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運動始末·一司與三司的對抗（四）

紅衛兵運動始末　　

第三階段  一司與三司的對抗（續三）　　

5．紅八月（續）　　

（2）抄家風　　

幾乎與“破四舊”同時，北京等許多城市刮起了紅衛兵抄家風。與“破四舊”一樣，這埸抄家風也是由北京一司紅衛兵首先行動，全國各城市紅衛兵隨后緊跟的。抄家風來勢很猛，最初幾個學校的紅衛兵開了頭以后，不到幾天功夫，北京和各地城市迅即形成了全面開花的局面。在城市的各條街巷，各個居民住宅區，隨處可以看到抄家的紅衛兵，也隨處可以看到被抄家后又被紅衛兵押住游街或在自己家門口掛牌示眾的“牛鬼蛇神”。　　

北京和地方各城市的紅衛兵抄家，均無全市統一的組織和指揮，而是由各校紅衛兵自行其是。參與抄家的紅衛兵通常自由結合，組成少則數人、多則一、二十人的抄家隊，或由本校紅衛兵司令部（總部）指定抄家目標，或自行尋找抄家目標。紅衛兵實施抄家前不必辦理任何報請批準程序，也不須向被抄家者出示任何抄家的法律依據，只憑著臂上戴著的紅袖章，即可闖入被抄者的家庭，進行翻箱倒柜的，甚至掘地挖墻式的查抄行動，而被抄者的家庭成員及周圍鄰居通常無人敢攔阻或質疑。這也使少數不法之徒得以鉆空子，偽造紅衛兵袖章，假借抄家名義進行入室盜竊、搶劫。　　

在紅八月的抄家風中，各城市被抄家庭的數量很大，所涉及的抄家對象范圍相當廣泛，僅在北京，1966年8、9兩個月中，被抄家庭數量即達到11.4萬家之多，全國范圍內究竟抄了多少家，是無法統計的。　　

被抄家庭數量眾多的原因，一是由于參加抄家的紅衛兵數量多，盡管如前文所述，當時紅衛兵在全體青年學生中只占少數，但一個城市中的所有紅衛兵加起來的絕對數量仍相當龐大，當抄家被認為是一種“革命行為”，當這些紅衛兵中的絕大多數行動起來參加到抄家行動中去，被抄家者的數量便相應地急劇增加了。各校紅衛兵先是抄本校校領導和被認為有問題的老師的家、抄社會上一些運動前期被點名批判的“黑幫分子”、著名文化人和藝人、較大較有名的原資本家的家等，隨著越來越多的紅衛兵加入了抄家的行列，抄家對象的范圍也就越來越向社會上的中、小“牛鬼蛇神”擴展，很多學校的紅衛兵紛紛與各街區派出所、居民委員會聯系，要求他們提供抄家對象名單。　　

二是當時存在著嚴重的將“階級敵人”范圍擴大化的傾向，無論是紅衛兵自己，還是為紅衛兵提供抄家名單的派出所、居委會，都有這種傾向。文革前政府明定的階級敵人有四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被稱為“四類分子”，后來，又增加了一類右派分子，與前四類合在一起，在文革中被稱為“黑五類”。在文革前，這五類“階級敵人”的身份，絕大多數是需要經過某級政府或某級黨政組織以文件的形式確認的，其中，地主、富農是在全國土改中劃分農村階級成份時確認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或者是在建國初期的清查工作中確認，或者是在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中確認，或者是根據人民法院對反革命罪和各種刑事犯罪的判決書確認。盡管文革前歷次運動中所定的五類分子中也存在許多冤、假、錯案，但畢竟將某個人定性為五類分子還是比較慎重，要由某級政府或某級黨政組織通過一定的程序來正式認定的，但文革中卻打破了這一“框框”，從而大大擴充了“黑五類”的隊伍。各地紅衛兵在夸耀自己的“革命功績”時都宣稱自己挖出了多少原來埋藏得很深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特務”、“階級異已分子”、“假黨員”、“叛徒”、“漏網右派”，等等。這些在文革中“新挖出”的“階級敵人”，均未經過權力機構的認定程序，而是由少數紅衛兵說了算，但他們與原來的“黑五類”一樣，成為紅衛兵抄家以及進行其他各種“專政”活動的對象。　　

在文革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階級敵人的類別。其一是“黑幫”，包括文革前期首先受到沖擊的部分黨政領導干部和著名文化人（如彭、羅、陸、楊和“三家村黑幫”等）、各學校的校領導、一些文藝團體的領導等；另一類是“資本家”，文革前，原資本家均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在文革中，紅衛兵亦將其列為階級敵人，而且，紅衛兵對抄資本家的家特別有興趣，因為在資本家的家里通常可以抄出大量金銀財物和奢侈品，在實踐中，當時的人們對資本家與小業主（即現在所稱的“個體工商戶”）又總是劃分不清，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以至在紅衛兵抄家風中，大量原小業主也被當成資本家抄了家；還有一類是“反動學術權威”，文革初期，這一名詞常見于報刊上，但“反動學術權威”究竟指的是一些什么人，卻始終沒有權威機構或者權威人士予以統一解釋和界定，在那個年代，我國的中、高級知識份子很稀缺，一位工程師或一位大學講師，往往就會被周邊的人們看作是了不起的大知識分子，在當時嚴重的將“階級敵人”范圍擴大化傾向的支配下，不少在各單位技術和業務中挑大梁的中、高級知識分子，也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抄了家。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階級敵人”的概念都程度不同地從原來的“黑五類”擴展到了“黑六類”、“黑七類”，乃至“黑八類”。　　

當時被列入紅衛兵抄家名單的還有一部分被認為具有“特務”或者“反革命分子”嫌疑的人，查抄這些人的家，就是為了找出其特務或者反革命分子的證據。其中，如臨解放時隨國民黨政府撤往臺灣或逃往香港人員留在大陸的家屬、有“海外關系”（尤其是在美國及其他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親屬）的人員、被人舉報形跡可疑、收支不符或有偷聽“敵臺”（如臺灣、蘇聯有關電臺對中國大陸播放的特別節目）行為的人員等。誠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的反特斗爭特別尖銳，要求基層派出所、居委會及一般居民提高反特的警覺性是當時形勢的需要，但由于在這方面過度敏感，甚至有人趁機挾嫌報復，舉報假情況，導致很多無辜者被傷害，也是客觀存在的。　　

紅衛兵抄家的內容，一是查找各種“反動”證據，如查找被抄家者是否藏有國民黨政府的委任狀，是否藏有“變天賬”，是否藏有武器等，紅衛兵往往特別注意查抄被抄家者的日記和私人對外往來信件，以及其他記載個人思想情感的文字材料，不少人因在這類文字材料中流露了對現實的不滿情緒而獲罪；二是查抄金銀財物和奢侈品。當時距全國解放時間不長，社會上一般群眾的生活水平尚很低，窮苦百姓的仇富心理比較嚴重，而根據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理論，世界上的一切財富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而那些并不從事生產勞動（當時對生產勞動的理解很狹隘）的人，卻占有大量財富，過著奢侈生活，本身便是一種罪惡，所以，當紅衛兵查抄并沒收有錢人的大量財物和奢侈物品時，一般市民通常并不同情被抄家者，反而在圍觀、驚嘆那些見所未見的金銀財寶和奢侈品時產生一種憤慨不平或幸災樂禍的情緒。如在杭州，當紅衛兵從著名京劇藝人蓋叫天家中抄出大量金銀財物后，杭州郊區的農民也自發地砸掉了蓋叫天的那座在當時人的眼中極為豪華的生墓。三是查抄“四舊”物品，舊書、古董、舊字畫，以及印著被紅衛兵認為帶有“封、資、修”毒素的圖案的日常用品等，或被紅衛兵當埸砸爛、燒毀，或被紅衛兵沒收。　　

抄家僅僅是查找罪證的一種手段，一旦在抄家中被紅衛兵抄出重要的“反動”證據，或者被抄出大量金銀財物和奢侈品、四舊物品，即成為被抄家者的“罪證”，被抄家者會因此受到各種懲治，懲治的方法多種多樣：（1）在現埸召開批斗會；（2）在家門口掛牌示眾；（3）剃陰陽頭，即將被抄家者（不分男女）皆剪去半邊頭發，留下另半邊頭發；（4）戴高帽子游街；（5）毒打；（6）其他各種從肉體上或精神上折磨牛鬼蛇神的方法。被抄家者受到何種懲治，以及受到懲治的程度，主要與具體執行抄家的紅衛兵有關。紅衛兵組織往往比較松散，除了查抄到的重要“反革命”證據必須向紅衛兵總部報告、請示，以及查抄到金銀財物和其他貴重物品必須上繳到紅衛兵總部以外，其他方面通常由各抄家小分隊各行其是。有的執行抄家的紅衛兵態度比較溫和，對抄家中沒收的財物和貴重物品往往還給被抄家者出具清單或收條，在對被抄家者的懲罰方面也往往不為已甚，較少打罵，對那些本身問題不大而在抄家中又未抄出什么重要物品的被抄家者，往往不予懲罰；但也有些紅衛兵抄家隊，系由某些高干子女或帶有流氓習氣的學生組成（在自由結合的情況下，往往性格、思想和行為方式、習氣相同的學生組合在一起），在抄家過程中，不僅肆意毀壞被抄家庭的財物，而且對被抄家者及其家屬極盡侮辱、打罵之能事，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將被抄家者的家屬活活打死的情況，也有的被抄家者因為無法忍受所遭受的肉體和精神折磨而自殺。杭州的著名京劇藝人蓋叫天即是在被紅衛兵抄家后，又被強穿上戲裝，放在垃圾車上游街，蓋叫天在游街中不堪羞辱，吐血昏倒，后又經多次批斗，不久身亡。　　

抄家風愈刮愈烈引起了市民的普遍驚恐。一方面，當時存在的將階級敵人范圍嚴重擴大化的傾向使許多屬于中間階層（既非紅五類又非黑八類）的市民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時候抄家會抄到自己頭上來，因為周圍鄰居和親友中不少情況與自己差不多的人家已經被抄了；另一方面，目睹不少被抄家者因為家中被抄出含有“犯忌”內容的日記、信件和其他文字材料，或者被抄出金銀財寶、四舊物品而獲罪，受到各種懲治，甚至被戴上了黑八類的帽子，所以都萌生了為防萬一紅衛兵抄到自己家來，預先將家中“犯忌”的文字材料和金銀財物、四舊物品清除掉的念頭，于是，許多家庭開始“大掃除”，清理各種信件、日記、舊書、舊器物，等等，一帶十、十帶百，遂出現了一個全城家家“大掃除”、戶戶“破四舊”的局面。所有的廢品收購站門前都排起了長隊。自然，一些確實可能“犯忌”的文字性東西是不敢送到廢品站的，都是在夜深時候在各家家中偷偷焚燒，不少人家在夜深時將金銀、貴重物品、古董等偷偷扔進了附近的小河溝或者公共廁所的化糞池。應該說，抄家風的受害者數量遠比實際遭受抄家者的人數多得多。　　

一司紅衛兵的大規模抄家風大致在1966年的9月份便漸漸止息了，某些城市延續到10月份。但是，文革中的抄家活動至此并沒有完全停止，三司紅衛兵雖然沒有參加“紅八月”的大規模抄家活動，但當三司紅衛兵漸漸在政治上取得優勢地位后，也進行了一些抄家活動，不過三司紅衛兵主要抄的是“走資派”的家，對于社會下層的“牛鬼蛇神”則基本上不抄了。　　

（3）對牛鬼蛇神的虐待　　

“紅八月”中，一司紅衛兵在“專政”的名義下，對所謂“牛鬼蛇神”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虐待，包括各種肉體折磨和精神折磨。在當時，“牛鬼蛇神”被當作階級敵人的代名詞，但由于當時將階級敵人范圍嚴重擴大化的傾向，大量不應屬于階級敵人的無辜者被一司紅衛兵劃到了“牛鬼蛇神”的圈子里。再者，對于“牛鬼蛇神”中真正屬于階級敵人者，在其失去破壞和抵抗能力后，對其施以各種非人道的虐待也是錯誤的。　　

在“紅八月”時，各學校紅衛兵均將本校被認為是“牛鬼蛇神”的教職員工集合起來，勒令其不準回家，強迫集中住在紅衛兵指定的某些破舊房子里，這些“牛鬼蛇神”集中居住的房子因此被名為“牛棚”。住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包括運動前期被打倒的校領導班子成員、在工作組時期被定為“右派”的教師、因各種歷史或現行問題被紅衛兵認為屬于階級敵人的其他教職員工等。當時一些運動開展較早的文藝團體也建立了類似的“牛棚”。　　

在紅衛兵的監管下，“牛鬼蛇神”們每天必須早起晚睡，從事各種體力勞動，如打掃衛生、給操埸除草等，“牛鬼蛇神”們在食堂吃飯時通常只許吃最差最便宜的菜，早晚都有紅衛兵對其進行訓話。對“牛鬼蛇神”們來說，這些都不難忍受，最難忍受的是經常要遭到部分紅衛兵的花樣百出的精神侮辱和肉體折磨。　　

在“紅八月”中，在北京和各地城市里，都出現了一群經常以打人、虐待人為樂的紅衛兵。這些紅衛兵絕大多數出身于中央和地方的高級黨政干部家庭。文革前的高干子女學生大致上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受其家庭良好影響較多，關心政治、思想敏捷、作風干練，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都很強，說話、辦事大有其父輩的英風豪氣，但這類人往往比較高傲，不大看得起平民子女，甚至連校領導和老師也不太放在眼里，在工作組時期，他們成為工作組扶持“左派”學生的重點對象，工作組撤離后，很多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負責人和紅衛兵組織負責人便是由這類高干子女擔任，他們實際上構成了一司紅衛兵的領導層；另一類高干子女則由于從小養尊處優，養成了衙內式的“惡少”、“惡女”的性格和脾氣，這類高干子女中尤以軍隊高干子女為多（且以中學生為多，可能與解放軍高級將領征戰半生，多在全國解放前后才娶妻生子有關）。文革前，由于貫徹“階級路線”，各大、中學校招生均不以考試成績為主要標準，紅五類子女得以優先入學，尤其是高干子女，享有不成文的特權，均被集中安排在各名校或重點學校入學，這種情況在北京最為突出，因為北京是高干子女特別集中的地方；在各地方城市里，省、市領導干部的子女也通常集中于某些重點學校，在這些重點學校的同一年級里，高干子女往往還集中在某幾個班級。據當年曾與那些“惡少、惡女”式高干子女同班讀書的人介紹，這類高干子女平時的學習成績并不好，有的甚至很差，是憑著父母的特權才進了重點學校，平時這些學生就存在學習不用功、不遵守校規等情況，校領導和老師都不大敢管，采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在文革開始階段，批“三家村”、批校領導，至工作組時期，這類高干子女都沒有什么表現，因為他們大多不喜歡或不善于寫文章，不善于搞什么思想斗爭，直至一司紅衛兵興起，才使這些人的性格中的“惡”得到了充分表現機會，實際上，“紅八月”里以極其殘忍的方式打人和侮辱人的，主要是這幫“惡少、惡女”式高干子女，這些人的人數其實并不多，一所學校里也無非就是那末幾十個人，但所造成的后果極嚴重，影響極壞。　　

紅衛兵運動興起后，這些自稱“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高干子女，自命為當然的革命接班人，并自認為享有以“革命”、“專政”的名義任意毆打、侮辱他人的特權。許多文革回憶文章指出，這些人常用的打人工具是“軍用銅頭皮帶”，這也說明了這批紅衛兵的干部子女身份，因為這種皮帶是當時一般工農子女置辦不起的“奢侈品”，甚至在當時即使有錢也是買不到的。許多“紅八月”的親歷者發現，這些高干子女打人或侮辱人，純粹是一種惡的情緒的發泄，因為他們往往并不關心被打或被侮辱者所犯何罪、所犯“罪行”情節的輕重，在許多情況下，他們與被打或被侮辱者互不相識，只要認為對方是“牛鬼蛇神”便打罵了再說，他們常常以變著法子折磨“牛鬼蛇神”取樂。　　

目前已經有大量的文革回憶文章講述“紅八月”時紅衛兵如何殘無人道地虐待“牛鬼蛇神”的情況。據筆者訪問的許多文革親歷者證明，這類文章所講述的情況是真實的，因為筆者所訪問的許多文革親歷者都目睹過類似情況，例如，有人曾在在杭州市某重點中學目睹過這樣的情景：一些中、老年教師被迫跪在地上向幾個手持皮帶的女紅衛兵（系六六屆初三年級學生，講述者甚至能叫出其中幾個人的名字）磕頭，口里還要喊這幾個女紅衛兵為“紅奶奶”，這幾個女紅衛兵可能嫌這幾位教師磕頭磕得不夠響，竟用腳踩在這些教師的頭上往水泥地上蹬，把幾位教師蹬得頭破血流；還有人看到過這樣的情景：在校食堂的飯廳里，一司紅衛兵規定“牛鬼蛇神”們每次吃飯前都要先唱《牛鬼蛇神嚎歌》，這是一首讓“牛鬼蛇神”自己污辱自己的歌，而一些紅衛兵還變著花樣命令他們合唱、獨唱、二重唱等，唱一遍又一遍，略嫌唱得聲音不夠響亮、感情不夠飽滿、發音不夠準確，上去就用皮帶抽。文革的這一階段，這類事情很多。　　

但是筆者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紅八月”中有這種殘無人道的虐待行為的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高干子女。即使在當時某些高干子女集中的重點學校，在一所擁有一千幾百名學生的中學里，這批人往往也只有幾十人。自然，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中，這批人的暴虐行為受到了縱容，以至于惡性發展。對于究竟誰縱容了這批人的行為，筆者后面再分析。但是，現在某些人企圖將這少數學生的行為說成是紅衛兵整體的行為，又進一步將其擴大到文革時一代青少年的行為，并且煞有介事地來分析產生一代青少年暴虐行為的社會根源，這是別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想借此否定整個毛澤東時代。　　

據筆者所了解到的情況，即使是當時的紅一司上層成員，也對這批專以虐待他人為樂的人感到很頭疼，認為他們不講政策、到處惹事，但對這批人卻拿不出有效的約束辦法，甚至因為大家處于同一陣營，而有意無意地縱容了這批人的行為。當這批紅衛兵在大庭廣眾下過分毒打“牛鬼蛇神”時，其周圍目睹的人并非個個都是無動于衷的，通常會有學生報告文革委或紅衛兵總部，而文革委或紅衛兵總部負責人也通常會趕到現埸進行制止或勸阻，也有些具有正義感的學生會當埸站出來表示強烈抗議，或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號（筆者所走訪的人員中即有多次在這類埸合表示抗議者）。但是，這些打人的高干子女紅衛兵往往等抗議的學生和勸阻的文革委負責人離去后，又將“牛鬼蛇神”拉到偏僻無人處繼續毒打。后來，為了排除這類抗議或勸阻的“干擾”，這些打人成性的高干子女紅衛兵常常將被打者拉到某個偏僻的房間里關起門來打，或者改為夜間行動，趁黑夜將“牛鬼蛇神”提到某個偏僻處進行毒打。“紅八月”中許多學校出現的打死人事件，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在北京和各地的打人行為達到高潮時，一些打人打紅了眼的高干子女紅衛兵甚至喊出了“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　　

筆者常常與一些文革親歷者討論分析“這批高干子女紅衛兵在文革中為何會有如此無人性的暴虐行為”這個問題，參與討論者，包括曾任這些高干子女的班主任的老師和同班同學，都覺得很難有圓滿的解釋。有人說，這些高干子女從小養尊處優，養成了視普通平民為草菅、視他人生命如草菅的心理習慣；有人說，因為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是大官，不管出什么事情都能擺得平，所以從小養成了有持無恐、無論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敢做的性格；有人說，在“紅八月”那個特殊的時期，很多特殊的社會因素導致了某些人性中的惡得到了充分的釋放；也有人說，文革前，一些高干子女經常可以看到反映“二戰”的內部影片，這些影片中的法西斯分子虐殺俘虜和平民的情節給他們很壞的影響，等等。　　

由于極少數高干子女的行為，“紅八月”在世人眼里具有了血腥的色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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