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歷史上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

新中國歷史上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

姜偉崗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國內外敵對勢力就預言：“共產黨只能領導群眾搞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但他們不懂經濟，在經濟建設方面是外行”；“共產黨解決不了中國經濟問題和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他們又經常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說“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長期發展緩慢”等等。然而事實如何呢？新中國50多年來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中華民族正在振興和騰飛的現實，最終證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各種奇怪論的徹底破產。

    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很顯然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是令世人矚目的。20多年來，國民經濟增長己翻了兩番以上，年均增長達到9％，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己超過十萬億元，位居全世界第六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的狀況基本結束，大多數居民達到了小康。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不景氣的局面下，中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外商紛紛搶灘中國，它最有力地駁斥了所謂“共產黨解決不了經濟問題”的謊言。

    然而必須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從空地上取得的，而是社會主義事業長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共產黨和人民群眾長期實踐探索、艱苦創業的結果。只有從黨的整個實踐探索過程和新中國歷史發展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說明中國的成就和振興。有人企圖否定和割斷黨和國家的歷史，把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抹得一團漆黑，把共產黨的歷史說成是“不斷犯錯誤的歷史”，尤其是經濟上“長期發展緩慢”、“停滯不前”、“被耽誤了二十多年”，只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走上正道”。有人還把中國取得的成就說成是“引進資本主義的結果”。這些觀點都是極其荒謬、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正象有人吃了十個餅飽了肚子，而他卻只對最后兩個餅有吃飽的感覺而不知道前八個餅的作用一樣，是十分無知、可笑的！

    江澤民在200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曾經講：“我們僅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不僅改變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起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科技實力明顯增強。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領域的許多方面進人了世界先進行列”。他的這一概括是對于50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的整體來說的，既包括改革開放以來22年的發展，也包括改革開放之前29年的成就，其評價是全面的、客觀的。

    由此說明，正確地評價新中國歷史上經濟建設的成就，對于正確認識黨和國家的歷史，包括改革開放的歷史，科學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貫徹科學發展觀等，都是十分重要的。為此，談談以下粗淺看法。

    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建立時就是以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走上歷史舞臺的。在領導整個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共產黨都把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作為重要奮斗目標和任務，并且在各個時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史就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二者是完全統一的。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就提出了明確的經濟綱領：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發展生產。同時還制定了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方針政策。例如，在30年代初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就發表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名講話，把發展根據地的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等做為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當時，根據地有大批干部專門從事經濟.工作，并成立了“對外貿易局”等專門機構，使根據地經濟有了迅速發展。又如在延安時期，黨中央發動了著名的軍民“大生產運動”，開創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發展經濟的光榮傳統。毛澤東當時發表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全面闡明了我們黨發展經濟的總方針和各項政策、辦法。抗日戰爭以后，共產黨在各解放區領導開展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的同時，廣泛發動群眾掀起生產高潮，使廣大勞動群眾的生活得到改善。當時就連到過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考察的某些西方記者、官員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軍民團結、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等狀況都表示贊嘆。可想而知，如果沒有發展經濟的正確方針、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沒有使廣大勞動群眾生活問題得到一定解決，共產黨要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1949年6月在共產黨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前夕，毛澤東英明地指出：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他進而號召全黨：必須“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還說“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共產黨人“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①在黨中央的號召下，當時有大批干部轉向經濟戰線和城市管理工作。

    ①引自毛澤東《在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

    建國后，面對國民黨政府遺留下的那種生產破壞、社會混亂、經濟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一面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剿匪、鎮壓反革命等斗爭，一面開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運動，大力恢復、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興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勝利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根本好轉。上海等各大城市的通貨膨脹、工廠停產、工人失業、治安混亂等嚴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人民生活安定。舊中國遍布各地的乞丐、土匪、娼妓、會道門組織等很快絕跡。建國初的實踐，充分顯示了共產黨人在處理各種復雜矛盾、領導管理經濟和治理國家方面的杰出才干和驚人的工作效率。1952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77.5％，年均增長21.1％，比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歷史最高水平增長20％。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絕大多數都超過了建國前的記錄。①

    在勝利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之后，1953年我國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并逐步開展了農業的互助合作化和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到1956年，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隨之而來的便出現了經濟大發展的局面。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就超額完成。1957年與1952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68％，年均增長率為10.9％。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例如：鋼增長296％，煤增長96％，糧增長19％，棉花增長26％。國民收入總額增長了53％，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增長了2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②

    ①數據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1983年出版第59—60頁。

    ②同上書第154、181頁。

    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目的是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改變封建落后的生產關系以及腐朽的上層建筑，從根本上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新中國成立以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確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并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以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事實說明，共產黨在歷史上領導的革命和階級斗爭從來都是與發展生產、實現勞動人民的經濟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從沒有離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相反都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如果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又怎么能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確立勞動人民的主人地位？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又怎么能開展國家工業化建設？又怎么會有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有人提出“告別革命”、“取消階級斗爭”，把革命和階級斗爭同生產力和經濟發展對立起來，把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割裂開來，這是根本違背歷史邏輯的，更是一種完全脫離社會實際的主觀臆想。

    三十年的偉大成就

    從新中國建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近30年的時間，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起伏曲折、艱苦卓絕的一個時期。正是在那個時代，老一代創業者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和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造，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基礎和積累。

    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時所面臨的社會貧困落后狀況是沒有經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很難想象的：農業上完全是“靠天吃飯”，產量極低。江河水患頻發，旱、澇、蝗災害每年不斷，各地農民討荒要飯的相當普遍。工業更是少得可憐：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有一點輕工業外，基本上沒有象樣的工業。國內使用的許多工業品都是外國制造。那時有許多物品都帶“洋”字：“洋車”、“洋房”、“洋面”、“洋布”、“洋火”、“洋煙”、“洋油”、“洋糖”、“洋釘”、“洋鞋”、“洋襪”等等，就是一個明證。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逃走時帶走了幾乎全部金融資產，黃金277萬兩，銀元3526.9萬元等，這雖然造成了后來臺灣“經濟騰飛”的神話，但卻使大陸斷絕了經濟發展的資金這一重要條件。使建設不得不在真正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重新開始。

    然而，新的建設只用了二十八、九年的時間，就使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式的變化。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就成為一個擁有大型的石油、煤炭、電力、鋼鐵、機械制造、航天、航空、原子能、化工、輕紡業等基地、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能夠自己制造汽車、火車、噴氣式飛機、原子彈、氫彈、萬噸級遠洋巨輪、電子計算機等重型產品的工業國家，成為能夠發射運載火箭、衛星等在許多領域進人世界先進行列的科技大國。農業上完成了對大江大河的治理，興修了許許多多大型工程，變水患為水利，使農民千百年的夢想變為現實。農業生產力由過去肩挑手推、人拉犁子狀況發展到拖拉機田間跑、柴油機和電動機村村有，土地畦田化，大部分農田用水澆、施化肥的新階段。如此巨大的發展變化，僅僅是在不到30年的時間實現的，這種奇跡在中國千百年歷史上絕無僅有！

    期間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是十幾倍或數十倍的增長。僅以1950年至1980年的變化為例：

    (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后，黨中央曾明確提出“按既定方針辦”；1978年12月底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但各項經濟政策的頒布及其貫徹實際上是在1979年、1980年之后才逐步開始的。因此，這里的資科引用到1980年當無大的出入。)

    石油由20萬噸增至10595萬噸

    煤炭由4292萬噸增至6.2億噸

    鋼鐵由97.8萬噸增至3802萬噸

    發電量由45。5億度增至3006億度

    水泥由141萬噸增至7986萬噸

    化肥由7萬噸增至1232萬噸

    機床由0.16萬臺增至13.4萬臺

    棉紗由32.7萬噸增至293萬噸

    棉布由25.2億米增至134.7億米

    自行車由2.1萬輛增至1302萬輛

    汽車由0增至22.2萬輛

    拖拉機由0增至9.8萬臺

    手扶拖拉機由0增至21.8萬臺

    鐵路機車由0增至512臺

    化纖由0增至45萬噸

    電視機由0增至249.2萬部

    縫紉機由0增至768萬架

    手表由0增至2216萬只①

    農業上主要產品的產量，從1950年到1980年的增長也是大幅度的。例如：

    糧食由2494億斤增至6364.4億斤

    棉花由44.45萬噸增至270.7萬噸

    油料由297.2萬噸增至769.1萬噸

    糖由24.2萬噸增至257萬噸

    茶葉由4.1萬噸增至30.4萬噸

    生豬由5775萬頭增至30543.1萬頭

    大牲畜由6002萬頭增至9524.6萬頭

    水產品由44.8萬噸增至449.7萬噸②

    其中糧食等產品的年均增長還大大高于改革以來20多年的年均增率。

    到70年代末，我國的鋼鐵、石油、煤炭、糧食、棉花、棉紗等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就進人世界前列。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經濟大國(不包括前蘇聯)。

    ①數據引自1981年《半月談》編輯部編印的《時事資料手冊》第84—86頁《我國三十年經濟成就一覽表》

    ②數據引用同上

    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中國工農業總產值1950年是574.8億元，而到1980年就達6619.0億元，30年增長10倍多，年均增長8.5％。其中工業總產值由191.2億元增至4992.0億元，增長25倍多，年均增長11.5％；農業總產值由383.6億元增至1627.0億元，增長3.2倍，年均增長4.9％。①這樣的增長速度即使同改革開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算緩慢！

    這里順便提及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總量翻番增長，GDP增幅很高，但由于資源浪費驚人、銀行不良資產極大、弄虛作家和腐敗等原因，造成經濟運行質量遠遠低于六、七十年代。據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研究員表示：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世界排名仍與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樣，仍是第六位。2001年中國GDP占世界比重不到4％，比六十年代還低一些。足見中國歷史上的實際增長比統計數字要高得多。②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Amartya Sen)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差別時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改革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訂方向的結果”。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產品經濟，或者說是實物經濟。生產目的直接是為了滿足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實際需要。當時一個明確的方針就是“發展經濟，保證供應”。干部群眾根本不知道GDP為何物，也全然沒有什么“掙錢發財”的觀念，這與改革后的發展類型具有實質性的區別。然而有些經濟學家卻以GDP的核算體系和指標來否定過去的成就，得出“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緩慢”的結論，這實在是幼稚可笑的！

    其實，即使以GDP的核算方法和指標來推算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那也是不低的。根據張風波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與政策》一書推算的結果，我國的GDP1952年為680.9億元，到1978年增加為3488.6億元，26年間增長了4.12倍，年均①數據引用同上②轉引自《新華每日電訊》《中國經濟的世界影響不可高估》，2005年8月11日。增長率是6.5％。尤其是這種增長是一種低消耗、低成本、沒有泡沫和“豆腐渣工程”的增長。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在我國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見，遠遠超出了戰后世界GDP的年均增長的速度。若以社會總產值計算，1949年至1978年，由557億元增到6846億元，29年間增長11.29倍，年均增長達9％，就更快。

    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長速度在50一60年代為4.8％，70年代為3.4％，80年代為2.9％。其中屬于發達國家的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增長率60年代為4.9％，70年代為3.2％，80年代為2.6％。都比我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增長速度低得多。而且我國在那30年還包括了“三年困難時期”生產一度絕對下降的情況。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長速度就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的“文革”時期，GDP的年均增長速度還達6.62％，仍比同期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發展速度高出許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又是在當時國際環境惡劣、戰爭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既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和失業，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毛澤東時代還留下大量外匯儲備，截止1977年共有黃金儲備1280萬盎司和外匯儲備23.45億美元，(70年代毛逝世前還引進了幾十億美元的飛機和成套的工業設備)，為后來改革開放時期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準備了條件。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經過研究得出結論說：“曾經長期被輕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①

    ①轉引自人民網強國論壇文章《輝煌的三十年》。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現將1951—1980年世界幾個主要國家的工、農業產值年均增長率，列表對照如下：

    從以上數據中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工農業增長速度在世界各國中都是最快的。試問右派人士和主流經濟學家：你們有何事實根據得出所謂“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緩慢”以及“社會主義沒有解決經濟問題”的結論呢？’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右派在歷史上向來是以埋怨“社會主義建設走快了”、反對“操之過急”為其主要特點的，但在毛澤東逝世之后他們卻又轉而批判毛時代“經濟發展緩慢”、“長期停滯不前”。如此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目的是什么，豈不是值得人們深思嗎？

    在崎嶇中前進——正確認識發展中的失誤和挫折

    勿庸置疑，毛澤東時代在經濟建設過程中曾出現過挫折，以至造成某些年份的增長倒退和停滯。這主要有兩次：一是1958年“大躍進”時的操之過急、盲目躍進和浮夸風的錯誤，造成了]959—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二是1966—1976年“文革”期間的個別年份。但是必須看到，在每次失誤和挫折之后，黨中央都吸收教訓、認真克服錯誤，制定“調整”、“改革”方針，從而很快使經濟出現新的蓬勃發展局面。因此從大過程看中國經濟仍是快速發展的。

    在“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年均遞減3％，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曾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在此期間黨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領導全黨全國人民發揚發奮圖強、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精神，在還清了蘇聯外債、支援世界各國人民革命斗爭事業的同時，很快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全面好轉。1964年黨中央提出了“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大大鼓舞了全黨全國人民的積極性。1963—1965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5.7％。農業、工業主要產品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如：1965年糧產量達到3890億斤，比1960年增加1000多億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產量。棉花產量比1957年增加20％以上。鋼產量比1957年增長1倍多。我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石油工業基礎，1965年原油產量達1131萬噸，實現了全部石油自給。1965年國民總收入比1957年增長52.7％，職工平均工資比1962年增長10％。①出現了物價穩定、市場繁榮的景象。

    ①數據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1983年出版第233--237頁。

    在“文革”期間的1967、1968兩年，我國經濟分別比上年下降9.6％和4.2％。然而需要提出的是，從“文革”十年的總體看，經濟仍是顯著增長的。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我國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年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年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總額增長53％，年均增長率為4.9％。十年期間，工業總產值翻了一番還多，即從1965年的1402億元增長到1976年的3207億元，約增長1.3倍。應該說這樣的增幅與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相比并不算小。從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看更是大幅度增長，如：鋼增長2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①

    ①據《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

    在六、七十年代盡管毛澤東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但這并不意味著忽視了經濟建設。相反，當時黨中央對工農業生產、經濟和科技工作抓得是很緊的。著名的“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方針口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以及“三線建設”戰略部署等都是在那時提出和開展的，許多大工程、大項目、大建設，包括“兩彈一星”等都是在那時完成的。這期間中國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1952年，中國工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9，6，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就顛倒過來了，工業占72％，農業占28％了。)農業上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化、機械化發展步子很快。經濟上迅速發展的客觀事實不容抹殺。

    有人以“文革”時期共產黨領導上犯錯誤，而全盤否定那時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工作，否定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經濟建設和各條戰線所取得的成績和做出的一切有進步意義的事情，這是違反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看問題的原則的。其實，即是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全面批判“文革”的基礎上作出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由于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的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就”。鄧小平說：“三十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也就是說，有了一個向四個現代化前進的陣地”，“總之，我們還是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也說：綜觀“1966年至1975年這10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

    雖然這些肯定由于當時的政治因素講得并不十分有力，但當鄧小平在講到國防科技上的成就時就明朗得多了。他特別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其實，當時中國在“兩彈一星”上的重大成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個國家科技發展水平、經濟實力以及知識分子和人才政策的綜合體現，如果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時沒有對科技事業和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沒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決策及其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又怎么會有“兩彈一星”的成功！

    社會主義建設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具有開創性的事業，在波浪中前進、在曲折中發展，包括出現失誤，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種必然現象。那種要求發展只能風平浪靜、直線上升的想法才是真正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在改革開放中不是有個響亮的口號叫“摸著石頭過河”、“允許改革失誤、犯錯誤”嗎？為什么有人竟那樣苛求老一輩創業者？與之相比后人所犯的錯誤難道還小嗎？

    國家的發展、振興本是一個統一的前赴后繼的過程，缺少哪一個階段的創業都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開頭創業的經驗還更加寶貴、更具有根本性。為此必須堅持歷史的、聯系的和整體性的觀點。正確對待歷史、尊重前人的功績這是對任何一個有良知、負責任的人的起碼要求。那種割裂歷史、貶低前人而褒揚自己的做法最終只能是自食其果。

    某些西方政治家、經濟學家總是大講“社會主義的失敗”、“資本主義的奇跡”。然而他們對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曾經出現的不可計數的經濟危機、衰退、停滯以及社會動亂卻似乎是忘記了。僅以1929—1933年的一次經濟危機、大蕭條為例，英、美、德、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下降都在32％一56％之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倒退了20年。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問題都不在話下。戰后50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的年均增長率也不過百分之三、四，它遠遠落后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增長速度。對于那些屬于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在貧困中掙扎的發展中國家就更不用說。相反，中國卻以50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二、三百年走過的路程，其發展速度在歷史上絕無僅有。西方政治家、經濟學家總是以偏見看問題，這應為一切正直、公平的人們所不齒。讓那些詛咒共產黨失敗的人們一次次地嘗受失敗吧！

    一條嶄新的、獨特的經濟發展道路

    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右派時常散布一個論調：“毛澤東不懂經濟”。對此論工農群眾只能嗤之以鼻。敵對勢力和右派在這里所談的“經濟”，其實是指西方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毛澤東清楚地知道：此路只能導致兩極分化，是一條通往資本主義的老路。在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國家里，必須開創一條新的發展道路；而且在象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物質條件匱乏的國家，如果實行西方經濟模式也是當時社會條件不允許的，只能是一條“揚短避長”、跟在別人后邊慢慢爬行的路線。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可以說是除了“人”什么物資條件都缺少的國家。然而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人又是生產力中最根本、最有決定性的因素。人不僅是發展經濟的目的，而且是發展經濟的核心力量。任何生產經濟活動，從管理者到勞動者都是人的行為。因此，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調動人的力量、依靠和發動群眾搞建設，這正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國情的一個強大優勢。這同那種依賴金錢物質、少了錢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經濟論形成顯明區別。

    人的積極作用當然是受社會條件制約的，例如在一個一盤散沙式的私有制社會和雇傭勞動的關系中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不僅使廣大勞動人民從私有制和受剝削的地位中翻身解放出來，而且又逐步走向集體道路，廣泛地組織起來，建立起了一個公平、互助的社會關系，這就為人民群眾的群體力量的發揮創造了充分條件。在一條正確路線指導下，必然產生排山倒海、改天換地的力量。這也正是毛澤本經濟模式的核心內容。

    具體闡述以下幾點：

    第一、毛澤東經濟模式的核心是以人民群眾為本，尤其是以廣大工農群眾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動力源泉。

    毛澤東認為，在一個經濟上一窮二白的落后國家搞社會主義建設，其直接途徑和目標就是實現人民群眾的集體富裕，不斷滿足其物質文化生活的全面發展的需要，根本不需要采取那種先“讓少數人富起來”、走一段剝削路程、然后再“讓先富帶后富”的迂回曲折的途徑。少數人發家自富只能是退回到舊中國。集體發展沒有資金、缺乏物質條件怎么辦？人民群眾、勞動者階級本身就是財富和資金的創造者。世間人是第一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沒有資金就用集體的力量和大家的雙手直接干起來；沒有洋設備就用土法上馬；缺少專家、權威就廣泛吸取群眾的智慧。老百姓有句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等待將來什么時候有了錢再搞。由此，創造出了廣泛發動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經濟、保證供應的經驗，以及象“大寨”、“大慶”那樣的創業道路和“鞍鋼憲法”那樣的先進管理模式。

    第二、堅持以無產階級的政治統帥經濟，批判金錢物質利益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發展觀念。

    從來的發展觀念都是就經濟論經濟、把實現眼前的物質利益和享樂視為中心。與此不同，毛澤東把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和唯物辯證法思想運用于經濟社會發展中，正確揭示了經濟發展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政治與經濟、人與物等之間的辯證關系。充分發揮了先進政治對經濟的巨大指導作用，突出了人在經濟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從根本上鄙視并拋棄那種以“物”、即金錢資本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無產階級政治實質就是堅持廣大勞動群眾的集體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對少數人謀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我們看到，傳統“經濟人”、唯福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庸俗經濟觀念即使在當代西方社會也被認為是一種陳腐、有害的東西，這種發展觀念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不可取。在毛澤東的論述中，貫穿著大量批判“業務掛帥”、“物質利益刺激”、“機械唯物論”和單純經濟論的思想，同時提出了“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統帥”、“政治掛帥”、“人的因素第一”、“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抓革命促生產”等一系列著名論斷。在一切生產建設中領導干部必須走向第一線，嚴格實行干部和知識分子參加勞動、與群眾“三同”的制度等，這不僅保證了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而且充分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了人本身的力量。

    第三、正確處理國民經濟內部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平衡協調發展。

    計劃經濟與客觀規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計劃經濟提供了人們依據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而自覺主動地駕馭、管理經濟生產的可能，從而按各方面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資源，實現平衡協調和快速發展，減少浪費、提高效率。人們看到，無論在任何體制下，經濟發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都是會不斷出現的，計劃經濟當然也不能避免。不斷調整和處理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關系正是執政黨和政府領導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正確闡述了處理經濟發展中一些重大關系的原則，其核心問題是研究探索經濟內部的相互關系、尊重客觀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經濟發展。這一思想在后來實踐中又不斷豐富和發展，一直是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一些基本的經濟關系從60年代后基本形成相對穩定的模式。在整個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一直是在中央與地方、統一與分散、政府與生產單位(企業)、計劃與市場、供與求等矛盾關系和產業結構、比例的不斷調整中前進的，其中有幾次大的調整和整頓、變化還比較大，稱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經濟發展的目標、結構、比例關系、管理制度、方針政策等方面可以說沒有哪一個“五年計劃”是與原來固定不變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爭論、調查研究、調整改進中不斷前進的。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真正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富于變化的模式，一直是在跌宕起伏中前進的。它從來沒有出現過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問題。除了1958—1959年一次之外，從未發生過大的波折。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家們指責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是一個“僵化”的、“落后”的、無效率的模式，這完全是對歷史的黑白顛倒。

    第四、關鍵是抓好整黨。反對和平演變，防止領導體系以權謀私和向舊官僚制度蛻化。

    毛澤東在觀察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特點中清楚地看到，執政黨的性質變化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是決定性的因素。由于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的變化，由于黨的領導層的換代更新，這必然使執政黨發生和平演變的趨勢，并因此而改變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發展方向和性質。無產階級執政黨如果變成修正主義，產生官僚體制和特權集團，那么公有財產和計劃經濟被少數官僚權貴利用起來將十分直接和方便，那就必然變成他們的既得利益和剝削廣大工人農民階級的工具，使舊社會那種富人與窮人、權貴階層與平民相對立的現象重演。如果領導者不是大公無私的，那么他也不敢和不能放手發動群眾，從而失去了各項事業發展的生機和動力源泉。

    毛澤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危險來自共產黨內部，尤其是掌握領導大權的干部。要防止他們通過改變黨的馬列主義路線、方針政策的辦法來改變工人農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改變公有制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為此，他創造了通過發動群眾整黨整風的辦法，來不斷揭發和批判黨內的腐敗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兩年一次地搞政治運動，積極開展思想、路錢上的批判和斗爭。此外對各級領導干部還實行每年深入工廠農村參加勞動能制度、與群眾實行“三同”的制度，廢除一切黨政機關的特權待遇，實行干部與工人相當的工資制等。當時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機關的時間很少，基本上是經常自帶鋪蓋卷在下面蹲點、搞運動。的確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以至于有些人寧可在工廠當工人，也不熱衷于去機關工作。尤其是毛澤東當時還給予群眾“四大”的權力，以充分發揮其民主監督的作用；還實行從工農群眾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黨內積極開展批評斗爭、實行相互監督的制度等。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變趨勢的蔓延和領導階層向舊官僚體制的蛻變。那時問題雖然也不少，但各級領導機關基本上是廉潔、高效、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搞腐敗和特權的很少。

    看起來毛澤東時代的主要精力都是在政治和思想斗爭上，而實質上這正是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保證工人農民利益和地位的最根本的問題，更是真正實施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前提條件。可想而知，在一個官僚腐敗集團或“走資派”把持的集體里，即使實行的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對于工人農民來說還有其真正的意義嗎？還能長期保持得住嗎？

    實踐說明，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是勞動人民實現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發展的根本保證；計劃經濟是先進的管理方式和發展手段，是能促進生產力快速、高效發展的。然而，這里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其領導管理者動機也必須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否則是不可能的。——這本來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題中應有之意，并非過高的要求。——這就是說，領導決策核心及其所把持的政治、思想、教育、組織、黨的建設等上層建筑領域是否繼續保持其先進性和人民性、不搞以權謀私以及發生向舊官僚體制演變，這才是根本的、實質性問題所在。正是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成為毛澤東晚年所探索、力圖解決的課題，形成毛澤東模式的一個突出特色。

    這里清楚說明，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決不是僅僅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構成的，而是加之領導機構的革命化(反對以權謀，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多種要素共同架構起來的，是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筑相統一的模式。如果離開后者，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不會孤立發揮優勢和長期保持得住的，因而更有其決定意義。只有在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情況下，真正做到以公心執政，才能在決策和管理中真正從民眾和社會各方面的需要出發，使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從而造福于民。在這種條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成份，也會從政策上得到正確的調控，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相反，一旦領導集團出了象戈爾巴喬夫式的修正主義人物，社會主義公有財產便成了任人瓜分、搶奪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經濟制度和機制本身都沒有自動保護的能力。

    在新世紀、新形勢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特別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即承認人民群眾的社會主體和歷史創造者地位，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不斷滿足人和社會全面發展需要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此看出，這與毛澤東的經濟模式和觀念具有根本一致性，是對毛澤東的繼承和發展；而同那種讓少數人先富、急功近利、以物為中心、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要錢不要人的發展模式形成顯明區別。

    寫于2005年9月

以上節選自《公正地對待歷史——關于毛澤東時代發展成就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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