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國兩制”解決
臺灣問題的三次嘗試
胡錦濤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就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提出了四點建議，這是自2003年以來，胡錦濤對于發展兩岸關系提出的第六個四點意見、主張、看法、建議。仔細考察這六個四點意見，不難看出其對臺工作的一致性和連續性，而且我們還會發現“胡四點”同“江八點”、“鄧六條”、“葉九條”，與毛澤東時期我們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政策的一貫性、連續性。本文就將全面梳理1957年、1965年和1975年我黨三次對臺重大決策，并從這些方針政策演變中，分析我黨對臺政策的連續性和繼承性。
1957年，中共向臺北提出的十項和談條件為：一、臺灣統一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臺灣自治區主席；二、臺灣在整個中國范圍，享有自主權。可設自治區，臺灣籍多人將被起用；三、國民黨軍隊保持原狀，仍由蔣介石統率，但改為解放軍的番號，蔣介石將以中央政府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名義握有臺灣兵權（主席是毛澤東、朱德等是副主席）；四、國民黨軍政人員如不愿留臺者，悉依其志愿，回大陸、赴美國，可自由選擇。回大陸者將安排工作，照顧家小；赴美國及其他國家者，將來如愿返鄉，隨時可以歸去，并無留難；五、目前在海外的中國人士，無論其為任何黨派，一律可回大陸，各任適當公職，聞胡適有出任北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可能，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協均將擴大組織，增加人選；六、聯合國代表團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宋慶齡為團長，現有的國民黨代表撤回；七、臺灣及海外現有各黨派的地位，將進一步協商解決，國民黨將與李濟琛所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協商，民社黨、青年黨等則與民主同盟協商，決定是否合并或保持獨立存在：八、宗教自由，于斌主教可回大陸，但不得與外國作政治上的特殊聯系；九、學術文化自由，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十、私人財產將受保護，現有外匯也有自由運用之權。
1965年，海峽兩岸雙方默契的六項條件是：一、蔣介石偕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中央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二、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策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有困難，由中央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四、臺灣海、空軍并入中央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在臺灣。五、廈門與金門合并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大陸與臺灣間的緩衡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臺北征求中央同意后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中央所接受的。六、臺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
1975年印支戰爭結束、越南北南統一、蔣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國領導人對祖國統一的緊迫感。1975年底，香港盤古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一本由“臺灣問題研究會”編寫的《臺灣——過去、現在與將來》的書，其中有一節標題為“從中國大陸解放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驗看臺灣的未來”。臺灣解放以后，大家最關心的是什么時候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和實施的步驟，書中說這些問題不能在這里憑空臆測，或許我們可以看看中國大陸解放后過渡時期的經驗。中國政府一直很注重“過渡”的方法，而且要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就是說，由于自然環境與物質基礎之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的生活程度上之差別，不能靠機械的方式來拉平差距，而應該是通過發揮當地人民的積極性，以及通過地區之間的合作、協調、交流來逐漸縮小差別。書中還強調中國領導人在談到臺灣解放后的政策時，曾提出三項原則：一、臺灣人民一定會當家作主；二、臺灣的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反而會提高；三、臺灣會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本對臺問題“白皮書”似的書，與其說是面向港澳發行，勿寧說是向島內公開了大陸的和談主張。
再對照一下1981年的葉九條和1983年的鄧六條，便可找到這種一貫性和連續性。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闡明關于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九點方針政策，主要內容是：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臺灣當局和各界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等方針政策。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六條方針的主要精髓是：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建議舉行兩黨對等談判，而不是中央與地方談判。強調祖國統一后，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大陸不派人駐臺，不派軍隊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系統由臺灣自己管。到1984年5月，“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思想逐漸明確表述出來，以后，鄧小平還講到香港、臺灣回歸祖國以后，可以保持50年不變，50年以后就更不會變了
1995年，江澤民主席講話的八項主張，除重申了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外，強調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么問題都可以談，包括臺灣當局關心的各種問題。要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愿望，保護臺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臺灣臺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臺灣獨立”的圖謀的。歡迎臺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我們也愿意接受臺灣方面的邀請前往臺灣。
2003年3月1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臺灣代表團審議時，就做好新形勢下的對臺工作談了四點意見：一是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是要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三是要深入貫徹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四是要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由此可見，自1956年8月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代表我們黨和政府莊重而誠懇地提出和平解決臺灣的方式以來，我國的對臺政策就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具有相當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也就是說，自毛澤東1956年在會見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談到臺灣問題時提到“和為貴，我們還要實現第三次合作”后，整整五十年來，我國就一直堅持的是以武力促和談的方針，即使“**”風暴襲來，空喊“一定要解放臺灣”，也不是如有的文章說的“重提武力解決”，我國從來沒有放棄過“武力”口號，何來“重提”？今天我們依然不能做出“放棄武力”的承諾。
需要強調的是“**”時期，中共不以臺灣當局為對手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則一直對敵人很重視。中美一百多次大使級會談都是在臺灣問題上觸礁，可見其在中共心中的位置。1972年尼克松訪華簽訂《上海公報》前夕，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任何要修改臺灣部份的企圖都會影響到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而且我們發現“**”盡管無暇顧及臺灣，《人民日報》仍幾乎平均每月有一篇關于臺灣方面的報道，雖然是揭露美蔣的黑暗統治，卻不難看出中共的細心。可以說，“**”對內極“左”，對臺灣問題卻留有相當的余地，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把握著方向，因此政策上仍具有連續性。毛澤東指示，由周恩來親自開列的受到保護的十幾位高層人物幾乎都是在國民黨中有重要影響的人物；1971年，蔣介石北伐時期的夫人陳潔茹在香港病逝，周恩來即迅速指示上海方面讓蔣瑤光（蔣陳的養女）赴港奔喪，陳逝前一直是上海盧灣區政協委員，“**”各地文物古跡受到嚴重破壞，然奉化墓廬依然，溪口花草無恙，蔣氏故里免受沖擊；1972年形勢稍有好轉，周恩來就責成有關部門查找歸還了蔣介石夫婦贈送給杜聿明夫婦的銅床。作為為政者，國民黨當局不能不清楚“**”主要是中共的內政，在極度混亂的情況下，中共所能作的一切不能不引起對方的思量。事實上，1975年中共新的對臺方針，也正是在這時開始醞釀的。1971年中美高層開始接觸，有關國共談判的暗示就在美、日傳開，斯諾還在國際上配合撰文說，他相信人民政府和臺灣官方有接觸；1972年尼克松訪華，周恩來也曾表示愿再跟蔣介石面對面會晤，并試探美國是否可以居間安排；同年7月23日，香港《南洋商報》緊接著披露，中共擬與臺灣談判，并且指出：“臺灣歸附中共的條件，且將有一段時期才共產主義化，中共將出資收買在臺外商，使其不受損失。”1973年，毛澤東還特地詢問章士釗先生有沒有興趣再次香港一行，于是章先生以九十高齡再次赴港，遺憾的是，章先生不顧年高，加緊與各方接觸，月余即客逝香港。正因為如此，陳立夫1992年在接待“大陸記者訪問團”時回憶，他1975年曾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發來信息，邀毛澤東赴臺北與蔣介石談判，蔣介石不愿死在島上，和談心切，陳氏還竟以題為《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化名在香港公開發表。可是這時，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還是蔣介石都走不動了，這同時說明中共的誠意也確實開始引起了對方的一些呼應。我們也注意到，病重的毛澤東、周恩來這時也決計要使兩岸關系出現一個質的飛躍，尤其是金邊、西貢解放，越南北南統一，中共釋放了全部國民黨戰犯，發表《臺灣——過去、現在與將來》一書，系統完整地向島內陳述統一原則，并悄然在全民中開始了輿論心理準備。“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國的臺灣省遙望，……臺灣同胞，我骨肉兄弟，我們日日夜夜把你們掛在心上……”這首歌迅速在全國唱響。人們在學校、在軍營、在工廠噙著熱淚唱這首歌，未必意識到兩岸關系會有什么突破，但他們一定越來越感覺到了民族的分離之苦，同胞的切膚之痛，一定會覺得臺灣越來越近了。
當然，由于六七十年代，不僅是大陸社會全面動蕩時期，而且也是國際社會劇烈動蕩時期，整個世界正處于冷戰狀態。因此，這一時期有些方針即使是作為緩和之意提出，聽起來也咄咄逼人。同時，中國大陸這時行動上雖然恢復了春節、“五·一”發布停止炮擊金門的通告，可由于中美尚未建交，美臺還有條約義務，我們還不可能宣布停止炮擊金門，特別是由于我國當時還沒有實行開放政策，我黨的對臺召喚主要是通過海外傳呼，國內新聞媒體單一，所以，不僅一般民眾，就是相當的知識群體也不明白對臺政策演進。臺灣當局嚴禁任何人與中共接觸，大陸方面也不允許一般人員與之交流，結果便使得這一階段的統戰工作不足以造勢。
盡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正由于中共“**”千頭萬緒，無暇更多顧及臺灣問題，但卻時時提醒，采取千篇一律地強調“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決心之措施，逼使臺灣當局也千篇一律強調要“光復大陸”的決心，這就使得海峽兩岸事實上達成了一個君子協定：“堅持統一，不許分裂。”因此，幾十年來，兩岸在聯合國中國代表席問題上都是上演的“你進我出”的“一個中國”戲。臺獨勢力在島內如過街老鼠，臺灣當局也始終沒單方面參加過東南亞幾國關于南海諸島問題的會議，認為主權是不能談的。1974年西沙之戰時，我“成都”、“昆明”、“貴陽”、“衡陽”號艦艇試圖穿過臺灣海峽，臺灣“國防部”急報正在陽明山養病的蔣介石，蔣氏在病中亦密切注視西沙之戰，說：“西沙戰事緊啦。”于是臺灣“國防部”心領神會，沒有發難不說，還打開探照燈引航，使我艦艇順利通過。這些再次說明，中共“**”處處失控，但比較起來對臺工作格外用心是有一定效果的。所以，現在“泛藍”堅守的理念其實是歷史的成果，即使今天“獨臺”分子有“獨立”這個心，也開不了這個口，表面上還要與“臺獨”分子劃清界限；就是開了這個口，如90年代的李登輝、陳水扁之流，相當長一段時期也要想方設法“自圓其說”，不敢有這個膽。中國是一個整體，祖國必須統一的觀念已經深入兩岸人心。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從1956年至今，整整５０多年來，我國黨和政府的對臺政策的確是有相當連續性和繼承性的。調整的只是步伐，改變的只是措施，即寄希望于臺灣當局，又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爭取和平統一、不放棄使用武力的方針幾十年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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