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5新中國政治路線斗爭速寫

1949-1965新中國政治路線斗爭速寫

孫翎

(作者QQ: 996185448 ) ( 作者Email: [email protected] )

一

新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革命者，找到了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道路，即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達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新中國碰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農業問題。土地革命只是使耕者有其田，但是農村迅速產生了兩極分化，大量的分了土地的農民還是很窮，而一小部分富農則轉變成農村的資產階級，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黨內面對這一問題出現了兩條路線的斗爭，黨外反革命分子到處造謠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這是有意在混淆視聽，妄圖瓦解工農聯盟。黨內變節分子則污蔑農民懶惰，提出了“誰致富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的荒謬口號，他們完全無視“農業小生產方式必然帶來貧窮”這一根本原因。

毛澤東說：“你看，農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專搞包產到戶，‘四大自由’，借貸、貿易、雇工、土地買賣自由，過去出過布告。鄧子恢同我爭論。中央開會，他提議搞四大自由，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永遠鞏固下去，就是搞資本主義。我們說，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只觸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并不觸動民族資產階級。分土地給農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變為農民個體所有制，這還是資產階級革命范疇的。分地并不奇怪，麥克阿瑟在日本分過地。拿破侖也分過。土改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不能到社會主義。”

黨內存在兩條路線，毛澤東的路線就是經由合作化使農村步入社會主義。另一條則是在所謂“發展農村經濟”的幌子下，搞四大自由，并且有了一系列“依靠商人”的綱領性提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者在1955年打退了這次逆流，《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一文就記錄了這次路線斗爭的全過程。這股逆流下頭一個跳出來反對毛澤東的是鄧子恢，然而鄧子恢的后臺老板還沒有真正冒出來，他們丟卒保車希圖過關。很明顯，革命隊伍已經產生了分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一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結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然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形成是不平衡的，他們在政權的各個層面上滋生，首先是一個個獨立王國，然后結成了“神圣聯盟”，這個隨著我們講述新中國政治斗爭的不斷演進，大家就會發現這道神奇詭異的光譜。(作者QQ: 996185448 )

二

由于中國人民在合作化方向上的堅定不移，這造成了1958年的農業大豐收。伴隨著這一大好形勢，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高漲起來了，貧下中農窮了2000多年，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他們能不欣喜若狂嗎？于是全民煉鋼，大辦基礎工業，中國人民進入了躍進年代。初級社變成了高級社，高級社升級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成為基層政權。這一基層政權內部，兩套路線的斗爭仍然繼續著：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開始冒頭，他們妄圖一筆抹煞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把大躍進引向歧途。

機會主義路線波及面很大，從1958到1959年毛澤東屢次三番地召開糾“左”會議（鄭州會議，武昌會議，成都會議），他尖銳指出：“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這首先體現在公社所有制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主張“窮過渡”，“大刮共產風”，由縣一級政權直接辦人民公社，并追求所謂“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第一規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這實質上體現了資產階級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的思想。而毛澤東則主張：“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有一個過程。把三級所有制基本上變為一級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發展水平大體趨于平衡。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階段，這是一個缺點。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

“左傾”機會主義指示縣委搞三板斧，即臭名昭著的“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平就是不按勞取酬的平均分配。二調就是把一個單位和地區的物資任意調撥走。三收款就是沒有名目的征收款項），這種層層攤派的“共產主義”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滿。毛澤東尖銳地批判這是把“魚水關系”變成“貓鼠關系”。“左傾”機會主義造成了農村的混亂，個別地區出現了“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麿洋工”，“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好的”。“左傾”機會主義倒打一耙，他們把農民的自發抵制說成是“本位主義”、“個人主義”；而毛澤東堅決站在群眾這一邊：“我以為生產隊、生產小隊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當權利”。1959年的農業歉收，除了自然災害外，與“左傾”機會主義有直接的聯系。這個時候，“左傾”機會主義指導下的大小資產階級司令部開始推卸責任，矢口否認他們在鄭州會議與成都會議上的“一意孤行，胡干蠻干”。更為卑鄙的是以彭德懷，張聞天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妄圖栽贓，這便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在廬山會議上的總爆發。( 作者Email: [email protected] )

三

廬山會議本是一系列“糾左會議”中的一次，重要性遠不及鄭州會議與成都會議。但是由于國際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蘇修集團向中國的大小資產階級司令部拋出了媚眼。于是彭德懷散布了自己的意見書，他之所以成竹在胸，自信源于秘密的17人軍事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涉及到大批黨政軍的高級干部，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彭德懷與黃克誠在政治上屬于“父子關系”。這個俱樂部，外通蘇修，內結劉鄧，凡是蘇修與劉鄧不方便正式攤牌的，都由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通過小道消息加以滲透。他們攻擊以毛澤東為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一術語是赫魯曉夫與彭德懷所共用的。他們在意見書里進一步暗示全黨“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早就要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軍隊來。”

另一個明顯的政治信號是：就在彭德懷公開意見書的當天，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和中國的幾百個協定和合同，停止供應重要設備，撤走專家。廬山會議的現場烏云密布，殺氣騰騰。但是來的快，去的也快。彭德懷，張聞天不得黨心與民心，蒞會的黨的高級干部堅決抵制了錯誤路線，甚至潛藏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也繳械投降，迅速拋棄了與彭張的短暫聯盟。毛澤東事后總結：“廬山出現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

由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國的倒行逆施，加之1959年到1961年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災害，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步入了調整期，這一調整期事實上也是貫徹了毛澤東糾正“左傾”機會主義的戰略意圖。從1959年到1961年調整期的總方針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與這一總方針對立的是“三自一包”路線（主張在農村擴大自留地、發展集市貿易自由市場、主張工商企業自負盈虧，以及農業包產到戶等政策）。劉鄧司令部的干將鄧子恢再次匹馬上陣，先是借口形勢一片漆黑，然后揮手砍掉了很多地方的人民公社。毛澤東對此十分警覺，他說：“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動搖了，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愿搞合作社；對于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系的。”

耕者有其田后，是繼續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還是停留在資本主義階段止步不前，這是兩大司令部第一回合的交鋒。把握了這一點，才把握住了新中國歷史的主要脈絡。

四

為了總結1959年到1961年調整期的得失，為了進一步糾正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即在調整期從“極左”跳到了“極右”的劉鄧路線），毛澤東主張召開一個擴大的中央全會，這便是1962年1月底七千人大會的由來。毛澤東希望這次大會能系統的糾正機會主義路線，也希望那些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能夠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但是事與愿違，劉鄧司令部認為反擊的時機到了。一方面他們在大會上把調整期的功勞攬在自己頭上，另一方面則充分抹黑人民群眾的沖天干勁，并進一步質疑“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他們的招牌口號便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不僅如此，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主張為彭德懷翻案，他說：“彭德懷同志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意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毛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并不算犯錯誤’。”想當初廬山會議上，劉鄧見形勢不妙，眾怒難犯，果斷地拋棄了彭張，現在又來個180度大轉彎，政治品行惡劣可見一斑。在錯誤路線的誘導下，七千人大會甚至作出了決定：給幾年來被錯誤批判的人平反。到了4月份，劉鄧司令部更以中央的名義發出指示“加速進行干部甄別工作”。( 作者Email: [email protected] )

真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無獨有偶，這一年上半年小說《劉志丹》出版了，小說極度夸大和拔高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當時人們戲稱：“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高明，還先知”；把陜甘寫成井崗山甚至高于井崗山”。這部小說的用意何在呢？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這是要為高崗翻案。說到這里，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講一下高饒集團。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以彭德懷為首的17人軍事俱樂部，而這個軍事俱樂部的前身就是高饒集團，他們可以說是成型最早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新中國建立以后若論陰謀分裂黨，篡黨奪權，這個司令部是最早的。他們的組織路線是清晰的，至于說政治路線基本上也是沿襲蘇修的陳詞濫調，但遠沒有劉鄧司令部來的完備與深厚。這個司令部與劉鄧是既勾結又斗爭。彭德懷早年與高饒暗中勾結，高饒倒臺后則收編其黨羽，秘密成立了軍事俱樂部。若論政治兩面派而言，彭德懷與劉少奇比起高崗，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后來的史料揭露：彭德懷與高崗在陜北就勾結在一起。而在小說《劉志丹》吹捧的另一個人物“許鐘”的原型就是習仲勛。高崗，彭德懷，習仲勛由于共同的工作經歷，相同的政治需要，使得他們的“西北反黨集團”前赴后繼，終于在1962年借小說《劉志丹》得以總爆發。

后來毛澤東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此時的彭德懷也不失時機地在6月、8月先后寫了申辯書提交給劉鄧所把持的中央，頭一封信竟然長達8萬字。

更有意思的是沉寂多年，常年“抱病”的王稼祥，也在這一年精神煥發，樹起了外事領域的獨立王國，這個小小司令部也嘰嘰歪歪的說：“應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在國際斗爭中不要四面樹敵。”毛澤東風趣地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陳毅同志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三和一少”的錯誤路線。

毛澤東對1962年的上半年是這樣總結的：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單干風”，還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兇啦！

五

然后更精彩的故事還是留在了1962年的下半年。劉鄧司令部為了加強其在其他大小司令部前的總盟主地位，決定拋出一個殺手锏。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全文刊登了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在延安時印過單行本在黨內發行過，這次出版是再版了。有一段話格外醒目：“這種人根本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只是胡謅的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并且毫不知羞恥地要求我們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衷心和熱情。” 當年劉少奇這段話是批評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臺了，這段話為什么不刪去呢？難道是一時疏忽嗎？據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次重新發表前，劉少奇做了大量修改。我們姑且不論《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拋棄階級斗爭，沒有半點馬列主義的氣味。光是這樣一段醒目的耐人尋味的討伐，矛頭再明顯不過了。反動派急了，他們真的急了。(作者QQ: 996185448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一年還有一個伏筆，在以后的路線斗爭里將成為耀眼的信號彈。這一年，江青同志注意到了一個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出有意思的“罷官戲”寫于1959年，公演于1961年，當江青在1962年提出質疑時，無數雙幕后黑手顫抖了，他們欲蓋彌彰。

國際上，馬克思列寧的不肖子孫們也對毛澤東群起而攻之。1962年冬，一些歐洲的“共產黨”相繼召開代表大會。蘇修領導人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共代表團發起圍攻。首先是1962年11月召開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由此拉開了在一些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指名攻擊毛澤東的序幕。隨后召開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對毛澤東的攻擊調門越來越高，卷入的“左翼”政黨也越來越多。

此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開始了戰略防御，這一精湛的紅軍戰術終于又要在與國內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搏斗中重煥光彩。此時此刻，毛澤東與他的新戰友們又要“重上井岡山”。

好戲還在后頭。

六

1962年底，毛澤東給戰友們推薦了清代詩人嚴遂成的詠史詩以明其志：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

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澤東稱贊李存勖的戰術是“先退后進”，與此同時他把《列寧在第二國際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的材料批給柯慶施，讓他印發參加華東局會議的各同志。

1962年打算“重上井岡山”的毛澤東心境坦然，這一年他號召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他告訴未來的新人類，任何反動勢力都阻擋不了新中國前進的步伐，他說：“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么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后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

新一輪革命怎樣做到“先退后進”呢？面對國內外反動派的“圍剿”如何實施“戰略防御”？在積極防御的總戰略下，如何退卻？何時反攻？如何“集中兵力”？如何速決？如何對國際上的蘇修叛徒集團以及國內的劉鄧司令部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顯然人民群眾就是那風云帳下的奇兒，怎樣才能把他們發動起來？怎樣才能讓他們投入到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斗爭？這一系列課題擺在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面前。

聯系到三年調整期的“單干風”、“黑暗風”、“翻案風”，聯系到“三自一包”路線的廣泛影響，毛澤東認為與劉鄧司令部的第一場仗可以選在農村。“三自一包”的歪風邪氣在農村雖然受到了頗多抵制，但是走這條路線的當權派并沒有下臺，他們成為人民公社的蛀蟲。由于他們掛著“共產黨”的執照，由于他們把持著基層政權，所以只要朝堂里有人吹風，他們就會堅決照辦，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當年的鄧子恢就是這樣的吹風干將。鄧子恢雖然暫時倒臺了，但是劉鄧司令部的支支蔓蔓還在，省里縣里都有他們的爪牙。所以毛澤東向黨的高級干部吹風，要在農村發動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吹風的過程也是排查階級隊伍的過程，哪些干部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隊列，哪些干部站在劉鄧司令部的隊列，通過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這一仗也是偵查戰。

至于劉鄧司令部，1962年他們已經準備攤牌了，結果八級臺風沒有刮倒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倒是自己損兵折將，“高彭習反黨集團”的倒臺令他們兔死狐悲，于是他們開始力圖“扭轉被動局面”，這句話以后也幾乎成為他們的口頭禪。所以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們仍要爭取主動，就像1959年推行左傾機會主義那樣駕輕就熟。劉鄧司令部的方案是大事化小，即搞所謂的“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毛澤東與之針鋒相對，提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因為毛澤東很清楚劉鄧的那一套是想在經濟問題上搪塞過去，并以此避免路線斗爭。全黨前后通過幾次會議，最終通過了毛澤東的方案，這便是“二十三條”（《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有多個版本，“二十三條”這個版本才是真正貫徹毛澤東路線的決議）里“四清”的由來。

但是二十三條的制定是個曲折的過程，從1963年初到1965年1月，偵查戰整整打了2年，期間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這便是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桃園經驗”事實上就是為了保護劉鄧司令部各地爪牙而精心炮制的，一個小縣城里王光美帶了1萬人的工作隊，天天召集群眾讀文件，結果群眾對之反應冷淡，王光美就糾集基層的爪牙整群眾，污蔑他們“四不清”，這就像當年他們刮“共產風”的時候污蔑群眾是“本位主義”，“個人主義”一樣。劉少奇更是恬不知恥地向全黨推廣“桃園經驗”。但是在革命干部的抵制下，又不得不草草收場。

“二十三條”的制定還有一個積極成果：劉鄧司令部的反動路線得以充分暴露。簡而言之，便是“整群眾，保自己；整下級，保上級；整個案，保路線”。

七

事后毛澤東總結道：“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不要管下層，只管‘五大領袖’，這是共產黨，是當權的人，不當權也是跟著跑的人。管你是掛名的共產黨也算，過去是國民黨的也算，過去是真共產黨變了的也算，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不要提階層，那個東西一提就嚇倒人了。只提黨、黨委。省委也是黨委，地委也是黨委，縣委也是黨委，區委也是黨委，公社黨委也是黨委，支部委員會也是個黨委。”

等到1965年1月“二十三條”正式推行實施時，劉鄧司令部已經明顯處于下風，為此劉少奇不得不在中央政治局上向毛澤東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毛澤東當面予以駁斥：“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從1949年建國到1965年指導“四清”的“二十三條”正式推行，這17年我們看到了兩個司令部的形成，看到了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為了使我們的敘述不流于英雄史觀，請詳看一群小人物的歷史《你所不知道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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