。我們的同志誰愿意犯錯誤?錯誤都是后頭才認識到的，開頭都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我們不要因為錯誤難免就覺得犯一點也不要緊。但是，還要承認工作中不犯錯誤確實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會上的歪風一定要打下去。無論黨內也好，民主人士中間也好，青年學生中間也好，凡是歪風，就是說，不是個別人的錯誤，而是形成了一股風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辦法就是說理。只要有說服力，就可以把歪風打下去。沒有說服力，只是罵幾句，那股歪風就會越刮越大。對于重大問題，要作好充分準備，在有把握的時候，發表有充分說服力的反駁文章。書記要親自管報紙，親自寫文章。　　

　　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一個原子分兩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電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電子很輕，一個電子大約只有最輕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過結合得比較牢固。電子可有些“自由主義”了，可以跑掉幾個，又來幾個。原子核和電子的關系，也是對立統一，有主有次。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　　

　　第五點，鬧事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　　

　　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對立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對立統一的，有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有敵我之間的對立統一。在我們的國家里還有少數人鬧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會上仍然有各種對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對立的階級，對立的人們，對立的意見。　　

　　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們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會上還有那樣的人，罵我們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們的省委根本就沒有死，怎么僵呢？罵省委是“僵尸”跟我們說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對立的。　　

　　在我們黨內，也有各種對立的意見。比如，對蘇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對和擁護兩種對立的意見。黨內的不同意見是經常發生的，意見剛剛一致，過一兩個月，新的不同意見又出來了。　　

　　在人們的思想方法方面，實事求是和主觀主義是對立的。我看那一年都會有主觀主義。一萬年以后，就一點主觀主義都沒有呀？我不相信。　　

　　一個工廠，一個合作社，一個學校，一個團體，一個家庭，總之，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時候，都有對立的方面。所以，社會上少數人鬧事，年年都會有。　　

　　對于鬧事，究竟是怕，還是不怕？我們共產黨歷來對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不怕，現在倒怕學生鬧事，怕農民鬧社，這才有點怪哩！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我們對于少數人鬧事，應當采取積極態度，不應當采取消極態度，就是說不怕，要準備著。怕是沒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來。不怕鬧，有精神準備，才不致陷于被動。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你準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準備出大事，亂子就出來了。　　

　　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么辦？大家就嗚呼哀哉，痛哭流涕？當然，我們現在并沒有打算回延安，來個“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于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于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這又是個難免論。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線錯誤，全國性的大亂子是不會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線錯誤，出了全國性的亂子，我看也會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國。當然，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歷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國性的大亂子，那時總會有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來收拾時局，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別人。經過那樣一次大亂子，膿包破了以后，我們的國家只會更加鞏固。中國總是要前進的。　　

　　對于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于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凡有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硬是來它一場赤壁鏖兵。這有什么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　　

　　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么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后退，毫無原則，什么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我看什么地方都是兩頭小中間大。要把中間派一步一步地爭取過來，這樣，我們就占優勢了。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面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志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里很干凈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于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斗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對壞人壞事的斗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斗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壞事里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只看成壞，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面是壞，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面教員的好作用。同樣，好事里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來的大勝利，特別是去年這一年的大勝利，使有些同志腦筋膨脹，驕傲起來了，突然來了個少數人鬧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　　

　　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他以為他那個天下穩固了。我們不要以為天下穩固了，它又穩固又不穩固。　　

　　按照辯證法，就象人總有一天要死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總有一天要滅亡，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否定。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不會滅亡的，那還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那不是跟宗教教義一樣，跟宣傳上帝不滅亡的神學一樣？　　

　　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如果一萬年以后地球毀滅了，至少在這一萬年以內，還有鬧事的問題。不過我們管不著一萬年那么遠的事情，我們要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認真取得處理這個問題的經驗。　　

　　要加強我們的工作，改正我們的錯誤和缺點。加強什么工作呢？工、農、商、學、兵、政、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現在大家搞業務，搞事務，什么經濟事務，文教事務，國防事務，黨的事務，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險。現在我們的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馬到清華大學作報告，也請你們大家都出馬。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同志，都要親自出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蘇聯共產黨，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黨與群眾的聯系，這些他們都不講了，空氣不濃厚了。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每個省市自治區都要把理論工作搞起來，有計劃地培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評論家。　　

　　要精簡機構。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階級不等于國家，國家是由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出一部分人（少數人）組成的。機關工作是需要一點人，但是越少越好。現在國家機構龐大，部門很多，許多人蹲在機關里頭沒有事做。這個問題要解決。第一條，必須減人；第二條，對準備減的人，必須作出適當安排，使他們都有切實的歸宿。黨、政、軍都要這樣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問題。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區、各部的主要負責同志都這樣做。聽說現在許多負責同志不下去了，這不好。中央機關苦得很，在這個地方一點知識也撈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識，蹲在機關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工廠、合作社、商店。工廠怎么辦，合作社怎么辦，商店怎么辦，在機關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層越沒有東西。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面的人上來。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請下面的人上來，就不能解決問題。我建議，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一個縣委書記，或者兼一個工廠或學校的黨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要兼一個下級單位的書記。這樣可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　　

　　要密切聯系群眾。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領導人，沒有調查研究，不了解群眾情況，等到大亂子出來了，還不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現在我們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不了解群眾的思想動態，有人醞釀鬧事，醞釀暴動，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們一定要引為鑒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區、各部的主要負責同志，一年總要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等基層單位去跑一跑，進行調查研究，搞清楚群眾的情況怎樣，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們的群眾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數。要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貧農下中農，依靠先進分子，總要有個依靠。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樣的事件。　　

　　第六點，法制問題。講三條: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肅反，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層建筑。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肅反。沒有完成肅反計劃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點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單位進行過肅反，但是肅而不清，必須在斗爭中逐步肅清。反革命不多了，這一點要肯定。在鬧事的地方，廣大群眾是不會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暫時的。同時也要肯定，還有反革命，肅反工作沒有完。　　

　　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肅反的成績是偉大的。錯誤也有，當然要嚴肅對待。要給做肅反工作的干部撐腰，不能因為一些民主人士一罵就軟下來。你天天罵，吃了飯沒有別的事做，專做罵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罵越好，我講的這三條總是罵不倒的。　　

　　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　　

　　肅反要堅持，有反必肅。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辦事，不等于束手束腳。有反不肅，束手束腳，是不對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腳。　　

　　第七點，農業問題。要爭取今年豐收。今年來一個豐收，人心就可以穩定，合作社就可以相當鞏固。在蘇聯，在東歐一些國家，搞合作化，糧食總要減產多少年。我們搞了幾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沒有減產，而且還增產了。如果今年再來一個豐收，那在合作化的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就是沒有先例的。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 要 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 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第二，農業也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第五，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　　

　　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臺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　　

　　總之，要照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斗爭中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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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誰在浮夸放衛星？　　

關于農業問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規劃究竟什么時候可以作好?我問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經作好了，有些地方還沒有完全作好。現在著重的是省、地、縣這三級，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這一年總要作好，而且六級都要作好。因為我們有幾年經驗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差不多作好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省的規劃和其他各級的規劃，都要拿到農村去討論。但是，七個規劃一起討論太多了，還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眾中去鳴放、辯論。這是講長遠規劃。作了，將來不適合怎么辦?再有幾年經驗，還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條，過幾年還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個規劃總比沒有好。一共十二年，過去了兩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緊，四十條中規定的三種地區分別達到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計劃指標[3]，就有落空的危險。抓緊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 
　　請同志們摸一下農民用糧的底。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有了這三種積累，我們就富裕起來了。不然，統統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豐收的地方，沒有受災的地方，應當提高一點積累。以豐補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積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費以外，生產費占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設費用又占生產費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別的省的同志商量，他們說基本建設費用恐怕多了一點。我今天跟你們談的，都是建議性質，可行則行，不可行則不行，而且各省各縣不要一律，你們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費，過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應當縮小到百分之一。所謂管理費，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補貼和辦公費。要縮小管理費，增加農田基本建設費用。 
　　中國人要有志氣。我們應當教育全國城市、鄉村的每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目標，有志氣。大吃、大喝，統統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種志氣呢?這不算什么志氣。要勤儉持家，作長遠打算。什么紅白喜事，討媳婦，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把這個習慣改過來，要通過大鳴大放，也許是小鳴小放，爭一番。還有賭博，這樣的問題過去是沒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鳴大放，經過辯論，才能改過來。我看，改革舊習慣也要列入規劃。 
　　還有一個除四害，講衛生。消滅老鼠、麻雀[4]、蒼蠅、蚊子這四樣東西，我是很注意的。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節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作假問題。鄭州會議[2]提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3]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后來我們反對這樣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都那么老實嗎？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要訂個競賽辦法，要檢驗，要組織驗收委員會，像出口物資那樣，不合規格不行。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三七開，十分中打個三分假，可不可以?這樣是否對成績估計不足，對干部、群眾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計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種是值得高興的造假。比如瞞產，干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面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只得作假。夜間在地里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干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干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么辦？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我看經過若干年，上了軌道，就可以比較踏實。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飯的，這是科學，不能破除。張良辟谷，但他吃肉。現在，不放手讓群眾吃飯，大概是產量報多了。人是要睡覺的，這也是科學。動物總是要休息，細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臟一分鐘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萬多次。一要吃飯，二要睡覺，破除了這兩條，就不好辦事，就要死人。此外，還有不少的東西被當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壓迫自然界，拿生產工具作用于生產對象，自然界這個對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這是一條科學。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個反抗，如果沒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進去就拔不出來，這種田要摻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這是一條科學。你不承認，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方針是破除迷信，但科學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鑒于蘇聯對于資產階級法權應破者沒有破，秩序相當凝固，我們應當應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護。　　

一個教訓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這是一個有益的報告，是云南省委寫的，見《宣教動態》一四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云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2]。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云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縣級，云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于縣級干部)，不善于分析情況，不善于及時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眾中關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類錯誤。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指中共云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關于腫病死人情況向毛澤東并中央的檢查報告。報告說，今年春夏之間，云南省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疹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人情況。造成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作風不深入，對于今年緊張持續的苦戰中需要特別關心群眾的生活注意不夠，對一些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等。目前，省委正在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會議，根據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集中檢查省委和地、市委兩級的領導作風，接受經驗教訓，并準備采取以下措施：地、市委書記會議后，立即在黨內和干部中進行一次整風，批判強迫命令和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傾向；組織專門小組對腫病死人事件進行認真的檢查，嚴肅處理死人事件中的違法亂紀和失職問題；立即執行鄭州會議關于作息時間的規定，檢查和改善礦山、水利工地等各個戰線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勞動安全問題，從各方面調節群眾的勞逸和生活，等等。
　　[2]見《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提綱　　

所有制問題：
　　四五年內逐步完成由基本的生產隊（即過去高級社）所有制過渡到公社所有制，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
　　農民的兩面性，農民還是農民。不是向農民讓步的問題，而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經過幾年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由互助組到高級合作社經過了四年（１９５３　１９５６），由高級合作社集體所有制到公社集體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經四年，或者還到〈要〉多些時間　　要五、六、七年。問題是將窮隊提高到富隊生產水平這樣一個過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這個過程即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公社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人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程度和道德品質〕提高、文化教育技術水平提〔高〕的過程，當然還只是第一個階段，以后還有第二、第三個提高階段，才能完成〈全〉建成社會主義。在這整個過程，其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即
在（從１９５８年算起）三、四、五、六、七年內，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到大部分的人民公社轉到全民所〔有〕制去。１９５８年糧棉油麻大豐收，卻在最近四個月內（１９５８年十一月到１９５９年二月）大鬧糧食油料大不足的風潮。一方面，省、地、縣、社黨委大批評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即瞞產私分；一方面，生產大隊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反批評公社、上級的平分主義，搶產共產。我以為生產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們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基本上合理合的法的正當權利。一、窮隊富隊拉平〔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是無償占有別人的一部分勞動成果，是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二、國家農村稅收只占農民總產值的７％左右（河南為例），不算多，農民是同意的；但公社和縣從生產隊的總收入中抽去的積累太多，如河南，竟占百分之二十六，連稅收（國家積累）７％，共為３３％，再扣除１９５９年的生產費２０％，再加公益金、管理費（包括很大的浪費，用人太多，一個公社竟有三幾千人不勞而食，其中有的有脫產文工團１８０人之多），共計５３％以上，社員個人所〔得〕只有４７％以下，這太少了。公社是１９５８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還有三是豬雞鴨無償歸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無償歸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歸公，這幾項中，有些是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則是不應當
歸社而應當不動的，如全部雞鴨和一部分豬，另一部分豬應當作價歸〔社〕，而不能無償歸社。
　　這樣一來，共產風就括〈刮〉起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是不能被許可的。我們只無償剝奪帝國主義的（日德意）、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生產資料），我們曾經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資料（糧食、房屋），而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并非侵占帝國主義者、地主、官僚資本家的勞動成果，他們是不勞而食的，無所謂勞動成果。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采取了贖買政策。我們怎么可對農民采取無償占有他們的一部分勞動成果呢？當然，公社積累不是消費資料的無償占有，而〔是〕公社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建設基金。
　　勞動分配問題：
　　土地、人力、產品，三者，現在名義上歸公社所有，實際上，基本上仍然是也只能是歸生產隊（即原合〔作〕社）所有，現在（１９５９年，以后還有一段時間）只有部分的歸公社所有，即社的積累，社辦工礦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還有一批公益金，如此而已。希望也是在這里。年年增加積累，年年擴大社辦工業，社有大型中型農業機械，社辦電氣站，社辦學校等等，有個三、五、七年，就可將現在實際所有制翻過來，變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部分的為生產隊所有制，當然還會拖一個極小的個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極小部分的宅旁土地、小群果樹、家禽家畜等。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規模建設以前，當然是私人的。
　　現在，農民不怕公社拿走土地，那是拿不走的。怕的是人力、產品兩樣被拿走。
　　勞動分配，現在極不合理，農業（農、林、牧、副、漁）勞動人太少，工業、服務業和行政人員太多，必須堅決減下來，充實農業。工業多了２０％，或更多。服務業應大減。行政人員只允許千分之幾。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生產隊與社、縣、國爭人力，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分配應有差別問題：
　　隊分窮、富、中三等。
　　吃糧和工資分配應有差等，隊隊不同。上死下活，死級活評。
　　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用糧制，一萬年還是如此。大反浪費。
　　１９５８年積累多了一點。有鑒于此，應當向群眾宣布：１９５９年的公社積累不超過１８％，連同國稅，共不超過２５％，以定民心，提高生產積極性，以利春耕。
　　下放當社員問題：
　　各級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公社的生產隊當社員，每年至少３０天，多者４５天。一部分下廠礦當工人。
　　　　　　　　　　　　　　　　有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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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誰在欺騙毛主席？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１９５９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時　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的信指出：聽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后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　　　　

毛澤東　三月一日前　講話指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的解決，才有利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于改善我們和基層干部的關系，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干部之間的關系。　　　　

究竟什么樣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這里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尋找答案。　　　　

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個發展過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滅生產隊的所有制呢？我這是說的生產隊，有些地方是生產大隊即管理區，總之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　　　　

　三月一日前　毛澤東的這些看法，有一些同志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毛澤東的道理有些不妥。　　　　

這才有　１９５９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時　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的信。之后，　三月一日　和　三月五日，毛澤東的二次講話語氣更重。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真相。為此將五次講話全部錄后，以供參考。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1958年，我們在各個戰線上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不論在思想政治戰線上，工業戰線上，農業戰線上，交通運輸戰線上，商業戰線上，文教戰線上，國防戰線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別顯著的。是工業和農業生產方面有了一個偉大的躍進。1958年．在全國農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農村中原來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擴大和提高了，并且開始帶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規模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實行了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的結合，這就有力的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廣大的農民。尤其是貧農和下中農。對于人民公社表現了熱烈的歡迎。廣大干部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他們這種積極性。要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中，不但有偉大的成績。”也有一些缺點。在一個新的、像人民公社這樣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會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不過就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系，正是我們所常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人民公社現在正在進行整頓鞏固工作，就是說整社，已經或者正在辯論1958年有無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無優越性兩個問題。各級黨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著六中全會的方針，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種次序，這種作法是完全恰當的。這樣作，可以保護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就干部來說。90％幾都是好的。都是應當加以堅決保護的。　　　　

    現在我來說一點人民公社的問題．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的解決，才有利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于改善我們和基層干部的關系，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干部之間的關系。　　　　

    究竟什么樣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這里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尋找答案。　　　　

    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個發展過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滅生產隊的所有制呢？我這是說的生產隊，有些地方是生產大隊即管理區，總之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決議和六中全會決議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的農村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于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娛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要基本上消滅這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把三級所有制基本上變為一級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個生產隊的經濟發展水平大體趨于平衡，而這就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少的發展過程，而不是什么向農民讓步的問題。在沒有實現農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農民總還是農民，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總還有一定的兩面性。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這個過程，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個體所有制而走向集體所有制一樣。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因為公社年年可以由隊抽取積累，由社辦企業的利潤增加積累，加上國家的投資，其發展將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關于國家投資問題，我建議國家在七年內向公社投資幾十億到百多億元人民幣，幫助公社發展工業幫助窮隊發展生產。我認為，窮社窮隊，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隊看齊，大大發展起來。　　　　

    公社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就可以實現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進而實現全民所有制。時間大約需要兩個五年計劃，急了不行，欲速則不達。這也就是北戴河決議所說的，將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然后，再經過幾個發展階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以后，社會主義的公社就將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公社。　　　　

    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制。從1958年秋收以后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集中表現。一方面，中央、省、地、縣、社五級（如果加管理區就是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瞞產私分，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卻幾乎普遍地瞞產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以保衛他們的產品。我認為。產品本來有余，應該向國家交售而不交售的這種本位主義確實是有的，犯本位主義的黨員干部是應該受到批評的。但是有很多情況并不能稱之為本位主義。即令本位主義屬實，應該加以批評，在實行這種批評之前，我們也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同時，許多公社和縣從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產隊和廣大社員的不滿。　　　　

    目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廣大干部講清道理，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使他們得到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們和他們一起，共同妥善地堅決地糾正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于公社一級的狀態。公社在統一決定分配的時候．要承認隊和隊，社員和社員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別。窮隊和富隊的伙食和工資應當有所不同。工資應當實行死級活評。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公社的積累應當適合情況。不要太高。必須堅決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費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去克服那種確實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義，鞏固公社制度。這樣做了以后。公社一級的權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當大的。公社一級領導機關并不是沒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當然，不包括公共積累，集體福利。經全體社員同意和上級黨組織批準的某些統一分配辦法，如糧食供給制等，這些都不屬于無償占有性質。無償占有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看看我們只是無償剝奪了日德意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糧食等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不是侵占別人勞動成果。因為這些被剝奪的人都是不勞而獲的。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雖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采取贖買政策，就使我們在政治上獲得主動，經濟上也有利。同志們，我們對于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們對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么可以無償占有呢？　　　　

    我們指出這一點，是為了說明勉強把窮富拉平，任意抽調產生隊的財產是不對的，而不是為了要在群眾中間去提倡算舊賬。相反，我們認為舊賬一般地不應當算。無論如何，較窮的社，較窮的隊和較窮的戶，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顧和國家的支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社和國家的幫助為輔，有個三五七年，就可以擺脫目前的比較困難的境地。完全用不著依靠占別人的便宜來解決問題。我們窮人，就是說，占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應當有志氣，如像河北省遵化縣雞鳴村區的被人稱為“窮棒子社”的王國藩社那樣，站立起來，用我們的雙手艱苦奮斗，改變我們的世界，將我們現在還落后的鄉村建設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樂園。這一天肯定會到來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以外，目前農村勞動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這就是用于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的勞動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業，服務業的行政人員一般太多。這后面三種人員必須加以縮減。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個重大問題。爭人力，是目前生產隊同社、縣和縣以上國家機關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須按農業、工業、運輸業、服務業和其他各方面的正當需要，加以統籌，務使各方面的勞動分配達到應有的平衡。公社和縣興辦工業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辦得太多。各種工業企業都必須節約人力，不允許浪費人力。服務業方面的人員，凡是多了的，必須減下來。行政人員只允許占公社人數的千分之幾。文教事業的發展，應當注意不要占用過多的勞動力。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體育隊等等。　　　　

    我們必須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積累和安排國家需要這三個方面的工作，同時統籌兼顧。這樣，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國一盤棋。否則所謂一盤棋，實際上只是半盤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盤棋。一般說來，1958年公社的積累多了一點。因此，各地應當根據具體情況，規定1959年公社積累的一個適當限度，并且向群眾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堅持勤儉辦社的方針，一定要反對浪費。在糧食工作方面，鑒于最近的經驗，今后必須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用糧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糧食收好，管好、用好。社會對于糧食的需要總是會不斷增長的，因此，至少在幾年內不要宣傳糧食問題“解決”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當社員，這個辦法很好。我提議各級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當社員，少則一個月，多則一個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廠礦當工人。這個辦法在去年已經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廣。總之，一定要不斷地鞏固我們同廣大群眾的聯系。　　　　

    采取以上所說的方針和辦法，我認為，我們目前同農民和基層干部的關系一定會很快的改善。廣大農民從公社運動和1958年的大躍進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堅決要求繼續躍進和鞏固公社制度。這是事實，不是任何觀潮派、算賬派所能推翻的。我們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偉大的成績，廣大群眾是親眼看到的。問題只是我們在生產關系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很明顯，這種缺點只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這首先是由于中央沒有更早地作出具體的指示，以致下級干部一時沒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這種情況在人民公社化這樣一個復雜的和史無前例的事業中是難以避免的。只要我們向廣大群眾公開說明這一點，并且在實際行動中克服過去一段時間內工作中的缺點，那么，主動權就完全掌握在我們手里，廣大群眾就一定會同我們站在一起。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賬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干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于我們絲毫沒有什么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這種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經過這樣一個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過程，我們同群眾的團結將會更加緊密。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五億農民一定會更加心情舒暢，更加充滿干勁。我們一定能夠在1959年實現更大的躍進。人民公社的事業，一定能夠在鞏固的基礎上蒸蒸日上，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二）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人民公社決議只提一句“按勞分配”。究竟如何按勞分配，沒有完全解決。什么是生產責任制？馬克思講過“生產責任制”，怎樣的責任制也未講。現在要談的問題是公社所有制問題，所有制問題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個過渡來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時候就是集體所有制。我在山東看了一個公社－－濟南東郊人民公社，二萬一千戶，十二萬人，一個生產隊，距公社所有制很遠，實際上是公社黨委所有，這還得了！問題就在這里。現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統多統死，就是過去地方講我們的，現在不是下放了嗎？公社有三級，生產隊一級有七、八百戶，有一千多戶的。所謂統多，就是多搞積累。所謂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產資料，二曰勞動力，三曰勞動產品。這些究竟歸誰所有。現在公社黨委、縣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還急于進入共產主義，因此要統多統死。現在工人和農民的情況不同，以鞍鋼為例，一個工人的總產值一萬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萬○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個人消費占他的產值不是十二分之一，為國家積累很少，我們想積累，河南公社積累、國家稅收、管理費用，公益金共占50％，生產費用占20％，農民實際所得30％（，但農民要活，因此要瞞產15％，方法幾十種，這是合法權力，而我們批評他們為本位主義其實是違犯按勞付酬的原則。現在所有制實際是隊所有制，生產資料，生產者歸隊所有，產品所有制也歸隊，農民現在站崗放哨，保衛產品所有制。為他的勞動成果而斗爭，你分給他30％，他就加15％，實際上是45％。現在公社與生產隊激烈斗爭是兩個問題，一是人力，二是產品，農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產品運走，農民往城里跑。現在財政部門把全部貸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無法維持，這是一種破壞生產、反人民公社的傾向，貸款全部收回的還要退還。賣豬賣白菜的錢不給公社，白菜大批爛；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這里，不完全是運輸問題。現在頂牛，一方面生產隊批評上邊是平均主義，另一方面上邊批評下邊是本位主義。兩種主義可能都有，但是我們在黨內主要鋒芒還要反左。生產費與積累占70％，消費只占30％。積累太多，豬賣了，各種物資賣了，都是歸社，這種公社所有制是破壞生產的，是危險的政策。不應該批評他瞞產是本位主義，東西本來是他的，你不給他分，他只好瞞產私分。所有制的改變，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隊幫窮隊提高，窮隊逐步向富隊看齊。不要把富隊的頭砍下來補給窮隊，這種性質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用贖買的辦法。蘇聯五千五百萬噸鋼，我們一千一百萬噸鋼，砍蘇聯二千萬噸鋼補我們不合理。一部分農民無償的占另一部分農民的產品，不叫搶劫，而叫共產主義風格。這與救濟窮的不同。工業辦多了，為什么積累這么多，財貿部門為什么把一切貸款都收回，就是辦多了工業。中央、省、地、縣、公社都想大辦工業，看來各級的積極性過多了些。這點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實際，因為土地、勞力、產品均屬他的，中央、省、地、縣、公社、管理區六級對付生產隊和隊，六級有權，但是農民人多。什么是一盤棋。現在不是一盤棋，是半盤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只分給人家30％，要拉平分配，這叫作半盤棋，大批人馬調動，大批積累，這種權利是冒險主義的權利，只要共產主義，不要本位主義很危險，要正當的提積累，要正當的辦工業，而不是為瘋狂的提積累辦工業，還是要共產主義，還是要本位主義，光要共產主義不行。農民瞞產情有可原，他們的勞動產品應該歸他們所有，積累，無代價的修鐵路、修公路，修和他們不相干的水庫，這一部分無償勞動很大，提積累、收貸款，購買東西不給錢，組織運輸力也不給錢，這就是農民想盡辦法保衛他的勞動果實的原因。　　　　

    六中全會對積累問題分配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而不能決此問題，大躍進就無積極性。現在要出安民告示，現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產隊的集體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區實際是聯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者之間，不出告示危險，今年庫存減少，沒有增產。反本位主義越反越收購不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為什么去年秋收那樣粗糙，東西收不到，就是沒有解決分配制度問題。河南新鄉地委說，收柿子宣布誰收誰得，一夜完。要承認農民瞞產合法，中央與省應說服地、縣、社三級黨委，社說服管理區總支，我們站在一邊首先支持農民的合法權利，也說明我們無非是想搞工業化，工資級別死級活評，一個月評一次，多勞多得，一月變一次，工資總額不變，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統多少？統三大項。國家稅收、公積金、公益金。還有統購、計劃、物價、教育，教育辦的過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業辦多了。社辦、縣辦、地辦，省未納入國家計劃的工業也多了，要規定。不可不辦，不可過多，中央、省、地、縣、社五級工業都要有所調整，五級工業都不可太多。現在要繼續把冷水潑下去。要把所有制問題講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們的政策加以比較，斯大林的積極性太多，對農民竭澤而漁，現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義，反本位主義，我就支持這些主義。不是反本位主義情有可原，改為合法權利。我相當支持瞞產私分，除了貪污破壞以外，是正當權利。分配中的消費部分要增加，要發展生產，把窮隊逐步提高到富隊水平，不要拉平，工業不要辦得太多了，釆取這種辦法積累。搞大型工業、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給個人的要增加，超額分成。十條豬完成十一條任務那一個分成。田家英的警衛員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殺一條豬60斤，為什么要殺？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寫個決議案。以所有制為中心，積累問題，分配問題。每個生產隊生產的糧食多寡不一，每個生產隊的吃糧標準也應該有差別，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糧食多產多吃，工資也是多產多分，死級活評。基本原則是按勞分配。這是消費。積累是建設費用。公社不能辦脫離生產的文工團，各級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簡，節約辦社要在決議里寫一條，辦工業的積極性，第一要稱贊，第二要約束。中央、省、地、縣都要約束。要有所不為而后才有所為，那些工業歸縣歸社要有所調整。　　　　

    我寫了幾句話：一、所有制的問題：幾年內，譬如說四、五年內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產隊所有制過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說來，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積累公益金等，產品所有也是這樣。即“承認生產隊的保守主義或本位主義”，這樣我們的六級干部就可以和六億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評我們的平均主義，一方面批評他們的本位主義。去年秋前好像農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瞞產私分，這就是農民的兩面性，農民還是農民。是不是向農民讓步的問題？這不是向農民讓步的問題，這等于按勞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樣。在某一點上說，即對于過于積極辦工業是一個讓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經過幾年的時間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當成一個過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級社經過了四年，（從1953年到工956年）經過了幾個步驟才完成，由高級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到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經過四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時間，要整過急的思想。問題是把窮隊提高到富隊的生產水平，要經過這樣一個過程。由于社大隊多所以要有較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即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公社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人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與道德品質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的過程（我們計算四年鋼可到五千萬噸，明年撥一百萬噸，后年撥二百萬噸，大后年撥三百萬噸。即六百萬噸鋼材裝備農業機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業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當然，這還是第一個階段，以后還有第二、第三個提高的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在這個整個過程中，其性質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即是說，從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內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轉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糧、棉、油、麻等大豐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內（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鬧糧、油不足的風潮，你說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測風云。一方面中央、省、地，縣、社、管理區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和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即所謂瞞產私分。帽子一頂叫本位主義。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翻過來批評公社和上級平均主義，搶產共產，寫條一點，普遍過斗拿走。我以為生產隊、生產小隊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當權利。　　

    （他產的嗎，馬克思百年前講過多勞多得嗎，他懂得點馬克思主義。他們就是按照這個原則來辦事的。）這里有兩個問題：一、窮富隊拉平，平均主義的分配方法。是無償的占用別人的一部分勞動成果。是違犯按勞分配的原則。二、國家農村稅收只占農村總產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農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縣從生產隊的總收入中抽出的積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連同稅收7％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產費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費共計占53％以上，社員個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認為個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質刺激的原則，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質太少了。管理費包括很大的浪費，用人太多，一個公社竟有三幾千人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其中有脫產文工團180人之多，晉南的例子。此外還有扎牌樓、導具等浪費。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產風。內容有幾條。一是窮富拉平（已糾正，還有余波）。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共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有些是正當的歸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社的，有的沒作價，這樣以來，共產風就刮遍全國，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看我們的歷史，我們只是無償剝奪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此外，我們曾經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勞動成果，而把自己的勞動成果收回來，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過去是同盟者，又擁護改造，還要利用他們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們為何可以無償占有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過去沒有對基層干部講清楚，動不動就要共產。當然，共同積累不是當作消費資料，也不是無償占有，而是為了擴大再生產的建設資金，國家也是如此，這是對的。不從所有制問題講道理講不清楚，他們實際上是把公社當作全民所有制，只設想大集體所有制，不沒想生產隊所有制。　　　　

    二、勞動分配問題。現在農民同我們的矛盾，一個是搶產品，一個是掄勞動力。現在土地、人力、產品三者名義是歸公社所有，實際上基本上仍歸生產隊所有，目前階段只有部分的東西歸公社所有，即社的積累，社辦工業，社辦工業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還有點公益金。所謂社有，如此而已。雖然如此，希望也就在這里。年年增加積累，年年擴大社辦工業，社有大型、中型農業機械，社辦電站社辦學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現在的這種所有制狀況翻過來，即由基本隊有，部分社有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的所有制。當然還會拖一個一部分個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農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規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為是消費性的，當然是私人的。現在農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產品。要人要錢的積極性大，一壓下去五億農民沒有出路，設所抵抗。去年農民拚命抵抗，把產品讓它爛掉，甚至破壞，這抵抗的好，使我們想一想這個問題。　　　　

    勞動分配，現在極為不合理，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分配太少，而工業，行政人員和服務行業的人員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須堅決的減下來。過去八年只增八百萬工人，去年全國所增的工人一千萬未算在內，　　　　

    （實際上是二千六百萬人）中國從張之洞辦工業以來產業工人只有四百萬，解放以來平均每年增長一百萬，即八百萬，共一千二百萬，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萬，再加上各行各業轉過來轉過去的四百萬，共為三千萬，突然增加三千萬，一則一喜，一則一憂。上面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費，必須堅決減下來，從事農林牧副漁，否則有危險。據說工業浪費20％，要回農村，服務行業要大減，行政人員只許有千分之幾。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生產隊與社、縣、國家爭人力是項嚴重的問題。　　　　

    分配問題：分配是講消費部分本身的分配，生產隊人體上有窮、中、富三等，吃糧、工資標準都應有差別，吃糧也要有差別，和工資一樣，隊隊不同，除征購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資實行死級活評，上死下活制度，要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有國家、社、隊的倉庫），用糧（要有定量）制度，用糧要精打細算。去年大豐收，使我們麻痹了，糧食問題十年也不要說解決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糧食也不要說解決，要大反浪費，生產永遠也不能滿足浪費的需要，舊的需要解決了，新的需要又發生了。1958年積累多了一點，也是好心腸，有鑒于此，應當向群眾公開宣布。1959年公社積累不超18％，連同國稅7％，總共不超過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產積極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講講下放當社員的問題。各級干部分級分批下放當社員，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廠、下礦當工人，這樣我們可以和群眾打成一片，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緊張局勢了。過去歷來第一是國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個人，現在我們倒過來，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積累，第三是國家的稅收。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　　　　

    我們和農民的關系有點緊張。一是糧食問題，二是供應問題。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這個問題。在天津、鄭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談，各地都在解決這個問題。反本位主義、反個人主義，情有可原，赦你無錯，不給處分。農民瞞產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瞞產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來，這股“共產風”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大米，幾億農民和小隊長聯合起來抵制黨委，中央、省、地、縣是一方，那邊是幾億農民和他們的隊長領袖作為一方。管理區生產隊隊長是中間派，動搖于兩者之間。就是我們手伸得太長，拿得太多，他們就不得不瞞產私分。不上調糧食，不給予處分，實際上是承認他們有權。從九月起，有一個很大的冒險主義錯誤。這個問題不很好解決，很可能會犯斯大林的錯誤。農業不能發展。河南公社生產費20％，積累、稅收50％，農民只分到30％，瞞15％，實際拿45％，豬歸公社，大白菜也歸公社，平均主義就是冒險主義。我們的決議提了按勞分配，至于如何實行，沒有講，生產責任制提了。如何實行。也沒有講。誰料到大豐收出糧食問題。今年要出個安民布告，生產多少，征購多少，吃多少。生產隊養的豬歸誰？賣東西的錢歸誰？一盤棋大部分是五億農民，第一是安排社員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積累，公社積累18％；，加上國家稅收7％，共25％，現在很多地方超過了這個比例，是很危險的，就會犯斯大林的錯誤。現在統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統。一統稅收，二統購，三統積累，四統生產費，五統公益金，六統管理費，七統工業，八統文教，九統供給、工資……。我說，本位主義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義，不能都戴本位主義的帽子，幾億農民都戴這頂帽子不舒服，要去掉這頂帽子。能完成征購任務而不完成，可以按個本位主義，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權利，不是本位主義。　　　　

    講四個問題：一是所有制問題，二是勞動問題，三是分配問題，四是干部下放當社員。　　　　

    一、所有制問題。公社集體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產隊（即過去的高級社）的所有制過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體和小集體的矛盾，要承認它合法，現在基本上是他們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們就瞞產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隊有，部分社有，過去沒有搞清楚。農民有兩面性，農民還是農民。上次鄭州會議前，講農民覺悟高，大兵團作戰，共產主義風格。秋收以后，瞞產私分，名譽很壞，共產主義風格那里去了？農民還是農民，農民只有如此，應該如此。一下子搞共產主義不可能。有人說，這是向農民讓步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向農民讓步，但基本上不是讓步，是我們要得太多。把賣豬賣大白菜的錢交給公社去了，不給生產隊。農民怕共產。當然他們就殺豬、吃菜。實際上大批公社的雞都共產了。所以把公雞殺掉，母雞藏了。　　　　

    現在的公社是聯邦政府。要由聯邦政府逐步過渡到統一政府。變秦始皇就危險，十三年亡國。隋煬帝三十一年滅亡。一不能統一拉平分配，二積累、社辦事業不能過多，要有個過渡。現在社辦工業太多。社攬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農民和生產隊，要在農民和生產隊上刮羊毛，所以產生對抗，站崗放哨。不要砍富隊補窮隊。而是要幫助窮隊向富隊看齊，這就需要時間。我反對平均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手伸得太長，用的勞動力太多，工業辦得太多，竭澤而漁，可能影響農業三十年不能發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隊有，部分社有，逐步轉過來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由互助組到高級社，沒有過渡不行。這樣作，基本上不是向農民讓步的問題，而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經過幾年引導農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辦就違背客觀規律，請你自己縮手。由互助組到高級社，經過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級合作社集體所有制到公社集體所有制，可能也要經過三、四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問題是將窮隊提高到富隊的生產水平，這樣一個過程，所以要有較多時間。　　　　

    再一個問題，就是公社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文化教育事業等，只能逐步發展，逐步有所發展，不能一口氣辦得很多很大，否則會犯冒險主義錯誤。扶助窮隊向富隊看齊拉蘇聯二千萬噸鋼來補中國，生產者會反對的。這個過程就是公社工業化、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國家工業化、人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程度和道德品質的提高、文化教育技術水平提高過程。當然，這還是第一階段，以后還有幾個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只有這樣，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這整個過程中，其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其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的。但是在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內，從1958年算起，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完成了。現在是基本上隊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現在什么都歸縣，什么都由公社統，就要統翻幾億農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內，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轉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糧、棉、油、麻大豐收，但是，卻在最近四個月大鬧糧食、油料不足的風潮，中央、省、地、縣、社、管理區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反本位主義，我走了三個省，覺得是保護正當權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傳工作沒有趕上），即所謂瞞產私分。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則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進行反抗，保衛他們的產品，反批評公社同上級的平均主義、搶產共產。我以為生產隊和群眾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們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合法的正當權利．因為土地勞力是他們的，勞動結果－－產品，應當是他們的。　　　　

    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窮隊、富隊拉平的平均主義分配方法，是由窮隊無償占有別的一部分勞動成果，這是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二是國家農村稅收只占農業總產值7％左右。不算太多。農民是贊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縣從公社的總收入中抽出的積累太多。例如河南積累占26％，如稅收7％，共33％，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這是農民對國家的投資。這還不算修鐵路、水庫等義務勞動，以及很低的工資（如修三門峽）。再扣除1959年生產費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費，就達53％以上，社員個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認為這個數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產鳳”。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其中有豬、雞、鴨無償歸社，還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鍋、盆、刀子、碗、筷歸公共食堂（還能算廢鐵無償收去），以及自留地歸公。這幾項“公”，應當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確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歸社，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則是不應當歸社而歸社的，如全部的豬、雞、鴨。有一部分豬作價歸社是可以的。這樣一來，共產之風就刮起來了。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我們曾經無償剝奪過帝國主義的財產，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國．并沒有剝奪過。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擠垮的。我們曾經沒收過地主的生產資料，侵犯過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資料　　　　

    （糧食、房屋）。所有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不過拿回來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勞動成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不是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采取贖買政策。對富裕農民更要謹慎，我們怎么可以對農民采取無償占有呢？當然，公共積累不是對消費資料的無償占有，而是為了擴大再生產。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給隊給農民戴本位主義的帽子，使縣社干部不頂牛，而是去掉包袱，團結一心，講明道理，不算錯誤，把政策搞清楚，這是關系到聯系幾億農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緒問題。中央、省、地三級比較超然，而縣、社首當其沖，下面是大隊、小隊和廣大群眾。我們拿多了一點，也要講清楚，是好心建設社會主義。主意不好，過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認手伸得長，其性質是冒險主義．辦法是要開六級干部會議。　　　　

    講講黨的歷史。我們黨中央實際上是一個聯合委員會，山頭很多，一軍團三個山頭，四方面軍四個山頭，二方面軍兩個山頭，陜北兩個山頭，其他各根據地、白區又各有小山頭。在延安曾說，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滅山頭，不要罵人家是保守派主義。現在的山頭是生產隊（過去是窮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幾百萬噸鋼裝備農業。七年可以機械化，二、搞公社工業，三、搞多種經營：林、牧、漁。這些全民性部分，將來是會發展起來的．三、四、五、六年之后這些東西多了，相形之下，隊生產的東西就少了。　　　　

    山東呂鴻賓社先以條子、秤、“帽”子去對付，后以一把鑰匙（思想），講明政策，一個樓梯、雙方下樓，用這三個辦法去對付。　　　　

    歷來講國家、集體、個人，實際應該是個人、集體、國家。一盤棋應該先安排五億農民安排適當的糧食。　　　　

    我們黨中央逐步建立權利，從前教條主義，強制執行，實際脫離群眾，并沒有實權，想多統。統不了，把革命統垮。中央有權是一個過程。工業過去統得太死太多，十大關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調整。適當的集中，適當的統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來。半路中間，怎么來個這樣的干老子－－公社。工業也要分級管理，才有地方的積極性．反對絕對集中統一。不要亂戴本位主義的帽子。　　　　

    富隊、窮隊還有中間的隊。吃飯標準、工資標準應該不同。吃糧食四、五、六、百斤，工資按勞分配。也允許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隊，按勞能分220元，結果只分給130元，砍了90元。這就是無償占有了人的勞動成果。　　　　

    二、勞動問題。土地、人力、產品，三種東西，現在名義上歸公社所有，而實際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歸生產隊（即原合作社）所有，現在（1959年以及以后還有一段時間）只有部分的歸公社所有。就是說，社的積累，社辦工礦場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還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費如此而已，還有一批生產費，不過是過過手而已。這里講的是人、物。沒有講計劃。社的權利還包括統一計劃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攬權太多，他們的權力只有這樣多。我主張權力只搞這樣多，要教會公社書記這樣作。希望也就在這里。因為年年增加積累，年年擴大社辦工業，公社有大、中型的農業機械，社辦電氣站，社辦學校等等。有個三、五、七年，就可以將現在實際所有狀況反轉過來，由基本上隊有，部分的社有。變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隊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時當然還會拖一個個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極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樹、小農具、家畜家禽等，還為個人所有。公社范圍有個人所有，有小集體、大集體，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規模建立起來以前，當然是私有的。現在農民一樣不怕二樣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產品隨便被人拿走——共產，農民就叫“共產”，雖然我們說的是社會主義。現在是要人要財，這是爭執的問題。　　　　

    現在勞動力分配極不合理。農業（農、林、牧。副、漁）勞動力分得太少，工業、服務業、文工團、學校、行政人員分配得太多。一個太少，一個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須堅決減下來充實農業。工業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個公社立即減少了30％。服務業人員要大減，一百個人中十個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個伙夫燒十個人的飯。行政人員只允許千分之幾，而不是百分之幾。山東歷城十二萬人的東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脫產，十五個管理區每區五人，154個生產隊每隊三人不脫產（不包括財貿人員）。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體育隊、業余的還是可以。生產隊與社辦工業、與縣、與國家爭人力，石家莊一個公社跑出去一萬一千人。爭人的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重心是把向城里、工業、服務業跑的人趕回來，加強農業戰線。　　　　

    三、分配問題——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隊有三等——窮、中、富。糧食、工資的分配應該有差別。社辦專業隊的工資應該統一。工資可以“死級活評”一月評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用糧的制度，要嚴格的杜絕浪費，大反浪費。新鄉收棉籽號召誰收誰有，結果一天收光。灤縣收花生放假三天，誰收誰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解決了。還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去年豐收，反而用糧不足，去年糧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問題，反本位主義反不動，制度一萬年，還是需要的。要分出國庫、社庫、隊庫、堂（公共食堂）庫，都必須有制度。一般說來，1958年公社積累搞多了一點，有鑒于此1959年應向群眾宣布：公社積累不超過18％，加國家稅收7％左右總共不超過25％左右（占工農業總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當社員、工人的問題。各級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產隊當社員，舒同當了九天。每年至少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廠當工人，也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中央、省、地、縣、社、區六級，要講清楚六級只有幾百萬人，另一級是幾億農民及其領袖小隊長和生產隊長，是大多數，這兩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內基本實行隊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這樣一來，就一定可以達到發展生產，改善關系的兩大目的。目前的緊張關系是隊和社，有點“國際緊張形勢”，主要怕共產。一經濟，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產，兩方面下樓梯，區以上干部左了一點，生產隊小隊長一般無罪，我們要向公社黨委和小隊長講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該賣給國家的不賣，是本位主義，這樣就可以取得廣大群眾的同情，剩下來的觀潮派、算賬派就會孤立起來。　　　　

三月十五日開會不變。同志和地委同志和縣委同志研究討論，提出意見。我的意見是松一下，讓農民多生產，也就會更愿意多出一些。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四）　　 　　

（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　　　　

    要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改善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必須從改變所有制著手。現在一平、二調、三提款，否定按勞分配，否定等價交換。趙爾陸和王鶴壽之間也有一個交換關系。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僅存在公社內部，也存在于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之間，實際上生產資料各部門之間也有價值法則起作用。人不吃飯，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飯米，骨頭還是歸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換，大體上是等價交換，大魚吃小魚，小魚不吃別的也不行。現在就是一平、二調、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張條子要啥調啥，不給錢是起破壞作用。現在銀行不投資農業，我建議每年增加十億，十年搞一百億無利長期貸款，主要支援貧隊，一部購買大型農具，十年之后國有化了，就變為國家投資了，忽然一股風，一平、二調、三提款，破壞經濟秩序，許多產品歸社不歸隊。六中全會公社決議的一套制度，二個半月來根本沒有實行。實行了集體福利、公共食堂、勞動與休息。問題不這樣提，共產風會繼續發展。為什么六中全會的決議沒有阻止這股風的發展？是不是只有冀、魯、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別高尚，馬克思主義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議請你們開一個六級干部會，找一批算賬派參加。共產黨就是反反復復。　　　　

    十二句話應再加兩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適當積累，合理調劑，收入分配，由社決定，多勞多得，承認差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解決這個問題，大躍進就沒有了。我這篇話不講，就不足以掀起議論，這幾個月許多地方實際上破壞了價值法則。去年鄭州會議，就吵這個問題，拉死人來壓活人。凡是瞞產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調、三提款。農民從十月以來，發生大恐慌，怕共產，從桌、椅、板凳開始，還有個工業抗旱，破鋼爛鐵，無代價獻寶。這在戰時是可以的，無代價或者很少代價。戰勤只給飯吃，不給代價。這也不是長期的，否則也會破壞生產。　　　　

    今年你們要節制，盡最少放“衛星”，如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銀行衛星等。　　　　

    要講愛國、愛社、愛民。過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種棉花”，我們給它改為“愛國發家，多種棉花。”　　　　

    東鹿縣收棉花，總結了三條：不問來源，不咎既往，現金交易，誰賣誰得；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另加一條政治掛帥、敲鑼打鼓。　　　　

    每個公社組織一個專業運輸隊，改良工具，從現在工業戰線抽一批人下來。至于運輸隊的大小，按照需要。省、專、縣商業部門都要組織運輸隊。　　　　

    勞動各方面要有一個平衡。要達到一個目的，各方面的平衡：農業、工業、運輸業、服務業。工業還要細分，有國辦、地方辦，都搞社辦，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養獵都由社養不好，大部都應由生產隊、食堂養。　　　　

    共產主義是不是推遲了？早已推遲了，六中全會決議講了十年到二十年，還有五個條件沒有完成。現在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想早一點，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點，越可以快。用“無償”來搞共產主義不行。豬只有一條，你有他就沒有了。凡是勞動，總要等價交換的。　　　　

    積累18％不低，應該有個幅度。　　　　

    過去一盤棋，強調上面，現在一盤棋，要上下兼顧。　　　　

    專業隊歸那個搞？幾級都要有專業隊。逐步考慮得利大的釆取國營，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東湖打魚，收入特別多的縣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試點，縣可以搞個把，不成功不登報。　　　　

    窮隊向富隊看齊，把窮隊提高到富隊。要使社辦工業、企業都辦起來，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經濟、美觀、實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觀潮派搞出來，讓地、富、反、壞、觀潮派攻，無非是我們一平、二調、三提款。　　　　

    發工資問題，可能有發不起工資的情況。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級所有制，三級管理，各計盈虧。　　　　

    我們主要反對平均主義，過分集中思想，這實際上是“左”傾冒險主義，安國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鬧糧，主要是富裕中農帶頭，今年鬧糧，主要是基層干部帶頭，如說理由是宣傳工作沒做好，我看不對頭，只要一平二調三提款，做了宣傳工作也會這樣。群眾以為一切要歸公，一切共產，再加小社賣糧，大社堵賬，賣糧之后，錢糧兩空，有些增產的大隊，又增加征購任務，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層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報實產量，追加任務，三怕春荒時要調劑解決，四怕自己吃虧，五怕……，于是先下手為強，把糧食搞到手里再說，他們的決心很好很大，這主要有群眾支持，瞞產私分成為普遍現象。　　　　

    河南會議鳴放的文件，可以發給各地看，開頭二、三天不要發。讓他們思想混亂幾天。到四、五天后分批發給他們看，其中有些內容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次會議是六中全會的具體化發展補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區與管理區之間，允許有不同的差別。而不過早的消滅這種差別，正是為了從發展生產中消滅這種差別。現在允許它，正是為了將來消滅它。人民公社發展生產，提高積累，應當對落后社有適當的照顧。但是如果在工資標準上一下拉平，就會減少較多生產水平的管理區的收入，就會減少積累，就會使落后的管理區不注意經濟核算，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不行，不是照顧富社，而是照顧窮社，暫時保存這種差別，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積累，有利于窮、富社都發揮積極性。公社的積累增長得越快，這種差別的消滅也會越快。問題是把窮隊向富隊看齊，問題是公共積累增多。兩方面一來，就會使生產發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區之間管理工作好壞和生產水平不同，這種差別會長期存在下去，這是對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然條件與主觀努力，千差萬別。地球的中心，外部溫度就不同。消滅差別的過程，也是由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過程，也是機械化、電氣化過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公社與隊的所有制，互相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過渡，有些隊可以先轉變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萬噸鋼，后年兩百萬噸鋼，也許多一點供應農業搞機械化。　　　　

    錢的補貼確定十億，作為農業投資。　　　　

    工資由公社確定，由管理區發。公社的權力究竟統幾個什么東西，開一個賬。這不是公社權力小，而是包而不辦。　　　　

    各省、地、縣搞一個示范章程，各個公社也要搞一個章程，各省要選擇最好的二、三分給我。每一個縣著重搞一個，每一個省集中搞一個。了解一個公社不要很久時間，一個禮拜就行了。又要實際，又要超產，無非是一些要點、關節、麻雀這樣多，只能如此，但是全無印象也不好。　　　　

    瞞產私分，非常正確，本位主義有則反之，不能去反五億農民和基層干部。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這是由共產風而來。普遍的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黑夜冒煙，是一種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義的帽子。是則是，非則非，是本位主義還是要反，還是要事先訂條約，要政治掛帥，共產主義教育是必要的。貧、中、富隊各定多少，國家、集體、個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顧。個人首先照顧集體、國家，國家首先照顧個人，應該批評本位主義，但是要先批評我們自己的缺點，然后引起積極分子來自我批評，發動多數人自我批評，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評的人和貪污的人，貪污結合整社來搞，推遲一點，先把積極性搞起來。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五）　　　　

（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　　　　

    放一大炮是否靈，放對了沒有？　　　　

    要拿王國藩窮棒子社對窮戶、窮隊、窮社，解決窮社、窮隊、窮戶問題。一是貸款，二是公共積累。國家每年拿出十億解決這一問題，社工業少辦，主要是解決這問題。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為搶，青幫叫偷，對下面不要去講搶，搶和偷科學名詞叫做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地主叫超經濟剝削，資本家叫剩余勞動，也就是剩余價值。我們不是要推翻地主、資本家嗎？富隊里有富人，吃飯不要錢就侵占了一部分，這個問題要想辦法解決，一平、二調、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是不能持久的。過去漢族同少數民族是不等價交換，剝削他們，那時不等價還出了一點價，現在一點價也不給，有一點就拿走，這是個大事，民心不安，軍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購糧款也被公社拿走，國家出了錢，公社攔腰就搶。這些人為什么這樣不聰明呢？他們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問題是省、地、縣委沒有教育他們。整社三個月沒有整到痛處，隔靴抓癢，在武昌會議時，不感到這個問題，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著覺，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豐收。國家征購糧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趙紫陽的報告和內部參考中的材料你們看到沒有？我就不相信長江、珠江流域馬克思主義就那樣多？我抓住趙紫陽把陶鑄的辮子抓到了。瞞產私分很久了，開始在襄陽發現，劉子厚談話對我有很大啟發，河北一月開黨代會。開始搞共產主義，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問題，決心改變主意，但還沒有接觸到所有制問題。到山東談了呂洪賓合作社。開條子調東西調不動，就讓許多人拿秤去秤糧食，群眾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進而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你框農民就看出你沒有辦法了，他也不在乎，這一著神經戰也不靈，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三不靈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鑰匙，解決思想問題，但也沒有接觸到所有制，河南說”雖有本位主義情有可原，不予處分，不再上調”，安徽說“錯是錯了，但不算錯”。什么叫情，情者情況也，等價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義，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險主義，翻箱倒柜，“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這是什么主義？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錢就往那里跑。你不等價交換，人家人財兩空，呂鴻賓改變主意，一張安民布告，一個樓梯下樓，要下樓，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　　　　

    土地屬誰所有，勞動力屬誰所有，產品就屬誰所有。農民歷來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勞動力，產品是可以搬得走的，這就怕了。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如不愿不等價交換，就叫沒有共產主義風格，什么叫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沒有錢嘛！不是搶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歸公。現在什么公？豬、鴨、雞、蘿卜、白菜都歸公了，這樣調人都跑了。河北定縣一個公社有七、八萬人，二、三萬個勞動力，跑掉一萬多。這樣的共產主義政策，人都走光了。勞動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呂鴻賓的辦法，還是一個改良主義的辦法，現在要解決根本問題——所有制問題。　　　　

整了三個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義工作，修修補補，辦好公共食堂，睡好覺，一個樓梯，一張布告之類，但未搞出根本性辦法。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是生產隊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所有人、土、財都在生產隊，五億農民都在生產隊，上面只有幾個工作人員。如不承認所有制，就立即破壞。我是事后諸葛亮，以前還未看到這個問題。在批轉趙紫陽的報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會有好處，農民不怕中央了，認為中央好講價錢，中央雇工是拿錢的，購糧油是拿錢的，征購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時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縣，縣也調了些人，調了些東西，縣、社辦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對公社同志講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務做不完。你們有經驗，你們過去不是罵中央統死統多嗎？現在你們當了婆婆就打媳婦，就忘記了。現在中央已經改了。去年權力下放，說了不算，拿出一張表來你們才放心。現在你們領導之下的公社，就實行“一平、二調，三收款”，調，一曰物、二曰人。當然出賣勞動力，不是出賣給資本家，而是出賣給中央、省、縣、公社，但也要等價交換。過去長沙建筑工人罷工，我們叫增加工資，他們叫漲價，那是1921年的事，到現在38年了，我們還不懂漲價這個道理嗎？勞動力到處流動，麿洋工，對這點我甚為欣賞，王任重很緊張無心跳舞，一夜才轉過來，放一炮，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磨洋工，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上千萬隊長級的干部很堅決，幾萬萬社員擁護他們的領袖，所以立即下決心瞞產私分。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決心這樣做，這是合法的。我們領導是沒有群眾支持的。當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鍋碗筷，去年工業抗旱，大鬧鋼鐵，獻工獻料，什么代價也沒有。此外，還要拿人工，專業隊都要青年，還有文工團都是青年，隊長實在痛心，生產隊稀稀拉拉。這樣下去一定垮臺，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三級所有制，改變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隊所有制，要有一個過程，還要三、五、七年。要窮隊趕上來，窮隊變富隊，窮變富每個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國藩那樣，最大的希望是窮隊，不能把蘇聯的鋼砍給我們二千萬噸，如果這樣，蘇聯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沒有不交換的，人同自然界作斗爭，也有交換，如人吃東西，吸空氣，但要拉屎拉尿，新陳代謝。吃空氣，一分鐘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還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膚散熱，這也是等價交換。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大魚的屎，重工業各部門之間也要等價交換。趙爾陸造機器要原材料，就是糧食，機器就是他拉的屎。紡織工業出紗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資就能出工廠，總要相等就是。王鶴壽不給他交換焦炭礦石，就拉不出鋼鐵。物質不滅，能量轉化。要科學。夏熱冬寒，一切都等價交換。國家給錢，就是公社不給錢。犯了個大錯誤。××同志講，云南提出供給與工資比例是三比七。這個原則在武昌會議是講了的。六中全會的東西現在有許多沒有執行，就是否定價值法則，所謂擁護中央是句空話，起碼暫時還難說，其實是不通。無代價的上調是違反中央的，要搞工業，不搞農業，未到期的貸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兩條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億，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貧農貸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現在就收回了。我看這可以給人民銀行行長戴一頂帽子，叫做破壞農業生產，破壞人民公社，也不撤職。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們可以打個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為了對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來個全部退回，你要左傾，我要右傾。就是到期還可以延長。　　　　

    人民公社正在發展，需要支持，不能攔路搶，李逵的辦法，文明的辦法叫做“剪徑”，綠林豪杰叫“剪徑”，現在綠林豪杰可多了，你們是否在內。對付剝削者無罪，綠林的理由叫“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如生辰綱，我們也干過，叫打土豪。后來者文明一點收稅。成吉思汗，占了中國，不會收稅。叫“打谷草”無代價搶劫人民，結果打走了他們自己。遼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個大帝國。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個亞洲和大半個歐洲。第二是英國，日不落國。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個歐洲，半個蘇聯，還有北非。現在是艾森豪威爾最大，實際控制整個西歐，整個美歐、澳洲、新西蘭、東南亞、印度，對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資。科倫坡國家也在舊金山開會，可厲害了，美國控制的地區超過成吉思汗，伊拉克　7月14日　革命成功，美國15日占領黎巴嫩。我們　8月23日　打炮，他立即調部隊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說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戰爭邊緣政策主要是對付我們。我們也可以學一點，你邊緣我也邊緣。打了三個月，他失敗了，我宣布領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認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國內外都不滿意，我說一千次也不打，記一筆賬，這是對付流氓的辦法。后來掛了卅幾筆賬，他就不來了，手忙腳亂，不知道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干，我們是十個指頭按一個跳蚤，美國是十個按一百個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國、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國是一個“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從打草谷學來的。美國統治時，后來有人建議打草谷不如收稅，收稅才能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不知比打草谷強多少倍。現在公社黨委實際上是恢復蒙古打草谷的辦法。落后的搶劫辦法。過去打土豪是正確的，“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和宋江一樣，現在對農民能這樣嗎？唯一的辦法只能等價交換，三級之間要有買賣關系，勞動必須出工資，義務勞動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創始免役法，把服勞役改為征稅，由政府雇人，出工資，作各種服役的事業，這是很進步的辦法。我們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馬光的辦法了。司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對王安石的辦法的。公社可辦對社有利的工業，但雇人要出工資。一種是固定工人；另一種非固定工人，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術工人要有較高工資。亦工亦農的，待遇應與農民不同。工業、教育、體育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量變有一個過程。寫詩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如何寫呢？叫每人寫一篇詩，這違反辯證法。專業體育、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沒有衛星了，蘇聯才有三個衛星呢。　　　　

    你們認為怎樣才能鞏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調、三收款，還是改變。我看這樣下去公社非垮臺不可。斯大林為什么改變公社的辦法？他們覺得浪費太多，義務交售制，余糧征集制不能刺激生產，才改為糧食稅。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實際沒有實行集體所有制，還是地主超經濟剝削，拿走農民的70％，因此，三十年還是只能進行單純的再生產。俄皇時代，無機械化和集體所有制。斯大林搞了這兩點，糧食產量和沙皇時代相等。那時可能是為了搞重工業，留的只夠農民吃，無力擴大再生產。當然不是斯大林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有一批熱心于搞重工業、搞共產主義。我們是辦公社工業，如果這樣搞下去，非搞翻農民不可。任何大躍進、中躍進、小躍進也不可能，生產就會停滯。　　　　

    搞三、五、七年，來個過程，基本上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基礎，等價交換，不能亂開條子。隊與隊是買賣關系，若干調劑要協商。災隊、窮隊沒有飯吃由省解決。　　　　

    一個是瞞產私分，一個是勞動力外逃，一個是麿洋工，一個是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贊成，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制，河南分配給農民30％，瞞產私分15％，共45％，否則就過不了生活，這是保衛他們的神圣權利，極為正確。還反對人家本位主義，相反應該批評我們的冒險主義。真正本位主義，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險主義。錢交給公社不交隊，他們抵制，這不叫本位主義。給他錢。他不繳，才是本位主義。　　　　

    安排時應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幾十，人民生活，公社積累（15—18％）國家稅收（7％—10％），應同時安排，義務勞動要減少，公共積累要減少。多給一些社員看到的東西，減少供給部分，增加工資部分。糧食供給要堅持下來，“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筍炒肥肉”。多種經營，付業生產都要歸隊辦。　　　　

    大問題是把六級干部會開好，公社黨委來一個書記，管理區來二人，生產隊來二人，都要一窮一富。河南簡報要看兩遍，這是現場會議。對窮隊要講王國藩。河北省遵化縣雞鳴村區，窮棒子王國藩社現在是一個大社，很富了。開始只有廿三人，三條驢腿，無車無糧。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國家貸款，不要救濟，砍柴賣，從此出了名，變為幾十戶，幾百戶。現在多少戶了？各省都可以找出這樣例子來。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由貧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國家投資，第一是扶助工業，第二是扶助窮隊。四六開或三七開。窮隊占六到七。十億人民幣，三億交公社，七億交窮隊。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國家。窮人要有志氣，送給我，我也不要，窮隊有依賴思想，何應欽不發錢，我不搞生產如何行。　　　　

    我們黨過去有很多山頭，逐步聯合成為統一的黨。軍隊也有幾個山頭，一方面軍有兩個山頭，二方面軍兩個山頭，陜北兩個山頭，四方面軍四個山頭。在延安黨校，夕陽西下，散步時也分山頭。上館子吃飯也分山頭。山頭之內無話不講，話不好給別的山頭講。在陜北甚至躲飛機時，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兩條路走，要命時也不混雜。我們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消滅山頭。山頭是歷史原因和地區不同造成的。現在看山頭消滅得差不多了。當時的共產黨有個共同綱領，中央實際上是聯合會。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條主義者到處整人，蘇區、白區都怕欽差大臣。批評人家為機會主義，奪取了黨、政、軍、財權，他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不準說敵強我弱，不準說泄氣話，只能講壯氣的話，曾幾何時（三年半）長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積極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復幾次，赫魯曉夫不敢讓莫洛托夫當中央委員，我們對待教條主義，釆取治病救人，團結同志的方針。七大之前七中全會決議，會前搞清問題，大會是開團結大會，錯誤讓他自己講。除了王明是個未知數，其余信任他們。　　　　

    現在講的是生產隊山頭。每個生產隊是一個山頭，不認識，不承認，不照顧，就不能基本消滅山頭。英國是第一個帝國主義，現在美國超過了它。世界在變化。窮隊也會變化，窮的搞得好，大多數會過富的。公共積累辦的事業一年一年增多，將來可變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隊的所有制永遠會有的。作為一個過程來看，過去我們沒有分析，武漢時沒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使我來想這個問題。要使公社一般懂得這個問題，這是客觀法則，違反它就會碰得頭破血流。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說服他們，還是這樣猶猶豫豫，公社就會垮，人就會跑。供給部分要少，工資部分要多，不要一縣一社（修試除外）。一社統一集中分配，任意調人調東西，很危險。要迅速講清楚；辦法是開六級干部會。有人說富隊會搞資本主義，我不信他能離開地球嗎？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現在他就跑了。這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沒有動刀槍，會不會離心離德？照現在的情況有脫離太陽系的危險。現在我贊成跑，這樣可以使我們警覺，將來就不會跑了。　　　　

    已發文件作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經驗，然后到武漢去，你們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觀點不會變的。六中全會，缺少三級管理，隊為基礎，社與國家、社內隊與隊等價交換，這是認識問題。發現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決矛盾。發現是感覺，分析是理性，要有個過程，開頭是接觸，所謂分析就是揭露，解決是綜合階段。　　　　

    一盤棋要三照顧。生產隊有五億人口，千萬干部（隊長、會計），得罪他們不得了。過去70萬個小社，一社50個干部，則是三千萬干部。瞞產私分為什么有那么大的勁，決心那么大，因為有五億農民支持他們，我們則脫離了群眾。認識這個問題，時間有五個月之久，相當遲，客現實際反映到主觀，有個過程。　　　　

    文件還要修改，但基本觀點就是這樣，你們可以照辦。里面供給和工資問題沒講，勞動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講。　　　　

    工人寄錢問題，中心是說服公社，不能攔路劫搶。軍官寄錢回去，公社扣了，軍官有很大反映。財產權利必須神圣不可侵犯，這樣反而建設得快。要說服公社，懂得發展過程，懂得等價交換。邵大哥三支鋼筆，將來不至三支，共產主義可能有十支。　　　　

    城市辦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說，要辦就辦一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人民公社嘛。企業學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辦食堂隨你辦，至于家屬就業要怎么辦就怎么辦，已經是國有制還辦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縣城還可以辦。　　　　

    有些東西，不要什么民族風格，如火車、飛機、大炮，政治、藝術可以有民族風格。干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并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輸出，自己吃，這是馬列主義，沒有修正主義。公社倒是有修正主義，攔路劫搶、不等價交換。一平二調三提，不是馬列主義，違反客觀規律，是向“左”的修正主義。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于放屁。　　　

十二句話應再加兩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適當積累，合理調劑，收入分配，由社決定，多勞多得，承認差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解決這個問題，大躍進就沒有了。我這篇話不講，就不足以掀起議論，這幾個月許多地方實際上破壞了價值法則。去年鄭州會議，就吵這個問題，拉死人來壓活人。凡是瞞產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調、三提款。農民從十月以來，發生大恐慌，怕共產，從桌、椅、板凳開始，還有個工業抗旱，破鋼爛鐵，無代價獻寶。這在戰時是可以的，無代價或者很少代價。戰時只給飯吃，不給代價。這也不是長期的，否則也會破壞生產。

土地屬誰所有，勞動力屬誰所有，產品就屬誰所有。農民歷來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勞動力、產品是可以搬得走的，這就怕了。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如不愿不等價交換，就叫沒有共產主義風格，什么叫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沒有錢嘛！不是搶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歸公。現在什么公？豬、鴨、雞、蘿卜、白菜都歸公了，這樣調人都跑了。河北定縣一個公社有七、八萬人，二、三萬個勞動力，跑掉一萬多。這樣的共產主義政策，人都走光了。勞動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三級所有制，改變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隊所有制，要有一個過程，還要三、五、七年。要窮隊趕上來，窮隊變富隊，窮變富每個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國藩那樣，最大的希望是窮隊，不能把蘇聯的鋼砍給我們二千萬噸，如果這樣，蘇聯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沒有不交換的，人同自然界作斗爭，也有交換，如人吃東西，吸空氣，新陳代謝。重工業各部門之間也要等價交換。夏熱冬寒，一切都等價交換。國家給錢，就是公社不給錢。犯了個大錯誤。六中全會的東西現在有許多沒有執行，就是否定價值法則，所謂擁護中央是句空話，起碼暫時還難說，其實是不通。無代價的上調是違反中央的，要搞工業，不搞農業，未到期的貸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兩條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億，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貧農貸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現在就收回了。我看這可以給人民銀行行長戴一頂帽子，叫做破壞農業生產，破壞人民公社，也不撤職。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們可以打個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為了對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來個全部退回，你要左傾，我要右傾，就是到期還可以延長。

你們認為怎樣才能鞏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調、三收款，還是改變？我看這樣下去公社非垮臺不可。斯大林為什么改變公社的辦法？他們覺得浪費太多，義務交售制，余糧征集制不能刺激生產，才改為糧食稅。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實際沒有實行集體所有制，還是地主超經濟剝削，拿走農民的70％，因此，三十年還是只能進行單純的再生產。俄皇時代，無機械化和集體所有制。斯大林搞了這兩點，糧食產量和沙皇時代相等。那時可能是為了搞重工業，留的只夠農民吃，無力擴大再生產。當然不是斯大林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有一批人熱心于搞重工業、搞共產主義。我們是辦公社工業，如果這樣搞下去，非搞翻農民不可。任何大躍進、中躍進、小躍進也不可能，生產就會停滯。

搞三、五、七年，來個過程，基本上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基礎，等價交換，不能亂開條子。隊與隊是買賣關系，若干調劑要協商。災隊、窮隊沒有飯吃由省解決。


河南簡報要看兩遍，這是現場會議。對窮隊要講王國藩。河北省遵化縣雞鳴村區，窮棒子王國藩社現在是一個大社，很富了。開始只有廿三人，三條驢腿，無車無糧。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國家貸款，不要救濟，砍柴賣，從此出了名，變為幾十戶，幾百戶。現在多少戶了？各省都可以找出這樣例子來。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由貧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國家投資，第一是扶助工業，第二是扶助窮隊。四六開或三七開。窮隊占六到七。十億人民幣，三億交公社，七億交窮隊。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國家。

城市公社問題，（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沒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試辦；（3）大城市不搞。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三月五日)　　

鄭州會議紀要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鄭州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進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結束。到會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會議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澤東同志講了他的意見，然后進行了幾次討論。結果如下:
　　(一)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二)規定了如下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
　　統一領導，隊為基礎；
　　分級管理，權力下放；
　　三級核算，各計盈虧；
　　分配計劃，由社決定；
　　適當積累，合理調劑；
　　物資勞動，等價交換；
　　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三)起草了一個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　　

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　　

各省、市、區黨委：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于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2]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干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各縣凡是對于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照趙紫陽同志在雷南縣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六中全會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4]，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使群眾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干部兩條正確的政策，并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確，解決問題的時間只需要十天或者半個月就夠了。此件可登黨刊，并可轉發各地、縣。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趙紫陽在報告中說，十二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一系列干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許多地方的事實證明，去年糧食大豐收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　　

轉發山東經驗的批語　　

小平同志　　

對基層干部和廣大群眾，要少講空話，多講辦法。　　

糧食分配問題，50斤糧按勞動力分給個人，450斤給食堂，按人定量，吃剩的余糧歸自己，和生產小隊應當有部分所有制問題，值得注意。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　　

發展商業和副食品生產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 

　　一 
　　工農商并舉，提得很好，一定要這樣做。貶低商業，商不掛帥，工農兩業是不會發展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二 
　　為要流通，交通運輸必須相應地辦起來。城市當然以工業為重點，但現在是處于副食品嚴重不足的時期，必須強調郊區的農業。所謂農者，指的農林牧副漁五業綜合平衡。蔬菜是農，豬牛羊雞鴨鵝兔等是牧，水產是漁，畜類禽類要吃飽，才能長起來，于是需要生產大量精粗兩類飼料，這又是農業，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業、草業。由此觀之，為了副食品，農林牧副漁五大業都牽動了，互相聯系，缺一不可。 
                                     毛澤東　　

                                  七月四日　　

　　三 
　　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豬吃，有魚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雞鴨鵝兔吃，有蛋吃。我們應當有志氣、有決心做到這一項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應當有信心做到這一項事情。一切為了人民利益，望各級黨委接到這個指示以后，精心籌劃，立即動手辦起來。不但大中城市，縣城及四鄉集鎮都要照此辦起來。各級黨委要有一個專門管副食品的書記或精心從事的干部。 
                            毛澤東　　

                                  七月四日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的報告　　

報告就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形勢和一九五九年的經濟發展作了匯報。其中說；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　　

毛澤東1958年6月22日在報告上批示：　　

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這三件，別的也就會有了。三件中，糧食及其他農產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應當十分注意農業問題。　　

如實公開報道災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喬木、冷西同志: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2]閱后退回。
　　毛澤東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時 　　

糧食問題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此兩件印發各同志。陳國棟同志的報告是一個重要文件。請各大區區長主持討論，細致地討論，討論兩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這個文件所述的意見。但覺:(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確實好的情況之下，征購一千一百億斤，力爭辦到，這是變被動為主動的第一著。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確實較去年好、確實證明無妄的時候，為什么不能征購到這個數目字呢?(二)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余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豬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細地安排過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過得還不錯嗎？這樣做，農民的糧食儲備就可以增得較多了。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確實知道糧食比去年增產的情況之下，一定要劃出牲口飼料、豬飼料兩種，一定要比過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糧的一半?人糧一斤，飼料半斤。各地情況不同，勢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決心注意這個問題。除災地外，飼料一定要比過去多些。增加飼料，極為有利。牲口是動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糞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處。吃肉多，吃糧少，動物蛋白優于植物蛋白，人的體格會更發展，會更健康。豬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內，力爭做到一畝田一頭豬。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肥料的主要出路是豬，是一畝田一頭豬。以上幾點意見，只供同志們此次討論的參考，切勿下傳。不對之處，準備修改。
　　毛澤東
　　七月五日上午六時 　　

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吳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請在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看來，養豬業必須有一個大發展。除少數禁豬的民族以外，全國都應當仿照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人民公社的辦法辦理。在吳橋縣，集資容易，政策正確，干勁甚高，發展很快。關鍵在于一個很大的干勁。拖拖沓沓，困難重重，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些都是懦夫和懶漢的世界觀，半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雄心壯志都沒有，這些人離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大約還有十萬八千里。我勸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將不正確的世界觀改過來。我建議，共產黨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以及管理區、生產隊、生產小隊的黨組織，將養豬業，養牛養羊養驢養騾養馬養雞養鴨養鵝養兔等項事業，認真地考慮、研究、計劃和采取具體措施，并且組織一個畜牧業家禽業的委員會或者小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組成，以一位對于此事有干勁、有腦筋而又善于辦事的同志充當委員會或小組的領導責任。就是說，派一個強有力的人去領導。大搞飼料生產。有各種精粗飼料。看來包谷是飼料之王。美國就是這樣辦的。蘇聯現在也已開始大辦。中國的河北省吳橋縣，也已在開始辦了，使人看了極為高興。各地公社養豬不亞于吳橋的，一定還有很多。全國都應大辦而特辦。要把此事看得和糧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麥、小米等主糧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糧的地位。有人建議，把豬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馬、牛、羊、雞、犬、豕(豕即豬)”，而是“豬、牛、羊、馬、雞、犬”。我舉雙手贊成，豬占首要地位，實在天公地道。蘇聯偉大土壤學家和農學家威廉氏[3]強調地說，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后，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為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賴的道理。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而且豬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內臟(可以作制藥原料)，我們何樂而不為呢?肥料是植物的糧食，植物是動物的糧食，動物是人類的糧食。由此觀之，大養而特養其豬，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個至兩個五年計劃完成這個光榮偉大的任務，看來是有可能的。用機械裝備農業，是農、林、牧三結合大發展的決定性條件。今年已經成立了農業機械部，農業機械化的實現，看來為期不遠了。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加強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領導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
　　一
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全國總工會黨組關于當前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情況的報告》一件，《經濟消息》第十期《關于技術革命大豐收》一件，共兩件，現在發給你們，并請你們發給一切城市黨委、工礦黨委和農村公社黨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參考。這是兩個重要的總結性文件，請你們予以重視。全總總結的是上海、天津、沈陽、旅大、哈爾濱、太原、重慶等七個大城市的經驗。這還很不夠。武漢、廣州、西安、蘭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莊、青島、洛陽、黃石、株洲、無錫、湛江、萍鄉等成百個重要城市，都應當迅速作出總結，并且迅速予以推廣。縣辦工業和公社工業也要擇要作出總結，推廣出去。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急需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決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這種調查、研究、總結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個月內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黨組，各級地方黨委及各部門黨組分頭去做，并要開規模較大的現場會議。今年一月間，一機部在哈爾濱召開的現場會議，大多數城市未被邀請參加，連武漢、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也不邀請，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廣出去的效果，甚為可惜。今后應請有關部門予以注意，是為至要。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二
　　聶榮臻同志給中央的信，對于當前的技術革命運動，做了一個很好的系統的總結，發給同志們研究、參考和仿行。我國工業交通戰線，農林牧副漁戰線，財政貿易流通戰線，文教衛生戰線和國防戰線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運動，正在猛烈發展，新人新事層出不窮，務請你們精心觀察，隨時總結，予以推廣。
　　毛澤東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此件[1]請各同志閱讀，并請轉發到縣級黨委。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2]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3]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4]。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干的。范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只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對于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于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對于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志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干部大會。全國形勢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這些好人好事，應該受到表揚。對于犯錯誤而不嚴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應當采用教育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照樣做工作。我們主張堅決撤掉或法辦的，是指那些錯誤極嚴重、民憤極大的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實在不行、無法繼續下去的人們，也必須堅決撤換。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徹底糾正“五風”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后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召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　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大多數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賠，縣、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現在拿不出實物的，可以給些票子，這就叫兌現。十二條已經向農民講了，現在農民鼓著眼睛看著我們能不能兌現，不兌現不行。在兩三個月內把兌現問題解決了，農民積極性就來了。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歷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么多東西，怎么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縣、社兩級和有關部門都要退賠，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大辦縣、社工業，大辦副食品基地，我們都同意過。幾個大辦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調。縣、社干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就得到了一頭。機關、學校、工廠、部隊，誰平調了誰賠。社、縣、省這一頭賠了，少了，那一頭就有了；這一頭空了，那一頭就實了。那一頭就是幾億農民。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
　　退賠也要有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應當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賠。退賠要讓縣、社兩級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這幾年我們有些東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建設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
　　看來“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
　　貪污贓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兩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東西賠光了，要以自己的勞動來償還，不這樣貪污現象消滅不了。
　　機關、部隊、學校圈用群眾的土地，要堅決退還，機關、工廠的花園，通通都拿來種菜。今后發展副食品生產，只能開荒地，不能占用農民土地。李世民勝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農民土地的辦法。清軍入關后也是如此。現在是軍隊、學校都圈地，又不給人家錢，這實際上是封建殘余，一定要糾正。
　　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把問題弄清楚了，群眾也清醒了，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也就明白了。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7]，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后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刮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當然，勞動力不完全都是從農村調來的，但是不管從哪里調來，總是影響農業生產的，比如吃糧就增加了嘛!
　　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只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
　　今后大辦改成中辦、小辦。農村勞動力要好好組織，專業隊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條出路，再是從外國買糧，各省要盡可能搞一些外匯。要考慮到明年是不是還有天災，天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轉不過來。
　　陳云同志說的幾條我都贊成。一是低標準、瓜菜代，今后幾年都要注意。總之口糧標準不能高，好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了儲備，才能抗御災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進口糧食。還要加上我剛才說的幾條，把領導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吃飯第一，市場第二，建設第三。總的說來，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把整風搞好，把抽掉的勞動力壓下去，把“共產風”搞掉，把壞人搞掉，幾個大辦變成中辦、小辦。這樣糧食生產多了，就可以多吃點糧了。還有，多產的要多吃一點，要有差別。
　　分析起來還是大有希望，過去三年的經驗教訓很有幫助，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就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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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么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只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只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二
　　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

　　睡不著覺，想說一點。試圖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我自以為是正確的，如果對立面的同志正確，那我服從。

    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于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2]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修武縣縣委書 記，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條是怕有災荒，農業減產了，發不了工資，而國家又不能包下來，不能給補貼；第二條是怕豐產了，國家把糧食調走。這個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陜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陜西的農民肯干嗎?把七里營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產品在舊社會對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對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對的，斯大林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

　　斯大林說，有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我們在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征購糧食太多了，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糧。這還是征購，只是過頭了一點，農民就反對。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后來我們就減下來了，決定只征購八百三十億斤。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么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么“血流漂杵”，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夸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并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的這一說法不很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上，我的報告中就說到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是漫無限制地任其泛濫。從一九五○年開始，我們讓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時已經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斯大林所說的“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我們已經完全有了。斯大林說:“試問，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干部中進行討論。
　　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修武縣縣委書 記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同志們，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只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后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在漢口會議上的插話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　　

對于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要破除迷信，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學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國人算不算洋人？我們叫不叫神仙呢？我問過好多人，都說不算。神仙是住在別的星球上的，我們叫凡人。別的星球上的人看我們，是不是也是神仙？這是一種迷信。中國人當奴隸習慣了，看不起自己，什么東西都是別人行，自己不行。　　

 每省都要釆取檢查的辦法，組織檢查團下去，檢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檢查結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虛的），省委第一書記做團長，省長做付團長。民主黨派也要派人下去。　　

      不要過早宣傳水利化，否則明年不好辦，要留點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變面貌。以后不是不戰了，我在人民內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艱苦奮斗幾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無論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設想。　　

    對科學家要破除迷信，對其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從古以來，都是兒子此父親厲害，學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強。當然也有兒子不如父親、學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戲的比唱戲的厲害。一般說來，戲劇的改進，主要靠觀眾。　　

什么叫改變面貌？要糧、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種辦法，千方百計搞種花生、芝麻、黃豆、養豬、養雞。我們幾年來主要注意糧食，現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糧食一樣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計劃，雷厲風行搞，搞點油水給大師傅做菜。　　

真正綠化，要在飛機上看一片綠。樹種下去就叫做綠化？好多地方還是黃的，只能叫黃化。　　

    《人民日報》不要輕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們以后要問，你們化了幾年，為什么還要化？樹種下去，稀稀拉拉的還沒有活，倒宣布綠化。“化”搞得很濫，動不動就宣布“化”了。　　

 報紙宣傳不要盡規劃，要宣傳深入細致、踏實。現在宣傳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夠。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變面貌？大話不必講，好大喜功需要，但華而不實不好，喜功變為無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結果無功而還。　　

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予以研究。需要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然后由中央予以批準發給省自治區自屬市黨委照此執行。　　

毛澤東　　

　　１９５８年冬和１９５９年的水利工程計劃，按各地的初步計劃，比上 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億方）。假定 用農村男女勞動力的半數，約一億二千多萬人來興修水利，每人工作一百天， 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不能搞這樣多，要大大減少，否 則，勢必與鋼鐵、積肥、副業生產、交通運輸和其他農村基本建設，在勞動 力的安排上發生矛盾；并且勢必會加班加點，過分延長勞動時間，妨礙必要 的休息和睡眠。 

　　　　　　　　　　　　　　　 八 

　　在公社化的過程中，自留地等殘余的私有生產資料歸社公有，比較順利， 個別地方出現過某些波動（例如賣豬、宰雞等等），時間也只有幾天，政策 交代清楚，就穩定下來了。運動是健康的，比過去的初級合作化和高級合作 化都順利得多。但過去兩個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種和大搞鋼鐵，大 多數還只搭起個架子，一大堆問題尚未處理。處理這些問題是今后幾個月的 任務。 

　　　　　　　　　　　　　　　 九 

　　關于生活問題，主要有吃飯、睡覺、帶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 小時，加上吃飯和休息時間四小時，共計十二小時，一定不可少。勞動時間， 一般為八小時，忙時可以有十小時，最忙也不可超過十二小時，以為持久之 計。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幼兒園必須辦好。副社長和社黨委的副書記中都要 有一個人專門負責管生活。此外，縣和縣以上的農村工作部和婦聯，都應該 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來管這件事。要把為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幼兒園服務的 工作當做是為人民服務的最崇高的工作。生產和生活兩方面，必須同時抓起 來。不抓生活，要搞好生產是困難的。生產好，生活好，孩子帶得好，這就 是我們的口號。 　　

                                      毛澤東　　

指譚震林、廖魯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關于農業生產和農 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　　

主要內容 是：（一）一九五八年農業收成的情況。糧食總產量預計八千五百億斤，比 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三千七百億斤翻一番；棉花總產量預計八千五百萬擔，比 一九五七年的產量三千二百八十萬擔增長一倍半。報告還列出了油料及其他 經濟作物的產量。并說，這些統計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后的數字， 壓縮的幅度一般是比地、縣委上報的數字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下面報產量 有浮夸虛報，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些折扣后，這些數字 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總之，一九五八年的農業生產全面豐收，是一個很大的 躍進。（二）一九五八年的糧食收購計劃完成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農 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種籽增多、勞力緊張和運輸工具不足，此外，國家的 收購計劃沒有真正成為農業社的計劃等。建議從一九五九年起，在農產品的 采購方面實行合同制，由采購部門同農村人民公社訂立合同，雙方保證按合 同完成任務。（三）根據各省、市、自治區提出的一九五九年種植計劃，糧 食播種面積將縮減到十五億畝以內，比一九五八年減少四億畝左右。這就是 說畝產量要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一倍半，由畝產四百多斤提高到千斤以上，才 能使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總產量再翻一番，達到一萬五千億斤。這個任務十分 艱巨。因此，必須開展大面積豐產運動，改變廣種薄收為少種多收，實現土 地利用的“三三制”，從根本上改變“五億人搞飯吃”的局面。推行這個方 針必須要有步驟，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步不能跨得過大，特別是一九五八年的 冬種和一九五九年的春種面積，只能少減，不能多減。建議各省根據不同地 方的不同條件，提出實現土地利用“三三制”的步驟、方法和執行計劃。 
（四）一九五八年的糧棉總產量雖然增加一倍以上，但農副業總產值沒有翻 一番，副業增加不多，個別地方還有減少。有許多公社帳上積累不少，但現 金短缺，有的甚至開不出工資；也沒有錢購置生產資料，擴大再生產。這種 情況，必須力求及早改變。要求各地抓住冬季大搞副業生產，成立專業隊， 規定完成的任務，解決一九五九年夏收以前的工資開支和其他現金支出。并 發展社辦工業，擴大多種經營，增加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這是從經濟上鞏 固提高農村人民公社的一項關鍵措施。（五）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的 水利工程計劃，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這樣重的任務勢必與鋼鐵、積肥、 副業生產、交通運輸和其他農村基本建設在勞動力安排上產生矛盾。因此， 一方面必須保證重點工程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要減少一些次要工程，推遲到 一九六○年或一九六一年再去興修。（六）關于分配問題和集體生活問題。 生活問題，要有專人負責，縣及縣以上的農村工作部和婦聯也都應有專門的 機構和人員來管這些事；分配問題，一九五八年的分配，由各省、市、自治 區自行決定，可以以公社為單位統一分配，也可以由公社統一扣留之后，其 余部分以原合作社為單位進行分配。另外，在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后，可分一 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所儲蓄。（七）今后的任務是，加強黨的領導， 抓思想、抓生產、抓分配、抓生活，辦好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冬季要根據 毛主席在鄭州會議上的指示精神，系統地全面地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 育；對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準備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 
一次專門會議加以研究；同時從縣以上的機關中抽調干部去充實公社的領導 核心，并把在公社化和大躍進中的積極分子吸收一批到黨內來，以保證黨對 人民公社的領導。這個報告后來作為武昌會議文件在會上印發。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一九五入年五月十八日）　　

    此件印發大會各同志閱讀。請中央和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搜集材料，編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大都出身于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于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罰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面同時并舉。如果能夠有系統的證明這一點，那就鼓舞很多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許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干的大無畏精神。“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后聽雞度”出于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難道不是嗎？　　

1958年6月24日鄧子恢夏收增產統計報告　　

1958年6月24日關于夏收增產統計給毛澤東的報告。　　

主要內容是：一、從河南、湖南等十七個省區已報來的增產統計數，共３３９億斤；二、甘肅、新疆、北京三個省區市增產估計數共１５億斤；三、據二十個省市統計加估計，今年夏收總產量達到９５１億斤，去年是５９６億斤，今年比去年增產３５５億斤；四、按夏收推算，全年糧食總產可突破５，２００億斤，增產可達２，１００億斤。這樣，今年即可超過八大規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糧食產量指標。　　

（毛澤東在這一項旁批道：“八大第一次會議決定１９６２年為５，０００億斤。”）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1958年6月8日給廣東省委的信”寫的批語中提出：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每畝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長５０％，何況還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此件請彭真同志即印發有關各單位的負責同志，并帶至武 昌準備發給到會各同志。這是我要鶴壽同志寫的。我已另要趙爾陸同 志寫一件。煤炭，電力，石油，化學，森林工業，建筑材料，鐵道，交通等 單位，請書記處通知各負責同志都寫一件。文不要長，要是能看出問題的。 　　

　　　　　　　　　　　　　　　　　　　 毛　澤　東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 　　

　　　　　　　　　　　注　釋 　　

　指王鶴壽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關于鋼鐵方面應當立即動手 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　　

報告說，全黨全民抓鋼鐵的群眾運動已經兩個月。 我們對當前運動有以下體會：（一）兩個月解決了工業中的一個根本問題。 兩個月來，在我國鋼鐵工業戰線上，以至整個工業戰線上，進行著一場真正 的革命。這場革命的內容，就是在政治掛帥、思想解放指導下，用群眾運動 大搞鋼鐵工業建設和整個工業建設。現在全民大搞鋼鐵，聲勢浩大勝過淮海 戰役的群眾運動，由何而來呢？除了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的思想基礎以外， 今年有兩個偉大的日子，一個是六月十九日，毛主席提出了鋼翻一番的任務， 它的意義在于提出了高速度發展的可能性；一個是八月十六日（北戴河會議 的前一天），毛主席提出了書記掛帥、全黨全民抓鋼鐵工業。兩個月的實踐 證明，在鋼鐵的生產建設上，雖然困難很多，但是只要書記掛帥，群眾一起 來，什么問題都會很快解決。完全沒有搞過鋼鐵的群眾，很快能生產出幾百 萬噸的鋼鐵；沒有設備，機械制造部門很快制造出千萬噸能力的設備；二十 多天建設起年產六十多萬噸的煉鋼廠（上海）；四個多月建設起一座一千五 百立方米的大高爐；沒有鐵礦，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發現幾百億噸的礦量等等。 所以書記掛帥，全黨全民搞鋼鐵，它的意義絕不只在于保證今年鋼鐵翻一番 的作用，主要的還在于我們弄清楚了一個工業中的根本問題。（二）“小土 群”和“大洋群”還要繼續“過關”。目前全民大搞鋼鐵的群眾運動，表現 在兩個方面，即“小土群”和“大洋群”。小土群應該向建立鋼鐵基地的方 向發展，也就是說，在現有煉鐵爐群、煉鋼爐群的基礎上，迅速增加土軋鋼 機以及土煉焦廠、耐火材料廠等等，以便形成一個小的鋼鐵聯合企業。至于 “大洋群”還存在“不準革命”和敢不敢革命的問題。所謂“不準革命”， 就是在部分大鋼鐵企業的干部思想中，把“馬鋼憲法”（指蘇聯馬格尼托哥 爾斯克鋼鐵公司的組織規程和技術規程）視為神圣不可侵犯，不準群眾超過 這些條文。過去，我們學習了“馬鋼”的經驗，幫助我們否定了日本的技術 操作，從而使產量提高了一倍以上。所以蘇聯的經驗是必須學習的，蘇聯專 家幫助我們提高生產的功績，是極其偉大的。但是群眾不斷地創造出了更先 進的經驗，我們應該根據群眾的創造，不斷地革命。因此，在大企業中，解 放干部思想，敢于發動群眾進行革命，是當前的一個主要問題。（三）兩種 不同樣子的完成計劃。就目前的形勢看，完成全年鋼產量翻一番的計劃，可 能有兩種不同的樣子。一種是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重點鋼鐵廠，都大致按 預計完成產量指標；一種是就總的數量看完成了鋼翻一番的指標，但是土法 煉出的鋼大大超過計劃，而各重點鋼鐵廠沒有完成原定的鋼產量，使我們得 不到應有的鋼材。我們希望爭取前一種，但現在重點鋼鐵廠確有完不成計劃 的危險。這是目前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形勢，不改變這種形勢，我們完成計 劃的樣子將是不好看的。（四）目前生鐵生產和鋼的生產的關鍵在哪里？目 前生鐵的關鍵問題，已經不是數量問題，而在于能否煉出更多質量更好的生 鐵。而鋼的生產要過兩個關，一個是洋爐（平爐、轉爐）用土鐵煉鋼的技術 問題，尚未解決。另一個是土法煉鋼如何提高。土法煉出的鋼大部分只能鍛 打成不大的體積，而不能鑄成較大的鋼錠，以軋成各種鋼材，因此限制了它 的用途。這一問題不解決，土鋼的發展將是困難的。解決的辦法是推廣能夠 把生鐵煉成鋼水的土煉鋼爐。有些省、市的土平爐和土洋結合的小轉爐，就 是土煉鋼爐中可以推廣的。（五）為了明年，現在抓什么。明年鋼鐵的生產 指標是：鐵四千五百萬噸，鋼三千萬噸。現在應該抓三件具體工作：一是把 現有正在建設的煉鐵、煉鋼設備配齊。二是迅速增加軋鋼設備。三是各省、 市、自治區需要爭取在今年各建設起一個比較完整的中等規模的鋼鐵廠。有 了一個中等的或幾個小的能軋出鋼材的鋼鐵廠，明年就能爭取主動。　　

毛澤東關于注意糧食供應問題的批語　　

震林同志：
　　此件請你一閱。
　　山東有那么多的缺糧戶，值得研究一下。
　　如你有時間，請找李寶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隊隊員，給我們守衛的，排長級干部）問一下情況。因我忙，不暇找他們談。
　　　　　　　　　　　　　　　　　　　 毛　澤　東
　　　　　　　　　　　　　　　　　　　 五月廿四日
　　　　　　　　　　　　　　　  二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發到會各同志。　　

　　糧食問題，請各同志注意。
　　　　　　　　　　　　　　　　　　　 毛　澤　東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二時
　　　　　　　　　　　　　　　

　注　釋
　指中央警衛團干部隊李寶森、王立勤、段明玉寫的反映山東省
一些地區缺糧情況嚴重的材料。
　按照毛澤東的批示，譚震林找李寶森等開了一個座談會，并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本篇（二）就是毛澤東在譚震林的報告上的批語。　　

譚震林的報告中說：已遵示，找了警衛隊李寶森等三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他們反映的問題基本上是對的。山東省每人平均口糧３６０斤，少數山區是２００多斤，一般說是夠吃的。去冬以來勞動強度增加，
有一部分人不夠吃，這是全國的現象。武漢糧食會議已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回到北京又綜合各地情況發了一次通報。糧食問題主要是增產趕不上口糧增加的需要，這個困難，估計三五年內即可能解決，即全國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糧食：口糧６００斤，種籽１００斤，飼料２００斤，余糧１００斤。這個要求如果無特大災害出現，連續三個躍進年就可能達到。如果打算有二年發生大災害，則需五年達到這個要求。　　

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關于縣和公社的會議問題。
　　各省、市、區六級干部大會即將結束，是否應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干部大會呢?我的意見應當開，并且應當大張旗鼓地開，只是一律不要登報。河南各縣正在開四級干部大會，開得很熱鬧，很有益。河南省級負責同志正在直接領導幾個縣，以其經驗指導各縣。湖北、廣東、江蘇，均已布置全省各縣一律開會。江蘇省的江陰縣委，已經布置開萬人大會。河南有兩個縣是萬人大會，多數縣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議縣應召開五級干部大會，即縣委一級，公社黨委一級，生產大隊(或管理區)一級，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一級，生產小隊(即生產組，又稱作業組)一級，每級都要有代表參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隊長、所有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所有管理區的總支書記和生產大隊長以及公社一級的若干干部都參加會議。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參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員中的積極分子，也可以找少數人到會。使所有這些人，都聽到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因為他的講話，比一般公社第一書記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放大鳴，有幾天時間，將思想統一起來。要使三種對立面在會上交鋒:一種，基層干部與他們上級(公社和縣)之間交鋒；一種，思想不通的人與思想已通的人之間交鋒；一種，十分之一的觀潮派算賬派(有許多被認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其實并不是觀潮派算賬派，他們被人看錯了)與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間交鋒。辯論有三天至四天時間就夠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時間解決具體問題，共有七八天時間就很夠了。縣的五級大會一定會比省的六級大會開得更生動，更活躍。要告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志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1]，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后要善于想問題，善于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縣的大會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結，四月一個整月可以不開公社的代表大會了，忙一個月生產，開些小會，解決些具體問題，由各生產隊在工作余暇，召開黨員大會，再開群眾大會，形成全民討論。因為每個公社都有幾百人在縣里開過會了，問題已講透了，可以直接進行工暇全民討論。湖北已有些縣在進行全民討論。到五月間，全國各公社抽出三天時間(三天盡夠了)，開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壞，但要有富裕中農)，討論一些問題，選舉公社管理委員會。這種代表大會，建議一年開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書記要學會善于領導這種會議。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縣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強公社的領導，要派政治上強的同志，去幫助政治上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幫助領導較弱的縣委。縣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強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一般是原來高級社)的領導骨干。以上只是當作建議，究竟如何處理較為適宜，請你們考慮決定，迅即施行。縣開會時，公社各級都要留人領導生產，或交替到會，不誤農時。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時，于武昌。　　

注釋
　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縣、社兩級無償調走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物。三收款，指銀行將過去發放給農村的貸款統統收回。
　王任重，當時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一九一八年生，江蘇溧陽人，當時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現在，我講一講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經過兩年的實踐，基本要求還是那個四、五、八，就是糧食畝產黃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達到這個目標，這是基本之點。整個綱要基本上沒有改，只是少數條文改了。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如合作化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相應的條文就作了修改。有些過去沒有強調的，如農業機械、化學肥料，現在要大搞，條文上就加以強調了。還有條文的次序有些調動。這個修改過的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經過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聯席會議討論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國農村中去討論。工廠也可以討論，各界、各民主黨派也可以討論。...發動全體農民討論這個農業發展綱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勁來。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勁，加上城鄉右派一間，勁就更不大了，現在整風反右又把這個勁鼓起來了。范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原來有些主觀主義的東西，現在我們把它改掉了。后的說來，實現這個綱要是有希望的。我們中國可以改造，無知識可以改造得有知識，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我們預計，經過三個五年計劃，鋼的年產量可以搞到兩千萬噸。今年是五百二十萬噸，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鋼產量是一百六十萬噸，現在是一百七十幾萬噸，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幾萬噸。我們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萬噸，三年恢復時期搞到一百多萬噸，又搞了五年，達到五百二十萬噸，五年就增加三百多萬噸。再搞五年，就可以超過一千萬噸，或者稍微多一點，達到一千一百五十萬噸。然后，搞第三個五年計劃，是不是可以達到兩千萬噸呢？是可能的。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關于解決春荒缺糧問題的批語　　

總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議：（一）將此件（實為兩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糧情況及處理辦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內，在〈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經或正在處理，例如山東濟寧、聊城兩專區；有些可能當地領導人還不知道情況，因而還未處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五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如同意，請即辦。文件可安一個總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時 　　

黨內通訊　　

省級丶地級丶縣級丶社級丶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丶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丶一千斤丶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能增加二百斤丶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競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丶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丶肥丶水丶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丶青菜丶蘿卜丶瓜豆丶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丶保管丶吃用三件事（收丶管丶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丶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六億多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丶高產丶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丶明年丶后年丶大后年丶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丶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丶全地丶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 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已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較高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八字憲法：指農作物增產的八項措施，即土丶肥丶水丶種（推廣良種）丶密（合理密植）丶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丶管（田間管理）丶工（工具改革）。　　

二　　

恢復社員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三）以上五條，請你們立即布置實行。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三）是毛澤東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寫的一句話。同時毛澤東還為指示稿擬了巜關于農業的緊急指示》》的標題。　　

最近幾個月以來，養豬頭數大量減少，這對于積肥丶豬肉的供應和私人零用錢的取得這樣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采用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并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丶鴨丶鵝也是如此。　　

此事要快，請你們早作決定，下達執行。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上午二時　　

對江蘇漣水縣一封來信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　　

轉寄江蘇省委江渭清同志一閱。　　

                       毛澤東　　

                         六月十日　　

注：中國青年報編輯部一九五九年六月八日轉達的江蘇漣水縣一位化名東風的讀者的來信，信中反映了當地農村＂大躍進＂以來弄虛作假，干部作風惡劣，農民生活困難，學生生活下降，耕牛減少，肥料不足，勞動力缺乏等實際情況。江渭清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　　

關于如實報道災情喚起人民全力抗爭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喬木丶冷西同志：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后退回。　　

                               毛澤東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時　　

對中組部丶中監委關于信陽問題的調查材料的批語　　

－九六0年十月二十六日　　

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毛澤東　　

                           卄六日上午　　

此為中共中央組織部丶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干部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日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十月二十四日李富春將這－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　　

毛澤東的批語就寫在李富春的報吿上。　　

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　　

－九六0年十－月十五日　　

總理：　　

中央轉發河南省委關于貫徹執行毛澤東等對信陽問題批示的文件的批語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發去河南省委1961年1月3日文件一件，供你們參考。希望你們注意分別第－第二類縣社隊和第三類縣社隊的不同情況，隨時總結經驗，予以指導，而把注意重點放在第三類縣社隊方面。河南信陽地委關于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數日前己發給你們參考，涼已收到。　　

                   毛澤東　　

                       1961年1月5日　　

1961年9月16日　　

在廬山書贈中央常委的詩句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從上所述，人們容易明白誰是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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