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現實的態度看待歷史事件

用現實的態度看待歷史事件

有的老先生懷舊、念舊，看不慣新生事物，把自己封閉在過去的觀念里，而且還總想讓人也像他一樣，去遵舊規、守舊距。聯想到今天，我想對文革的看法要現實的看，我并不是要回到文革那個年代，但是那個年代留下的精神遺產，我們不能因為個人在文革中所處的角色而帶有過多的感情色彩，就去輕易的否定它，如是這樣就會曲解偉人的思想與現實的境界。　

一、文革成因的內外部環境　　

文革成因有它的內外部因素，我認為最為主要的事實解放后鞏固政權的需要。新中國的誕生是從舊中國脫胎而來的，雖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舊政府留下的各類工作人員，它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舊社會走來的知識分子，在黨的內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類影響，這樣在國家內部新思想與舊思想，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翻身作主的工農大眾與剝削階級殘余的斗爭就不同的表現在各個領域，改造他們的思想就非常緊迫地擺在共產黨人面前。　　

1.從外部環境上看：　　

一是舊社會留用職人員的思想糟粕影響新政權的穩定。據有關資料統計，新中國剛剛建立時，解放軍就接受改編國民黨起義投誠官兵200余萬人。地方因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舊機關里的工作人員，還招收一批舊人員。當時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干部共2.8萬人，其中舊司法人員約6000人，約占總人數的22%。全國財政部門留用的舊職員和新參加工作人員占70%左右，從老解放區來的僅僅占30%左右。留用人員中有的被改造成新中國的有用人才，也有的本性難移，將過去的貪污惡習帶到新政權里。他們有的承襲著幾千年腐敗文化，認為升官發財、享榮華富貴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國民黨政府里橫征暴斂、巧取豪奪、侵吞中飽、行賄受賄等是他們司空見慣的惡習，這些舊人員中的一部分惡習未改者，在新政權里利用人民給予的權力從事貪污腐化活動。這種腐化活動也侵蝕了一部分新政權人員，對新政權產生了巨大的侵蝕作用。　　

二是建國初期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猖狂進攻影響新政權的穩定。建國初期，“尤其是大規模的貪污盜竊行為，大多數是由資產階級派進來或拉過去的內奸分子和外界的不法商人、資本家勾結起來共同進行的。這一事實證明：大量的貪污盜竊現象的發生，決不僅只是貪污盜竊者個人的品質問題，而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向革命陣營猖狂進攻和嚴重侵蝕的結果。這種進攻和侵蝕，已經使許多革命干部完全變質、蛻化成為經濟反革命分子，甚至有若干革命機關被他們部分攻占或全部攻占，蛻化到與國民黨官僚機關很少區別。”不法資本家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勾引和陷害共產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使他們變成資產階級安插在國家機關、國營企業中的代理人。資產階級要把國家機關變成為他們牟取暴利的工具，已經到了十分瘋狂的地步。1957年少數資產階級分子的進攻，是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并在當時條件下激化的具體表現，也表明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任務完成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并沒有結束，他們并沒有放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愿望，一有機會，還會興風作浪，與無產階級，與共產黨進行較量。除此之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存在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經過各種政治運動，改變了原有的立場，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動搖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他們在政治臺風中，容易倒向資產階級一邊，也容易成為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依靠力量。在國內一旦有極少數人鬧事，他們也會左右呼應，搖旗吶喊。他們在政治界、文化思想界、科學技術界等各界里都有一定的力量和影響，有的甚至是頭面人物。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興風作浪，是有代表性，有社會基礎的。這也表明，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長期艱巨的任務。　　

三是封建傳統之中貪腐文化影響新政權的穩定。在中國幾千年來宣傳的都是“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為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聚斂錢財，享受榮華富貴，只要能躋身仕途，哪怕是個芝麻小官，一上臺就開始拼命撈錢。把金錢看作人生的第一需要，這種“千里來做官，為了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封建傳統之中的貪腐文化，在一些人的頭腦里根深蒂固，如果放松世界觀的改造，一旦握有權力，勢必被牢牢套住，墮落為以權謀私的貪官。　　

2.從內部環境看。　　

一是黨內腐化墮落分子的出現應想到新政權的執政基礎，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成為執掌全國政權的執政黨。黨的干部成為受人民委托的各級掌權者。過去的圍剿與屠殺變成今天的鮮花與掌聲。在這種巨大的變化面前，應該樹立怎樣的權力觀，如何用好手中的權力，成為對共產黨各級領導者的嚴峻考驗。在新的考驗面前，有些黨員干部不珍重人民群眾給予的榮譽和權力，不繼續保持共產黨員的優良傳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自恃有功，脫離群眾，貪圖名利，個人主義思想惡性膨脹，以致墮落成不顧黨紀國法，不管人民疾苦的官僚主義者或貪污犯。像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張子善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思想上的質變必然表現在行動上，于是就把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變成滿足個人私欲的私權，由人民的公仆變成人民的老爺。　　

二是權利、信仰、理想出現失調，如何堅信共產黨人的信仰，實現黨的理想成為毛主席思考的大問題，這可從毛主席的信件中看出。　　

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1958]；　　

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毛澤東[1959]；　　

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文藝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的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3]；　　

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提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的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系我們瀋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的造就革命戰爭事業的接班人[1964]；　　

　1966年7月8日　毛澤東在武漢致信xx：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是不行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很不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猴氣是為次的。　　

全世界有一百多個政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的粉碎了。　　

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在七、八年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之。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有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文革前夕，毛澤東認為，社會斗爭必然反映到共產黨內，要使中國在復雜、危險的國情中不改變顏色，保住勞動人民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江山永不變質就必須主動出擊，在黨內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掌握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主導權，否則，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鞏固的。毛澤東提出的關于階級斗爭的分析和論斷，寫入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和公報中，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在落實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狠抓階級斗爭中，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對開展階級斗爭作出了新的部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湖南、河南省委作了經驗介紹。湖南省委在介紹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中說，他們在運動中發現，在縣級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在區、社兩級干部中，有問題的人更多。毛澤東根據他的調查和會議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要求各地區都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要抓階級斗爭的意見。最后會議作出決定：在最近幾年內，城鄉都要進行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把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看成是一場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陣地、打退階級敵人進攻的嚴肅政治斗爭。通過社教運動，清除城鄉基層干部思想上的錯誤認識，使他們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從心靈深處筑起一道防止權變的堅固長城。他告誡全黨：這一場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重新組織革命階級隊伍，向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猖狂進攻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毛澤東同時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看作是一場教育和挽救干部的運動，是制止黨內干部腐化墜落，蛻化變質的運動。他堅信，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是防止子孫后代忘本而永葆革命本色的百年大計。　　

毛主席為什么發動文革，他是為了人民共和國的千秋大業，為了掀翻壓在人民身上的三座精神大山，為了人民的民主為了人民的政權不變色，為了喚醒人民能行使自己的權益……　　

二、文革時期的經濟　　

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節錄（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中國發展60年，有快有慢，但一直是朝前發展。 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在今天來比都已經遠遠的落后于我們。　　

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億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立方米增長到了5100萬立方米，電力從70億度（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度，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發展到了1億零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000噸上升到了869萬3千噸，農藥從2千噸增加到53萬噸。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核潛艇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中國在1976年 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經濟大國。　　

1.開創對外開放的新格局。隨著70年代中國外交事業的重大突破，重返聯合國的一系列成就，中國和很多歐美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堅持獨立自由、自力更生基礎上同西方發達國家開展經濟技術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個對外引進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為中心，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批準關于引進國外設備、技術和擴大經濟交流的報告。先后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建成了一支中國自己的大型遠洋船隊。　　

2.建成完整的石油工業體系。“文革”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這個方面。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間國家對能源建設的投資就超過了500億元。在石油工業中，不僅擴建了大慶油田，而且新建了勝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遼河油田、中原南陽油田、江漢長慶油田等。原油產量以每年平均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產量突破了1億噸，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發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時期所無有的。如果沒有當時石油工業的大發展，我國八、九十年代以及現在的石油自給將是大問題；與此相關的化工、化肥、化纖等工業也不會發展起來。在成就1和成就2的基礎上，通過從歐美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山東勝利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北京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化纖維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四川維尼綸廠以及大慶化肥廠、南京棲霞山化肥廠、遼河化肥廠、洞庭氮肥廠、四川瀘州和貴州赤水天燃氣化肥廠等國內一大批化工企業。　　

3.完善鐵路系統等基礎設施。“要想富，先修路”，這是改革以來喊起來的一個口號，20多年來中國交通發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記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國家就開始大力加強全國的大干線建設，這期間在鐵路、公路、航空、大橋梁建設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驚人的。十多年間，不僅建成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川黔鐵路、襄渝鐵路、焦枝鐵路、枝柳鐵路、京通鐵路、陽安鐵路等十多條鐵路干線，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岡山公路在內的許多貫穿各省城鄉的公路干線。到1979年，全國鐵路通車里程達五萬多公里，有復線的八千多公里，并且開始了電氣化鐵路建設。內燃機車也投入使用。鐵路貨運量達十億萬噸。全國公路通車里程達80萬多公里，全國兩千多個縣基本上每縣都通了公路，大大改變了全國交通干線落后的狀況。　　

4.基本完成初步工業化進程，在前三項成就的基礎上，文革十年中國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進程。從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國家在三線建設中投資達2050億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制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等新的工業基地，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狀況大大改變。這期間中國的造船工業由造萬噸巨輪逐步提高到造二萬噸、二萬五千噸，直到五萬噸級巨輪的水平，發展極為迅速。全國有許多著名的大企業，如湖北二汽、貴州鋁廠、邯鄲大型水泥廠、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江油特殊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山東托拉機廠等也都是那時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設的大型骨干企業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僅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就由原來的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了3.92倍。共完成了八十多萬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鄉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設），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庫容在20億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庫中，30座為49年后所建。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庫。為毛澤東之后從容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　　

5.從硬件上解決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人們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現過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對此有些人歸結為只是實行改革、推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結果。我認為這種看法是很片面的。其實，農村干部和群眾都很清楚：當時實行土地承包，一時調動了農民積極性這只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還在于農業生產條件的變化。其中主要是：一是農田灌溉面積大量擴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種子改良、病蟲害防治等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而這三個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結果。在看待這個問題時，不能只講果子豐收時的成績而不講當時栽培、灌澆時所投下的勞動和汗水吧！ 1966年至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由21400萬噸增長到30475萬噸，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增幅達42.4%。油料產量增幅達61.6%等，增長速度超過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不能不承認：“文革”時期“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在1965年以后，國家對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發展農村電力、推廣農業機械化等方面投入越來越大。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黃河治理、遼河治理等在內的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僅消除了水患災害，而且建立了許多具有綜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樞紐工程，產生了興利除弊的巨大效益。止于1977年，十年內全國農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電站，農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產大隊都通了電，機電排灌動力達到6500萬馬力，有二萬多眼機井，灌溉面積達到七億多畝，農業人口達到每人有一畝穩產高產田。與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了51%，農業用電增長了470%，機井數增長了935.89%，機電排灌面積增長了355.58%，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增長了643%。全國拖拉機有56萬臺，產量比1965年增長了5.7倍；手扶拖拉機140萬臺，增長了65倍。(數字來源于《中國農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頁) 數字比較枯燥，但是不得不說，正有了建國前30年包括文革十年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發展。　　

6.國防科技尖端技術的突破。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后，中央、中央軍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做出了加速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部署。在以周恩來為首、十幾位副總理和部長參加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指導下，有關各部門制訂了一系列計劃。二機部計劃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彈、導彈核武器的試驗，爭取在１９６８年進行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到７０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戰略導彈使用的核彈頭；七機部擬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制出４種地地導彈，同時發展衛星運載火箭的計劃；六機部計劃在１９７２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國核潛艇，下水試航；中國科學院提出，爭取１９７０年前后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準了上述計劃，將其納入國防科技“三五”計劃。周恩來、聶榮臻等利用一切機會采取可能的措施，維持生產和試驗的正常進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周恩來以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多次發出通知，要求維護科研、生產秩序。８月，聶榮臻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提出，試驗基地不要搞“四大”，隨即中央軍委發出了試驗基地進行正面教育的通知。當動亂進一步蔓延時，周恩來、聶榮臻先后建議并請***直接簽發了許多重要文件和電報，僅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發給二機部的就有２３件。１９６６年底，中央軍委根據葉劍英的建議，發布“特別公函”，嚴令研制氫彈的任務必須保證完成。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軍委根據聶榮臻、劉華清的建議，又一次發出“特別公函”，推動核潛艇的研制。在這些措施的保護下，加上廣大國防科研人員在困難條件中的堅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務仍然在艱難之中得到了進展。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　12月26日　，第一枚中程地地導彈發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氫彈原理爆炸試驗取得完全成功，標志著中國氫彈技術的突破。中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突破氫彈技術，只用了兩年零兩個月，比美國、蘇聯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采用轟６型飛機投擲方式，爆炸威力為３３０萬噸ＴＮＴ當量，取得了圓滿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制造技術的國家，標志著中國核武器發展進程有了一個質的飛躍。研制人造地球衛星，從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國科學院已經做了許多理論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進行衛星研制的技術基礎基本具備，國防科委提出了開展衛星研制工作的報告，獲得中央批準。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任院長。但由于運載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響，未能按期完成，本來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進行的發射人造衛星計劃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兩級火箭飛行試驗成功，３月，中央批準衛星及運載火箭運往酒泉發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衛星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　439公里　，最遠點　2384公里　，軌道平面與地球赤道平面的夾角68.5度，繞地球一周為114分鐘，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衛星重　173公斤　，在重量和一些技術上超過了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這是中國航天空間技術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導彈核潛艇的研制，從１９５８年開始列入計劃。由于三年經濟困難，１９６３年中央專委決定暫時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國家計劃，開始研制，分為研制魚雷核潛艇和導彈核潛艇兩步走。１９６７年魚雷核潛艇工程總體方案被國防科委審定通過，先后成立了領導小組和各部門、省市、軍區領導機構，建成了魚雷、水聲、潛地導彈三個試驗場。１９７０年４月，研制核動力裝置的關鍵設備－－陸上模式反應堆建成，７月進行提升功率試驗成功，證明核動力裝置可以裝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國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的泊系試驗和航行試驗相繼完成，結構證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軍使用。　　

7.在醫療衛生建設方面，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并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這真是個世界獨一無二的偉大創意）。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相對完善的醫療保健體系，使得1976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達到男人為六十六歲，女人六十九歲，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居于最高水平。

三、要歷史地總結　　

這正如鄧小平所強調：“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頁）　　

“善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么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2頁）　　

事實上，1989年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演變成社會動亂和隨后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土崩瓦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的實踐已經：　　

第一、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綱領的適用性；　　

第二、證明了“文化大革命”實踐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正因如此，自此以后，鄧小平格外強調國家主權和黨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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