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朝鮮古巴間曾經的交惡、矛盾及對待

中國與朝鮮古巴間曾經的交惡、矛盾及對待　　

鄔拉努　　

前不久，在華約論壇上，一些擁古巴的網友與某些朝鮮支持者打起了激烈的筆戰。分別貼出《 朝鮮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古巴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之類的貼子，分別攻擊朝鮮、古巴。據我觀察，似乎筆戰原因除雙方個人矛盾外，還有對對方所支持的國家的性質有不同看法有關。一些擁古巴的網友說朝鮮是朝修，而一些支持朝鮮的則說古巴是古修。這些朝鮮支持者認為古巴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那些古巴支持者認為朝鮮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并且當年是否與中國交惡的歷史問題也翻了出來，做為某國不是個好國的論據。例如，一個支持朝鮮的網友指責古巴當年與“蘇修”在一起，另一個支持朝鮮的網友甚至說，“在毛澤東時代，卡斯特羅曾瘋狂反華”，所以“卡斯特羅不是什么好鳥”。看來，這其中還摻雜著以前中古關系惡化期間的“恩怨”情節。　　

 其實，不僅中古間有相互交惡的歷史，那些年，中朝間也有交惡的歷史，難道我們據此要說朝鮮也“不是什么好鳥”？我們不必遮掩、回避當年我國曾與朝鮮、古巴交惡的歷史。但是，我認為，不能因為某國與我國曾經關系惡化，就說對方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就說對方“不是什么好鳥”。　　

因為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標準，是這個國家的生產關系。而不是是否曾與我國交惡。馬克思主義常識告訴我們，要正確認識一個社會，首先應正確確定這個社會的生產關系，確定這生產關系所必然包含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產品分配形式。因為這個社會的性質由這個社會的生產關系所決定。馬克思指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所渭社會，而且是構成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有著特殊性質的社會。”（轉引自〔蘇〕羅森塔爾 尤金《簡明哲學辭典》三聯書店1973、287）即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社會，決定這社會的性質。而這個國家的社會性質，就是這個國家的性質。如果這個國家處于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國家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不管這國家與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是否曾有過惡化。猶如判斷某人是否是無產階級革命者，評判標準是他是否忠實于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斗爭事業，而不是這人是否與你（或某人）因為嚴重意見分歧而曾經交惡，也不在于這人是否有錯誤（又有誰能做到無錯誤而全正確呢）。　　

當年朝鮮、古巴確曾與我國有關系惡化狀況，但他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否定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是錯誤的。當年中朝、中古間矛盾仍是社會主義國家間矛盾，是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當年中朝、中古間矛盾，以及現在如何對待這些矛盾，的確值得我們去探討。　　

中國、古巴當年交惡情況　　

古巴當初在中蘇論戰中是持中立態度，未象阿爾巴尼亞一樣與我國緊緊地站在一起反對蘇聯。但由于相對中國，蘇聯向古巴提供了更多優惠貸款，更多援助，古巴與蘇聯有更緊密的經濟、軍事等方面合作關系。有網上文章《中國與古巴的論戰》寫道，“古巴每年軋糖、發電以及汽車所需石油 1500萬噸，要靠蘇聯供給。古巴軍隊的武器裝備全靠蘇聯供應”。另外，古巴所需的工業設備和車輛等，也主要由蘇聯供給。　　

由于古巴與蘇聯有更多的經濟和軍事合作，因此古巴與蘇聯有比與中國間更多的高層往來關系（以討論和決定這些合作）。例如，60年代上半期中古友好期間，卡斯特羅未來過中國，卻多次去蘇聯。我國世界知識出版社的《各國概況1979年版》講，“1963年和1964年卡斯特羅兩次訪蘇，雙方表示‘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估計方面是一致的’” （《各國概況1979年版》1283頁）。而據一網上文章講，“1965年上半年，卡斯特羅接連三次訪問蘇聯。時任中國駐古巴大使的王幼平，對卡斯特羅如此頻繁的訪問頗有看法”。我想，“中國駐古巴大使的王幼平，對卡斯特羅如此頻繁的訪問頗有看法”，也代表著我國“對卡斯特羅如此頻繁的訪問頗有看法”。并且，《各國概況1979年版》指出“卡斯特羅兩次訪蘇，雙方表示‘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估計方面是一致的’”，實際表明我國的看法：當我國猛烈批判蘇聯時，古巴卻與蘇聯在國際問題上“一致”。這種表現是否意喻著古巴是站在蘇聯一邊？這可能使我國很不高興。　　

另外， “1963年卡斯特羅訪蘇后譴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派別活動和宗派活動’，次年糾集拉美22國共產黨開會，要求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各國概況1979年版》1285頁）。由于世界知識出版社是外交部主管，當時出書沒有市場利益影響，《各國概況1979年版》這種工具書的資料應來自外交部，并意思表達應符合官方看法。從這書中列舉的兩事來看，一般人會認為并未表現古巴在中蘇爭端中站在蘇聯一邊，但《各國概況1979年版》也給予譴責性用語（“糾集……”），表明中國對“要求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是很不高興的。另外，我國似乎認為卡斯特羅訪蘇后譴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派別活動和宗派活動”，是在暗批我國。　　

實際上，胡志明也曾提出希望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并且胡志明1969年寫的、去世后公布的遺囑講，他“對目前各兄弟黨之間的不和感到痛心”。這也間接表明他對中蘇“公開論戰”持否定態度，間接表明他對中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說法的不認同，他認為那是使“兄弟黨之間的不和”的、使革命者“痛心”的行為。也就是說，他不認為中國批判蘇聯有必要、有道理、有正義性。因此，越南領導人并不是1975年越南統一后才倒向蘇聯，而是中蘇論戰時就已不認同中國的做法）。古巴等和胡志明都認為中蘇公開論戰不利國際共運團結，不利于國際共運與帝國主義的斗爭，并使他們這些處于反帝最前線的社會主義國家很為難。有一篇網上文章講，“古巴國小力單，又有虎狼隔岸威脅，中蘇對立使古巴處在十分困難、十分尷尬的境地，卡斯特羅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選擇。卡斯特羅要轉這個大彎子花了將近兩年時間，可以說是一步一回首。在這段時間里，他盡可能在中蘇之間做說和工作。1964年10月15日，赫魯曉夫被轟下臺后，他又盡全力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赫魯曉夫下臺的消息傳到古巴后，卡斯特羅馬上到中國大使館吃飯、摸底、做工作，但收效甚微”。卡氏“到中國大使館吃飯、摸底、做工作”具體過程不知道，但大致可知道，卡斯特羅認為，中國先前猛批赫魯曉夫，是不是主要對赫魯曉夫個人某些言行不同意。他通過吃飯與中國大使接觸，想了解在赫氏被蘇共批評并免去職務后，中國對蘇共的態度是否會改變，并最終使中蘇兩國和解團結。他想為此做些說和工作。

當然，古巴做中蘇調和的工作不止以上那些。1965年格瓦拉等人也曾到中國來，希望為國際共運團結，停止公開論戰。但是，古巴做的這么多的中蘇調和工作，不僅未使中蘇關系和緩，卻使中古關系惡化了。2007年網上貼出的、我國60年代駐古巴使館官員寫的紀念格瓦拉的文章——《格瓦拉與中國大使的訣別》，就曾講道：1965年格瓦拉與中國駐古巴大使道別時，“那時中蘇論戰激烈，關系緊張。古巴領導人從本國的處境出發，最不愿意看到中蘇分裂，希望中蘇雙方停止公開論戰，被我國頂回，這又導致當時中古雙方之間關系的惡化。”從這文章所說“希望中蘇雙方停止公開論戰，被我國頂回”，和《各國概況1979年版》講述可看出，古巴“希望中蘇雙方停止公開論戰”成為中古關系最初惡化的原因。

由于當時我們黨要進行論戰，而蘇聯、東歐等國家都要求停止論戰，因此古巴“糾集拉美22國共產黨開會，要求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古巴兩次還派高級代表團到北京勸中國“停止公開論戰”，卡斯特羅“盡可能在中蘇之間做說和工作”，這些一般人認為中立的行動，實質如胡志明“對目前各兄弟黨之間的不和感到痛心”的看法一樣，間接表明古巴和拉美22國共產黨都認為中國批判蘇聯沒必要，應該停止。因此中國認為，要求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實際是否定中國批判蘇聯，是認為中國干了一件錯事，干了一件設有必要的、因而是分裂國際共運的錯事，所以“被我國頂回”。而古巴“糾集拉美22國共產黨開會，要求中蘇‘立即停止公開論戰’”，更是被認為向中國施壓，幫蘇聯。

如網上的名為《被遺忘的中古論戰》文章寫道，中國認為“卡斯特羅越來越倒向蘇聯，中共便覺得對古巴的大米供應成了打狗的肉包子，從六五年起開始縮減。中國對古巴的大米輸出少了，……卡斯特羅發表了講話。他說古巴今天除了面對美帝和形形色色的敵人之外，又有了一個新的威脅：大米供應的減少。這是因為中國撕毀了貿易合同。接下來古巴黨報連續發表文章，說中共加入了美國對古巴的封鎖”。“二月二十一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說卡斯特羅現在終于加入了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三月十三日……卡斯特羅來到哈瓦那大學發表演說，他說中國人是最危險的修正主義者”。對此事，《各國概況1979年版》講：“1966年卡斯特羅借口大米問題掀起反華浪潮”。從這話用詞看，我國也承認“大米問題”給了古巴一個借口。也就是說，可能我國也認為，在“大米問題”上，我國與古巴發生了矛盾。

 “1967年古向我表示愿意改善關系”（ 《各國概況1979年版》1285頁），其后中古關系稍有改善。但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1973年智利政變，使中古關系又急劇惡化。“1972年后，古領導人在尼克松訪華和中國同智利政府關系等問題上不斷對我進行攻擊” 《各國概況1979年版1286頁》。

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及中國關于從日本經歐洲到美國，建立從東到西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被古巴說成是中國與帝國主義的勾結對付社會主義、背叛國際共運的行動。在此之后的很多事件上，我國以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行事，而古巴以支持爭取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力量行事。而二者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沖突。　　

1970年智利共產黨和阿連德所在的智利社會黨等進步政黨組成人民聯盟參加競選，并獲得大選勝利。“人民聯盟在其執政綱領中指出，政府的基本任務是‘結束帝國主義、壟斷集團、地主寡頭的統治，并且在智利開始社會主義建設’” （ 《各國概況1979年版》1254頁）。阿連德執政時，“將控制智利銅礦開采90％的美資安納康達銅公司、肯奈科特銅公司和其他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幾乎同時，還對國內控制礦業、制造業、交通運輸、金融業、對外貿易的507 家私人企業實行國有化，廣泛進行土地改革”， 沒收了約3000個大莊園，從而基本消滅了農業大地主。同時“實行醫療、基礎教育免費，低價出售糧食、生活必需品”，改善了勞動大眾的生活、醫療、教育狀況。當然這必然會引發美國壟斷資本和智利資產階級、地主的猛烈反撲。

1973年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在美國和本國剝削階級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殺死進步的民選總統阿連德。皮諾切特軍人政權建立后，大肆鎮壓智利共產黨、智利社會黨等進步政黨，大肆逮埔并殺害智共、智社等的成員，并同古巴斷交。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以及朝鮮、越南都與智利斷交，并發起譴責智利政變當局破壞民主、踐踏人權、鎮壓智共在內的進步政黨并迫害進步人士的罪行的運動。以此來聲援被鎮壓的智利進步政黨和人士。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一些進步、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譴責皮諾切特當局、聲援進步政黨的浪潮。　　

我國當時繼續與智利保持外交關系，也未加入譴責智利政變當局、聲援智共等進步政黨的運動。另外中國媒體談及智利問題時，還批評智利共產黨聽信蘇聯而企圖通過議會道路來實現和平過渡，并說智利目前狀況是走議會道路的結果，是議會道路破產結果。幾年后的《各國概況1979年版》1255頁寫著：“阿連德執政時……蘇聯乘機利用古巴，勾結智共，對智大力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滲透，并把智當作它推行‘和平過渡’的樣板，引起了美國的嚴重不安和智利大資產階級的激烈反對”。　　

古巴為此指責中國不譴責皮諾切特當局法西斯行為，卻指責為使智利走向社會主義道路而斗爭的智利共產黨人和支持智共的社會主義國家。古巴說當智共最需要其他共產黨人聲援支持之時，中國卻把它作為向蘇聯、古巴、智共發起攻擊的時機。　　

我國建立從東到西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決定了我國當時不會與蘇聯古巴等一起譴責智利軍政府和支持政變的美國。我國如參與譴責，就成為聯合蘇聯等攻擊美國、智利，違反并破壞了我國建立從東到西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從《各國概況1979年版》關于“阿連德執政時……蘇聯乘機利用古巴，勾結智共，對智大力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滲透，并把智當作它推行‘和平過渡’的樣板”的講述看，我國不愿意看到“阿連德執政時……蘇聯乘機利用古巴，勾結智共，對智大力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滲透”的情況繼續下去。我國當時可能還以樂見其成的心態，看待美國支持下的智利軍事政變，制止了“蘇聯乘機利用古巴，勾結智共，對智大力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滲透”。　　

《各國概況1979年版》1260頁寫道：“近幾年來，蘇古在國際上不斷進行反對智利軍政府的宣傳活動，并攻擊中國同智利保持外交關系。智利軍政府譴責蘇古的擴張主義和侵略活動，并宣布反對蘇古是智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以上講述看，我國從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出發，是樂見其成的看待智利軍政府“反對蘇古”的政策和行動，因此也不會參與“蘇古在國際上不斷進行反對智利軍政府的宣傳活動”。

“1976年古就安哥拉問題再次掀起反華浪潮”（《各國概況1979年版》1286頁）。安哥拉問題實質是1975年安哥拉獨立時，美國派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出兵安哥拉支持親西方的安盟、解陣，古巴則出兵幫助宣布走社會主義的人運而發生的斗爭。網上的一篇軍事文章——《天空戰記：古巴空軍與南非在安哥拉的戰斗》寫道：“由于害怕‘安人運’上臺后在南部非洲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非干1975年12月出兵安哥拉支持‘安盟’武裝，而‘安人運’則向社會主義的古巴求救，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毫不擾豫地向這個非洲國家派出了地面部隊，另外還有一個古巴革命空軍的分遣隊去幫助建立安哥拉空軍。”當然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給予古巴以物資支持。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則給南非物資支持。

一篇談古美關系的網上文章——《古巴--危險時刻的邪惡敵人》寫道：“1975年以后，古巴的"罪行"變得更加嚴重了。在美國的支持下，南非部隊對剛剛獨立的安哥拉發起了進攻。在安哥拉，古巴派出的部隊和安哥拉部隊同心協力擊敗了南非侵略者。古巴軍隊在安哥拉的勝利掀起了革命浪潮，被殖民統治壓迫多年的非洲人民終于嘗到了勝利美酒的香甜，也許"徹底解放"的夢想是有可能實現的。古巴的安哥拉之戰對非洲解放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憑借著無與倫比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古巴這個小國反抗超級大國，并最終取得了勝利，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古巴改變了整個非洲。但在美國看來，古巴的這一行動是對美國權威的挑釁，激起了華盛頓的怒火。美國政府指責古巴將手伸到了非洲，為蘇聯"十字軍"充當統治世界的工具。”

戰后，黑非洲一直在高喊爭取將南部非洲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下解放出來（尤如阿拉伯世界曾經長期高喊從以色列奪回被占領領土一樣），但南非有黑非洲最強大的工業和軍隊，南非軍隊在南部非洲各國追擊反抗種族政權的游擊隊是如入無人之境。如果說阿拉伯世界還曾與以色列打過幾次戰爭的話（雖然每次是阿方失敗），黑非洲卻不敢與南非進行哪怕是一次戰爭（南部非洲各國游擊隊斗爭、邊界沖突除外），更顯示了南非對黑非洲的強勢和不可戰勝。為此，黑非洲許多人都對推翻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喪失了信心。《古巴--危險時刻的邪惡敵人》是說，古巴軍隊出現在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抗擊南非軍隊，并最終在安哥拉擊敗南非軍隊入侵，粉碎了南非在黑非洲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鼓舞了黑非洲（包括南部非洲）人民爭取南部非洲解放的信心。

從軍事上講，古巴軍隊在安哥拉擊敗南非軍隊入侵，使西南非洲反抗南非占領的游擊隊力量有很大發展。安哥拉成為西南非洲、津巴布韋反抗白人種族政權的游擊隊的后勤補給基地和前進基地，南非軍隊如想進入安哥拉摧毀這些基地，古巴軍隊就以阻止南非入侵為名阻擊南非軍隊。因此古巴軍隊進入安哥拉之后，極大改善了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白人種族政權的軍事斗爭條件，大大促進了反抗南非壓迫的游擊隊的發展。例如當時人口只有85萬人的納米比亞（西南非洲），反抗白人種族政權的“西南非洲人民組織領導的游擊隊……1975年以來，加強了活動，其人數己從一百人發展到五、六千人，駐在安哥拉南部，在納米比亞境內未建立基地” （《各國概況1979年版》第733、734頁）。

古巴和安哥拉人運在抵抗南非入侵方面的成功，鼓舞著黑非洲人民；而安盟卻伙同南非對古巴和安哥拉人運的進攻。所以非洲統一組織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承認與南非為伍的安盟，而承認抵抗南非的人運政府為安哥拉合法政府。“非洲統一組織成員國除個別國家因安哥拉未成立民族團結政府（實質是未與伙同南非侵略軍一起作戰的安盟成立聯合政府——筆者注）而不予承認外，均己承認由人運執政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國……中國未予承認”（《各國概況1979年版》第713、714頁）“人運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幾乎全部由蘇聯供應的”，在安哥拉“駐有古巴軍隊約二萬人，蘇聯和東德軍事顧問約一千人” （《各國概況1979年版》第712頁）。

在安哥拉問題上，古巴認為，自己支援有走社會主義傾向的進步組織（人運）反對美國支持下的南非的軍事入侵，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南非白人種族政權壓迫，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做的國際主義行為，是正確的。對于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動，南非和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大力反對的，猶如《古巴--危險時刻的邪惡敵人》所說，“美國政府指責古巴將手伸到了非洲，為蘇聯‘十字軍’充當統治世界的工具。”我國從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出發，認為蘇聯支持的古巴在安哥拉的軍事行動，是為蘇聯服務的，應該反對和譴責。在卡斯特羅同志80大壽時，網上一篇名為《卡斯特羅同志，生日快樂！》的文章寫道：“我小的時候，在我們的官方媒體上，卡斯特羅形象十分不佳，他是社會帝國主義控制和侵略非洲的馬前卒。他向非洲——特別是安哥拉——派出數以萬計的軍事顧問，因而提及古巴，我們必以雇傭軍和蘇修“豢養的打手”稱之”。　　

對此，古巴當時指責我國與南非種族主義政權、西方帝國主義站在一起，反對社會主義國家支援進步政權反擊南非侵略的正義斗爭，背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階級立場。

當然，以后在阿富汗問題、中越戰爭問題上，古巴也曾指責過我國。限于篇幅，就不去講了。

中國朝鮮當年交惡、矛盾情況　　

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中蘇論戰時，朝鮮如古巴一樣，是持中立立場。我沒有看見有資料說朝鮮如古巴、越南那樣，曾經呼吁中蘇停止公開論戰。但朝鮮未支持中國批判蘇聯，并且朝鮮與蘇聯還保持緊密的經濟、軍事等方面合作關系，以及高層往來關系（例如1966年3月，我國拒絕了蘇共中央請中共出席蘇共23大的邀請，而朝鮮則派高級代表團參加了蘇共23大），說明朝鮮對我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也是不認同的。以上情況可能使我國不高興，認為朝鮮與蘇聯友好，傾向蘇聯。反映在《各國概況1979年版》上，記載著50年代每隔一兩年中朝間就有高層代表團往來。大躍進期間往來間隔時間較長，在1958、1961年也記載有3個高層代表團往來，但該書沒有記載著1962～1966年文革前這段時間中朝間有高層往來。卻記載有朝蘇間高層往來。這可理解為在當時，朝蘇高層往來比中朝間密切。　　

由此也很容易理解我國在文革開始后，為何曾指責朝鮮是修正主義國家。文革時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輯印刷了《朝鮮勞動黨反華言論集》一書（參見博恒“朝鮮研究博客”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反華言論選集書籍薈萃【組圖】》），也顯示那時中朝關系惡化。中朝邊界上，中國地方上的廣播，不時會對著朝鮮那邊喊出些批判“朝修”的聲音。在我國東北，也在我國居民中抓了不少的“朝修特務”。《烏有之鄉》網站刊登的水陸洲的文革歷史系列文章里，有一專講黑龍江的文章，其中記錄了文革中一次中央首長接見相互武斗的兩派群眾組織時的講話，周恩來當時說，“現在你們都打紅眼了，真正不想活下去了？現在打死輕于鴻毛，不怕死上前線。你們哈爾濱是反修前線，北有蘇修、東有朝修、西有蒙修”。周恩來意思是，兩派間武斗打死輕于鴻毛，你們地處反修前線，距修正主義們很近，要想打，應該去反修前線打蘇修、朝修等修正主義。周恩來講話凸顯當時的中朝關系是很差的。　　

文革間中朝關系惡化，《各國概況1979年版》沒有直接表述，但《各國概況1979年版》上，沒有記載有1966～1969年9月間中朝間有高層代表團往來狀況（包括沒有中國代表團參加1968年朝鮮20周年國慶），間接表述著這段時間中朝關系的惡化。直到1969年9月底，朝鮮派崔庸健率團到北京參加我國20周年國慶，中朝關系才又逐漸走向正常。次年周恩來率團回訪朝鮮，才使中朝關系基本恢復到以前的友好狀態。因此中朝關系惡化的時間，比中古關系惡化的時間短許多。　　

1970年中朝關系基本恢復到以前的友好狀態，意味未完全恢復到以前的友好狀態。中朝在上世紀50年代時關系最好，其原因包括雙方對國際主要問題上看法完全相同，兩國有共同的敵人（美帝、日本軍國主義）和共同的盟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而6、70年代雙方的認識、行動出現了變化。朝鮮認為他的敵人仍是美帝、日本軍國主義，蘇聯東歐等國家是盟友仍沒有變。而中國則認為自己的敵人、盟友變了。60年代后半期，中國認為美國、日本與蘇聯等都是敵人，而年尼克松訪華后起，中國已經認為蘇聯是主要敵人，美日是反對蘇聯的盟友。這種認識和行動上的差異，必然使基本恢復到友好狀態的中朝雙方，對蘇美等國的相處上是完全不同。　　

中國認為蘇聯是中國和世界的主要威脅，所以如60年代后半期一樣，70年代也不派代表團參加蘇聯的十月革命節慶祝活動和蘇共各次代表大會。中國與蘇聯東歐經濟往來很少，而文教、科技交流基本停止。與此同時，與作為反對蘇聯的盟友——西方間的經濟往來增加（首先表現在貿易額劇增），文教交流增加（例如包括龍永圖等不少干部被派到西方留學，不少西方學者來中國考察、講學等。一些西方學者乘機大講蘇聯計劃經濟僵化性和市場杠桿調配的“神奇”，這種思想滲透，為80年代初一些精英講要用“市場機制”搞活經濟提供了西方經濟學“知識”儲備）。　　

朝鮮則仍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自己的盟友（這實際是不認同中國關于蘇聯是世界的主要威脅的認識），所以照樣象5、60年代那樣派代表團參加蘇聯的十月革命節慶祝活動和蘇共各次代表大會，并照樣保持朝蘇間密切的經濟、文教、科技、軍事合作關系。　　

中朝關于敵友認識的變化和不同，在70年代兩次中朝聯合聲明中也可覺察出來。1970年周恩來訪朝時的中朝聯合聲明中，譴責性的講美帝國主義有近30處，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有一段。而1975年金日成訪華時的中朝聯合聲明中，譴責性的講有美帝國主義只一處（包括要求美從南朝鮮撤軍，則為兩處），并且根本無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容。這變化與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后，中國建立聯合美英法日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有關。而朝鮮要求中朝一如既往地共同大力反對、譴責美帝侵略和日本軍國主義危險的要求，已經與我國聯合美英法日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聯合戰線要求相悖，因而不能實現。　　

當然，中朝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盟友問題上的巨大差別，并不是只有理論上的、字面上的意義，中國的這種變化使朝鮮國家安全感受與以前完全不同。例如朝鮮一貫如一地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現在朝鮮也是這樣），我國在5、60年代也譴責日本擴充軍隊，復活軍國主義，對東北亞和平造成威脅。但我國聯合美英法日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聯合戰線的戰略確定后，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不談日本軍國主義，反而支持日本擴軍。中國認為強大日本軍隊將遏制蘇聯擴張，有利東北亞和平。　　

朝鮮是一貫如一地譴責美國在東北亞（日本、韓國）駐軍，認為它是對朝鮮和東北亞安全威脅，并要求美軍撤出東北亞。我國在5、60年代也譴責美國在東北亞（日本、韓國）駐軍，認為它和日韓構成美國對中國半月形包圍圈的最重要部分，也認為美國在東北亞（日本、韓國）駐軍威脅中國安全，威脅東北亞的和平。但在70年代初我國確定聯合美英法日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聯合戰線的戰略后，我國只談蘇聯的威脅，不再談美國威脅中國的、對中國半月形包圍圈了，不再反對美國在日本的駐軍了，反而支持美國增加在日本的軍事力量，認為這將有利對付蘇聯威脅。　　

70年代的朝鮮，并不認同我國關于蘇聯對東北亞和平、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說法。朝鮮如50年代時那樣，認為威脅來自美帝國主義和它支持的日本軍國主義和韓國。朝鮮肯定認為我們支持日本擴軍、支持美國在除南朝鮮以外的東北亞擴大軍事力量的做法，客觀上是符合美日利益要求，并認為中國對東北亞美日軍事力量的支持不符合朝鮮的安全利益要求。　　

而中國從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在國際上行事，朝鮮卻對我國這一戰略不認同，不加入反對蘇聯的戰線，不能成為我國需要的反對蘇聯的力量。因此，1970年代起雖然中朝關系看上去還熱乎，但朝鮮在我國外交關系上的分量已大大降低。我國從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出發，重點發展與反對蘇聯的國家——美日英法德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　　

中朝友誼、中朝關系重要性，很大程度來自中朝認同共同敵人、共同威脅是美帝以及美日軍事集團，是中國認為朝鮮是抗擊美帝入侵的前線，朝鮮認為中國是自己抗擊美帝的后方的共同利益關系。當中國改變對敵人的認識，認為主要敵人是蘇聯，美國以及美日軍事集團是中國反對蘇聯的主要盟友時，中朝友誼、中朝關系重要的上述基礎實際上就已經消失。中國對外關系中，與美日的關系是重要的關系的同時，與朝鮮關系則急劇降到次要地位。　　

因此，1970年代中國確立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之后，中朝對美日軍事力量在東北亞的態度已經截然相反，并且在國際上宣傳著各自不同觀點，并按各自觀點行事，但中朝并未就此翻臉，還是保持著較好的國家關系。不過，兩國從此再也未恢復到50年代那樣的、對國際主要問題有著一致看法的狀況。兩國按照自己不同的敵人與朋友的觀點各行其事，我國重點發展與反對蘇聯的國家——美日英法德等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這種狀況的延續、發展，是中朝關系走到今天狀況的原因之一（經濟關系差異是中朝關系現在狀況的主要原因）。　　

中朝、中古交惡共同性、差異性分析及怎看待朝古　　

我們回看1960年代中期起，中朝、中古關系惡化的原因，具有共同性。那時中國認為蘇聯變修了，應該批判蘇聯修正主義。而朝鮮、古巴并不認同中國的這一看法，他們都沒有參與對蘇聯的批判，同時繼續保持與蘇聯密切的經濟、軍事合作關系，繼續保持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關系。并且這種與蘇聯的政治、經濟、軍事關系比中國的關系更密切，這使中國認為朝鮮、古巴更認同蘇聯，認為朝鮮、古巴站在蘇聯修正主義一邊。對蘇聯的不同態度，是當時中朝、中古關系趨于惡化的原因。　　

而1970年周恩來訪朝后，朝鮮仍不認同中國對蘇聯的看法，朝鮮仍沒有參與對蘇聯的批判，同時繼續保持與蘇聯密切的經濟、軍事合作關系和政治關系，但中朝兩國保持了較好的關系。這表現出，中國不象幾年前那樣看待朝鮮與蘇聯的合作關系了，不因為朝鮮與蘇聯的密切合作關系而批判他為“朝修”了。　　

那么，為什么中朝關系在70年代基本恢復，而中古關系繼續交惡并關系較60年代后半期更加惡化呢？　　

首先是1969年9月底，朝鮮派崔庸健率團到北京參加我國20周年國慶，主動表現了朝鮮恢復與我國關系意向。次年周恩來率團回訪朝鮮，使中朝關系更加趨于恢復到以前友好狀態。古巴如象朝鮮那樣，主動派團示好，中古關系也許能趨于恢復友好。　　

但中朝關系恢復后能維持友好，重要是中朝雖對蘇聯和美日軍事力量在東北亞的態度截然相反，并且在國際上宣傳著各自不同觀點，并按各自觀點行事，但并不對對方的觀點進行批判。朝鮮繼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反對美軍在包括日本的東北亞的存在，認為他們威脅著自己的安全。但對中國支持日本擴軍、支持美軍擴大在日本的軍事力量的的觀點，朝鮮也不進行批判。同樣，中國也不批判朝鮮的觀點。即大家各談各的。　　

古巴與中國，如也能象上述中朝那樣各談各的，當時中古關系惡化也可能沒有那樣深。例如在智利事件上，朝鮮與蘇聯等一起與智利斷交，并聲援智共，聲討皮諾切特政變軍政權；而中國未與智利斷交，還批評智利共產黨聽信蘇聯而企圖通過議會道路來實現和平過渡。中朝兩國在智利問題上也是各說各的，各做各的，但互不批判對方。如中古也在智利各說各的，互不批判對方，則中古矛盾不會深化。但古巴直接批判中國，說中國不譴責皮諾切特當局法西斯行為和支持政變的美國，卻指責為使智利走向社會主義道路而斗爭的智利共產黨人和支持智共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又使中古相互指責，加深了相互關系惡化。　　

又如，以美帝和日本軍國主義為主要敵人的朝鮮，對我國聯合美英法日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聯合戰線的戰略，持不同意的態度，但朝鮮雖繼續在不同場合高調譴責美帝侵略和美帝、日本對東北亞的威脅（或許朝鮮這樣既譴責美日，又間接表述對中國聯合美日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戰略的不同意），但他從不公開、直接地表示反對我國外交戰略。而古巴則公開表示反對，說中國的外交戰略表現了中國與帝國主義集團的公開勾結。這也加深了中古關系惡化。　　

華約論壇的一些坐而論道者說朝鮮或古巴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一些支朝派人士，因為歷史上中古交惡，就罵“卡斯特羅不是什么好鳥”。難道因為有不同看法或歷史上曾經對立、交惡，就應繼續對立下去，繼續罵對方“不是什么好鳥”？這種狀況何時是個頭？何時才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落實到實處？而不只是口里喊喊的口號。　　

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為了同世界范圍的剝削階級斗爭，消滅全世界私有制。“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因為這國的無產者曾與那國的無產者曾經矛盾、對立、對罵而不實行。恰恰相反，應響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號召，消除不同認識、不同區域間無產者的對立和謾罵，以便完成與資產階級斗爭，消滅私有制，建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即使不能消除分歧、對立，也應在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擱置分歧、對立和爭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對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進行斗爭。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巴黎公社問題上的作為，充分體現了即使分歧、對立，也應在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擱置分歧、對立和爭論，“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對蒲魯東主義和布朗基主義進行過尖銳批判，但對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領導的巴黎公社仍予以大力支持（雖也指出他們的錯誤），應該成為我們處理曾與我們交惡的無產者和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典范。　　

“巴黎公社領導人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巴黎公社的委員中，主要是布朗基派和蒲魯東派，都屬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王閣森主編《世界歷史問題全解》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358頁）即巴黎公社大多數領導人是布朗基派和蒲魯東派成員，公社領導成員由非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組成。馬克思也說：“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僅從大的方面看，巴黎公社太多的大錯誤可被一些坐而論道者指責、批判。可指責、批判巴黎公社沒有無產階級政黨（或先鋒隊）領導，也沒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沒由馬克思主義者掌權，也未建立工農聯盟……。巴黎公社在具體工作中有更多可指責的錯誤：未馬上向凡爾賽進攻，未立刻實行法蘭西銀行國有化等等。　　

巴黎公社成立后，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應批判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上的各種錯誤呢？不應該！這時還進行那種批判，將不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支持巴黎公社進行的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偉大斗爭，不利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聲援失敗后被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員。這時的批判是對正在斗爭的巴黎公社或被迫害的公社社員背后插刀，雖然是以左的面目、“很正確”的姿態出現來批判“錯誤”。而且這時進行批判，將使世界各國無產者在是否聲援巴黎公社問題上出現不一致和混亂。　　

當然，巴黎公社成立前，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并未參與對資產階級斗爭時，對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的那些錯誤觀點，馬克思、恩格斯等對其進行批判，是應該的、正確的。在與資產階級大的斗爭的間歇，應該用馬克思主義教育無產者，批判錯誤思潮，盡量使無產者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在與資產階級斗爭時，則應首先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集中火力向資產階級開火。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并不是全世界各處的無產者都正確才實行，無產者有錯誤就不聯合（并且你認為別人錯，別人就真的錯嗎）。革命導師不是號召“正確的無產者，聯合起來”。人無完人，由人組成的任何無產者的組織、國家（如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會沒有錯誤。而且在很多問題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正確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會出現在需要全世界無產者集中火力向資產階級開火之時，觀點不同的無產者之間還在互相批判、互相開火，顯示自己正確而別人錯誤。這樣就不會把無產者的全部力量用于與資產階級的斗爭，而是把大量力量用于了內耗。因此如果搞“正確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永遠不會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永遠不會有無產階級革命在全世界的勝利。全世界無產者（包括所謂“正確的無產者”），將永遠處于資產階級剝削壓迫之下。　　

馬克思、恩格斯及領導的第一國際，并不因為巴黎公社領導主要由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派別組成，并不因為巴黎公社有太多錯誤就不去支持、聲援巴黎公社，就去批判巴黎公社這不對、那有錯，就否定巴黎公社及其偉大意義。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及領導的第一國際也積極支持、聲援巴黎公社及其后受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員。這里可以看到，“正確的無產者”與“不正確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投入與剝削階級的斗爭。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乃至巴黎公社失敗之后，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肯定巴黎公社及其偉大意義。巴黎公社的經驗，還被馬克思、恩格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寫入他們的著作。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從主要由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派別領導的巴黎公社實踐中，吸取著經驗來豐富自己的理論。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主要由與自己對立的派別領導的、有很多錯誤的巴黎公社的實踐，并不是從排斥、不屑的態度來對待，老念叨著對其錯誤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積極研究、發掘出巴黎公社實踐中能給無產階級革命以啟示的合理、正確要素。　　

當然，馬克思他們也看到巴黎公社的錯誤，馬恩寫信給巴黎公社一委員，但不是以批判的態度，而是以同志的恣態就法蘭西銀行國有化等問題提出自己建議。巴黎公社失敗后，馬恩也是以總結公社的教訓的態度，把他們認為巴黎公社的錯誤寫在他們的著作中，作為以后無產階級革命應吸取的教訓，警示革命者。這里，并不存在馬克思他們對巴黎公社的不屑或指責。　　

馬克思、恩格斯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他們對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出現的錯誤也看得最清楚。但他們也未以唯我最正確的恣態去批駁斗爭中的巴黎公社的錯誤，去追究受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員的責任。但一些和我一樣對馬克思主義只知道些皮毛的（也許他們的水平比我稍高些吧）、坐而論道的左派，卻以很正確的恣態去指責正與美帝的封鎖制裁和侵略威脅斗爭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世界進步的人們和組織年年都在聲援社會主義古巴，要求美帝解除對古巴的封鎖制裁之時，我們這兒的個別坐而論道的左派卻在罵“卡斯特羅不是什么好鳥”。當美帝的龐大的軍事機器就在38線以南威脅朝鮮，美帝伙同全世界反動勢力封鎖制裁朝鮮，并全世界的反動媒體都以朝鮮不民主之類言辭攻擊社會主義朝鮮之時，我們這兒的個別坐而論道的左派也在這兒說朝鮮獨裁，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等。　　

我們可以對朝鮮、古巴有些事持不同的看法（老實說，我對朝鮮、古巴的一些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同樣，也應允許朝鮮、古巴有不同于我們看法的做法。對他們的一些我們有異意的做法，我們也可以討論交流。但最好不要因為朝鮮、古巴的一些事不如自己的意，不符自己的看法，就如華約論壇的一些坐而論道者那樣罵他們是“朝修”、“古修”，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等（又如，尼共近兩年從武裝斗爭為主轉為議會斗爭等斗爭形式時，我國的一些左派也罵）。否則，無產者各部分都在互扣帽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永遠不能實現。　　

別人在進行艱苦斗爭，我們不過都是些坐而論道者，我們應多些民主意識，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尊重，尊重在與帝國主義斗爭并艱難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主義朝鮮、古巴；尊重還處于國內外資產階級圍攻下的尼共。尊重別人在為保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或為邁向社會主義）斗爭時有自己看法、做法的權利。不要有別人有不如你意的地方，就扣帽子的習慣。當然，對拋棄對資本主義的斗爭、美化資本主義的言行應該批評，但對階級斗爭、建設社會主義中采取什么方法、策略等問題，應尊重別人選擇，由實踐來檢驗（例如尼共現把議會斗爭做為其斗爭形式之一的做法，也應尊重）。　　

馬克思、恩格斯從主要由與自己對立的派別領導的巴黎公社實踐中，吸取其實踐經驗，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們應象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多學習社會主義朝鮮、古巴實踐的經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復辟情況下，社會主義朝鮮、古巴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不管我們心里服不服，實踐證明，總體上講，在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上，社會主義朝鮮、古巴是做得最好的。朝鮮、古巴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研究。這就是我對待朝鮮、古巴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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