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中國打造了多重保險
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這不是一個用口號能解決的問題，而必須用實力來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首先集中一切優勢資源解決經濟實力問題，打了一場國家工業化的攻堅戰，為中國打造了基本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給中國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朝鮮戰爭為毛澤東提供了快速推進工業革命的機會。建國后，在如何推進中國經濟建設方面就有不同的爭議，但是朝鮮戰爭一仗下來，領導們多數就比較清醒了，或者比較知趣地不在抵制毛澤東了。毛澤東強力推進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集中社會一切優勢資源進行工業化攻堅戰創造了條件。
工業化的基本成功也有效地堵死了中國整體上倒回傳統農業國的退路。工業化的基本成功，意味著中國從過去傳統的農業國進展到現代的工業國。這個變化的意義在于，一旦中國基本進入工業化國家，那么工業規律就將發揮其固有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改革后中國農村出現小農經濟的傳統農業耕作生產方式的倒退，但是已經無法從整體上將中國倒退回傳統的農業國了。不過，由于中國農村倒退回小農經濟，必然導致農業生產能力下降，這就必然造成農民收入下降，也就必然造成農村購買力下降，這樣一來也就逼著中國的工業產品只能走向海外，到世界市場上去尋找出路。這就造成一個強烈對比的奇怪現象，一方面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一方面中國農村卻享受不到現代工業產品而極度凋敝。于是中國農村無法避免地出現了“三農”問題。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中國整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國家的條件下，工業規律已經開始逐漸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中國農村卻倒行逆施，倒退回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顯然這是背離工業規律的要求的，結果當然必然遭到工業規律的懲罰，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三農問題了。三農問題的實質就在于農村沒有與時俱進實現現代化，沒有發展到現代生產力。不過，三農問題的出現也可能壞事變成好事，壞事就是農村的發展被耽誤了，好事就是人們逐漸認清了問題所在，現代工業規律逼著人們去反思，逼著人們必須去探尋新路。現在要解決農村問題，必須想辦法從有效提高農村的生產力著手，發展新型現代化道路。
這里插一句，就是有人說什么朝鮮戰爭耽誤了中國收回臺灣云云。以中國當時的實力，若是美國刻意阻攔的話，要收回臺灣可能性幾乎為零。再說了，中國在參加朝鮮戰爭之前，美國就提前把艦隊開進了臺灣海峽，這明擺著就是阻止中國收復臺灣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若強行發動收復臺灣的戰役的話，結果反倒真可能把臺灣給打獨立了。再說了，當時蔣介石在臺灣維護凝聚政權的一個口號就是“反攻大陸”，所以當時蔣介石本人是不可能主動搞臺獨的，否則他的政權當時就極可能會垮臺。
表面上來看，中國暫時未收回臺灣是壞事，不過現在換個角度來看或是一件好事。假如毛澤東把臺灣過早收回的話，那么黨內多數人一定會產生一種功德圓滿的感覺，那么接下來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可能真的全部就馬放南山了，中國的軍力可能早就全部廢掉了。但是，由于臺灣這個問題掛著，再加上臺獨勢力一再鼓噪，那么大陸這邊就不敢掉以輕心，就總的把這件事掛在心上。在改革開放中，不是一度出現軍隊走私搞經濟活動的問題嗎，倘若不是因為臺灣問題需要保持軍力的話，可能大陸的軍隊早就徹底爛掉了。所以說，用臺灣這個問題掛著，大陸就不敢懈怠。這不就是壞事變成好事了嗎。解決臺灣問題終究是個實力的問題，實力到了，臺灣回歸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問題和現象倒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作為反映大陸實力的一面鏡子。
毛澤東在設計中國政治制度方面成功地解決了加強統一合作避免分裂內耗的問題。國家的穩定與否，根本在于這個國家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基礎上。基于這個客觀原因以及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的一致性，毛澤東在中國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制度架構。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社會的多種利益群體訴求共存的實際情況，在不同利益代表的政黨制度方面，毛澤東確立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共產黨的黨章要求必須代表工人階級等多數人的利益，所以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必要的，但是同時也要照顧到其他社會方面的利益，那就要允許他們的代表黨派也有說話參政的地方，所以就設立政協，否則的話，如果盲目排斥其他黨派，這些黨派為了爭取利益，就必會以在野黨的身份亂折騰，而搞了政協就極大地避免了這種內耗。再就是中國多民族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持了中國各民族之間松緊相宜的關系，有效地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毛澤東全面廣泛深刻地改造了中國的社會基礎，促使社會基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極大地解放了人民群眾的思想。社會基礎的全面改造，實際上也意味著為共產黨的可持續發展作了深刻地改造。人類嘛，總是要新陳代謝的，老的去了新的補充上來。顯然，這也就涉及到一個培育社會主義合格的接班人的問題。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假如不對中國社會基礎做一個基本改造的話，那么將來上來接班的人思想就還是舊的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前途是無法看好的。而對社會基礎作了根本的改造后，這就有利于新型現代化人才的成長，有助于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的發展，將來這些人中的優秀先進分子接班的話，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才可能得到堅持和發展。從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來看，四五十年代人在毛澤東時代正年青，經歷了多種群眾政治運動的鍛煉，又經過了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沖擊，有正反兩方面的多種經驗，應該說是當代中國思想最為開放的最為睿智的一個群體，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個群體中的人逐漸走上國家重要領導崗位，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應該是最能夠勝任當前面臨多重矛盾的中國的需要的，而一定有希望能夠帶領中國走出各種暗礁，開創新的社會局面。而之前二三十年代人主要在舊社會接受的舊式教育，那個時候能夠接受到教育的人多是當時社會上層舊式精英人士的子女，這些人思想一般守舊，這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就表露出來了。在往前就是鄧小平這一輩人，這些老革命經歷過戰爭烽火的嚴峻考驗，一般來說政治立場是相當堅定的，比如說堅持和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方面就做的相當好。至于后來的六七十代人，表現大多就一般般了。再后來的八九十年代人卻更值得看好，這個群體從出生到進入社會，一直就接受的是市場嚴酷競爭的鍛煉，在這種競爭氛圍內能夠冒出頭的人一般來說應該是社會的優秀分子，這種市場競爭中的斗爭性也有利于鍛煉他們將來為捍衛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而奮斗的能力。
基本改造社會基礎，改造人民大眾的文化思想，這是與黨的建設和堅持黨的領導相輔相成的。不搞好黨的建設，不堅持黨的領導，則群眾就群龍無首，社會就是一盤散沙。不對社會基礎進行基本改造，不改造群眾思想，就不能持續為黨提供合格的人才，就無法堅持黨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就必然連黨的領導也無法堅持下去了。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就面臨夭折失敗的危險。
毛澤東在中國確立嶄新的人權法則，即“人民萬歲！”簡而言之就是，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逐漸成為判斷一切社會現象是非對錯的根本出發點和標準。這一嶄新的人權法則的確立，也對保證后來的改革開放不至于出現崩潰立下了汗馬功勞。人們會發現，在改革中，即使那些所謂的“主流”精英要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經常喊著為人民的口號，舉的社會主義旗幟，甚至還要把馬列拿出來裝門面。當然，“主流”們的這種“打左燈向右轉”的搞陰謀詭計的手段的確也蒙騙了一些群眾，但畢竟紙是包不住火的，隨著人民利益的不斷被侵犯，群眾的眼睛就越來越被這些反面教材擦的越來越亮了。這樣的結果就是，“主流”們的言論的市場會越來越不斷萎縮的，他們一發話，就引來虛聲一片。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造成這樣一種局面，難道不是“主流”們自找的嗎？
毛澤東等老一輩政治家打破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打開了中國開放全面走向世界的大門。一方面，隨著中國工業化的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事實上造成中美蘇三足鼎立的新的世界格局，另一方面，毛澤東大力援助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為中國進一步拓展國際空間埋下伏筆。中國的外交特點就是，一方面立足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這是中國能夠在世界范圍內縱橫捭闔的世界群眾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又不斷向高端伸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伸展國際發展空間。這就等于是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就像中國革命戰略中農村包圍城市一樣，逐漸把少數發達國家包圍起來，將少數發達國家陷入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汪洋大海中，最后一定會繳了這少數發達國家的械的。
說到這里插一句，就是有人抨擊建國后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的問題。按照某些人的邏輯，當時要是對美國妥協一下子，中國就會怎么怎么樣似的。其實，這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空想。大家都知道，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了，那么世界上哪個國家對中國搞技術封鎖最嚴重呢？不錯，就是美國。倘若中國當年表現的三心二意的話，不是“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話，那么蘇聯等國家是不可能大力援助中國的國家工業化的。當然，朝鮮戰爭也起到了推動蘇聯的作用，對蘇聯來說，增強中國的工業能力，也有利于抵御來自太平洋的美日的威脅，這樣也可以避免蘇聯對歐洲和對美日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正是由于中國表現出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立場，才贏得了來自于蘇聯等國的工業建設援助。也正是有了這些工業援助，才在中國打下了初級的工業基礎，最后在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奮斗中，最終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建成了基本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國防工業體系，使中國具有了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實力。
能不能捍衛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根本是決定于各種代表不同道路的社會勢力的實力的斗爭過程。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其歷史意義和作用就在于培育和鍛煉出新型的合格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進入新世紀，看到新的中央的一系列措施，已經體現出效果來了。如中央提出的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方針，從根本上校正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如中央嚴厲整肅腐敗，加強黨的建設，這是解決龍頭問題；如中央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就在于繼續完善和夯實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如中央加強推進環境保護工作，這是保證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如中央提出和諧理念，以及和諧世界的呼吁，一下子就抓住了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文化思想導引的最高點；等等。
至此可以說，毛澤東已經高瞻遠矚地從戰略意義上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方向。這同時也是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方向，任何個人在其中作出什么樣的選擇，都會得到相應的結果，但總的來說，這個根本的方向造成的總的趨勢，是不可能改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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