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議文革（續一）：關于文革的起因。

泛議文革（續一）：關于文革的起因。

   1， “奪權說”流傳較廣，上層就是爭權奪利么，毛主席也說過“黨內分一線二線、大權旁落”、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毛主席明明白白地講“要搞劉少奇”。

這一“說”流傳甚廣，相信的人不會少。好人壞人都有。因為畢竟奪權了。文革的一部分目的就在此。林彪的講話“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丟了政權就丟了一切”，流傳很廣。實際生活中也能證實這一點。所以接受了相信了。至于以此說事，以此評價文革的，甚至以此攻擊毛主席，攻擊共產黨內的斗爭，其立場就可疑了。

如果批駁這一“說”，加以辯白，還是比較容易：毛主席也說過“我只要動一個指頭，就把彭真搞掉了”。（第263頁）事實上，身兼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總長、軍委秘書長等不下十多個黨政軍重要職務、非常繁忙活躍的羅瑞卿突然從政治舞臺、人們的視線中銷聲匿跡，也只開了一個會（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彭、陸、楊也是一個會（1966年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主持），就下臺了。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在黨內降職也是一張大字報、中央一個全會（1966年8月中旬八屆十一中全會）。此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轟轟烈烈地開展并延續多年，也不是“奪權說”能解釋通的。

2，當然，宗派山頭之說，上層人物相互關系，也被看成一大因素。上層人物也有矛盾，黨內斗爭也不純，宗派山頭，個性色彩，平時也有沖突。如中宣部陸定一就對周恩來、陳毅關于知識分子的廣州講話不滿，說“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赫魯曉夫的觀點”。又說，中宣部有三條線，一條是周總理、陳云抓文藝，一條是康生抓理論工作，一條是陸定一，沒有什么可抓。周總理很生氣，在書記處開會時發牢騷：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講的，列寧早就講了，少奇同志也講過，我講了為什么就不對呢！（第257頁）

陸定一與林彪有沒有矛盾？大家都知道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證明葉群是處女有多么荒唐、可鄙、可笑，可此前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在長達幾年的時間里以寫匿名信、明信片的方式攻擊葉群、林彪，挑撥林、葉及其子女之間的關系，文革前公安部就破了案、并建捕了嚴慰冰。林與陸之間就沒有過結？嚴對自己的行為就不負一點責任？要說有什么“左”，陸定一據說是黨內高層之最。但在批評毛主席晚年錯誤、評價功過時，陸定一又走得太遠太極端了。反彭德懷，批羅瑞卿，“一邊倒，群情激奮”（李雪峰語，第593頁），彭羅都很有個性，書中也說二人在上層人際關系中多有不和諧之處。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得知羅跳樓后，某帥高興異常，還賦詩一首。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成了敵人，也該慶賀。批彭真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還有人與彭真吵架……一些文章羅列不少。這至少可以解釋開了：如果說毛澤東不是神不是一貫正確，神化其他人、暗示某某人一貫正確的說法就更站不住腳呢？。一個人一個性，看問題有不同，言差語錯，牴牾沖突，感情糾葛，也會有，我們黨的高級干部也不例外，也會犯普通人犯的錯誤，所謂高級干部犯了個低級錯誤。不容置疑的是：我們黨的上層絕大多數是忠心耿耿為革命為人民的，團結一致，大局為重。分歧是第二位的，也是正常的，通過各種渠道的交流、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夠推心置腹，坦誠相見。而描繪成勾心斗角的一伙，是誣蔑！是對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對偉大的人民，對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史，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更是歪曲、攻擊、抹黑！

3，有的是把文革的發動、惡果說成是領導人的個人品質上。鄧小平同志就批評過這種說法。攻擊毛主席的做法是學習歷代帝王“濫殺功臣”，什么“杯酒釋兵權”、“功高蓋主，兔死狗烹，卸磨殺驢”，都折騰出來了。本來就是“此一時，彼一時”的事，“識時務者為俊杰”，你倚老賣老，你居功傲物，你感情用事不識相，你頭撞南墻不回頭，你死了都不知怎么死的，看你糊涂到幾時？功臣重要，其樂融融更難得；可江山難道不是更重要？信仰理想事業難道不是更神圣？一個政治家，讓老同事老部下老戰友親朋故舊、親情舊誼迷了眼、纏了身，把江山葬送了，不是更得不償失？

至于提到林彪與江青，更是左一個“野心”，右一個“陰謀”、“簒權”，報私仇……口頭議一議文革的，這種說法偶有所聞，研究文章持這般論點的不乏其人，而且右派們居多。有的文章一提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那一幫如何別有用心，策劃，煽動，誣陷，攻擊，圍攻……文革之初，紅衛兵的行動，破“四舊”，斗牛鬼蛇神，抵制、反對工作組，揪斗干部，后來的武斗，統統都是中央文革煽動。說到毛主席還客氣點，是指示、動員、號召，有時也就用鼓動。

感情色彩足夠鮮明，但實際上未必是這么一回事。似乎這么一場運動就由這么幾個人在上竄下跳、興風作浪，也太不可思議。他們哪兒來的這么大能量？他們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要反黨反革命反人民？就抱定了搞垮這個黨、搞垮這個國家？他們認可遵從按照經當時中央通過同意的理論、決議、方針行事，與另搞一套，加碼升級，應該區別；遵循了一定的原則、程序辦事，與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也有不同。他們現在定了性、判了刑，也是有當時的根據的。不能因此就在所有的問題、言與行的敘述與描寫上不客觀、不中性，亂下褒貶，一無是處。

王年一在《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給以了批駁，有一段很是精彩：（從所謂個人品質來分析判斷，）“這些，不符合或基本上不符會事實，對嚴肅的問題作了不嚴肅的解說……從根本上來說，支持誰、打擊誰是以是否擁護‘左’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司令部’來確定的……用個人的好惡和個人恩怨去解釋問題一定要實實在在、恰如其分，是次要原因就不要說成主要原因或唯一的原因。王光美之所以遭到迫害，決不是因為她曾戴過項練。羅瑞卿遭受迫害，原因復雜，決不是他得罪了江青。趙燕俠之所以遭受迫害，決不是因為她沒有接受江青的饋贈。”（第582頁）“……說到康生的‘相面’定案。----‘相面’定案，其他文章也提到過。其實‘相面’定案是不存在的。打擊誰，迫害誰，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不是康生一人定的，更不是康生‘靈機一動’定的。”（第573頁） “如果完全以個人之間的細小嫌隙解釋歷史事件，有可能墮入歷史唯心主義……如果把一切錯事壞事都說成野心家的陰謀，顯然不妥。”（第583頁）

這一批駁至少可以引導人們以嚴肅的態度看待政治問題。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想方設法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批臭了、滅了，只抹黑幾個人是無濟于事的。品質不好的人古往今來多有，可以左也可以右也可以循中庸之道。在政治斗爭中犯了錯誤、犯了罪，從根本上是階級、政治立場、思想認識使然；違規違紀不循常規不走程序的問題，未必都是“陰謀”，未必都是品行不端的人。

這里還可以舉一個例子來批駁“少數人主宰一場歷經十年的運動”的說法。不是有一些極力否定文革的文人們主張參與文革的人特別是以不同方式加害了某個人的人，應該來一個全民懺悔運動嗎？有一段時間，他們鸚鵡學舌般地說教：學學勃蘭特，人人懺悔，大家思過，該下跪就下跪，該打自己耳光的就打自己耳光。檢討道歉，低頭認罪。來一次靈魂深處的大揭露大亮相大博斗，深挖思想根子，把當年說壞話辦壞事傷害人的見不得人、見不得陽光的丑惡動機都講出來，就事論事不行，關鍵是挖根源。天天講，日日批。把自己搞臭了，別人接受了你的檢討道歉悔過懺悔認罪，寬恕了你，也正是把自己的靈魂洗刷干凈了。鳳凰浴火新生。死而復生，重新做人了。這樣也就把文革真正搞臭了。文革還能再來？避免文革再次發生，讓某些人不再心有余悸，而是安枕高臥。你能懺悔，那就積了大德了！

文人心中其實只有文人。文革中的某一角落里的派性斗爭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文人恩仇史。同樣經歷了文革，有的文人以受害者身份，標榜一貫正確，不跟風無媚骨沒派性，理直氣壯。如果蹲了十年大牢，當日慶幸進了避風港，躲了風頭。而今怎生了得？我受迫害最早最深最長久，我是最圣潔的！批文革批造反，不，批誰罵誰我都該當該分，最有資格！最理直氣壯！底氣足么！我受迫害了么，我怕誰？有的與文革沾親帶故，如果現在沒事人似的，或許更風光走紅，那就非大受撻伐不可。浩然、余秋雨，一度都成了圍剿的對象。浩然不為所動，干脆聲明：我沒錯！我至今不悔！我還要沿著“金光大道”走下去！《艷陽天》再版，《金光大道》也出版，圍攻的一伙反倒傻了眼了！狗咬刺猬沒處下嘴！只有余秋雨，喋喋不休，自辯個沒完，撇不清，擇不清！實則越抹越黑。至止今日還興“余波”。這里的爭論，文革不過是張皮，是個因由罷了。是新仇舊恨，還是意氣妒火？誰能分得清？假如余秋雨是個農民，武斗打傷過人，是個學生，斗過老師，無論如何不會遭此厄運的。

記得在一篇文章里，“我們的同齡人”徐友漁一連點了六個文人：梁曉聲，張承志，戴厚英，張抗抗，禮平，安文江，都是出了書寫了文章，表示不必不需不愿不該懺悔的！

算盤就是這么打的，咒語就是這么念的。文革十年浩劫呀，傷害了多少人？四人幫才四個人，四人幫一伙，再多算上幾個十幾個，也辦不了這么多壞事呀。有許許多多壞事，他們是君子動口不動手，或者不動口也不動手。下邊的人辦了，四人幫未必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認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么。

極力主張懺悔的人肯定不是為四人幫開脫。但他們的說詞無意中道出了一個真相：把文革之錯之罪歸于少數幾個人是不客觀的。至于各有各的賬。一人一本賬，錯誤人人有份，全都該打板子，不過是他們的囈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有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歷時十年之久的運動，它有廣闊的國內外背景、深刻的社會根源。歸罪于某個人某幾個人，顯然是不客觀的。把幾個人批倒罵夠，也無益于吸收文革的教訓，更不能杜絕文革以某種方式在某時某地發生。

4，“黨內矛盾斗爭激化說。”

有的說，黨內上層一線二線有矛盾，黨內兩種傾向的斗爭公開化、激化，最終走向文革。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畢竟文革著眼于解決黨內的問題，尤其是上層，是中央領導。但是，具體到黨內斗爭的實際內容，不少文章也是大同小異，各抒己見。

有的文章說，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上，我們黨一直在探索。黨內一直存在兩種傾向的斗爭，正確與錯誤、所謂“健康力量”同錯誤傾向的斗爭。這可以說大體是對的，但這只講了要搞社會主義、搞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的一面，沒有提黨內也有不愿意搞社會主義、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一面。而毛主席恰恰最為關注的是，國際上已經有人搞修正主義，中國黨內也有出修正主義的可能。到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更直接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就是說，黨內中上層某些大權在握的領導人，有何能一步步脫離人民，遠離社會主義，滑向資本主義。他們是當權派，但可能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而中國一旦搞資本主義，必然投降帝國主義，倒向霸權主義。中國的獨立也不復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必然葬送革命成果，導致無產階級和廣大的勞動人民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是死路一條！因此，黨內的爭論不僅僅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而更重要的是要不要搞社會主義。

至于又說什么黨內“健康力量”、正確傾向以劉周鄧陳為代表；錯誤的左的傾向以毛為代表，而林、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則借毛的錯誤興風作浪，還說什么四屆人大重提四個現代化應歸功于周、鄧，等等，則是違背黨內斗爭的基本事實的。這樣的分析絕對化，簡單化。看似兩軍對壘，陣線分明。實際情況應該還有更多的交叉，某一時期，其些事情，尤其是某一個人，兩種傾向的表現各有側重，應該加以分析。不能籠統言之，一概而論。以一九七五年重提“四個現代化”歸功于周、鄧為例，所謂重提，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是提出，此前毛主席也多次講過，“論十大關系”講過，“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講過。

《毛澤東傳》（1046）寫道：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提出來  的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最早見之于周恩來一九五四年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  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后來，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問題》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改變了這個表 述，提法是：“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  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的決議采用了毛澤東的提法。這個提法有一個優點，它不僅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不僅對發展生產力，而且對發  展文化都提出了現代化的要求。但是沒有提國防現代化。(交通  運輸業可歸人工業，因而可不單獨列出。)這次毛澤東讀教科書時，提出“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樣，對“四個現代化”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后來，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一直沿用了下來。

毛主席不先講，其他人率先提出？不太客觀么。一九七四年毛主席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三項指示，就是針對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而提出的。周、鄧是奉命行事，或者說他門的想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明確有力的支持。

有的說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達到頂峰，全國上下，黨內黨外，響應號召，擁護革命，參加革命。許多文章一再提到，毛主席的理論深入人心、深入上層，擁護的多，反對的少。鄧力群說：“可是那些論點如果只有他一個人相信，一個人接受，這個‘文化大革命’就發動不起來。”（第20頁）胡喬木說也有不同意的，抵制的，但是不敢。胡主要指中央常委一些人。也對。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調整不是沒有來由。

毛主席的威望太高了，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從數百個、幾十個、十幾個領袖人物中脫穎而出，無與倫比。單純搞個人崇拜是不可能把一個人推到如此尊崇的地位。毛主席的個人威望使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夠迅速發動，億萬群眾擁護，很快形成轟轟烈烈的局面。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展開，又無疑推動加強了毛主席的尊崇地位。

但是，一個歷史大事件，個人的因素（威望、素養、個性等等）也并非完全不重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深深地打上了毛澤東的印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會原因很復雜，但沒有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是我們經歷的那個樣子。同時，毛澤東的駕馭萬物的能力也不是無往而不勝的，第一次文革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事出突然久拖不決，也證明了這一點。文革發動，非毛莫屬，并世無第二人。有人深恐再來一次文革，把心放肚子里吧！許多條件，許多因素，必然的，偶然的，萬事俱備，還須東風。毛主席才是一個時代呼風喚雨的人！有人鬧事？天天有人鬧，只是大鬧小鬧、鬧一陣還是鬧個沒完沒了。一場革命？也不是一點沒有可能，革命總是不期而至。想不到的實在太多了！按常規思考就更不行。但66年那樣的文革，是不會有了！歷史不是照搬、模仿、循環、復制出來的。想也沒用，怕也不必。怕亂，也看誰怕，亂誰。有些事躲了初一躲不過十五，越怕越有鬼。

而當時的社會矛盾，城鄉，工農，腦體，三大差別存在。生活比較優裕的一些人，同生活比較困難的人，如同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如干群矛盾一直有，特權，官僚，壓制，不公正，也存在。更為重要的是：那個時代的指導觀念是工農當家做主、平等公平公正，人們認理不認命，主觀上有強烈的建設平等社會的訴求。我們黨與政府明確而堅定地站在工農及廣大普通勞動者一邊。

楊絳回憶說：“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與“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年輕人”，在收入住處待遇相差懸殊。“老先生未免令人側目”。但是，這些矛盾還沒有尖銳到引發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一發動起來，平時的社會問題帶到運動中來，不同階層人群的不同利益、訴求反映出來，無疑加劇了運動的激烈程度。

揪斗走資派，所謂“三反”罪行已是激起階級義憤，而走資派的特權、官僚架子，尤其是奢侈排場（江蘇省委書記的書記樓一度成了參觀點，如同當今展示現今福建賴昌星的紅樓，某省書記廁所里放蘋果驅除異味，專程到某地吃狗肉，跳舞，打麻將……未必真實，即便真實，也未必就是腐敗。但當時的群眾很清苦，而“三高”人群的真實生活，許多人一無所知！一旦傳開，很容易激火。），更讓一般群眾感覺不公平不應該不平衡而怒火中燒。斗權威、斗“三名三高”，斗得慘，下手狠，更是著眼于他們的物質享受、養尊處優。

毛主席一九六七年有一次談話分析，很中肯。毛主席說：有些干部為什么會受到群眾的批判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了不得，弄得他們很狼狽。

“五十天的文革”，矛頭指向廣大師生和人民群眾，就加劇了社會矛盾（先是一批教職工被斗，后又抓青年學生中的右派）。此前的斗爭背靠背、“空對空”，沒有結下個人恩怨。五十多天里，大中學校的批判斗爭就是面對面了。盡管仍停留在思想上政治上，但火力猛、手段辣，有發泄出格的行為，除了一般的階級仇民族恨外，明顯帶有平時的矛盾沖突或是個人恩怨。應該說，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眾斗爭群眾，群眾之間因此沖突、積怨。導演就是工作組。

毛主席對劉、鄧的認識，從五十多天里得出一個結論：黨內還有一個司令部，和他對立，另搞一套，因此有“炮打司令部”的一張大字報---其實是用鉛筆寫在多少日子以前的一張《北京日報》上的小字報。認識判斷有個過程，有個觸發點。“五十多天”觸發了毛澤東對劉鄧認識的“升華”。中央一二線的領導同志，在一九六六年六七兩個月的文革指導上發生了深刻的分歧、沖突，被認為發生了質的變化。毛主席有了更高的警覺。據《周恩來傳》記載，八屆十一中全會調整中央常委，也是當初議程上沒有的。周看了毛寫的大字報，毛主席給他談了話，他產生了這種感覺，不久成為現實。

  5，文革的“反修防修”說是比較普遍的，得到多方面認同。應該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在此。

葉劍英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講話中提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對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當然必須時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對內壓迫人民、對外追求霸權的修正主義道路。毛主席當然是這么個思路，而中央決議從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毛主席的動機上也沒有去否定這一點。

這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淵源就長久了。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毛主席與黃炎培談到的歷史上政權更迭周期論，追溯到蘇共二十大。毛主席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者與奠基人，他對這個事業的執著和急切，他力圖保持這個發展方向不致逆轉，確實是費盡心機的。國際風云變幻，國內運動一個接一個，無非是為了政權的鞏固、隊伍的純潔、方向不致偏離社會主義的軌道。

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們看到了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而黨永不變色變修，關鍵在上層。《毛澤東傳》（1271）記載：

從國際上的反修聯系到國內的反修防修，不僅毛澤東、劉少奇這樣想、這樣做，中共其他領導人基本上也是這樣一個思路。不過，最早提出這個問題、并感到最緊迫的是毛澤東。

如何反修防修，立于不敗之地，毛主席與他的同事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從三年困難時期，如何執行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上層提出并采取的某些政策上，后來在指導“四清”運動上，分歧就有了。而在搞不搞“四清”運動上，分歧很小。如何搞四清，又表現為對當時社會矛盾、主要危險的認識上。分歧在于解決人的問題：重點是搞黨外還是黨內，是下層還是上層；是僅僅打倒幾個人一批人，還是使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從上到下都接受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與教育。毛不贊成只搞黨外，尤其不贊成只搞下層，他后來批評黨內上層堅持這么干的領導人是“當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而高高在上擁有特權、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大官們”確實存在。毛也不滿意于由一級級黨組織領導下的政治運動這種所謂體制內的方式，他在探索新的方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由體制內演變到體制外的一場“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運動。

有人因此說“文革”是“不要黨的領導”，“天下大亂，亂了自己”。不知這些人是否認為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黨中央的文件精神還算不算黨的領導？作為一級黨組織、作為一級黨組織的負責人，運動初期違背“五.一六”通知精神，壓制學生，批斗了一些學生及文教戰線的群眾，甚至把文教宣傳部門的一些負責人拋出來，搞“丟車保帥”。在群眾運動、群眾沖擊面前，不是大膽地站出來，走到群眾中去，誠懇地檢討認錯，而是怕，是躲，東躲西藏，不敢與群眾見面。這還不算，還要暗中挑撥，挑動群眾斗群眾，讓工人以“保衛共產黨”的名義反擊紅衛兵，讓農民進城圍攻紅衛兵。總之是借用工農力量繼續鎮壓學生運動。后來又推行經濟主義腐蝕革命群眾。以停工停產示威，壓制革命。凡是這樣做的領導，不管后來是真正改正了的，還是口服心不服的，他們當時的錯誤做法，還能代表黨、代表人民嗎？

毛主席也并沒有把他們全部打倒的意思，不過是經受群眾運動沖一沖，燒一燒，別燒糊了。毛主席一再重申：各級干部要高抬貴手，要“正確對待”文革、群眾與自己。這也說明：毛主席對干部隊伍的分析判斷及采取的運動方式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問題確實是一個人大官當久了，保自己，保大官，保持權，與廣大人民群眾尖銳對立。有的人在五十多天里指導文革，不說是得心應手，也是輕車熟路。因為斗別人、革別人的命，一輩子都干這個。一到斗爭運動的矛頭指向自己，很快就發表了“你們問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老實告訴你們，我也不知道。”還發出了“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感慨。這樣意思的話，在五十多天里為什么一次也沒有講過？那些日子，指導運動的人一點也不犯糊涂。倒是學生們被弄糊涂了：中央下令停課鬧革命了，連課都不上了，卻關起門來斗老師，斗學生！其實，這是老斗別人、老革別人的命的“老革命”，遇到了革自己的命的“新問題”。不僅態度是不誠懇的，而且也迷惑人心。

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由國際到國內，也是順理成章的。黨和人民都參與反修防修，大演習，毛澤東思想大普及，觸及人們靈魂，隊伍更純一些，江山永固，為后人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鋪就軌道。是在尋找一種方式，不是解決個別人的問題。過去多次以解決個別人的問題為目標的運動，如同割韭菜，割一茬，又長一茬。按下葫蘆起來瓢，不能除根。動員組織群眾廣泛參與，受教育，將來警惕、反對可能產生的修正主義。蘇歐劇變、中國的“六.四”風波證明：在中國，搞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復辟，搞和平演變，是很難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有一點成功與積極的影響呢。

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劉鄧都曾是公開支持的。“五.一六”通知得以通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主持的；此后五十多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劉鄧在京主持中央工作具體指導的。一線二線的分歧如前所述。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毛主席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是按劉鄧的方式，或搞“四清”，或搞“五十天文革”式文革，一場斗爭也是勢不可免。從社會矛盾到黨內斗爭，會不會更加劇烈呢？最終導致什么結局呢？從中央到地方打倒一批宣傳文教方面的領導人，文化教育部門打一大批反動權威、反革命，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的斗爭面更大……出現這種局面，就是可以接受的了？這也是可以研究的，應該研究的。

如果這些斗爭都被否定，正如今天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實則免提階級矛盾、階級斗爭、黨內斗爭一樣，局面會是怎樣，現在可以說已是洞若觀火了。至少犯罪分子從人數上是翻了幾番了。這當然還不包括一直受到傷害的弱勢群體，早已超過了百分之五！

6，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理想的社會，還是空想、烏托邦？

這里不得不提出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的問題。因為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建立更理想更純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公正、民主、生活水平大致相同。對此，這本集子中既有專題論述，又有零星議論。這些議論雖然沒有否定毛主席是在努力探索，而且探索也有合理、有益的東西，但總體上持否定的態度，一言以蔽之：空想。

這些人集中分析批判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批判毛主席關于反對特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因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只是設想、建議，毛主席并沒有強行推廣。這些批判也只能是“空對空”。有人認為辦人民公社就是毛主席的試驗，人民公社是農村政社合一的組織，還沒有涉及城市。何況人民公社也有許多成功之處，大有前途。強行取消了，并不等于失敗了。毛主席理想的社會形態，并不是沒有出現過，不能說不能實現。以色列及世界上許多組織多年來也在搞一種實驗，人們大致過著平等生活的“公社”也存在著。

毛主席的設想是從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社會實際出發的，農民對未來社會的期盼，富裕并不是第一位的。公正平等平安才是第一位。有窮有富，窮的吃不上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了老，富的高墻大院，養狗養小老婆。他們沒見識過嗎？不是因他們的積極參與而被一場革命打倒推翻埋葬了嗎？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有一種新的生活，與千百年來少數人占統治地位、掌握絕大部分勞動財富的社會所完全不同的生活。毛主席開創的探索的就是這樣一種生活。不是空想。如果五億小農經濟的農民大都這么想的話，那就不可能是空想。何況人類歷史上多少被認為是空想的，后來也變形了現實。赫魯曉夫還說中國人民“喝大鍋清水湯三個人穿一條褲子”，離了他們根本不可能搞出原子彈呢！美英蘇三家條約就是搞核俱樂部、核壟斷，要把中國看死。可中國的原子牌、氫彈爆炸成功，衛星也上了天！“誰說雞毛不能上天？！”“昔日的牛馬，今天的主人”，就被認為是空想、做夢。“勞工神圣”的口號一喊出，地主資本家沒有不說是“發昏！”“發瘋！”“反了”“還想翻天？”一場革命，這些都變成了現實！

毛主席的設想、探索，受到人民的擁護與歡呼，卻被養尊處優的文人所嘲弄所否定。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左派及進步人士們中間引起強烈而持久的共鳴（改革開放后，世界上的左翼人士對中國否定毛澤東的理想化社會的探索很不滿---“表示了失望和憤懣”。第183頁。），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資本主義世界科技水平夠高、經濟夠發達，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引發的社會問題也多多，成為死癥、絕癥。資本主義沒有前途，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問題。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也在探索。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就是搞他們的社會主義。無寧說，在工人運動沖擊下，在殖民地人民的反對浪潮中，在絕望中，他們從社會主義運動中也吸取對資主義的生存發展有益的東西。可悲的是，我們今天名為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則大量照搬西方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成份大幅度減少，社會問題比西方發達國家還多。而且至今仍一廂情愿的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與存在是經濟落后造成的，是什么轉型期必不可避免的、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解決，云云。而今少數人暴富、生活奢華無度，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社會不公正日益嚴重（養寵物狗僅北京一市近50萬只，每只花費上萬元！全國有多少？那花費足夠解決幾千萬人的溫飽有余！），更不要說，公款吃喝娛樂、出國、公車幾項耗費近萬億人民幣，用于義務教育，醫保，城市低保，綽綽有余。腐敗難以控制，黃賭毒泛濫，是必然還是失誤？如說必然，你的選擇就是“死路一條”（鄧小平語）！就是走回頭路、否定革命。如果說可以避免，那為什么沒有避免或者限制在一個廣大人民能容忍的程度、或者有足夠大的決心、卓有成效的手段嚴加防范，讓人民看到光明看到希望？那就是嚴重失誤、一誤再誤！是無能，更是容忍姑息！是從思想觀念上妥協退讓！信仰、理想被物質特權取代。特權待遇成了“凝聚”干部隊伍的誘餌。這個失誤持續多少年了、還要再失誤多少年？失誤到底有多么嚴重？如何衡量、評價？二十多年了，應該給一個總結，還人民一個明白。

7，戰爭年代的經驗過對了嗎？這與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有關系的問題。有的文章提到，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視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軍事共產主義是行得通的，官兵關系、干群關系也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成功的，人們的精神風貌、社會風氣是受到世界矚目的，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幾乎沒有辦不到的。這些經驗從多年的革命戰爭或局部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實踐中得來，當時行之有效，當然應該足夠重視與珍惜。在建設時期，在今天的社會環境條件下，當然不能照搬，更不應該拋棄，借鑒還是完全可以的。事實上，我們也在建設中借鑒過，也富有成效。我們搞革命、搞建沒不能照搬照抄自己的，也不能照抄照搬蘇聯，更不能在革命成功之后，照搬舊中國的、西方的方式搞建設。共產黨沒有新意，就是乏味，也庸俗化。什么都和別人一樣，搞不出點新東西，你還叫什么共產黨、革什么命？就為了把權奪到手？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他是大手筆。毛主席的理想社會的探索不完全成功，也是一種積極的負責任的有益的探索，完全否定是錯誤的。

泛議文革（續二）：關于工作組的功過是非

按毛主席的說法，按文革時期流行的說法，派工作組是錯誤路線，工作組鎮壓學生、阻礙運動，搞了白色恐怖，起了很壞的作用，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支持一部分學生壓制打擊了另一部學生、教師及權威，保護了當權派。）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這種說法因文革被否定也被否定了。

按否定文革決議的說法，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指導運動，是我黨多年來解決基層問題的一種做法，不存在一條由劉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關于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這種說法是很委婉（沒有直接下“對或錯”的結論），有彈性，進退自如。如果你說派工作組“對”，那些在“五十多天”里受打擊的人不會接受。你如果說派工作組“錯”，我說這是黨的傳統的一貫做法，要錯都錯，早就錯了，不是文革才錯。要算賬就老賬新賬一起算。我們黨的錯，不能算到文革初期主持工作的領導人身上。

收入這個集子的議及工作組的文章，仍然是意見最不一致的。但調子又大致和決議一致：派工作組是傳統做法，派工作組不是路線錯誤，工作組的錯誤是毛主席的錯誤理論指引下犯的。至于傳統做法究竟對不對、中央有了專門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為什么還要因循傳統的做法、為什么傳統的做法不靈光、就批不得，沒有文章作進一步的說明。不同呢，有的說派工作組劉鄧請示了毛、毛“回復同意”（嚴家其），穆欣也說毛澤東同意，王年一批駁嚴家其的文章卻引了三個例證（劉、周、鄧三人講話、王光美的發言及劉平平的文章）證明毛并沒有“回復同意”，只對劉鄧說“相機處理”。

但是，有一個時期，也就是八一年中央決定公布前后，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毛主席不僅同意派工作組，而且第一個工作組就是毛主席派的。似乎毛主席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反復無常不可捉摸，而且“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夠專制霸道的。至于毛主席派出的第一個工作組（陳伯達到人民日報社）是否執行了當時中央剛剛通過的“五.一六”通知精神、是否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與劉鄧派出并指導下的工作組有什么不同，就沒有人提及。如果毛同意派工作組，毛主席有沒有指示工作組去鎮壓學生？這當然也沒有人講一講這個理了。因此，派工作組這個問題，仍然是最為模棱兩可、不可不必不能深究的問題。明擺著的，不可回避的，又諱莫如深。

我們還感到，在這個問題上，不少人是那么不容易實事求是。有錯就是毛澤東的，有罪就是“四人幫”的。派工作組、支持工作組的領導人是完全無辜的。干了許許多多的壞事的工作組也是無辜。這不公平。這無益于講清真相。這不能使后來人吸取什么有益的教訓。

以該不該派不派工作組，掩蓋了工作組究竟做了什么，是不少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所以，有的文章干脆認為：問題不在于派不派工作組，而在于執行了什么路線。我贊成后一種說法。文革之中，周總理、中央文革都向各地派了一些聯絡員，只聽不表態。派工作組現在也用。不在形式，而在立場，而在干了什么，而在實質。

有的認為工作組制止文革初期學校內的動亂，有功，有的認為有功有過。有的認為，如果工作組有過，也主要由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的錯誤理論造成的。當然，有的也說了與劉鄧當時的指導有關。

集子中印紅標的《紅衛兵運動述評》的文章是這樣敘述的：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堅持通過工作組實行黨對運動的領導，努力支持工作組的工作，但對學生中存在的問題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下決心排除干擾。6月2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報告時批示：“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批示要求，“對大中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于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一些學校工作組貫徹這一批示，給一部分懷著不同動機起來造反或轟趕工作組、指責工作組的青年學生加上或準備加上“假左派，真右派”、“右派學生”、“反黨分子”的政治罪名。信任工作組的學生更多的濫用政治帽子。這就重犯了類似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錯誤。被批斗的學生壓而不服，矛盾激化。

這是我所見到的公開出版的研究“文革”的文章關于工作組的工作程序、方式、錯誤及其根源的最為直接的也是最客觀的敘述，當然，主調還是維護劉鄧，客氣，輕描淡寫。還遠不是更客觀更真實的。

而印紅標這一段敘述，讓我這個當時正是高三學生、而且確實被校方整理過材料上報到地委的過來人，讀后仍然不寒而栗。“鎮壓學生、搞白色恐怖、冷冷清清”的說法，更接近實際。

劉少奇之女劉平平，鄧小平之女鄧蓉等人當年“反戈一擊”揭露劉鄧直接參與的一些過程、會議、人物、指示、惡果等，更能說明問題。上綱不對，批判也許更不對，敘述過程應該還是客觀的。某某附中、女附中的文革主任，第一線上親歷親聞么。

多少大中學校的學生被打成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反革命，并不是無據可查，當然更不是一個小數目。嚴家其等著的《文革十年史》就有一個數字：數以萬計。王年一反駁說：遠沒這么多。到底多少，沒定案，沒有上報，更沒有批準。王年一也沒有說出具體數目。蒯大富說：清華打了八百多個反革命，我是頭，第一號，叫“蒯派”。而兩位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都通過自己的女兒（一個高二，一個初三）直接指導兩所中學（北師大一附中、北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在中學生中抓批右派，打了多少右派，多少班主任、普通任課教師挨斗，比例大的驚人！有人說是工作組制止了動亂，制止了嗎？把那么多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表面上冷冷清清，平靜了，事情真的能夠到此為止嗎？不是已經制造了并埋下了亂的禍根么？毛主席還沒批評工作組的時候，工作組一進校門，不是就遭到反對而且反對愈來愈激烈嗎？在這種進退兩難情況下，在上層有人建議撤出工作組的時候，兩位領導人仍然堅持支持工作組而不惜壓制學生！他們誰也沒表示過“不知道怎么辦”，而是在全國范圍內支持工作組壓制打擊批斗老師與學生！

以派工作組、支持工作組壓制學生為主要內容的五十多天的文革，導致了黨內斗爭的激化、公開化。有人明顯抵觸、違背剛剛通過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中央下大決心，作出了停課半年的決定讓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參加運動，工作組居然站到學校對立面，或者支持一部分學生，壓制打擊另一部分學生，學校運動冷冷清清。毛主席關于黨內存在另一個司令部、改組中央常委班子的念頭產生了。工作組在五十多天的斗老師斗學生也必然引起反彈，為更為激烈復雜以至更殘酷的斗爭埋下了禍根！全國大中專學校揪工作組，炮轟當權派，在十六條公布之后，很快出現高潮，一時呈現尖銳對立激烈復雜的局面。可以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失控”。毛主席也始料不及。工作組壓制學生的惡果、惡劣影響，是不能忽略不計的，估計不足也是不客觀的，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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