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的評說與指導——讀中共領袖們后來對1957年反右運動的言論剳記

事后的評說與指導
——讀中共領袖們后來對1957年反右運動的言論剳記
（1997年春）

徐明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應當從1956年開始。羅．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比較恰當地把起源定在“整風反右”。1996年中國唯一出售的文革研究新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共中央黨校金春明撰寫)，也從八大、整風、反右起論文革。但這一點，是57年那場運動和66年另場運動的最終受難者，甚至是受難的中心人物——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多數，未曾真正去弄明白的。
    近年大陸有一些關于57年反右的專著及敘事性文字出版，今年可能會形成出書高潮；可以說對這場四十年前的民族的悲劇多少有了些客觀的反思。但總嫌缺乏來自政治文化的歷史長河的概括。因為，恰恰是四十年前的運動，系統形成某種政治文化的基調，決定性影響著之后好多年的政治生活，乃至社會生活。誰能理直氣壯證明，這種文化業已消泯了呢?麥克法夸爾在他的著作卷一的結論中，曾指出：“毛在自由化方面試驗的失敗，是對這位主席的聲望權威的巨大打擊”“……雖然他已正確地認識到改善黨和人民關系的必要，但他嚴重地低估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痛苦。這是毛在其政權建立后犯的第一個大錯。”“只有通過改變黨在中國社會中地位，才能改造干部的行為，對此，毛在1957年是不準備實行的……只是在他對6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性質的發展不抱幻想時，他才準備打擊黨的本身，而不僅僅打擊犯錯誤的干部，并且，他用自己在1957年壓制的同一部分人——學生來打擊先鋒。”（指文革運動）
    不論中國的學者對這海外第三者的看法茍同程度如何，普通的中國人是冷靜地剖析這一歷史的時候了，在對反右運動和文化革命關系能作出科學的研究與評價之前，我想粗疏地聯結一下中共領袖集體——其中特別是毛澤東主席本人，在1957年反右之后，對這場運動，對運動的對象——右派分子的回顧與政策變動，以及評論，或許有助于了解中共、毛澤東在知識分子的問題，反自由化問題上的思路，以及政策策略的變化。這樣，多少對自己認識文化大革命，有所補益。
    時間分為六個階段：整風反右的尾聲，“大躍進”到“七千人大會”，6l-62年過渡調整，北戴河會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后給右派分子平反。以下是有關的讀書筆記。尚未全部公開的內容，還需要一一查對正式出版文獻。

    一、  “六億神州盡舜堯”
    第一階段，57年整風后右的尾聲階段。
    當時，后右運動已在城市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關于“社會主義好”的大辯論，正蔓延到鄉村。從公開發表的演說看，毛澤東論反右運動的思想集中在57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前者后來選編“毛選”時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后者叫《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   
    八屆三中全會是整風、后右運動的階段總結會，它在中共理論史上的重要意義是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從而微妙地改變了八大決議的提法。這一理論的轉折，直到21年后的又一次的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完全扭轉。毛的“促進派”講話，是該次全會的總結性演說，它針對中共八大后黨內對于政治與經濟建設領域的一次“促退派”的右傾反復，為日后的批判“反冒進”，到“大躍進”，以及后來以階級斗爭為中心埋下伏筆。至于“大多數”的講話，是這一理論原則的闡述，對基本形勢，策略和方法的解釋。
    通過反右運動，毛澤東修正與完善了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中對形勢的基本估計，在“促進派”講話的第六點中，肯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甚至流露對“八大”的某種不滿，進而指出“八大”決議的不足。在他的“大多數”的講話中，具體地估計了階級力量，毛認為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包括地主、富農、部分富裕中農、民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甚至個別工人貧下中農，“是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且不究擁戴者、反對者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概念究竟是什么，毛澤東的這個估計應當說是比較中肯的。當時的中國，起碼有十分之一的人不那么贊同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模式，他們是自覺的不贊成。這百分之十自然屬于當時的右派范疇，而這部分人中，毛認為最頑固的極右派、反革命、破壞分子，占了百分之二，約1200萬人。這6000萬與1200萬是當時思想斗爭與政治斗爭的主要對象。在反右運動的高潮后，毛澤東強調這種估計是不足為怪的。
    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特別是內中的右派和中間派，對于共產黨的領導是不服氣的。實際上，卷入給共產黨整風的知識分子，其多數是憂國憂民憂黨的，是熱望共產黨領導好而幫助整風的。但從中國后來社會事實，乃至中共黨內的斗爭看，毛的估計也決非主觀臆斷。朝野的不同政見人士，對于如何搞經濟、文化建設，如何建設新中國的民主政治，對毛澤東主導的中共傳統是不服氣的，是不盡贊成的。這種異見終于釀成日后的斗爭。這些不同政見的人，有不少是真心實意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或者相信自己心目中的“馬列主義”，有的就是文革里稱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黨外有些人自然也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派。
    因為有這個估計，所以在反右斗爭尚未結束，毛澤東就提出57年僅僅是政治長河的一次洪峰。整風，今后“大體上一年搞一次”，“也許那個時候，還要來一點洪峰”。整風與辯論，至少“后年是要搞一次的”。果然，59年就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搞了一次，是黨內路線斗爭。假若不搞，幾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現在出來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動”，甚至中右、中間派，有些左派都會要變化。此非危言聳聽，58年以后，驅動中國社會的大斗爭，基本上是按毛澤東的這一覺察進行的。但是毛澤東也認為有相當多的右派分子會轉化，會“比較不十分頑固”，到時候可以摘去右派帽子，要安排工作。從這個角度說，毛對當時估計的多數右派，認為還是思想領域的分歧。但對個別的右派頭子、其政治代表人物，要取消選舉權，去勞動改造。具體到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些人，毛認為他們與美帝國主義、臺灣蔣介石是心相通的。在實際操作中，55萬被劃成右派，絕大多數下放、勞改，有的開除公職回原籍監督勞動了，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罪犯。
   
二、從反“反冒進”到中共黨內新右傾
    第二階段，58年到62年，即“大躍進”到62年“七千人大會”這一階段，這一階段毛澤東的許多講話與批示未公開發表，只能從文化革命中傳抄的與翻印的一些內部文獻所及，略知一二。
    1958年，毛澤東在一系列黨內和國家的會議上作講演，宗旨是在思想領域的斗爭之后，掀起一場經濟建設的躍進。這些會議是一月的杭州會議，三月的成都會議，四月的漢口會議，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六月的軍委擴大會議，八月的北戴河會議，十一月鄭州會議，以及幾次最高國務會議。
    58年上半年，整風、反右仍處在震蕩的余波狀態，一些地方還在定案、處理，一些地方又增補了一些右派。1月3日，在杭州，毛提出“右派是反對派，中右也反對我們，中中是懷疑的”，但是“基本群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左派是贊成我們的”。這個估計，與57年上半年是完全一致的．這次講話的第二天，談意識形態問題較多，毛認為58年上半年可以完成整風運動，但“明年上半年還要搞”。之后，又講到消滅階級以后的思想政治斗爭，重新展現了他在“正處”講話中闡發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設想。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到“學生中的右派”其‘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繼續讀書，要加強對他們的工作，學生要和他們往來，逐步把他們化過來，他們做了好事也要表揚，當然也有假積極的”。由此看來，在反右運動后期，毛對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學生”問題，基本認為是思想認識問題，沒有如前一年6、7月斗爭白熱化時那么可怕。到了下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傳解放思想，講到超英趕美、不斷革命。毛用了大量時間來講他對知識分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看法與希望，他認為，“知識分子在某一方面來講是沒有知識的，對知識分子的驕傲自滿應當批判”，由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上還不準備附在工人階級的皮上，一面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一面又向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挑戰。因此，整風反右使知識分子“跌了一下，很有必要，使他們受教育”，”我們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寫降表，但他們寫假降書是不行的”。他一再提醒：“知識分子失敗一次沒有壞處”，“知識分子不受嚴重的挫折是教育不過來的。”似乎也表達了一種善意的“訓政”，甚至還回憶共產黨受挫折的歷史，毛是希望知識分子的思想脫胎換骨，改造到共產黨一邊的。講話時，也顯示了對右派的政策。首先，請民盟的大右派費孝通參加會，作出一種姿態，即共產黨相信右派的大多數人是可以改造、幫助變好的，而且處理要寬大，給右派留條路，雖然斗爭要嚴肅。當然毛提到右派“頭子”章、羅，則可能變不了。毛又特別提到大學生，其出身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剝削階級家庭的，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三，政策是除個別的外，都不開除學籍。
    在這些講話中，提出了對思想領域的問題，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同月，毛澤東批發了集體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其中第35條，講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夸大，不及其余”，認為右派“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從思想方法論上剖析57年的右傾思潮的。
    三月在錦江賓館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批判“反冒進”的一次會議。
    會上毛澤東在不少插話中重提反右問題。廣東的陶鑄發言，或許匯報了廣東的反右，毛插話說：“沒有這次社會主義革命，要把小學教師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采是不可能。民主革命時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看來，在反右中暴露了一些政治問題，即毛常說的把國民黨時的職員包下來的問題得以解決；同時，也擴大化了，有的右派成了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有的省，如廣東、河南，并不全在大學教授中定右派，小學教師也貢獻了一大批犧牲者。毛指出，山東的教訓是“沒有劃右派”，沒有搞臭、搞透，是非沒有分清楚，鳴放不夠，以致現在指揮不靈，山東是不是沒劃右派?不大可能，也許是劃少了。
    相比之下，毛夸獎了廣東，“廣東問題較徹底”。廣東的徹底，除了黨外打右派外，陶鑄還大反了地方主義，廣東黨內各級老干部被批判、撤職。毛肯定地說“地方主義，實際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右派開除黨籍，地方民族主義者不開除黨籍咋行?”反地方主義，批判東縱與瓊崖縱隊，這是有廣東特色的反右，批判重點開始轉移到黨內，上層。毛進而發揮：“這次實際是一次清黨，一千二百萬黨員中清除二十萬，百把萬、五六十萬，不算多。”這一發揮，突破了在知識分子中抓右派的原意，廣東是有典型性的。這種問題，在另一插話中也有體現。毛說廣東，廣西、安徽，浙江、山東、新疆、青海八省區都有反黨集團，“要推翻領導自己掛帥”，這實際上黨內一些干部之間的斗爭，甚至是通常的宗派斗爭，與整風反右摻合在一起了。廣東反地方主義，對古大存、馮白駒就抓了反黨集團。另一種情況如四川，“是右派活動”，指的大致是黨外人士問題。這一插話總結性地擴展了57年斗爭，實際上已有了黨內斗爭的傾向，有多數人整少數人，有主要領導人整次要領導人，多屬主流化派整邊緣化派。
    在成都會議最后的講話中，毛概括了國內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官、封的殘余和地、富、反、壞、右未改造好的一部分。毛肯定了資產階級與共產黨合作的歷史，說“右派本來是與我們合作的，現在他們反社會主義，故看成敵人”。但他認為地富反壞右可以改造，“大多數可以改造好的”，多數不取消選舉權，“而采取分化改造政策”。
    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為上海化工學院兩個右派分子大字報作了批語“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有無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一個滅掉一個，只能如此，不能妥協。更多的更徹底地滅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無產階級的自由就會大為擴張。這種情況在資產階級看采，就叫做這個國家沒有自由。實際是興無滅資。無產階級的自由起采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被滅掉了。”這段批語的確很精辟，建國采歷次的思想改造運動，政治運動，無不體現出這種精神。而在57年還是后來，有資產階級現代民主意識的人們不管是講自由、民主、平等，還是人權問題，與中共的思想分歧也恰恰是這一點。只不過當年毛講的專有名詞“資產階級自由”，變成了泛化的名詞，潮流傾向性的名詞“資產階級自由化”。1958年時髦的名詞是“興無滅資”。
    四月六日，毛住在漢口惠濟路市委招待所，他再次分析階級斗爭形勢，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恐怕還有幾個回合”第一個剝削階級，包括了當時已劃的30萬右派(甚至中右與還未觸動過的右派)，人數大約是3000萬．他把章伯鈞作為一個代表。 但在第二個剝削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中，舉了作家劉紹棠(已劃右派)、漢劇演員陳伯華，說這一個階級又反共又不反共，用“文明的方法對待，采取批評方式，與反右斗爭的方法不同。對右派采取帶點武的性質，無非也是把他們搞臭”。要團結后一個剝削階級，孤立打倒前一個剝削階級”。通過反右，“右派孤立了，三十萬右派搞臭了，沒有資本，資產階級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
    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專題講了主要矛盾問題，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即中產階級全體。
    58年下半年，出現了“大躍進”熱潮，政治思想斗爭講的相對少些，不過在9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總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說整風反右后階級關系起了很大變化，其直接結果就是工農群眾心情舒暢搞大躍進”；流傳了幾十年的歌曲“社會主義好”言簡意賅地唱出了這個道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畢竟這幾個月中共中央注意力轉移到快速進入共產主義去了，毛的講話涉及反右派少得多了。盡管如此，58年毛多次談到工農最聰明，知識分子要受教訓，拔白旗，插紅旗，背景仍是不能忘懷的1957。“1957”后幸存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在58年經受了一系列人格與尊嚴的大考驗。
    但面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問題，黨內立即出現了不同意見，導致了59年廬山上那場斗爭，斗爭是作為黨內斗爭來進行的，盡管沒把彭德懷這些斗爭對象叫作右派，實際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是黨內右派。對右傾的批判，從中央延及省市，乃至基層的機關、學校，從黨內也影響黨外，這樣在57、58年右派分子的基礎上，又擴大了一批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受右傾影響的人，其中不乏57年已視為中右，中中的人，也不乏在反右中仍誠心誠意與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本來在一年前毛就講過，用剝筍政策逐次剝反對社會主義的人，58年是剝不完的。據1962年甄別平反的不完全統計，在這一次“反右傾”中被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干部和黨員807萬人，黨員干部433萬，群眾374萬，反右傾是57年到66年的中繼站，整風反右，終于燒到了黨內。有人認為沒有57年的右派與反右，文革將提前10年，其實文革的條件到了59、60年才開始具備。剝筍政策和一次次洪峰，無非是“沿著上升路線”前進的雅各賓主義的東方化。后來毛澤東進一步發揮為“七八年來一次”的繼續革命論。雖然中共黨史的不少學者，多從毛澤東本人和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評價與分析，毛本人則可能是既滿意又不滿意這種“舊鬼煩冤新鬼哭”的政治局面的。
    不過，就在反右傾的廬山會議之后，8月24日，毛澤東在杭州致信劉少奇，提出分期分批給右派分子摘帽：“關于全國45萬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問題……我認為，積以時日，至少可以爭取70%的右派分子改變過來。例如說，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的時間），每年爭取轉變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請你提向常委和書記處討論一次，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在國慶十周年時機，根據確有改變的情況，給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對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將大有作用，他們會感到確有前途。對于目前反右傾、鼓干勁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舊病復發，再次、三次……右傾，也不要緊，給他再帶（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按照這個精神，當年9月7日，中央下發了《關于討論特赦罪犯和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問題的通知》，9月16日，中央和國務院做出《關于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處理問題的決定》17日，中央下發了《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看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為大部分1957年的右派分子摘除帽子的念頭，是由來已久的，中央書記處辦事效率也很高。毛澤東為什么在試圖糾正左的傾向時，突兀轉而反右，特別是反右之后，又立即想到為上一次反右的部分受難者摘除帽子？他究竟是怎樣考慮的，若不顧及在兩個方向反傾向，把握平衡，目前似乎是一個謎；是否當時他也想到了在62年說的“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的問題？同時，很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把反右和摘帽，與59年的反右傾聯系起來，說摘帽“對于目前反右傾、鼓干勁也甚有利”，而被摘帽者不思改過，再次犯錯和“右傾”，還可以再戴上帽子；這個辦法在文革里就演變成為帽子拿在革命群眾手上，可取可戴了。
    “三面紅旗”受到嚴重挫折，處于低谷中，毛澤東回憶了全黨的教訓，閱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詳細作了筆記。他在58年還向中央到地方四級黨委委員們推薦這一本書。筆記中，不同意教科書的說法，即中國在57年政治思想戰線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強調中國的提法是“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也就是他對1957年反右的估計。
    關于社會主義民主，勞動者權利，毛認為首要的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象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的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權利的問題。如果這些東西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少數人手里，那么全國絕大多數迫切需要大躍進的人在這些方面的權利被剝奪了”。這里盡管只講的是宣傳工具，輿論問題，但它是從57年的大爭辯而來的，并且這個對民主的針鋒相對的認識，一直貫穿了現代民主的每次大爭辯。在這段筆記中，已可以窺到60年代意識形態斗爭的端倪，已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硝煙味。
    他進而講到政治權利，“一切機關，一切企業，掌握在那一派的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者手里”，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在反思反右斗爭、反右傾斗爭中，毛澤東已構思了未來文化大革命理論的脈絡，而且在1957年后，他的注意力，已從黨外的資產階級勢力及其廣泛的社會影響，轉移到黨內，他擔心大多數人的權利，落到黨內的代表資產階級的勢力手中。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變化，之后，盡管階級斗爭的問題越提越尖銳，但57、58年意義上的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右派，已不是政治思想斗爭的主要內容。階級斗爭已被直接引入中共黨內以至于黨的高層領導，原來意義的右派，認為客觀上也是存在的，實際上已成為次要問題。也可能到這個時候，毛澤東已從內心感到，1957年右的傾向的知識分子，問題并沒有宣傳的那么嚴重吧，他們中相當多的人比黨內的自覺的反對派，離馬克思主義還近得多呢!有的人，甚至可謂原教旨的黨內外馬克思主義者。
    1961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上講話，重點講了政治、經濟領域的調查研究問題，其中有兩處提到反右斗爭。
    一處是說對農村地主的復辟缺乏研究，進城后對城市階級斗爭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們讓他們分散的大鳴大放，出了幾萬個小匈牙利。這樣把情況弄清楚了，就進行了反右斗爭。整出了五十五萬個右派，搞得比較好……”。另一處是59年廬山會議：“‘左’的情況還沒有搞清楚，黨內又從右邊刮來一股風。彭德懷等人，與國際修正主義分子、國內右派相呼應，打亂了我們糾‘左’步驟”。第一處是肯定了反右運動，第二處認為彭德懷的右傾，是與國際修正主義，國內右派思潮共鳴的。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此即中共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七千人大會”。講話重點是提倡實行民主集中制和糾正違反民主集中制的不良傾向，也向全黨發出警告，無產階級專政可能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在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和階級斗爭形勢時，毛認為在當時(即60年代初)，反動階級已沒有那么厲害了，“沒有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的時候那么厲害了”；同時又指出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這些“五類分子”代表的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前加上“反共的”定語，似乎思想與政治有所區分的。
    另方面，他在論及民主時，談到：“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干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這一段歷來人們關注的話，是有針對性的，從歷史和認識真理的高度，談到黨內思想斗爭和錯誤的政治斗爭問題，一個潛臺詞，是指向5年多來，歷次錯誤地擴大化批判、打擊和處理的黨內外干部、知識分子的問題。他提出了“甄別、平反”和賠禮道歉。
    62年七千人大會，從整體上講是倡導健全民主集中的，是倡導思想解放的，是批評僵化與教條的，這是與61、62年中共在各項政策上的調整一致的。所以，不論在當時，還是在中共歷史上，七千人大會的宗旨與毛澤東的講話，對錯誤處理的57年右派分子、59年的右傾分子較為溫和有利一些。當時被公認為思想右傾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在流傳七千人大會的精神時，無不贊賞中共領袖們的講話。

三、  “八字方針”階段對右派分子政策的調整
    第三階段，是過渡階段，時間是61-62年，對57年反右擴大化和59-60年年反右傾擴大化，做出個人的政策落實。這一“倒退”與調整，大概基于兩個原因：毛澤東意識“三面紅旗”遭遇挫折，國內政治經濟政策在作調整，從而在思想領域寬松了一些；其二，思想政治斗爭的對象正在改變，難說孰因孰是果，甄別平反一方面說明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尚無估計的那么厲害，另方面是也可能干擾了毛的決心，使他反過來對付上層反對派一一黨內外右派的保護傘。這一歷史階級的文獻、檔案仍未解密，但能從薄一波的《回顧》中查出一些線索。
    薄一波指出，在“60年代初期，我們黨在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的同時，對知識分子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也進行了調整，為在‘反右傾’等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和干部甄別平反，給一部分劃錯了的‘右派’摘了帽子。”這一系列工作，從政策背景上講，是以聶榮臻向中共中央書記報送的《關于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高教六十條》、《中央關于討論和試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的指示》，還有《文藝八條》三大類文件為代表的，周恩來1961年6月19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含蓄地重申了他在1956年1月《關于知識分子問題和報告》中，有關知識分子的基本估計。中共中央關于自然科學工作的《指示》，提出對知識分子要落實政策，各單位要對57年反右斗爭后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加以清理，批錯的或部分錯了的，都要甄別事實，糾正錯誤，戴錯了帽子的要摘掉。1962年3月，周恩來與陳毅在廣州科學工作會議、 廣州文藝戲劇座談會上講話，貫徹62年1月“七千人大會”精神。他們講話，肯定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不應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頭上，應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而且陳形象地向大會人員行“脫帽禮”。這一花絮在1962年春——中國知識分子的又一春天中——不翼而飛傳。
    這一系列精神與講話，無疑是在官方場合得到毛澤東認可的，或許，他在退居第二線后，不得不向周恩來、鄧小平等主持統戰，文化、科學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做出讓步。但甄別平反的由來，應當說仍是出于毛本人的認識，由于他早在反彭德懷之前，已逐步覺察與局部認識了各條戰線出現的左的傾向。恰恰在反彭之后，中央中央也在繼續致力解決這方面的傾向，乃至為確實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所以毛澤東本人早在61年6月12日(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承認59年反右傾，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這次會議通過的關于討論試行《農村六十條修正草案》的指示（15日發出），已要求對過去幾年受過批判和處分的干部、黨員，實事求是地加以甄別。當時黨內外的認識焦點在農村問題上，所以在關于落實農村政策的文件中提出落實人的問題是順理成章的。
    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
    指示說：“關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處理問題，過去因為沒有專門部門負責，有些問題，沒有及時得到適當解決。中央決定今后，由統戰部門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們。現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分子，雖然我們把他們當作內部問題處理，但實質上，他們同勞動人民的矛盾是一種敵我性質的矛盾，這點，必須明確，必須清醒，不要因為現在給他們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層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這點是干部在處理右派分子時掌握的方針，不必又普遍展開一次宣傳。（二）現在對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經進行了三年多，他們中的不小一部分，確實已經表現悔改，或有相當悔改，應該再給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標準，中央已于一九五九年作了規定。處理的原則仍然是，夠條件的就摘，不夠條件的就不摘。所謂處理從寬，是指基本夠條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作沒有什么要緊，寬大無邊地亂摘一氣。
請你們實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這是在肯定1957年反右運動的總前提下，提出的改造、化解右派分子的政策問題。

    七千人大會后，中央在劉少奇的主持下討論了財政形勢和調整問題，但是，劉、周、鄧向毛澤東匯報西樓會議情況后，毛澤東顯然對于形勢的估計問題，是對該會議有保留的。盡管如此，毛澤東在3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仍然強調了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民主集中制問題，說“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從前老是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實上沒有實行，言者還是有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
    這里，毛澤東依然認為反右是必須的，但是有副作用，就是影響了民主集中。
    應該說是在當時中央的一系列精神背景下，包括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所提倡的發揚民主的號召下，1962年4月，主持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批發了《中央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這是過渡階段政策性的另一個標志。
    為進一步調整62年的國民經濟計劃，5月上旬，劉少奇主持中央常委工作會議，鄧小平專門講了當時中心工作和干部甄別平反問題。他說：“最近中央發了一個關于甄別平反的文件，請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別平反，對于調動干部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農村縣以下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很重要。”“大家都贊成這個辦法，就是全國縣以下，首先是農村，來一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了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決”。
    中央統戰部也于4月23日到5月21日，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中央書記處聽取了會議匯報，周恩來、鄧小平對會議作了指示，5月28日，統戰部向中央作了會議的報告。中央批復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文件規定：“必須堅決地、迅速地進行甄別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運動中受到處分或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應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斗爭、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都應該平反。凡是平反的，應該摘掉帽子，恢復原來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當的職務。對在1958年以來其他運動中受過重點批判、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黨外人士，經過甄別，證明完全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也應堅決予以平反，不要留尾巴”。顯然，這里的政策落實，限于1958年以來，也主要指統戰民委僑委系統干部，但對于右派和右傾分子的概念和政策，畢竟出現了松動。從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并且對于甄別平反專有要求的鄧小平來說，他也是主要關注1958年以來的持續反右反右傾中受到沖擊的干部問題，但對1957年的打擊右派運動，沒有起碼的反思。毛澤東后來對他的不滿，并不在他恪守57年的原則，而在他熱中于62年的右傾。
    據不完全的統計(23個省市自治區與中直機關)，以前幾年受批判、處分的八百余萬人中，到62年北戴河政治局會議時時，已甄別86％，其中黨員、干部365萬人，群眾330萬人。所以，中共較及時地對第二次批右洪峰氣勢磅礴化問題，進行了處理。只不過是，干部、群眾心中的傷痕業已加深擴大，難以平息。文革中出現干部隊伍的嚴重分歧，干群矛盾的激化，某種意義上也不啻是過去黨內外斗爭的后遺癥變相地復發。
    這一精神，實際上早在59、60年已開始對57年右派分子實施，那兩年摘了9.9萬人的“右派帽子”，61年后，又分批摘帽，直至中蘇兩黨辯論高峰的64年，到我們“最世界革命化”時，已摘了5批30萬人的“右派帽子”。從數字上看，已經超過毛澤東的7年解決70%的匡算。在當時，這不啻是默認了反右運動中干部問題處理有擴大化錯誤。
    盡管這30萬人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還繼續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與打擊，但從中共主觀上說，已開始對57年反右運動，對右派分子的政策，有了松動。在今年反思57年反右問題時，不能不客觀地估計這一點。歷史地看，這不能說不是1978年幾乎摘掉全部右派帽子的一個認識基礎與政策基礎，也不能不對1966年暴風驟雨的文革，產生微妙的影響，實際上，到1964年，反右的對象已經從傳統認識的黨外、社會上，漸漸轉移到黨內、領導層。
    不過，到1962年夏秋，政治形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以后，對于由中央統戰部主持的甄別平反工作提出異議，9月29日，他在關于檢查右派分子甄別試點問題的批語中指出：“劉、周、鄧三同志閱。請鄧查一下，此事是誰布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后付還，查后告我。”毛澤東的批示口氣業已十分犀利和嚴峻，明眼人也已清楚，他的不滿已經對著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而來。隨著北戴河會議重新提出階級斗爭的嚴重性，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受到批判，對于彭德懷的“翻案書”和所謂借寫小說為高崗翻案的驚悸籠罩中央高層，甄別平反工作實際上停了下來。
    當然，產生這種變化，主要原因還不是出自甄別平反工作本身，而是毛澤東認為春天以來，產生了另一傾向的嚴重問題。一個是田家英按毛的指示去農村調查整風整社情況，田贊同“還沒退夠”的意見，贊同“分田到戶”的要求，甚至得到劉少奇的認同；毛澤東回京后責備劉沒有頂住，還說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辦”？陳云在上海的調查結果與田不謀而合，也把贊成分田的意見向毛澤東建議，北戴河會議初受到毛的個別嚴厲的批評。鄧子恢總結了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多處作報告，也向毛澤東講；毛澤東后來說：他那個講話，一訓就訓了我三個鐘頭啊！水潑不進，針扎不進啊！說鄧的觀點不能同意，而且組織程序也不對，組織上也是錯誤的。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田和鄧的主張。回到北京開10中全會，劉、周、鄧都發言批評了“單干風”。甄別平反工作停頓下來，顯然受到這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宏觀大氣候急劇變化的影響。形勢決定任務。
    過渡階段的這一前后微妙變化，反映出中國政治力量、政治斗爭的變異。其中一部分，可以說是出自毛澤東本意，而且得到他在1956、57年“雙百”運動中主要支持者周恩來——乃至反右主帥鄧小平的贊同、發揮、執行。但相當大的一個部分，與其說是毛調整了政策，還不如說是后來他在“炮打司令部”時稱為“62年的右傾”，即所謂劉、鄧借貫徹七千人大會的調整精神，自己成為新的右派總代表，這是激發毛澤東走向北戴河政治局會議，直至走到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政治激素。只不過，他從階級力量的對比得出的是集中力量打擊黨內、上層的反對派的結論，這在某種意義上講，恰恰在60年代初，特別在66年文革的十二級颶風的漩渦中，給黨內外的、社會上不同政見思潮，留下了一隅，可能是船翻人沒，也可能是靜靜地存在甚至以另一種面目出現，來抵抗正統思潮和日益發展的官僚主義。這是中國的各派政治力量始料不及的事。而且57年的反右、59年反右傾，將深深地影響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各派政治思潮，可以說中國從57年、59年必然走到66年，而且恰恰是57年59年，使得文化革命超出了毛澤東所預料的激烈程度，也超出了文革應能容納的蕪雜，使得它被中國民眾自發地帶上了與包含了異正統思潮的傾向，這是與中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另一后果。
   
四、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第四階段，是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到“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這一段。
    先講一個插曲。即在北戴河時間，中央曾發出《中央關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復示》，部分同意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報告中的意見，即“對于其中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即確實不曾有過右派言論、行動的，才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又明確表示“對右派分子不應當一般地提出甄別平反問題”，并認為這樣會“對黨和人民不利的”。這一文件說明在61、62年政策調整階段，特別到北戴河時，已明確反右這一條戰線決不能后退。毛澤東本人乃至于在1962年國慶節前嚴厲地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動態》上，批評給馮雪峰等人甄別試點，稱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還叫鄧小平查明是誰布置去作的。可見此時毛的態度很明確：決不能忘記階級斗爭，不能在57年問題上后退一步。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是為八屆十中全會做準備的，8月5日，毛澤東就談到：“1959年反右傾斗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傾運動不能一風吹。準備把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大家看一看”。9日，毛澤東講話的中心是階級斗爭，講了社會主義改造后，“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甚至講了共產黨政權包了很多人下來，“也包了大批國民黨下來”，這無疑是歷次政治斗爭的客觀背景；毛還批評羅隆基提倡的“治本”，“治本的辦法是不搞階級斗爭。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 “一九五七年國際上有一小風波，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級臺風，他們準備接管政府，我們來個反攻，所有學校的陣地都拿過來了”。八屆十中全會，9月24日，毛澤東在懷仁堂作了總結性講話，從所能見到的內部文獻上看，毛未直接講57年的右派問題，但集中地闡發了北戴河會議的中心問題：階級、形勢、矛盾，這也就是后來發展形成的文化革命理論的前奏了，盡管他沒有直接講反右概念，但是在一個更大的范疇講了警惕反動階級復辟問題。現在，已不單是當年的右派分子站在一個對立的營壘中了，黨內高層的機會主義，開辟了反對毛澤東路線的第二戰場。
    結果，本來毛澤東和中央一致認為要發揚民主，活躍黨內外思想，涉及到正確處理1957年反右以來的種種負面問題，但是中心問題發生了變化，糾左問題，重新轉化為反右。
    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所作的指示，提出了那些年廣為宣傳的觀念，即三大革命運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
否則，“讓地、  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這里的牛鬼蛇神是范疇模糊化了的右派分子，甚至超出了57年意義的右派分子。這一段話，警惕著黨員和干部，至少在62—66年這四年中，一直是重要的警句。
    作這一指示時，毛正在杭州召開會議，會議上部署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說明了農村出現階級斗爭的歷史原因，是土地改革以后，“就沒有再搞階級斗爭”。“三反”、“五反”、57年反右，都搞了一下階級斗爭，“但不是這樣的作法”，這里毛的原意不明，不知是否指50年代的階級斗爭都在城市，沒在農村搞，還是認為這幾次都只搞了“一下”斗爭?不過在他看來，還不解決問題。這里，也許已有毛在文革中多次闡發的一個問題：三反、五反、反右，都還不算自下而上地來揭發革命隊伍內陰暗面，社教運動是這一嘗試的開始，所以說“不是這樣的作法”。這里毛肯定了57年反右，但又遠不滿足于反右。因為反右，畢竟不是自下而上地解決黨內上層問題的。
    從63年底到次年6月，半年時間中， 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發了兩個重要指示，這是動搖了宣傳口、文藝界的兩個指示，也是走向文革的一個重要的標識。毛在指示中非常氣憤地批評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警告了文聯、文協及一些刊物，“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里，引人注目的用了在56-66年令知識分子心驚膽顫的“裴多菲俱樂部”一詞。這正是在反右中第一次借鑒的外來政治名詞。毛澤東仍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念念不忘57年知識分子的反戈離異。當然，他64年回憶右派時，已主要不是所謂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而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人物，指示針對中宣部、文化部，其代表人物之一，正是曾經主持宣傳、文化口的反右，大打出手的周揚。
    毛澤東在中共重新掀起意識形態斗爭高潮的64年并未忘記57年從另一處可作旁證。64年9月，毛澤東住在武漢東湖，4日，他接見老撾朋友介紹中共的經驗教訓，他說“搞了十五年，我們的文化界比不上你們。有幾百萬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又整風，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整他一年、兩年睡不著覺我就高興”，“現在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多不過百分之五”。所以64年的斗爭，矛頭也是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在這個意義上，毛僅僅是采取了57年不同斗爭方法，而且更加注意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在這些年的政治生活中，黨內外一批知識分子型的干部——他們在57年反右斗爭中投身口誅筆伐，從而保存了自己，鞏固了自己。現在他們開始感受到思想斗爭的深入，驚恐地發現剝筍政策已把他們這一層人暴露在反修防修的眾目睽睽之下。他們不少人主觀意念上還想跟上毛主席，還想通過改造自己證實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但一切已經太晚了，他們已成為了60年代的右派和牛鬼蛇神，那時最時髦的字眼已是“修正主義”，“右派分子”乃成為歷史陳列物品。
   
五、“文化革命”驚濤駭浪
    第五階段，文化大革命階段，為期十年。
    這一階段，右派這個概念與57年意義相比已起了很大變化，文化革命中的主要對象是走資派與修正主義，這已不是57年的概念了。
66年5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5．16”通知時加了幾段重要的話。他的話多處涉及資產階級一詞，但實際上是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各界里的——即原來革命隊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在討伐他們時也提到“牛鬼蛇神”：“他們對于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這牛鬼蛇神，多少還有一些指到以往稱的反動階級殘余、異己分子、右派，而主要指的是抽象的意識形態，指的是觀念形態的東西，而不是57年政治意義上的“分子”。誠然，毛澤東的這一精神，化到中國的實際運動中，“牛鬼蛇神”都變成了現實的個人，所以陳伯達批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中央到基層的干部、群眾，都將牛鬼蛇神理解成具體的人了。那時出現了一場混亂的對個人的橫掃，其中也不乏57年的右派分子。原因在于不少下層群眾、干部只能這么去理解領袖發動的大革命，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或者出于本能，或者出于故意曲解，都把偉大領袖的全新的意圖解釋為57年的重復，以便保護自己和鞏固自己，從此也可看出57年形成的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
    在討論、通過“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于5月21日系統地講了對于文化革命運動的理解，他說到漸次深入的反右“剝筍”現象：“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后可采取剝筍的政策，這樣可以避免修正主義復辟，這就是我黨當年對國民黨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國民黨分成左、中、右派，中間的轉化為右派的剝筍，但并未實現這個政策。現在用到無產階級專政直到共產主義實現，這是發展規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對他們都是采取剝筍政策，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他講的清洗右派，明確為黨的領導高層內部。
    作為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領導運動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則一再認為文化革命是又一次類似1957年的反右斗爭，竭力把運動引導向傳統概念的“反右”的軌道。
    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同意并批準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綱發到全國，并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7月7日，他在給中南局關于運動的意見和報告批示時，嚴正指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后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斗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有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
    劉這里講的右派分子概念，與毛澤東是完全不一樣的，他指的是學生群眾。
    不僅僅是上述兩個批示，從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關于學校文革運動的一系列指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指導思想（引自當年的領導筆記、群眾揭發批判材料，需要考證）：
1．根據惠庶昌整理（當時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市委中學文化革命工作團副團長）劉少奇和鄧小平六、七月間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右指示如下：
1）六月三日，胡克實傳達中央指示，其內容除"八條"以外，還有"那里出事，那里派人去"，"各校黨組織不但要參加運動，而且要負起領導責任。"
2）六月九日，胡克實傳達少奇同志，小平同志指示說："學校干部，教員要分類，排隊，不要打擊過多，娃娃們起來什么都要打倒，也不要怕亂（只要在八條范圍以內）。建立一個革命秩序。現在是坐不下，吃不下，睡不著，不要硬限制，要引導，冷靜地分析批判"。
3）六月十一日，胡克實傳達中央指示說：在北京以二個月左右時間來搞奪權，這是新的反右派斗爭，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黨團組織可以及早改組，即整黨整團。要抓工作隊，政策還是要注意，對問題較少的干部要幫助，無非是檢討，盡量不至掉進三類，內外有別要注意。
4）六月二十五日，胡克實傳達中央指示，主要內容是：（一）一定要很好地教育提高左派，革命左派不僅要敢于同牛鬼蛇神作斗爭，同時又是最能夠團結大多數。（二）現在出現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們激烈地爭奪領導權，破壞性很大，對此方針是堅決揭露分化、瓦解、把頭子孤立起來，在適當的時候要反擊的。對這種人，工作組沒有辦法，一是沒經驗，二是他們的策略很厲害，用大帽子壓人，用各種辦法糾纏你。（三）組織民兵糾察隊，負責校內的事和違反政策的事，維持斗爭會的秩序。（四）從來訪中善于發現假左派。（五）階級陣營分清后，要恢復黨團組織生活，在工作組領導下恢復必要的行政職權。（六）亂這么一陣子是大好事，是必然的，但現在到時候了，注意一分為二，要抓緊分類排隊，特別是中學，是不是一棍子都打了？（七）注意敵人的活動。
5）六月二十七日，胡克實傳達中央指示，……對于假左派，要堅決揭露，他們實際上是想奪權。免不了有些混戰的場面發生，這是幾種原因造成的。有從敵人來的，有從假左派來的，有的是從幼稚的左派來的。要充分估計運動的反復性，有準備，有警惕，有策略，分析敵我友的形勢，要抓口號，抓住敵人的辮子，把大多數人爭取過來，組織過來。凡是混戰的地方，還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幫進攻。
6）七月十三日，政治局會議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初步規范，少奇同志，小平同志指示中有（一）要加強工作組。（確定由教育部派一批同志參加北京市中學工作隊。）（二）中學生分散，沒法講道理，實事求是在中學生中講不通。集訓，先向一部分講通了，就好辦了。（三）初中搞到九月底，"十.一"后開學，高中搞到年底。（四）學生中除一定會有小流氓，小反革命等，一般的不要帶帽子。……
少奇同志對師大一附中的工作和革委會的談話
1）師大一附中何方方等七同學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為此，六月二十日少奇同志找該校工作組長和參加工作組的幾個同學（包括他的女兒劉平平）談話，談話中說到：斗爭中的中心問題爭取多數群眾，現在不能斗劉超（該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總支書記）。內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斗，中間是要出事的。出現了說你（指工作組長）是黑幫的大字報，證明內部不一致，證明他們（指貼大字報的七位同學）對運動不滿。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現在你們是二個司令部。這張大字報和善意的批評不一樣。……敵人出洞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斗爭，先打好這一仗，先爭取與劉超合作的學生，這是子彈，這七個人后盾是地下的。
2）七月十一日，少奇同志又找師大一附中工作組和革委會的同志談話，給工作組貼大字報的七個人中的牛德龍，回家三天不來校，說要絕食。對此，少奇同志說：給他家長講，不到學校來我們沒有辦法，這是你們家里的事，我們不管，你們家負責好了，可以不要來了。這些人高三畢業了還得留在你們學校，就給你們了，反動的留給你們去改造。工作組，團委不要講人家是反革命，同學可以講可以罵，我們不能。他們能罵勾德元是黑幫，為什么我們不能罵他是黑幫？不要給大反革命帽子，大帽子還要經過法律手續嘛，這些假左派是真右派。
……
3）七月二十八日中午，少奇同志的女兒劉平平向少奇同志匯報了學校情況，少奇同志說，工作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會主動，也使革委會主動，明天就會被動。工作組走后，何方方（反工作組的那七個學生中的）可以翻案，如果翻案，何方方那樣的人愿當權就讓他當，好的就聽。這樣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入邪途，那時大多數群眾看清了，還會把權奪過來，這時證明你們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們要準備被打下去，做好準備，因為中央有的負責同志不了解情況，表示支持何方方，這樣他們就一定會當權。（以上都是接間聽來的，不一定準確。）
2．劉少奇對其女兒劉平平的工作日記的指示（平平提供）：
6月18日(中四圍攻周大捷)“不要這樣急地分真假左派。只有真右派，才是假左派。……可以開座談會，讓周大捷、甘宗英等表示態度。派各派代表參加。讓周大捷在斗劉超的過程中拿出行動來”。
6月17日(我進工作組)〔按："我"指劉少奇女兒劉平平〕
    “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社論，放手發動群眾，亂幾天不要緊，群眾發動好了，再講政策。發動群眾，就是把主席思想交給群眾，主席思想交給群眾，才叫真正發動好群眾。應該依靠群眾，團結中派，分化右派，打擊極少數。……”
……
    “具體事很難講，只能根據實際情況，主席指示，要吃透兩頭，要有階級觀點，對群眾要了解思想情況，辦的好不好，因為沒經驗，要和大家商量，聽各種話，左中右的意見不一致，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對的。提出意見問題雙方討論，這個意見右贊成，左不贊成，就錯了，否則就對了。
    不要把右派搞多了。以前許多人受欺騙，原諒他們，已經說市委錯了，還跟他們走就錯了……“
6月21日中午(何方方等出大字報后)
    “寫大字報的人，就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能利用。寫大字報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邦不肯定。……”
6月22日，“要爭取陶書寅起義，如不起義，就斗倒她。可以叫她自己批判揭露劉超、前市委。不要怕她搗亂。越多越好，可以揭嘛。除了劉超以外都讓他們起義，孤立劉超，背靠背地揭。讓她揭，不揭再斗，也來得及。老師揭的，掌握在工作組手里，可讓陶說，你們聽一聽。如果先斗，她就知道底了”。
6月24日(斗劉超后，辯論前)
    “她們利用群眾，對黑幫的氣憤情緒，把文化革命搞亂，背著工作組革委會，搞地下活動。高二四的幾個人利用了“亂”，亂斗是不好的，但也是好事，暴露了壞人一一以左的面目出現的反革命。可以講何方方為壞分子，定不定壞分子成分，可看以后檢討怎樣。現在只有辯，寫大字報，作初中工作，不要怕他們。
    都討論，揭這些人，爭取群眾，壓倒何方方他們。
    要開大會，照原來的，要相信群眾。不一定打人嘛 向大多數人講清楚，以前打人是壞人搗亂，不要上壞人當。向所有人講，打人是何方方搗亂。要宣布一條，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不許亂說、亂動，如動就是現行反革命”。
7月3日，“團就是左派組織，有中派也不要緊，右派可不讓他參加活動，團外積極分子可以發展。左派隊伍是在斗爭中組成的……”。
3．鄧小平女兒鄧楠的揭發批判，6月22日鄧小平就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運動對女兒指示：
1、放手發動群眾，最后達到95％，打擊面要小。
2、排隊，給老師、同學、左、中、右都排隊。
3、不斷地擴大左派隊伍，爭取中間派，批落后分子、右派隊伍。
……
7、不打無準備之仗，哪怕晚幾天都行，目標一定要選中、選對，要給各種人排隊分類，揪出主要矛盾。
    材料要充分，要做各種各樣的準備工作，加強調查研究，做各種人的工作等。
8、要沉得住氣，不要著慌，要穩得住，頂得住。
……
4．7月1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時指示：
    當胡克實匯報到北京市中學中問題嚴重時，劉、鄧說，中學要徹底清理一下。
    當匯報到現在尚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學校未查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鄧說，可能還沒有挖出來。
    當匯報到以完全中學為重點時，劉、鄧說，初中占多數，也不可忽視，主要是審查教職員隊伍。
    文件中提出的政策問題有十條，基本上是好的。
    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條”中講的第四類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敵我矛盾。
    干部和老師，是一類的，職務保留下來。二類的，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缺點錯誤要改。三類就是問題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職，有的不能當領導了，要改換工作，有的還可以看一下。還是要爭取大部分留下來。四類是批判的重點，但是，也要給出路，給他們一個重新作人的機會。
    對幾類人怎么處理？對地、富、反、壞、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要分析一下，要有幾種不同的辦法。解放以來，沒有做過壞事，又有教學能力的，還可以留下一部分。農村逃亡的地富分子，送回原籍監督改造。城里的采取退職，退休的辦法。中學里都是小孩子，留那么多的壞人，就是不行。對于不利于留在學校的人，在處理的時候要適當，國家要負責到底，要給他們飯吃。先搞集訓或集中到一些領導力量強的學校，逐步處理，不要一轟而散。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政策。
    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教師，能不能做到？教師中，幾類人加上根本不能教書的人，恐怕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人，是指打擊對象。
    學生中一定會有小流氓，小反革命。對他們怎么辦？在他們中間，除了殺人，放火，對群眾有直接危險的人要馬上捕以外，其他人不要戴帽子，也不要捕。但是，應當指出他們就是反革命，流氓。這要留在運動的后期處理。要把他們孤立起來。也不要天天辯論，浪費時間。
5．7月21日，劉少奇對西北局“關于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批示
    “對于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打擊面應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中，只打擊個別最壞的，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一律不進行批判斗爭。
    對于一些問題嚴重，一時弄不清楚的，可以舉辦集訓班，進行審查批判”。

    顯然，劉少奇心目中確確實實有一個文化革命的政治任務，其主要斗爭對象，是教師和學生群眾中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也包括干部中的一些壞人。其實，不應該簡單責怪他，從中央到地方，多數領導干部都是自發地和有組織地這樣認為的。所以，從1966年5月到7月，全國的文革運動實際處于又一次形如57年反右運動的狀態。因為毛澤東回京的制止和10月自上而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次“反右”被遏止住了，時間遠遠超過“50天”，在全國批斗打擊的新的“右派”、“反革命”，從青年學生打到普通工人、農民、市民，乃至軍校和機關的干部、軍人，其影響面之大和持續延伸之長，也遠遠超過1957年！

    七月下旬，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出面干預和指示首都和全國的運動。
    7月21日，就當時關于工作組問題的原則分歧， 毛澤東對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領導講話，提到“文化革命委員會，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幾個”。次日，毛與中央各大區書記和文革小組成員講話時，又講了這個意思，“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就是有右派參加也不要緊”。這里講的右派，顯然不是指57年意義的右派分子，而主要是66年文化革命運動的左中右派。在文革初，干部、群眾中左派、右派的概念是很混亂的。部分時候，右派還是指的57年說的反對共產黨的右派分子，甚至起來革命的群眾潛意識中也往往是如此，57年的反右斗爭以及其后對于“右派分子”的專政，是一把達摩克利斯劍，懸在全黨全民的頭上。
    不贊成把文化革命這么一個作法的黨政干部和另一部分群眾，則把響應毛主席號召的人看成類似57年反黨的右派。但文革不是反右運動，
所以在群眾通常的理念中，把擁護、贊成、造當權派反的看成造反派、左派，把贊同、保護地方黨組織和當權派的看成保皇派、右派。實際上，在1965年至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共產黨中央內從毛澤東到文革派，甚至包括劉少奇、彭真，一開始都習慣地把文化革命要掃蕩的人，叫作“右派”。很明顯，他們也都沒有簡單地理解為類似57年的右派分子。
    盡管劉少奇和一批中央省級領導人提出反干擾，抓右派。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多次講到打倒右派，或被右派打倒，這里的右派顯然指的是黨內上層的反對派。毛澤東10月在一次政治局匯報會上說真正的四類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講的也是領導干部。但是，如前所說，各級黨政領導的文件、指示，講話中的“右派”，則是指的在66年冒出來的，如57年提倡思想解凍、自由化的知識分子中的右派。
    但是，中共中央并未在正式文件中專門研討與闡述“右派”的定義。所以著名的文革文獻“十六條”中，仍然出現了這個名詞，而且是原有意義的“右派分子”。此即十六條第七條所說：(在學生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但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該條同時警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故意把群眾打成“反革命”；這里的右派，自然是有權勢的抵制和反對文革運動的領導干部。
    我們無從找到討論、研制過這個文件的人，去詢問他們當時各自的心態，和對于每個字眼的確切解釋。但明顯的，當時對走資派、反動權威未進行科學的定義，對學生中的右派也無須定義，前者是革命中出現的新問題、新名詞，是毛澤東從63年、64年來已多次闡發過的，65年“二十三條”明確提出的，毛有他自己的概念，干部群眾有自己的解釋。而大學生中傳統意義上的右派，肯定不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不是把持了文化界的學術權威，而僅僅是，類似于57年大學生中右派那樣的反共知識分子。從這里可見，當時中共中央的決策人物，盡管心里不同意毛的運動指向。但與毛都一樣認為：在黨外，在群眾中，仍然還是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這種念頭，在后來無疑時時干擾毛澤東在群眾起來革命，打亂共產黨和國家秩序時，對他們的支持和利用程度。而在劉少奇和一大批老派共產黨人中，無疑認為文革完全是右派翻天，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自覺地反對和壓制起來造反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言論與文件中指他們是真右派。
    66年8月，林彪開始在文革運動中出頭露面，他在談論工作組問題時，談到：“是不是每個工作組成員都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每個工作組都有右派分子？要進行階級分析。從總體看多數還是革命的，不同程度的犯了錯誤，極少數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不是黑幫分子要聽聽那些受害者的控訴，要看本單位群眾的揭發，由那里群眾決定。派工作組及工作組所執行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必須批判，一切流毒必須徹底肅清。”這里，他說的右派分子，自然是指的領導干部中抵制和反對文革運動的人，而不是指群眾。
    10月5日，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于文革運動的“緊急指示”，強調指出：“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斗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批轉文件雖然是軍隊系統的，可是在全國發生了爆炸性的作用。無疑，它給全國的師生，乃至全體干部、工人表明，文革運動絕對不是一些人蓄意宣傳的那種又一次的反右運動。運動初期被權力當局打成的所謂“右派分子”，一律無效。后來許多文革的研談者膚淺地指責這個指示推進了文革，造成了踢開黨委、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他們不愿意看到，這實際上是對于1957年以來的所謂“反右”的政治文化的一種反動。對于10月開始廣泛開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于平反運動初期的“右派分子”和銷毀整人的材料，當時的文革司令部，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乃至周恩來、陶鑄等領導人，費了不少口舌來向群眾解釋、宣傳，中央還再發文件重申銷毀運動中整人的材料。畢竟，廣大干部，甚至缺乏政治經驗的熱情純真的學生，頭腦里57年反右文化的印記太深太深了！
    毛澤東在文革的大多數關鍵場合所講的右派，都已經是指修正主義分子或走資派。67年元月，全國處于奪權熱潮。他與周恩來交談奪權問題，周匯報說北京的奪權，干部是“黑幫”、是“走資派”，或頑固堅持“資反路線”……毛曾指示，如果權落在右派手里，奪過來。如果仍在右派手里，“還可以再奪”。毛這里講的右派，就是周恩來所列舉的幾種壞的領導干部。毛預料到奪權的復雜性，他的講法，無疑鼓舞了群眾持續革命“反到底”的決心，群眾中較自覺向黨委奪權的一大批激進分子，明顯地從中國大革命時與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內右傾分子的斗爭中，從法蘭西大革命中革命一次又一次沿“上升路線”直到雅各賓專政，以及列寧同其它黨派的斗爭得到了歷史的啟示。有意義的是，劉少奇從黨內外政治生活中，特別是57年反右的寶貴財產中總結出的風靡一時的“馴服工具”論，在文革中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突出的是，元月中共中央頒布了所謂的“公安六條”，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規定要求公安機關，“必須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采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
    盡管這里強調了政治斗爭形勢和形式的變化，但在第四條中重新提出過去專政斗爭的主要對象：“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反動道會門中的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準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準背后操縱煽動，更不準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這里說的“右”就是1957年劃定的右派分子，按規定，他們不能參加群眾組織，更不能建立組織，若有破壞行為，還要依法嚴辦。可見，在1967年元月，主張推進運動的文革司令部，仍然不能不面對實際斗爭中出現的復雜問題，即仍然要警惕“老的”階級敵人利用和破壞文革運動。
    令人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元月30日，對譚震林關于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報告的批語說：“林彪、恩來同志：此件值得一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后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你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譚震林28日給毛澤東等中央常委并中央文革小組的報告，就農林口運動的情況談了自己的看法，舉出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顯然是指一些原來的反革命、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混跡于群眾革命運動，而這些，恰恰是被群眾忽略的問題。
    不久之后，毛澤東在2月與阿爾巴尼亞意識形態領導人卡博，及軍方領導人巴盧庫介紹文化革命的由來與發展時，他沒有用右派這個名詞概括壞干部，而且在講黨內暴露出的問題時，第四部分人“是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子弟，解放后他們進了大學，掌握了一部分權，不都是壞人，有的是站在我們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這里，他又一次點了1957年的右派，而且把資產階級與“五類分子”并列。這個講話未經整理公開發表，但從毛較系統的講話看，反映出他一貫的思想傾向，還是地富反壞右子弟不大可靠，成為文革革命對象的第四部分人。這是他在文革中，有關1957年問題傳統概念的一次表露，當時正由軍隊出面收拾局面，恢復秩序。
    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也提到左右派的問題。他說：“要堅定不移地站在左派這一邊，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邊。我們派出干部的時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應該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來，一定不會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穩立場，還是回到我剛才講的第一個問題，階級問題，要站穩階級立場，站穩這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立場。這樣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幫倒忙，那就危險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有很清楚的頭腦，不能有點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時搞不清。有搞錯了的，本來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顯然，他這里左派，是當時文革司令部認為的革命造反派，右派是保守派；軍隊派出的干部，本人應該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分子，他這里的觀念，還不是政治意義上劃分的右派分子，而指思想右傾和反對文革的人，顯然還是指干部，而非群眾。
    緊接是到67年4月后，毛澤東力圖在鼓動文革，對消極派領導做工作，以求合作對付劉少奇，在具體談到處理北京“聯動”分子問題時，他提出要釋放被關押的‘聯動”分子，“沒有右派，就沒有左派”。聯動思潮是反對毛的文革的，所以毛在這里的右派，是指的不贊成與反對文化革命的政治流派，自然也不是指的57年右派。這些都是在中共中央公開支持奪權行動和軍隊介入文革實行“三支兩軍”的背景下說的話。
但是，在67年初，原來意義上的右派概念也重新被提出。老派軍人及其各派系的軍人，都按自己的理解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真革命與假造反，他們自以為是按“公安六條”辦。六條把國民黨殘存的歷史反革命，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作為運動對象，似乎是強調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這也是文革初的一個短暫的“治安”階段，它使得頭腦發熱的群眾，不得不重新冷靜一下。
    文革中，始終沒有在大中學生中再劃右派。但在1968午7月，毛澤東和文革派領導人不能再忍受紅衛兵的無政府主義，不能容忍造反派不受駕馭的局面，毛揮淚告別和驅散紅衛兵的五大領袖。從此紅衛兵的一些頭頭走上了下放、勞動、監護、監禁的漫漫長路，這是區別于57年對右派學生領袖的一種處理。從67年夏秋開始，中央機關、學校、各地和部隊機關團體，開展了批判極左思潮，清查所謂“516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涉及面極為廣泛，一大批文革運動的活躍分子（不論何派）和一大批與各級當政者意見不同的人，被打成所謂“516分子”，這是類同57年整風反右時對于運動的一次秋后清算，文革并不是57年的“反右”，但是，這實質上是又一次“反右”運動，到71年“913”事件，清查不約而同，嘎然而止，涉及人員超過一千萬！文革結束以后，毛澤東的文革被“徹底否定”，群眾組織頭頭和運動骨干——特別是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的骨干，遭遇到徹底清算，審查、審判，一些人被開除公職或黨籍、甚至被判刑，一批人被決定“不可重用”——永世不得錄用，其中包括了一批亮相文革的黨政軍干部。一個有別于“右派分子”的名詞——“三種人”進入中國政治生活，他們實際與57年的“右派分子”是殊途同歸了。而且57年的右派在22年后獲得平反出頭，毛澤東的紅衛兵和文革積極分子們，將永生為文革的造反贖罪！他們的社會結構，遠遠超出1957年的知識分子群體，而是遍及各個社會群體。所以，以自下而上革命造反形式出現的文革，在運動進行中和運動的結束，都是由另一次更為嚴峻的“反右運動”來收拾殘局的。當人們正歡呼“鄧青天”為57年右派平反時，全國幾十、上百萬新“右派分子”正在成為“人民的敵人”，成為日后無產階級專政要對付的對象。“516分子”和“三種人”非常類似于1957年的“右派分子”，只是屬于文革的研究范疇，這里不再探究。
    可悲的卻是茫茫人生路上的一代代鬼兒們，匆匆而過，幾乎相逢不相識。此看彼為鬼，彼視此為異。50年代、60年代，以及80年代的思想精英們相互指責；而不屬于凡夫俗子的，身臨這中國先覺分子思想史上的大斷裂難以自拔，就更可悲了。一代代人“自以為是”的可悲，不更說明得以成熟的這種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嗎?它薰陶和決定了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和理念境界，以至全黨全民的主導性意念。這個責任，肯定地不能只叫毛澤東個人來負。整個黨和上層，中下層的知識分子，都不能寬容自己的。一代代人中自詡為精英的分子，不也總在封閉自我或群體封閉嗎?自我封閉和撻伐異己，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代代相傳的“譴責文化”，黨同伐異，都難脫出特定的政治文化的怪圈。

六、鄧小平的“撥亂反正”
    第六階段，文革后的“撥亂反正”時期，這是糾正反右錯誤的歷史階段。
    中共領袖中，理應糾正57年反右錯誤的最佳人選是周恩來。周恩來本來的衷心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與“雙百”方針的人，而不是附炎趨勢。但是他在中共執政后有最致命的弱點，即毛澤東將56年的“反冒進”歸咎于他，從此他站在毛澤東的戰車上，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毛在58年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眾多按語作了一個指示，其中沒有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么大的風浪，“也沒料到一九五六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本來周恩來是最不情愿地服從了組織原則去擁戴反右的，而且在62年他多次講話顯示了應糾正擴大化錯誤，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但他無能也無勇氣去正視“反冒進”與右派造反的關系了。他滿懷遺憾地去世。糾正反右斗爭錯誤的擔子落在鄧小平與胡耀邦肩上，胡耀邦大張旗鼓地平反冤假錯案，顯然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在這些平反中，平反右派是較早的，而且是帶震動性的，它從歷史淵源上開始質疑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實際上，誰都明白，這是否定文化革命的開始，這是批判“兩個凡是"、批判文化革命的一個迂回，又與后者幾乎并行。其高潮是在1978年胡耀邦通過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來進行的。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就批轉統戰部、公安部的請示報告，發出《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中發[1978]11號）。《通知》說：
    “華主席、黨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公安部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一九五七年偉大領導和導師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右派斗爭，是一場偉大的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革命。毛主席曾指出：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關于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還沒有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經過長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數人有了轉變。表現較好。現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各級黨委應認真貫徹執行，切實作好對摘掉右派帽子人員的安置工作。”
    中央統戰部、公安部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說：
    “為了更好地貫徹黨的十一大路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建議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斗爭，是一次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場斗爭中，全國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有四十五萬人，并對他們進行了教育改造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約三十余萬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估計全國大約還有右派分子十萬多名。他們經過二十一年長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數人有了轉變，表現較好，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新罪行的人只是極少數。這是毛主席、黨中央改造右派政策的勝利。右派分子中的上層分子，絕大多數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層干部、中小學教員和一部分大學生。他們多數都在農村、街道或勞教場所勞動，有的被管制。有的原來有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資，生活發生困難。自從一九七五年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和寬大釋放在押國民黨縣、團以上人員以來，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后，各項政策逐步得到落實，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家屬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們認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條件已經成熟。
　　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作法
　　（一）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由右派分子所在單位的黨組織負責。在收到中央的文件以后，應向本單位群眾講解中央關于摘掉右派帽子的決定的意義，宣傳黨的政策，然后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鼓勵他們繼續努力學習，進行自我改造，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名單向本單位群眾公布，報上一級黨委備案。
　　（二）對于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滿以后也不再作為右派分子對待。
　　（三）對于已經死亡的右派分子，為了爭取、教育其家屬子女，也應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
　　二、右派分子摘帽以后的若干問題
　　（一）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們“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視他們。
　　（二）對原保留公職的人，能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有專長的要使用其專長；不能工作的可作退職、退休處理。原則上由所在單位負責安置。對已開除公職的人，也要給以生活出路，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生活無來源的，可以從社會救濟中適當解決。
　　（三）現在仍在勞教場所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同時解除勞教。分別情況，予以安置。
　　（四）原屬起義人員，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應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時摘掉其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五）被遣送到農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以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確屬年老病殘，在農村無依靠，而在城市有親屬贍養的，可準其返回城鎮落戶。原在解放軍中劃為右派轉業到地方的，不要回到軍隊。
　　（六）對右派分子的家屬子女，根據我黨的一貫政策，主要看本人表現，在人團、入黨、參軍、升學、招工等問題上都不應受到影響。
　　（七）對過去已經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如果尚未落實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應按以上規定辦理。
　　（八）遵照中央一九六二年的規定，對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摘甄別平反，只是對于其中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三、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一項重大的政策措施，各級黨組織應予重視，認真做好這項工作。建議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組織一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辦公室，負責處理右派摘帽子的有關事宜。縣以上各級黨委，亦應組織摘帽辦公室，負責上述工作。
　　為了解決摘帽以后的許多具體問題，建議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召開一次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參加的專業工作會議，商訂具體實施方案，以便統一貫徹執行。
　　為了解決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的安置問題，建議國家計委給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調撥必要的編制名額和勞動指標。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由新華社統一發表消息。”
（原載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廳編《統戰部的信訪工作常用文件選編》）

    鄧小平在78、79年的有關講話至今尚未全部公開，發表的內容已晚到1980年后，此時，平反高潮已經過去，鄧的講話，多是解釋平反的理由，批判否定反右的另一種思潮。80年1月16日， 鄧在中央的干部會上講話，題名為《目前形勢和任務》，他在講到三年平反了290萬人的冤假錯案(文革期間的)之后，順便提起57年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因為57年“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總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鄧的這個講話，既是中共權威性的評估，也是有其背景的。即鄧小平在提出“四個堅持”后，一方面在糾正所謂中共的毛澤東左傾路線，一方面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反對他所謂的自由化。80年的講話就有這個背景。不久后，鄧小平就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事宜與其它人談話，又談到對57年反右的肯定。1981年3月27日對總政治部負責人(韋國清)講話時，又重申了以上觀點，指出當時一些鳴放“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今后不搞反右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
    1987年10月13日鄧小平會見匈牙利的卡達爾時，將1957年反右斗爭看成建國后歷史的分水嶺：“建國后的頭八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1957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斗爭，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高速發展。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1976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
    中共中央文獻編委在選鄧文時是有傾向的，鄧對糾正57年錯誤的一些講話、指示未編選出來，而針對80年代初開始的一次次反自由化浪潮，選編了鄧批評反社會主義思潮，肯定反右運動的講話。盡管鄧在那時也說自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但從78年平反右派高潮之后，鄧已把主要警惕放在一次次的新自由化之上。看來，鄧小平似乎重新扮演了50年代劉少奇的角色。那時劉少奇主張經濟上寬松一些、自由些，意識形態上嚴峻一些、正統一些。而時值中年的鄧小平卻介于毛與劉之間，生氣勃勃，既主張多元發展經濟，也贊同思想文化的某種寬松。
    評論反右是與非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人們正不得不面對中國實際生活中新的自由化與反自由化。我的筆記僅僅是借一些可以讀到的文獻，提供一條粗疏的回顧線索。去評論中共領袖們對反右的事后議論也為時過早，一切工作留待讀者有可能完整地閱讀歷史、系統地領會了歷史之后。但有一點也許得說明，毛澤東主席與中國人民正是在事后高度地肯定57年與潛化地詰疑57年的情緒下，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文化革命。不難理解為什么一次次的反右，并沒有能使中國知識分子中長期遺傳下來的儒家入世觀、“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蕩然無存，其中的激進分子會以另一種激進的方式向中共的一些傳統道義提出挑戰，而內心的目標，卻是維護馬克思原教旨與毛澤東思想。只有勇于求索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改革家們面臨而且承認了一次次的失敗后，一個理想的法制社會才能逐漸成熟。
    如果人們重讀阿爾蒙德1966年給政治文化下的定義，一定能領略到要從57年—66年型政治文化轉化到法制文化，會有多么艱難的歷程：“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的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人們在過去的歷史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動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法律對法律的反應”。
1 9 5 7政治文化研究似乎應當走出傳統的政治史學模式，進入心態史學了。

    參考文獻：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毛澤東思想萬歲》(五卷本)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翻印，1968年，武漢。
《鄧小平文選》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羅．麥克法夸爾，河北人民出版杜，1983年第1版。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版。
《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阿爾蒙．鮑威爾，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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