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雨急流中航行的新中國【－】

在風雨急流中航行的新中國【－】

康秀峰　　

私有化的理由之一便是對三面紅旗的否定，隨著決議和給右派平反，三面紅旗也成了毛主席的罪狀之一，尤其把浮夸風和餓死人統說成是毛主席倡導，并把餓死人夸大到五千七百多萬人甚至袁隆平也說每年餓死四五千萬。故內外反毛右派反革命從國內到國外出書宣講，對毛澤東妖魔化可以說已到令人心悸的地步。　　

下面把主席的有關這些指示或批語摘錄部分在此，看看到底是誰在浮夸，又餓死了多少人。因餓死人是大事是要上報中央的。如沒上報則是杜撰。這里面還包括反右在內。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至1949年凡28年，前14年付出無數的生命后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從1935年起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艱難險阻和英勇奮斗流血犧牲后，終于取得推翻三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建立了新中國。　　

解放初期水旱天災和1949年前一樣相當嚴重，非澇即旱。被蔣挖掘潰的黃河堤還在，有待修筑。既要安置失業的工人，又要安排千多萬舊政權黨政軍和知識分子丶各民主黨派人士工作，還要解決蔣離大陸前搜刮金銀后造成的嚴重通漲。任務非常艱巨。　　

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產黨，認為這些“土包子”只會打仗，不懂經濟；能夠治農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說：“共產黨軍事100分，政治80分，經濟是0分。”上海解放前夕資產階級有一段名言＂讓共產黨紅著進來，黑著出去＂。一些投機商屯集物質公然和政府較量。　　

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與擾亂，也是造成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當時沿海港口的海運極為困難，南方許多島嶼還被國民黨軍隊所盤踞，對外貿易主要是與蘇聯及東歐國家進行。許多我們需要的物資無法取得。　　

形勢確實是十分嚴峻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總是盼望著共產黨失敗，他們說：：“共產黨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有友好民主人士也擔心共產黨缺乏經驗，治理不好國家。　　

可是，共產黨并沒有被困難所嚇倒，毛澤東說：“我們面前的困難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們確信：一切困難都將被全國人民的英勇奮斗所戰勝。”　　

然而，新中國30年后到今天的30年間，卻有不少有權者和少數有話語權的精英們指責毛澤東不該搞社會主義制度了，不該搞三大改造和計劃的國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了，也不該反右和鎮壓反革命，更不該搞為盡快改變落后面貌的三面紅旗和為防止變色及反對官僚主義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對毛澤東個人進行胡編亂捏的極惡毒人身攻擊和對新中國肆意攻擊，對毛主席時代全面抹黑，而且鼓吹要走民主主義或稱社會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難道這些人不知道創立新中國要走的道路？　　

毛澤東從革命時期到五四憲法中對政治路線的闡述　　

毛澤東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文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　　

毛澤東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七大）中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于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使全國軍隊成為人民的武力，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　　

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在其二十四年的歷史中，經歷了三次的偉大斗爭，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現在還在進行中的抗日戰爭。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北平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說：　　

在這里，我認為有必要喚起人們的注意，這即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于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遣他們的走狗鉆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搗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國的海港。只要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充分地估計到。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松對于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松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于被動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任何一項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于這些人，并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愿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并不是什么對中國人民的援助。　　

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吁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于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愿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這是我們對于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對于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論。
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　　

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指出：自從一八四0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接著就是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法國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和沙皇俄國在中國領土內進行的戰爭，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境的戰爭，最后是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這最后一次戰爭，艾奇遜的信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占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供給了中國軍隊（指國民黨軍隊）的軍需品”。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于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斗爭中團結起來。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斗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買辦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以不等價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國的農民，使農民破產，給中國造成了數以萬萬計的廣大的貧農群眾，貧農占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于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國民黨走了。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　　

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并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于會再顯身手，中國終于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于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著）強加于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么階級斗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指出：對于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干二凈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里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么不采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于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里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　　

。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里，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后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里收復過來的地區里，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么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后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于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后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準。我們因此采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⑽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于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炮、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松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毛澤東在是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指出：艾奇遜說：“從我們歷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后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并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里，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戰時和戰后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余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余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　　

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里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嗎？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嗎？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于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杰斐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么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過剩。　　

按照艾奇遜的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艾奇遜在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面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美國在中國的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么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我們后人深知，從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并產生中國共產黨的那刻起，其建立無剝削階級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就讓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英勇奮斗。而黨的領袖毛澤東在以上各時期內公開闡明了共產黨的目標和政治路線，所以在建國后快速推進政治改造，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上是必須的，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規定了：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第二十八條　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毛澤東在8月26日提出：“綱領中只說現階段的任務，如果再說得遠一點就變得空洞了。”就是說，綱領是帶有時間性、有變動的。它是行動綱領，是為著規范當時的行動而規定的；它不同于《宣言》，不是描繪新中國社會發展前途的圖畫。　　

到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則明確指出；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人民在過去幾年內已經勝利地進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分子、恢復國民經濟等大規模的斗爭，這就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在主要有下列各種：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　　

第六條 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礦藏、水流，由法律規定為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　　

第七條 合作社經濟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或者是勞動群眾部分集體所有制的半社會主義經濟。勞動群眾部分集體所有制是組織個體農民、個體手工業者和其他個體勞動者走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過渡形式。　　

國家保護合作社的財產，鼓勵、指導和幫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并且以發展生產合作為改造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的主要道路。　　

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國家通過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工人群眾的監督，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制它們的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鼓勵和指導它們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第十五條 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　　

第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人民民主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　　

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因此，建國后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目標也是符合大法的政治道路。　　

毛主席代表中央所表明的政治態度是＋分明確和公開的，也是七大所通過的。不管黨內跟隨毛澤東鬧革命的人還是全體中國人，包括當時的蔣介石政權都是清楚的。　　

從毛主席在1940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正酣時到第一憲法誕生時，上朔到共產黨成立起的三十三年，正如毛主席所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　　

這完整性地說明了解放后的進行的三大改造運動，既是共產黨人的為了最高理想走的第一步，也是符合新國家大法的。同時也明確了，無產階級還需繼續革命。與共產黨三字并非不符。　　

今天，有人說要搞社會民主主義，有人說解放后不該搞三大改造而應建成民主主義社會，說＂經濟改革，就是重新分配財富。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退出歷史舞臺，倒是西方議會制度顯示出生命力。西方議會制度合符現代文明，符合民意，有利于體現民主＂。什么＂符合民意，有利于體現民主＂？又符合了誰的民意？全國13億人投票了嗎？少數富人可代表全中國13億人嗎？個人的私欲自私自利能代表85%以上的人民嗎？這不是明目張膽的強奸嗎？為什么叫人民共和國？　　

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主席代表的共產黨人的政治路線，這里要問的是你們當時干什麼去了？你不同意當時毛澤東的這些政治主張和路線，完全可以離開延安嘛，完全可以不加入共產黨嘛，也沒必要棄學投奔延安嘛！參加共產黨又脫黨又背叛的人多的是，周佛海丶陳公博等人就是嘛。他們起碼敢公開亮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李達等人也脫黨了，這是正常的，志道不同完全可分道揚鑣。這才是正大光明。　　

在1949年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提出了質疑。張奚若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張奚若繼續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兩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再說，“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復寫上‘民主’二字。”難道現在的所謂精英比　　張奚若老先生他們還才華橫溢？豈不知你跟張奚若老先生他們這些人提鞋子還嫌你囗臭！古人曰人貴有自知之明。你不貴才缺乏自知之明嘛，還稱什么精英真是精淫呢。　　

你在今天來否定原先的政治主張和路線，就人品來說也非正派之人，這是什么人格和品質呢？在六十年前你又算什么東西？！　　

在主席去世后，把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經艱難困苦探索出來并已全面邁入正常發展的良好社會主義構架及良好環境全面顛覆。給經各省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無數人查證確定的真正的右派反革命全部平反。造成通脹輪回危機重重，信仰喪失人心泛散，又是救市又是經濟刺激，又是振興計劃，打砸搶殺騙坑蒙毒黑貪淫失業充斥著社會。看帝國主義臉色，對外國占我主權以擱置處置。在此形勢下，又是反毛又是社會民主主義又是零八憲章，殺氣騰騰。可見，這些人當時的參加革命動機值得注意。今天提出的政治路線這是為其隱藏的政治目的服務。　　

應當承認，如果當初不搞三大改造而維持這些人所謂民主主義社會，后來也就不會反毛污蔑毛了。要害在此！而所謂民主主義社會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資產階級革命，維護地主丶官僚和資產階級的全部利益。三大改造剛好是全部摧毀了這種舊的剝削階級的體系，沒收或贖賣了他們的資產，讓他們失去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天堂，他們其隱藏的政治目的也就在此！  　　

建政后，國民黨及其遺留這么個剝削階級階級舊政權，國民黨政府遺留下的幾百萬軍政人員，國民黨政府的350萬公職人員，共計900萬人，還有俘虜達到550萬人，他們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此外還有民主黨派人員。因此，對他們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　　

然而，極端反動的人政府把全把他們全包下來也不滿意，反抗是相當強烈的。民間土匪，加上蔣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和派遣回來的特務，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所以，鎮反是維護人民生命安全和鞏固政權是十分必要。　　

在此情況下主席多次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則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須使各地黨委堅持此種政策。　　

   為了不致弄錯，使自己陷于被動，對尚無證據的特務及會道門頭子，應當進行偵察，取得確證，而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所謂脅從不問，是指被迫參加而未作壞事，或未作較大壞事者。至于助惡有據，即是從犯，應當判罪，如主犯判死刑，從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從犯應判死刑，不在脅從不問之列。（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對那些已經實現了徹底鎮壓方針的地方，則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殺了。無論什么地方，都要有計劃．講策略，作宣傳，不殺錯，這些也是當然的。（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鎮反是一場偉大的斗爭，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鎮反包括（一）社會上的反革命；（二）隱藏在軍政系統舊人員和新知識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鎮壓這三方面的反革命，當然要有步驟，不能同時并舉，但是對于黨政軍的某些最重要部門。特別是公安部門則須及時清理，將可疑分子須作處置，使這些機關掌握在可靠人員手里，則是完全必要的。（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請你們對鎮反工作，實行嚴格控制，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鎮壓反革命必須嚴格限制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道門頭子等項范圍之內，不能已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判處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緩期二年執行”的政策，決不應解釋為對于負有血債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處死的罪犯而不處死，如果這樣做，那就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向區村干部和人民群眾解釋清楚。對于罪大惡極民憤甚深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必須處死，以平民憤。只對那些民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處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必須重視人民的來信，要給人民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　　

從上述主席的批示中可看出，他是偉大而又仁慈。教育人民，教育改造右派和反革命。　　

 三大改造，起于1953年，止于1956年，僅僅用了4年時間，就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使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把我國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這就是當今（和80年代趙**等）說的毛澤東急忙忙的＂窮過渡＂。試想，如果用10-15年的時間才來實行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改造，對誰有利呢？顯然十分利于地主丶官僚和資產階級的全部利益。也顯然十分利于我們中國共產黨許多黨員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新的官僚了。如果真的用了十五年甚而至于更長時間內還處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那么不可能有周恩來總理分管工業所取得地的工業成就（后有述）。　　

52年到62年之間，黨內出現的嚴重的紛爭，以及后來對“三面紅旗”的干擾（如共產風丶浮夸風），和主席去世后對給經各省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無數人查證確定的真正的右派反革命全部平反，急急忙忙對毛澤東作什么結論（七三開決議名義上是對主席蓋棺定論），實際上是明確否定毛澤東的信號。　　

為什么攻擊“三面紅旗”呢？三面紅旗是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總路線的全稱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攻擊＂三面紅旗＂實是否定三大改造。否定了三大改造也就為推翻了的剝削階級翻案。　　

毛澤東為何要高舉“三面紅旗”呢？“三面紅旗”是對三大改造的肯定，也是從根本上摧毀剝削階級體系后建立社會主義的體系以代替之，并通過“三面紅旗”來盡快建立社會主義穩固的根基。然而毛主席的這一政策在黨內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干擾，因此早在1952年1月，針對黨內存在的問題，毛主席就發動了著名的三反運動，也就是“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這3條全部是針對黨的隊伍的，也是為了社會主義技術革命大躍進做的政治準備。在三反運動結束后的1953年1月，毛主席再一次部署了新的三反運動，也就是“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2個月后，又開展了反“無多”運動，也就是“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同時明確指出“反對在國營農場之外的農村制定所謂農業“計劃”　　

三大改造則讓右派和投機分子及剝削階級因失去了天堂，不進行三大改造就能保持剝削制度的特權，也能時機成熟時對共產黨反攻倒算。故而如毛澤東在省委書記會上說：我們的部長、副部長、司局長和省一級的干部中，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爺是地主，現在還沒有選舉權。“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都要分化。他們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么“要殺幾千幾萬人”、什么“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們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在如此反動氣焰時，不反右不鎮壓反革命那還 是人民的政府嗎 ？右派的反共言行不正和蔣幫及國際上的反華反共遙相呼應嗎？如不進行三大改造則只能依靠剝削階級了，豈不自打嘴巴！　　

再說＂三面紅旗＂事實上含義是非常簡單的，那就是在初步完成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充分解放群眾，全民動員，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技術革命。整個工業化、兩彈一星為代表的科研、農業水利建設、種子改良、化肥農機的推廣，全部是大躍進的內容。但是毛主席的這一政策在黨內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如果僅從在探索和前進道路上的非前進上的小問題而發生爭論，那是情有可原，而實際上是路線之爭，執政后的方向之爭，從這一角度上說，大家就不難理解大躍進貫穿文革始終的原因了。　　

新中國這航船在阻力和困難重重下前進在三面紅旗的大道上，毛澤東又怎樣掌舵和排除阻力撥亂反正呢？　　

請看后續         　　

 康秀峰 200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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