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什么擁護毛澤東——兼評梁衡的讓椅子說

周恩來為什么擁護毛澤東——兼評梁衡的讓椅子說

在毛澤東逝世以后，不少人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系方面做文章，有的宣染他們的分歧，妄圖給人以周恩來為正確代表，妄圖用"總理"的形象把毛澤東比下去,用以否定毛澤東；有的對周恩來支持毛澤東正確路線的言行污為是違心的，符合他們需要的，就不是違心的；違背他們需要的，就是違心的！　　　　

把長期支持毛澤東的周恩來說成違心實質上是對周恩來人格的污蔑，這將周恩來置于何地呢？而此時，有的利用這一說法進而污蔑周恩來是兩面派，政客，大奸似忠等。　　　　

其實，說穿了，他們是想借題發揮。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反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然而歷史不是任人們任意裁剪的，我們應當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他們揚周反毛的伎倆必需揭穿，不揭穿，我們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死去的先烈，也對不起毛澤東和周恩來，更對不起中國革命歷史和事業。　　

　　最近，《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梁衡拋出了讓椅子說，梁衡在[周恩來為什么不與毛澤東爭 甘當“二把手”？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52/10079489.html ]中說：長征開始時，黨務、軍務大事由最高三人團負責：博古、周恩來，還有一個外國人李德。遵義會議后他把軍事指揮的椅子讓給毛澤東。周恩來對毛澤東是讓椅子還是真心擁護，這一大是大非問題應當辯清。歷史事實表明梁衡的讓椅子說可以休矣！ 梁衡的讓椅子是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污蔑，梁衡們有什么資格以偉人代表的身份說話！

   當今反毛、誹毛者釆用各種手法，其中最惡毒的是歪曲歷史，混淆視聽，他們以遵義會議為突被口，就更為惡毒，他們妄圖從根本上否定黨的歷史。我們只有用歷史事實以正視聽。　　

羅斯。特里爾在他寫的毛澤東傳中說：毛并不操控那歸屬于他的強大集團，也不屬于業已存在的兩派；28個布爾什維克和黃埔軍校派(周恩來是其中最知名的一個)。　　

毛是一位值得信賴的領袖，因為他與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圍剿”戰役中有過輝煌的戰績。但是，他的行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28個布爾什維克明顯地失敗了。共產黨的一些關鍵人物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隨時都會收回對毛的疑慮。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起了關鍵作用。在毛和朱德發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為自己辮護后，周作了極為重要的發言。他轉向毛這邊，對毛作了這樣的評價：“他一直都是正確的，我們應當聽從他⑥。”他還讓出了自己在軍事委員會的職位并敦促讓毛接替。　　

周發言后，28個布爾什維克再也沒有獲得主動權。而且自遵義會議后，周再也沒有對毛的領導地位或思想提出過根本性的挑戰。　　

迪克。威爾遜在他寫的毛澤東傳中說：紅軍在艱難地穿越貴州期間，受到貴州軍閥的堵截，到黎平暫駐休整，并在那里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軍事指揮上的不同意見公開化了，毛在這次會議上重返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繼續向遵義前進。在這段長征路上，毛的妻子賀子珍在低空轟炸機的轟炸掃射中負傷。據說有20塊開花彈片留在她身上，但她還是活了下來，并產下一個嬰兒，走完了長征的全程。在長征路途的前半部分中，毛寫了三首十六字令，盛贊大自然的偉力。　　

其一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在遵義，他們暫時擺脫了敵人的進攻，得以休整12天，招募新兵，并繼　　

續討論他們之間的不同意見。他們在此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除政治局成員外，部分中央委員會成員，以及紅軍的指揮員或政治委員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一開始、毛就展開了攻勢，提出以博古為首的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策略是錯誤的。最終，會議采納了毛的意見，并把它寫入了會議決議：　　

“在目前中國國內戰爭的階段上，在我們還沒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動、由軍士兵的嘩變的配合，在我們紅軍數量上還是非常不夠，在我們蘇區還只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在我們還沒有飛機大地等特種兵器，在我們還處于內線作戰的環境，當著敵人向我們進攻與舉行‘圍剿’時，我們的戰略路線，當然是決戰防御，..“我們對于進攻的敵人不應該即刻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我們應當以..主力退至適當距離或轉移到敵人側翼后方，隱蔽集結，以尋求有利時機，突擊敵人。在內線作戰下，當敵人以絕對的優勢乓力向我們前進時，紅軍的退卻與隱蔽，足以疲勞敵人，..應該待它進至適當距離，然后包圍消滅之（即誘敵深入）。為了求得勝利，即使暫時放棄一部分蘇區的土地，甚至主力暫時離開蘇區根據地，都是在所不辭的。’③博古因沒有糾正“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和拒不接受批評而受到了毛的指責。毛在遵義告訴他的同志們，現在要做的是徹底糾正這些錯誤，繼而“在云貴州三省廣大地區中創造出新的蘇區根據地，將使我們恢復老蘇區”，最后奪取全國勝利。周意識到，事態正朝著預料的方向發展，他承認了人們指責他的那些錯誤，并建議由毛接替他任革俞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是一種有效的先發制人的做法，致使博古和其他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除了接受周的建議外別無其他選擇。這意味著毛現在成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成員。因為考慮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通常就是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這在過去的幾年里已成為黨的慣例。在被排擠出黨的高級領導層兩年之后，毛又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從此他再也沒有被罷免。這使他在后來的10年中扶搖直上。現在他成了黨的5或6人最高領導中無可爭辯的一員。　　

　一般認為，在大約20名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也許僅有2人是毛的支持者：即林彪和聶榮臻。但是毛還可以利用正在增長的對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不滿。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可能已經失卻了生殺大權，因為領導上譴責他采用殘酷屠殺的方式鎮壓反革命。彭德懷將軍和劉伯承將軍對于過去制定出的軍事決策十分惱火。再者，由于要扔掉從江西帶出來的、不利于軍事行動的過于笨重的民用設備，張惶失措地撤離根據地，同時又不知道要去的目的地，致使干部們士氣沮喪。　　

　　毛之所以能夠利用這些失望情緒，一方面由于他特有的樸實的軍事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像丘吉爾一樣，能提出近乎冒險的，但同時又是明確的愛國主義的呼聲。像丘吉爾一樣。他知道如何把握國民的最深層的本性，激勵他們去戰斗、去忍耐，去持久地反對一切不平等。　　

　　但是，也許功勞必須歸之于洛甫，在遵義會議上，正是洛甫對達成妥協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決議中，確認了舊領導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以撫慰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但同時也拋棄了舊領導的”錯誤的軍事路線”，以得到不滿的將領們的諒解。毛后來評價洛甫時說：“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④　　

兩位外國評論者都看出：毛是一位值得信賴的領袖，因為他與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圍剿”戰役中有過輝煌的戰績。會議采納了毛的意見。　　

從這里可以看出梁衡的讓椅子說是多么可笑！　　

1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 　　

從一九三一年贛南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盡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這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1930年7月下旬召開的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擴大會議通過《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認為“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要李立三停止暴動計劃，并派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1930年8月，周恩來、瞿秋白先后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國際的指示精神，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　　

　1931年1月7日　，在米夫操縱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米夫擬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單如下：政治局委員九人——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郁、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陳紹禹(王明)。　　

在四中全會后派的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之前，三中全會后派的中央代表項英已于1月初到達中央蘇區。　1月15日　，他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在寧都小布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項英任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等為委員。項英到蘇區后作過一些膚淺的社會調查，根本沒有看到根據地人民反對國民黨軍閥的強大力量，認為新“圍剿”敵軍20萬，而紅軍只有3萬多，主張不打第二次反“圍剿”。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初上臺，到了這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更進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王明可以坐在莫斯科，“遙控”著上海以博古為負總責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發出種種指示。　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執筆的長達一萬兩千字的《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被稱為“九月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了批評，認為“蘇區同志對于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指共產國際——引者注)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來的第一號電報還指示：“革命軍事委員會設主席團，決定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團”主持贛南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三大“錯誤”：　　　　

　　一曰“狹隘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　　　　

　　二曰“富農路線”。因為當時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三曰“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后發制人”的戰略是“游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必須實行“先發制人”、“積極的進攻路線”會議作出決議：“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必須發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撤銷了。　　

　1931年11月1日　至5日，也就是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地點在江西瑞金葉坪。通稱“贛南會議”。會上，“左”傾教條主義者集中在四個方面批評了毛澤東： 一、將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指責為“狹隘經驗論”； 二、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指責毛澤東犯了“富農路線”，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斗爭。因為當時黨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三、指責毛澤東在發展根據地問題上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于最短的時間內，”與湘贛等蘇區貫通；四、在軍事上，指責古田會議確定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后發制人”的戰略是“游擊主義的傳統”、“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會上，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由項英擔任。隨后，會議改由項英主持。  　　

    贛南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全部批評，認為是“完全正確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條檢討了所犯的“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極嚴重的錯誤”，決定“將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執行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徹底地轉變黨的路線”。提出：在根據地建設中，最大限度地開展階級斗爭。如農民消滅地主豪紳殘余的斗爭、雇農貧農反對富農的斗爭、工人反對雇主的斗爭；在紅軍工作中，要堅決反對落后的狹隘經驗論，要教練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在政權建設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階級異己分子；在土地問題上，實行“富農分壞田并且要以人口與勞力混合做標準”，堅決反對固執和拘泥于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機會主義；在黨內思想斗爭中，要反對“狹隘經驗論”和“農民的落后意識”，“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贛南會議的召開及其通過的決議案，表明蘇區中央局事實上已經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錯誤主張。  　　

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毛澤東，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總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軍委”成立，宣布取消原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所有中華全國紅色軍隊集中統一于“中革軍委”統轄指揮。這樣，也就取消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　　

　1931年11月1日　至5日，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會上，將毛澤東創造的蘇區工作經驗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會后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部機關建制，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職務也自然被免了職，由此拉開了排斥、打擊毛澤東的序幕。臨時中央礙于毛澤東在黨內的崇高威望，表面上不得不決定讓他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實際上卻千方百計架空和限制毛澤東的領導權力。　　

在贛南會議之前，毛澤東在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創造出一整套有中國紅軍特色的戰略戰術。這些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包括：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誘敵深入”是紅軍反“圍剿”的基本戰略方針；運動戰是反“圍剿”的基本作戰形式；殲滅戰是反“圍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點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強擊弱，慎重初戰，采取包圍迂回、穿插分割的戰術，制造并抓住敵軍在運動戰中暴露出來的弱點，出其不意地發動攻擊，實行戰斗中的速決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系統地總結了紅軍反“圍剿”的豐富經驗，作出重要的理論概括。他明確指出：“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紅軍全部作戰原則是在古田會議決議指導下形成的。完全可以說，紅軍的建軍思想與作戰原則相結合，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　　　　

毛澤東后來回憶這段歷史時講到： 　　

“那時，給我的‘帽子’就多了，說什么山上不出馬列主義，他們城里才出馬列主義，可是他們也不調查研究，我不是生來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來才到山上來的。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在山上的經驗。”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被批判斗爭后離開軍隊，由周取而代之。導致寧都會議的召開，實由周給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毛澤東離開軍隊兩年多時間，用毛自己的話說，那時他成了"茅坑里的石頭","連鬼都不上門"。周由此鑄成大錯，用周恩來本人的話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　　

    周恩來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由地下交通線秘密潛入江西，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　　

    周恩來的寧可犯政治錯誤，也絕不犯組織錯誤這一特點，在經歷了立三路線所引發的這場黨內軒然大波以后愈加明顯；如果說在此之前，周還有自己一定的主見，遇事敢于一爭的話，那么此后他就變得時時引咎自責，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周本人后來在延安整風中反省這一段時，說自己當時的頭腦"失去了主宰"，盡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無基本覺悟，仍充滿著苦悶拼命地干，而且認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對的，比比過去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也各有短長，也就算了"。　　

    正是這種處境和心態，作為中央派出的，到江西之初，周恩來求問存異，團結各種人一道工作。周并不喜歡毛澤東的山大王式的作風和喜歡抗上、標新立異的個性，因為這實在與周本人的為人，特別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組織紀律觀念格格不入。實際上，還在他剛剛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時，就表現出對毛的這種看法和擔心，甚至提出：對毛的部隊要派人去視察，要堅決的改組。如毛的觀念不好，一定要撤換。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是中共黨內較早認識毛澤東軍事才略的人。還在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期間，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專門介紹朱、毛紅軍的游擊戰爭指導原則、軍事訓練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經驗，要求各地紅軍仿效。周在進入中央根據地，特別是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隨軍活動后，更加深了對毛軍事才干的認識。　　

    當然，周恩來對毛澤東所擅長的游擊戰術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蘇區后，經過一段觀察，認為中央紅軍的戰術水平不高，而且"指揮戰爭顧慮太多，且主意不定，長于巧妙之機動，勇猛果斷之行為不足，尤不喜乘勝直追，殲滅敵人"。此外，本來就一直對軍事工作有濃厚興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躍躍欲試，很想在戰場上一顯身手，但內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團結毛一道工作的同時，也有在作戰指揮中借重毛的所長之意。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后方中共蘇區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對毛澤東不大放心的顧慮，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時，周才不顧后方眾人的反對，力主由當時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的毛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在對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沒有什么不同，這樣做并不意味著將軍中大計的最后決定權讓給毛，而是繼續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　　

    對于這一點，周恩來是十分明確的。他先是與前方諸領導人聯名提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央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隨后，周又以個人名義直接打電報給中共蘇區中央局，對此作進一步申說：　　

    "現在我想是否可改為軍事最高會議，由政府明令發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作戰總計劃。如依你們提議仍以周為總政委，這不僅對于政府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關系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作。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他做總政委其權限于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依上兩次戰役看，紅軍戰術差得很，雖高級指揮員都需幫助。玉階(朱德--作者注)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遇關重要或猶豫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義來糾正或解決。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計，這又與中央局代表或軍事會議主席權限相同，故此種寶塔式的指揮權，必須改變，我覺得前方決定于實際于原則均無不合。"　　

    關于寧都會議的起因，是由于前方與后方在作戰指導方針問題上存在爭論。后方要求前方堅決執行中共臨時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主動出擊，尋敵主力作戰，以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共各塊根據地的圍剿。前方則從實際出發，避敵鋒芒，等待尋找戰機，然后再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軍。應該說，這大體上是不錯的。然而問題在于，前方并非鐵板一塊，在最高軍事會議內部對戰略原則與發展方針也存有爭論，各執一見，爭辯不休，弄得作為會議主席的周恩來非常為難，深受前方作戰指揮的組織形式未能真正集權于個人之苦，甚至動了回后方工作的念頭。為此，他在寧都會議召開的前夕，曾單獨打電報給后方的蘇區中央局，述說自己的難處和苦衷，認為"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決的問題"，要求在會上予以根本解決。　　

    周恩來在電報中這樣說到：前方關于戰略原則和發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而且在動搖的原則上變更意見，有時今天以為是的，明天是以為非，工作在不定狀況之下非常難做，前方組織既不是集權于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有短，許多事件既不能決之于個人，而且時常變更其解釋的原則，尤令人無所適從，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　　

    他接著寫道：　　

    "我以為既主張在前方開會，則須開全體會，徹底解決一切原則上的問題而不容再有異議，否則前方工作無法進行得好，尤其是軍事行動上，必須行專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錯，也要在檢閱時予以批評，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錯也會弄錯!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輒離開一定原則談話，有時海闊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實際問題反為擱下，即不擱下，也好像大問題沒有解決小問題沒有把握似的，尤其是軍事戰略，更可以隨意恣談不值原則，因此工作方針極難穩定。我意劉伯承必須調來當參謀長，才可以有一個幫手，才可以時時以應該遵循的原則來警醒我們。關于這一點，劍英要比伯承為差。再則前方負責人太多，我意與其各執一見，下如抽出人來做前方與后方的群眾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還是到后方來，否則必須有另一辦法解決。此事尚未與前方各同志談，我亟望中央局全體會能在前方開成，地點在廣昌，以根本解決這一困難問題。"　　

    信中所指，周恩來雖未明言，但很顯然說的就是毛澤東，其中"海闊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語，更是點睛之筆。這與周本人務實縝密、中規中矩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反差，兩人之間的意見不和乃至摩擦實在是難以避免的。用周后來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話說，是"事務主義的作風與布爾什維克毛主席的作風互不相容"。　　

    周恩來的這封信是導致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撤換的一個由頭。　　

    在后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本來就不甚放心對國際路線有抵觸情緒的毛澤東指揮軍隊，認為"由他在前方負責，正確行動方針的執行是沒有保證的"。對周恩來力主由毛出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見，但苦于找不到撤換毛的理由。周的這封信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做文章的題目，而且他們也剛好抓住了毛違抗中央，不積極執行"進攻路線"的把柄。因為朱德、毛澤東在九月二十六日聯名發布了紅一方面軍關于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而這是與臨時中央關于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行動方針的指示電中關于"以積極迅速之行動，擇敵弱點擊破一面"的精神背道而馳的。于是，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電前方諸領導人，對九月二十六日訓令提出嚴厲批評，說："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與此同時，他們又單獨向周恩來提出撤換毛澤東的動議，聲言要對一切違背積極進攻路線的消極等待觀念進行"無情的打擊"。這里請特別注意，撤換毛一事早在寧都會議之前就已經在醞釀之中，而非在會議進行之中才驟然提出來的。　　

    關于這一點，在后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事后給中共臨時中央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關于召回澤東同志問題，是因為前方領導和指揮戰爭責任，必須專一"，"過去名義上恩來雖負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實際上并不能起領導專一的作用，顯然非有徹底解決辦法是于戰爭領導極為不利的。會議前我們即將召回澤東的意見告訴恩來，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見。"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以任弼時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員以臨時中央關于行動方針的指示電為尚方寶劍，集中火力批評了毛澤東代表的中共蘇區。"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并清算了毛一貫右傾的老賬，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左右為難，事情鬧到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的機會，解決前方作戰指揮的形式不能專責的問題，即便需要把毛澤東調回后方，也不必展開這樣的黨內斗爭，如此大動干戈：盡管他在會上試圖緩和批毛的火力，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時替毛作了不少解釋，但無奈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撤換毛已成定局，無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后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不過，他們也看出并體諒周執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們的說法是"我們鑒于他(指周--作者注)對領導和指揮戰爭尚缺少自信心，最后后方同意他負主持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辦法"。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期間回顧自己這一段的心態時也說："我個人有實驗之心，但又無把握且亦有團結之意，是實情。"　　

    毛回后方去"養病"。當然，毛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寧都會議引發的黨內斗爭的余波未已。后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對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很不滿意，集體向臨時中央告他的狀，指控他沒有站在堅定的立場，集中火力反對以消極等待為中心的右傾主要危險，"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更厲害的是，蘇區中央局認為周恩來這次又舊病復發，"在斗爭中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開展了的斗爭戰線"，指出："恩來在斗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　　

    周恩來為自己辯白。他在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表示：　　

    "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后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但因此"認為未將這次斗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斗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周恩來在電報中并解釋了之所以挽留毛澤東在前方的原因："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經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會走向消極，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對他個人亦能因局勢的開展而更徹底轉變。"當然，周也明確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為"實際上澤東單留主持戰爭，在政治上，在對行動方針的認識上確易發生錯誤，而不能得到保障。"　　

    臨時中央在復電中表示："恩來同志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在指揮紅軍強攻南豐不成后，周恩來與朱德臨機應變，采納林彪的建議，改強襲為佯攻，用大兵團伏擊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接連在黃陂和草臺岡打了兩個大勝仗，一舉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　　

    蔣介行深為懊喪，稱："此次挫敗，慘凄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這時周恩來對他的態度世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果說，周到江西中央根據地之初，對毛還是敬而遠之的話，那么當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后，對毛派勢力大興問罪之師，以反"羅明路線"，斗"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來肅清毛在黨內軍中的影響時，善于轉向的周就開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劃清界限，保持距離，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后曾向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心報，我即前去"。但是周后來卻一直未于理睬。這一點是毛始終不能寬恕的，同時也是周本人后來自覺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后，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當著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面，以講黨內路線斗爭為名，再一次歷數他在歷史上反毛的錯誤，其中把寧都會議列為他本人"犯路線錯誤中最嚴重的罪過之一"，承認當時"執行王明路線在組織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對此感到痛心疾首，說他自寧都會議后"未曾向上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1966.09.25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講了這段歷史:我在黨內四十五年，我受過毛主席教育，幫助我，信任我，給我工作做。我還和民主人士談過多次，我犯路線錯誤時，國民黨還通緝我嘛？還有康老，我和主席說過，應該把黨的歷史全面地告訴青年，要講革命史，也要講錯誤，不能只講好的，不講壞的，主席同意。例如南昌起義，現在還把它定為革命節來慶祝嘛！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我是主要負責人，沒有到農村中去，我犯了錯誤。當然，這并不是路線錯誤，因為當時我們奪取了武裝。我犯路線錯誤是六大四中全會，王明親自主持的。關于這個問題，請同學們不要貼大字報，我不是怕，革命者是無所畏懼的，說我不革命，我現在還做總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四年期間，當然我不是主要領導，但是領導。   　　　

2關于遵義會議　　

當湘江大敗之后，毛立即向博古為首的中央"三人團"提出"要討論失敗的原因"，并聯合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提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于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要求開會檢討清算。博古，李德拒絕了毛的意見。　　

正在考慮轉向的周恩來一開始也不明確表態支持這種把博古、李德"轟下臺"的作法，因為在周看來，盡管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主張確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黨的團結。　　

湘江慘敗之后，博古、李德成為眾矢之的，他們的領導已經破產，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團"中具體管事的成員周恩來的手中。毛澤東鑒于蔣介石已經判明紅一方面軍準備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行動意圖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情勢危急，需要盡快作出決定。　　

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于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后拍板定奪。那么靠誰來收拾殘局呢?周恩來思來想去，也只有毛澤東了。如果說在此之前，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求開會清算領導錯誤的主張還在躊躇之中的話，那么當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時，他就別無選擇了。于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打破僵局，采納了毛的建議而與李德徹底鬧翻，會議并決定進入遵義地區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失利的經驗教訓，解決領導層內部主力的爭論。這一決定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至深且巨。對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時是這樣回憶的：　　

    "從湘貴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爭論失敗大怒。此后我與李德的關系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　　

    關于周恩來同李德在黎平開會鬧翻一幕，他當時的警衛員范金標后來對此有生動的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指周恩來，下同--作者注)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么問題，當時不知道，后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李德很主觀、很機械，他主張硬打硬拚。"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于當時中共黨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后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總結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隊指揮上的錯誤。會上，博古作了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強調客觀原因，為軍事失敗作了辯護，周恩來則不動聲色地與博古的說法拉開距離，在副報告中則更多地強調了主觀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和錯誤，并從軍事指揮執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檢討，承擔了責任。周的這舉動，與博古、李德劃清了界限，致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最終解體。　　

    接下來，多數興會者主張改變領導，撤換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揮權。對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堅決不接受，此外，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內"兩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凱別則表示反對，認為把全部責任推到博古一個人身上不公平。雙方為此頂起牛來。　　

       最后，還是周恩來打破了會上的僵局，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　　

[　一月十五日　　至十七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并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隨后，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⒃他還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借口。同時，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后軍事行動的方向。會后陳云在傳達提綱中說：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　　　　

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政治局通過后印發各支部。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御的戰略、戰術原則。]　　　　

[參考毛澤東傳等摘編]　　

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黨內高層小范圍的談話中作這樣的回顧：　　

    "在長征路上，暴露出他們那一套不行了。這一套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每次政治局開會，我只有一票。后來我病了。王稼祥負傷了，我們兩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許多意見。通過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張聞天)的工作。洛甫也轉過來了。可是以后再作別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動了。他們死抱著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我這一邊，我一個，稼祥一個，洛甫一個。他們那一邊，博古一個，李德一個， XX(朱德--作者注)一個，XXX(周恩來--作者注)一個。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問題。后來軍事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們不要老是開這樣的會了，不行了。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這里邊有贊成我的意見的人，也有贊成你們意見的人，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決定吧!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指揮的第一仗--上城戰役就沒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是一個敗仗"。這一挫敗雖然沒有對毛在黨內軍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損害，但還是多少影響了他的威信。正因為如此，在稍后討論攻打打鼓新場時，當毛澤東又一次力排眾議反對攻打，甚至以辭職相要挾時，結果竟然弄假成真，與會者通過表決撤銷了毛的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而這一職務是毛在遵義會議后所獲得的軍事指揮上的實權職務。這樣一來弄得毛下不了臺，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最后還是周恩來居中轉圜，才幫助毛解脫了困境。對此，周后來是這樣回憶的：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這場風波后，毛澤東提議成立一個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全權指揮今后的軍事作戰。這一提議隨即獲得通過。　　

事實講明，毛澤東無論是政治謀略還是軍事才具都高人一籌，令中共黨內所有的對手甘拜下風。首先在軍事上，為了跳出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毛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戲--"兜圈子"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迂回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走制勝，其中先后四渡赤水，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終于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毛的指揮才能由此為黨內所折服。毛本人也頗為自得，多次表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摘自：晚年周恩來　　

3對毛澤東的領導心悅誠服　　

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后，周恩來返回延安，參加中共黨內高干的整風運動。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周恩來致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連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從四中全會后，黨內有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　　

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蒙蔽，所迷惑。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整整作了五天的發言。他說自己"有經驗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國際并與教條宗派有思想上、氣味上相投之處，所以不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都擔了極大的罪過，成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兇，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一-作者注)人物，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阻礙"。　　

關于在中央蘇區時所犯的錯誤，周恩來說：為教條宗派肅清道路，造成不可饒恕的罪過，中心關鍵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蘇區反毛澤東的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一、項英階段，取消肅反為最高峰；二、稼祥、弼時階段，蘇區黨大會為最高峰；三、周恩來階段，寧都篡軍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階段，五中全會為最高峰，篡黨篡政篡軍的完成。"　　

"這時期(指博古、李德當政時期--作者注) ，我的看人標準比以前有個改變，以前多從小節著眼，但還聯系到品質。這時，以為只要他政治對，小節不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質了。這從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們也就利用我的弱點，以政治唬我，以鼓勵我埋頭干麻痹我，在小關節上又讓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從此一步步陷入了。"　　

關于在抗戰初期所犯的錯誤，周恩來在檢討中表示："這是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確如毛所說為陳(紹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來)、彭(德懷)，項(英)。第一次結合是經驗投降教條，這一次要沒有周、彭、項的擁護，教條宗派是建立不起統治的，故名為教條宗派打天下，或開辟天下。"　　

周恩來還對他之所以屢犯錯誤的社會家庭原因和個人品質進行了自我解剖。他在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倀瑣沖動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鏟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養，更增加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后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性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周恩來進一步解釋道："動搖性是很明顯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搖擺，特別是重要關頭之轉彎拐角時，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現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寧都會議) 。虛榮性表現在愛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處，常常原諒多于責備，同時，也養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質的毛病。沖動性表現在盲動和破壞紀律上(如武漢時期、洛川會議后，乃至西安最后…電) 。軟弱性表現在黨外之遷就傾向，黨內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會前后、博古李德時代)。"　　

他這樣說道：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在二十多年黨的生活中，黨的基本立場(即是說為黨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許多鍛煉，若干改正，如頑強性也漸漸生長，同時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因此搖擺不定并未發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發展到陰謀詭計；愛面子注意表面也未發展到說謊話做人的事情；盲動還沒發展到不顧一切地蠻干，破壞紀律沒走到分裂和小組織行動；黨外遷就還沒有失去最后界限，黨內畏首畏尾也還沒有發展到完全沒有原則。因之，我的品質上基本特點是調和性與缺乏原則性。　　

周恩來后來說，"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去年的整風，才在我思想上開門。這一次歷史檢討，才進一步認識自己。" "因為要說歷史，不能不牽涉到犧牲的同志，他們已為黨犧牲，表現了他們高貴的布爾什維克品質，而我連續犯了罪過，這在我涉及他們時，心里不能不難過。"　　

周在比較了曾共過事的幾位中共領袖的長短之后，對毛的領導已心悅誠服。在周恩來的心目中，毛澤東完全取代了以往共產國際的神圣地位，成為真理和權威的化身。與此同時，周也為他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內心深處以中國歷史上輔佐雄主成就大業的張良、諸葛亮自勉，甘愿充當毛的助手。　　

摘自：wannian周恩來　　

4中國沒有毛主席，沒有今天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在接見中國科學院雙方代表時的周恩來談話: 中國沒有毛主席，沒有今天。你們沒有解放沒有今天，你們也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今天。　　

我們黨經歷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陳獨秀對蔣介石實行了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二代是執行盲動主義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還是被國民黨殺了；第三代向忠發，李立山，向忠發是工人出身，最后當上工頭，被國民黨抓住，下午就出賣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現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義者，還是中央委員，改名換姓，寫文章攻擊我們，罵毛主席；第五代是張聞天，又叫洛甫，建國后出現的反黨集團大頭子。直到遵義會議才確立毛主席的正確領導。 　　

在黨的歷史上，五代都壞了，你們不是看過《東方紅》嗎？一面是黨旗，一面是毛澤東旗。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書記。從一九四五年起僅用了四年時間全國就解放了。解放后，黨內出現三次反黨大集團了。第一次是高、饒集團（高崗，饒漱石），第二次是彭、黃、張、周（周小舟當時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第三次是彭、羅、陸、楊。現在正在追，要追清楚。…領導成員中的黑點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陽就是毛主席。 　　

（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在接見中國科學院雙方代表時的談話）　　

1966.09.01 周恩來王任重對北京市紅衛兵代表的講話:在十一中全會時有人提出過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主席自己不贊成。用毛澤東思想已習慣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響，毛主席自己也不贊成，強加給他就不好。　　

毛主席的老三篇要很好學習，從小就培養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作風，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永遠不能脫離群眾。　　

1966.09.13周恩來陳毅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大會上的講話:　　

回憶一下黨史就清楚了。在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中央曾經犯過四次嚴重路線錯誤。陳獨秀領導時，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把中國革命搞失敗了，但是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在這一場革命斗爭中，還是革命的，很多人為革命奮斗犧牲，他們的主觀愿望還是革命的。第二次是瞿秋白領導時，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第三次是李立山，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第四次時間更長些，王明領導，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在這四次路線錯誤時期，也不能說黨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是反革命的，主觀上還是革命的。但是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大損失，領導要負責任，但不能說他們不革命。這和反黨集團，鬧獨立王國，分裂黨，搞另外一個黨不同，要區別開。　　

5周恩來保持晚節　　

1966.05.21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后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消。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系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來讀三十本書。 　　

1966.09.07 周恩來在中國科學院萬人辯論會上的講話：　　

作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要做到老學到老。學什么？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改造到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改造自己。我是一個老黨員，時時刻刻跟著毛主席，有時跟不緊，跟不上，有時掉了隊，要趕緊趕上去。我越來越感到自己對于毛澤東思想體會不夠，做的不夠，越要趕上去。　　

1966.11.27周恩來在接見外地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同志們要曉得什么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嗎？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我們要向他學習、學習、再學習。兩個多月以來，就是從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表以來，廣大群眾得到了戰斗的思想武器，對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揚，運動更深入，更廣闊，更健康的發展，文化大革命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偉大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歷來幾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涌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歡呼和支持，同時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恐懼、痛恨和憂慮，而且庸人為之目瞪口呆。　　

6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挖掉修正主義根子　　

1966.11.28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鏜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周恩來說：當前我國正在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極其廣闊的、極其深刻的、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這場革命，反動了億萬革命群眾，觸及了每個人的靈魂。這場革命，震動了全世界，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整個文藝界。這場革命，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社會。這場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防備資本主義的復辟，保證我國永不變色，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且大大影響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運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隨著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就開始出現了同舊的剝削階級的文學藝術相對抗的新的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歷史任務。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明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又親自領導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反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在經濟戰線上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又開展了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兩篇輝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滅資興無的偉大歷史任務。這個革命發展到現階段，就成為全社會都動起來的，億萬群眾自覺參加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新經驗。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是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新發展。我們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有千百萬群眾的高度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我們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樣，要形成一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我們的文藝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近幾年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是文藝革命化、大眾化、民族化的一個大飛躍。這些成就，都是經過嚴重的階級斗爭，沖破了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重重障礙而取得的。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指導下取得的。這是在普及的基礎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這些樣板的影響和帶動下，已經產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學藝術作品，廣大的工農兵登上了戲劇舞臺。這個革命運動必將在各個文藝領域里進一步深入地開展起來，必將對我們的未來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1966.12.19周恩來接見江西省聯合赴京控告團全體代表時的講話：我們離開你們三十二年了。一九三四年離開你們的，現在又見到你們。　　

借這個機會我想回憶一下，我們都應該回憶這個三十二年。如果講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義和建立井崗山根據地算起的話，就快四十年了，僅僅差一年。 　　

這四十年的革命道路是難忘的，是曲折的，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說的，中國革命是一條曲折的道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從勝利，經過一些挫折，經過一些失敗，又走向勝利；然后經過一些挫折，取得經驗，又取得新的勝利！這樣子經過武裝斗爭二十二年，取得全國的勝利，進入北京。如果沒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武裝斗爭的火炬，在井崗山高高舉起第一根火炬，就沒有今天。所以，我們感謝毛主席，也感謝江西人民！ 　　

從我們四十年艱苦的日子，先經過了二十二年，后又十七年，共三十九個年頭，差一年就四十年。我們回憶這個光榮的歷史，在座的有的是四十年前出生的，也可能大多數是在這四十年當中出生的。不管是在四十年前或四十年當中出生的，我們都是江西勞動人民的血汗撫育大的。我們現在享受革命果實，我們應該飲水不忘本！我們想想，正好我們面對著毛主席這兩句話，毛主席親筆寫的刻在江西廳上的，就是 " 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 。正好用這句話來勉勵江西的同志、江西的同學、江西的工友。你們想想，你們要無愧于我們跟著毛主席，無愧于江西的勞動人民，無愧于江西的革命學生，無愧于江西的革命干部。你們都應該想想應該怎樣無愧于這些。“八·一”南昌起義，人數開始很少，但是由于領導，其中我就是一個，沒有負到責任，在領導戰爭中犯了錯誤，沒有能在江西站住腳，到廣東去，到海口就失敗了。就在那個時候，朱德同志、陳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會師到江西，跟著毛主席秋收起義的部隊，會師在井崗山，由毛主席高舉這個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這四十年的經歷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在這段斗爭中，毛主席總結了三個法寶：一個法寶，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領導我們革命，就是主席語錄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話；第二，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第三，黨所領導的統一戰線。有這三個法寶，就把中國的民主革命引向了勝利！所以，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總結了三條經驗。我們相信，你們懂得領導革命，信任群眾，信任黨的道理。要有黨的領導，當然，咱們是相信，尤其是毛主席領導的。　　

不斷進步的思想把落后的思想擠出去，這就是無產階級思想不斷占領資產階級思想的陣地，無產階級思想不占領，資產階級思想就鉆進去。一個人都如此，何況一個團體？這是階級斗爭的反映嘛！不要認為有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夠共同生活、共同工作。這就是我們從井崗山以來，毛主席不斷地把這個統一戰線的方針，在黨的領導下，聯合在大方向相同下的各方面的人，統一在一個戰斗單位里面。軍隊里也有不同的思想嘛！黨內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又比如，我們黨在毛澤東思想領導下，才能領導革命，才能走向革命的勝利。這是我跟隨毛主席四十年，逐步認識到的，有時跟上了，有時跟不上，就得趕快趕上。　　

1969.03.25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從 21 年開始黨內二條路線斗爭史，二條路線斗爭貫串在四十八年的黨史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陳獨秀右傾。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三次“左”傾路線。主要表現在：①盲目反對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主張攻打城市；②主張打陣地戰。在遵義會議上才確立毛主席為黨中央主席，當時陳毅是有功的，一票之差。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又犯右傾機會主義，曲解統一戰線。王明是個徹頭徹尾的叛徒，最近在加拿大修字號報紙上寫文章大罵。八大時主席寬大，還給他在中央委員中保留一個名額，現在公開叛國、叛黨。中國文化革命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后的偉大勝利，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文化革命中徹底被打敗，路線斗爭就是階級斗爭的反映，是最大的階級斗爭，黨內、國內、國際都這樣有人說，你們只抓路線斗爭，不抓階級斗爭，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毛主席在 62 年八屆十中全會上特別強調了階級斗爭。由路線斗爭談到了走那條路的問題，主席在七大時就已經指出，《愚公移山》中就談到了，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又提出走那條道路問題， 45 年后路線斗爭很劇烈，有人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而毛主席論斷非常英明，和平民主新階段實際上走資本主義道路。國內和國際斗爭是互相聯系著的。早在蘇共 22 大時，毛主席就看出來了，排除阿爾巴尼亞。我們發表了九評，發射核武器，迫使赫魯曉夫下臺，但柯西金上臺仍舊一樣， 68 年公開派兵侵占捷克，今年又侵占珍寶島，這是在國內外壓迫下，為了討好美帝，緩和矛盾。　　

1969.04.14周總理的講話：毛主席，在講話中要我們回顧黨的四十八年歷史，我們應該經常回顧黨的歷史，回顧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特別是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劉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義斗爭的歷史，回顧黨在四十八年所積累的勝利和失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回顧黨在國際關系中的斗爭經驗，回顧我們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接著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要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只有懂得了這些，才能懂得黨的歷史，就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1973.8.6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見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和總后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同志時的講話，周總理的講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個重要環節。當然，基礎還是農村人民公社。今天《人民日報》上登了七里營人民公杜的報道。毛主席十五年前在這里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這面紅旗現在還樹著，還在飛躍，還在前進。那里的環境條件與大寨不同，是平原，堿地、澇洼、沙窩子。現在改造好了。我們的公社，有最多的勞動人民，是社會的基礎。真想把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要工業化，就要以農業為基礎，首先要農業過關。現在還不能說我們的農業過關了。還在過關的過程中。農村人口還不少。蘇聯搞了五十六年，農業還沒過關，自留地、黑市占多數，真正的集體經濟不發展。去年，他們進口了三千萬噸糧食，今年上半年氣候不好，又進口一千四百萬噸糧食。搞得世界糧價飛騰，影響各國人民生活，包括美國人民在內。這是很好的對照嘛！他們搞了五十六年；我們搞了二十四年，還不到他們的一半時間。我們按照主席指示，把人民公社辦好，我們的農業正在過關之中。在農村，少說也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現在一年只生產五千億斤（兩億五千萬噸）糧食，這個數目還是不夠，。全國平均每人才有六百多斤。當然，不能光靠糧食，還得農、林、牧、副、漁都有，要各方面全面發展。要以糧為綱，多種經營都要搞好。不然，農村還是不能很好地發展。.　　

搞這樣一場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辦法，才能把問題揭深揭透。如果不徹底解決，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就會發生和平演變。主席說過，如果中央有幾個有威信的人出來發號施令，搞修正主義，通過政策一個一個地改變，下面不知不覺地就會和平演變，全黨就會變顏色。…腦袋掉了還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們應當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文化大革命。我們的所有制雖然變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階層就會把它變成私的，就會變顏色。不能不搞，不搞就會變顏色和平演變，就會走向修正主義的道路。就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復辟的危險問題。 　　

1966.09.07周恩來在中國科學院萬人辯論會上的講話：作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要做到老學到老。學什么？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改造到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改造自己。我是一個老黨員，時時刻刻跟著毛主席，有時跟不緊，跟不上，有時掉了隊，要趕緊趕上去。我越來越感到自己對于毛澤東思想體會不夠，做的不夠，越要趕上去。在你們這里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紅五類，有出身不好的，他們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剝削分子，也不是我父親，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張別人也查三代，別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覺。應該查查出身，人們的社會關系是復雜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舊社會多多少少影響了自己。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更要做社會調查，階級分析。從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時時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舊社會影響，父系、母系關系可能很復雜，父親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個縣當知事，祖父在另一個縣當知事。父親，母親出身都不好，我已經六十八歲了，還要時時想想有什么壞東西還沒有改掉。

1967.02.01周恩來接見鐵道部革命造反派的講話：我是經歷過五個時代，從大革命到現在 1921 到 27 ， 1927 到 37 ， 1937 到 45 ， 1945 到 1949 ， 1949 到現在。五個階段都經歷過做過不少事情，看到過不少工人階級，有的是鋼鐵戰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發是黨的總書記，但一抓住就叛變，當然也有好的，象蘇征民成為烈士，知識分子也是這樣，也有很多烈士，象李大釗，也有象陳獨秀背叛革命成為托派。瞿秋白臨死前還寫叛變書，就象從蘇聯回來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為修正主義分子，住在蘇聯，成為人民敵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前赴后繼，我們是留下來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多為世界革命服務。你們應該全心全意干革命，要勝過我們。　　

7大操練，大演習　　

1966.10.28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們習慣一言堂，當官作老爺，現在，別人指鼻子罵，就坐不住了。要使我們黨不變顏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廣大群眾來監督我們，如何使廣大群眾掌握主席思想這就要進行操練，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練，大演習。主席說：“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你們要敢于造反。”　　

要鞏固政權，中心問題是掌握毛澤東思想，要學會向廣大群眾宣傳毛澤東思想，群眾一旦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就是無敵的了。那樣我們的頭就不會稀里糊涂的丟掉了。要掌握這一點就要很好的學習毛澤東思想，這樣才能提高嗅覺，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論造反的大字報，最后剩下一個人也敢于堅持。不怕孤立，敢于堅持，不成熟不要緊，大方向對，成熟是從不成熟來的。當然也不要驕傲，一驕傲就容易走向反面。青年一起來，我們就受不住了。我們這幾年做過錯事，說過錯話嘛！因此要經得起大民主的沖擊，要敢于實行大民主，要敢于這樣做，要敢于放手讓學生沖我們幾個月，一年，幾年。這是馬列主義的氣魄，毛主席是這樣的氣魄，中國共產黨是這樣的氣魄。我們做夢也沒夢到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這樣一想，我們就不寒而栗，還有什么值得驕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給紅衛兵講了民主集中制。他們要關人扣人，我說你們是不是認為我們不好？現在就來接班了？主席說，五四運動當時不是共產黨領導，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現在無產階級專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們說，給你們民主是史無前例的，歷史上沒有的，你們有四大民主，六大權利（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還停課放假鬧革命。還有徒步旅行的權利，還有坐火車搞串聯不要錢的權利，你們民主真不少呀！我們那個時候，哪有這樣的大民主呀！這樣大的民主，總還要有一部分權利集中到毛主席領導手里吧！　　

8要好好認真地讀好毛澤東的幾本書　　

1967.01.03周恩來在“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的講話：首先要提倡不僅要讀毛澤東語錄。還要好好認真地讀好毛澤東的幾本書，這些書本都在毛澤東的四卷中，但是我們選幾篇對青年最迫切最需要的書。如“老三篇”、“農村調查”，如……擴大會議（聽不清），“古田會議”。還有《學習和時局》。還有關于重新頒布的我們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至于還有其它等等。我們要好好地認真讀。剛才，我和主席團商量。在我們僑務界的學習中，還應該加上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文章（鼓掌）就是說，我們提倡科學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必須首先請教毛澤東，請教于他著作的書。選擇最重要的書來讀。也就是內部所說的展開吃透兩頭的口號。讀毛澤東的書，聽毛澤東的話，按毛澤東的指示辦事，做毛澤東的好學生。（呼口號）但是這還不夠，還要讀今天毛澤東的指示，親手制定的政策。聯系起來。例如最近一個時期，我們應該學習一九六二年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應該學習在一九六三年的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聽不清）《前十條》，一九六五年的《二十三條》，一九六六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的規定；最近發表的，去年十　二月九日　的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　　

9要為真理而奮斗。真理就是毛澤東思想。　　

1967.01.12周恩來接見工藝美術系統革命職工的講話：十七年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建設有錯誤，干擾這條紅線。在社會主義革命開始后，把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土改完成了，在有土改的地方，在所有制改革中，把農業私有制改變為公有制，手工業也由個體變成集體，在所有制上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而不是沒有缺點，農業還留著自留地，還有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思想，在手工業上有單干思想，在所有制上是公有了，但在分配問題上，勞動、勞動關系、工資上存在著嚴重問題，許多資產階級保留下來的，如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嚴重，出現修正主義思想。從根本上沒有解決。 1957 年批判了資產階級右派，但由于時間短不徹底，在總路線出現以后，右派又出現了，在六二年同樣出現修正主義思潮。如在國際上有一股歪風，對反修斗爭，特別對印尼反動派的斗爭，在世界上主張少援，不是多援，國內三自一包，自負盈虧，自留地，包產到戶，國內修正主義思潮如下：六二年困難時期好轉，右傾機會主義者不看好轉，把形勢估計得很嚴重，產生修正主義思想，這個問題經過毛主席的批判，十一中全會批判，接著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進攻，也就是去年十一中全會公布的兩類矛盾的理論指導了我們，經過斗爭， 63 年從農村開始進入城市廠礦企業進行四清，公布了毛主席親自制定的十條，六四年又公布二十三條規定，前年進一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遠的象戲劇改革，近的象姚文元同志在文匯報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 1965 年開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北大發表的聶元梓的大字報，廣泛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從學校到各級領導機關，最近　一月九日　又發表了上海革命工人、學生十一個組織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是第二個信號，最近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黨內， 1953 年高、饒是一種形式， 1962 年彭、黃又是一種形式，軍隊都出動了，被毛主席粉碎了。　　

1967.01.13周恩來對化工部運動的講話要為真理而奮斗。真理就是毛澤東思想。階級斗爭是復雜的，總有那么一小撮，有一點土壤就生長。你們要起來，這不也是鍛煉。蘇聯斯大林就是沒有運用大民主，赫魯曉夫干啥事得不到反映，因此蘇聯人民遭難了。主席在大民主中來鍛煉我們，最后中央站出來支持你們，也不是什么事都出來講話。這是鍛煉你們，天翻不了。國防機密被拿走了，這是一個例子，我們非抓不可，這是毛主席黨中央和你們合起來，即使斷了線也不要緊，領導這問題你們要起來革命。我們的大民主不僅世界許多修字號的黨不能理解，甚至身經百戰的老戰士也想不通。我們做世界前人沒做的事，我們是做馬、恩、列、斯未做的事。斯大林就缺這一課，沒保證社會主義不變顏色，后來是出現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是斯大林身邊出現的。我們毛主席健在還出現了彭、羅、陸、楊，出現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最深刻的教育。要想精通為什么要放手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有此例才想的通。為什么找麻煩，這是付產品，你們搞化工知道付產品，付產品要在鍛煉中去掉。對付產品有收獲，這是培養你們的免疫力，等你們年齡大了，管更多的事就不怕了，就有免疫力了，遇到這樣的事情就不怕了，也往后代傳下去，否則象蘇聯莫洛托夫、卡崗諾維奇年紀老了，有點黨性毫無辦法，不起作用，黨性不夠，因為沒有訓練出來。彭真用陰謀篡了黨、政、軍，同時有些人學他。想到此，這樣下去的事情出現波折，個人受點委屈算什么！這是全世界人民最高利益，這是大前提，為了全中國、全世界人民而奮斗，這樣鍛煉我們，可以不斷工作，盡管累，總是高興，用這句話勉勵你們，最大的收獲是黨的收獲，是人民的收獲，做人民的螺絲釘，這是雷鋒說的，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雷鋒、王杰，不但教育了你們，也教育了我們。

1967.01.13周恩來在一九六五年大中專畢業生大會上的講話：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從一個初期階段進入一個新高潮，遠的不說，解放前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過：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斗爭已尖銳地提到我們面前來……十七年來，凡是根據毛主席這一正確理論干的，革命就勝利，大家看到從全國解放后勝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斗爭，同時我們的黨政機關緊跟著社會主義改造……。五七年的反右斗爭，在這以后毛主席又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高潮階段。也經過了困難時期，這里受災和蘇修撕毀合同，背信棄義給我們造成了困難，這使我們推動了自力更生，我們自己走我們的道路，堅持了自力更生的方針，當然我們還要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當我們克服了這些困難后，黨內外右派分子又猖狂起來，六二年右傾機會主義抬頭，但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一再指示，如在社會主義國家人員內部矛盾存在，提出了社會主義存在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斗爭的學說，去年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四年來階級斗爭有了新發展，六三年親自制定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前十條，六五年進一步制定了廿三條，在這期間（六五年終）進行了文藝改革，就是戲劇、音樂、美術的革命化，毛主席在上海親自領導和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毒草文章，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聯系到黨內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到去年十月揪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跟從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及五九年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有聯系，而且進了一步，這些陰謀都是想奪取政權。　　

1967.01.21周恩來接見陸海空三軍參加地方四清運動的部分同志的講話：在我們解放全中國前夜，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指出：今后我國的主要矛盾，仍是表現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就是表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指出：我們許多同志，可能在敵人面前絕不屈服，絕不投降，但是可能受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可能受到腐蝕。毛主席的這個預言，經過十七年來的和平生活，當然不是完完全全的和平生活。我們也出過國，參加抗美援朝，我們邊界地區還有一些戰斗，還有中印邊界，還有福建沿海地區，還有武裝斗爭。但是一般說來，我們十七年是過和平生活的，我們整個社會起了變化。首先我們肯定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國家，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產生了我們偉大的領袖，組織了我們偉大的軍隊。建立了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個偉大的不可磨滅的功績。沒有這五個偉大，我們不可能設想今天所進行的史無前例的，波濤壯闊的，幾萬萬人民動員起來，世界上從來沒有的群眾運動。所以我們能夠進行這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歸結為我們所實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表現了我們這五個偉大。當然，集中表現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導著我們。我們的領袖也是中國廣大人民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從群眾中來，把人民群眾的智慧集中起來，經過加工，使它系統化，然后又回到群眾中去加以磨煉，這和大家剛才談的語錄一樣，又回到群眾中去考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發展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的黨，指導人民和人民軍隊，取得了解放全中國的勝利，同時進行十七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大家說，這個問題既然如此，現在為什么還要進行新階段的革命？我們說，正是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我們不滿足十七年的成績。雖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確在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打下了基礎，表現了我們自力更生的特點，就拿一件事情來說，我們的原子彈尖端的試驗，兩年進行了五次水平很高的試驗，每次都有提高，五次試驗五次加級，是世界上一些國家沒有達到過的高速度、高水平。難道我們可以滿足嗎？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是毛澤東思想，也不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徒。因為毛澤東思想，本身是勇往直前，既要階段革命，又要不斷革命的這樣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思想。我們不要滿足于現狀，應該繼續向前，否則我們就會象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創建，斯大林曾經在一個時期繼承的蘇聯那樣，雖然取得了蘇德戰爭的勝利，但不進則退，產生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凡是如此，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然后再革命，就產生更大的波折。不僅蘇聯如此，東歐也是如此，東方也有這樣的國家。我們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正面經驗，我們現在也學到了蘇聯修正主義的反面經驗，所以我們設想，為什么要進行這樣一場偉大的斗爭，就是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人人要在這一場最大的風浪中考驗、磨煉，看能不能過社會主義這一關。社會主義還在途中，還沒有達到完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還沒有結束，不這樣就會產生修正主義。從思想上來說，在人的頭腦中，無產階級思想不去占領，資產階級思想必然占領。人的思想具有兩重性，有的時候兩種思想都在頭腦里頭，如果不進行尖銳的斗爭，那就會和平共處，這就是階級調和，就會墮落到資產階級泥坑里去。所以這是偉大的革命，就是思想革命。具體的說，就是一種奪權斗爭，首先是思想革命，就是說每個人頭腦里要進行思想斗爭，要破資產階級的四舊，要立無產階級的四新。由于這個初步的基礎，我們就要把各級領導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要奪他們的權。當然我們不是沒有準備的，毛主席早就作了戰備布置。毛主席早在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指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指出當前形勢有利于我們進行階級斗爭。所以六三年提出了社會主義教育十條的綱領性文件，六五年又提出了廿三條，就是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教育綱領性文件。同時又進行文藝改革，即戲劇的改革，舞蹈的改革，音樂的改革等等。當然這些改革是從上而下，干部和群眾進行，以及發動群眾，在農村依靠貧下中農的力量，在廠礦中依靠工人中積極分子來進行這個斗爭。有領導的分批分期的發動運動。這個基礎打下來了，才提出進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為這樣的行動，觸動了他們這些反動集團。他們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就伸出黑手來，　　

1967.01.21周恩來接見中國科學院京外單位革命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半年多了，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就說過，今后的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斗爭，是徹底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從整個來說，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解放后……。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建立以來，首先解決所有制的問題，逐步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把私有制轉為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當然還有個體所有制，在農村主要是自留地，在城市主要是單干戶。　　

1962 年出現了一個經過 56 年到 61 年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達到登峰造極的修正主義，提出了全民的國家，全民的黨，達到了登峰造極。我們吸取了蘇聯的反面經驗。同時國內也出現了修正主義思潮，提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包產到戶，因此，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的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 63 年提出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制定了前十條。 65 年根據兩年四清經驗，補充制定了二十三條， 62 、 63 、 64 、 65 年，經過四年階級斗爭經驗，為去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好準備。　　

1967.02.01周恩來對做接待工作的人員的講話：十七年前取得了勝利那時是靠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了勝利，三分之一是進行了土改，三分之二是軍隊打天下，是經軍事管制，委派，這部分政權的建立不是由下而上的群眾奪權，十月革命是如此，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建立更是如此，我們的革命要消滅剝削階級，比新的剝削階級代替舊的剝削階級要艱苦得多，資產階級革命一百多年來經過幾次反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要消滅剝削階級，更加困難。蘇聯沒有動員億萬人民起來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出了修正主義，我們學習了他們的經驗，不僅十月革命的正面經驗，還有反面經驗。赫魯曉夫的出現，具有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毛主席的偉大，不僅吸取了蘇聯正面的經驗，而且吸取了他的反面教訓，每一個問題是一分為二的，這就是毛主席的哲學思想，也是辯證法的精華。

10要摧毀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的“公有制”

十七年來，在經濟上解決了私有制，化私有為公有，但集體所有制還沒有進入全民所有制，當然，還沒有消滅個人所有制，上層建筑不能說完全適應發展，有很多規章制度和資產階級法權殘余助長了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里殘留得更多了，還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我們也搞了許多運動，如：三反、五反、反右，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上毛主席闡明了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批判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東西，接著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社教運動，毛主席提出了前十條和二十三條。這一切運動就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推向前進。這一段的特點就是自上而下、上下結合的。

我們還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越南在打仗，蘇修在備戰，把我們當作第一號敵人，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下這樣大的決心，發動這樣大的群眾運動，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是辦不到的。毛主席最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就是相信 95% 群眾能夠接受這個運動的規律，果然出現了新的局面。問題是有時我們跟不上，不理解，更不用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是相對抗的。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思想占了統治地位，全黨思想統一了。全國就奔赴勝利，不到四年就取得了全國的勝利。七屆二中全會，主席在勝利前就警告我們，勝利后的矛盾轉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個預言是偉大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可是劉、鄧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六二年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清的形“左”實右，最后，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通過工作組和原領導暴露出來了。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我們就要走上邪路，大家想一想，這樣走下去，何等危險！…只要方向錯了，就糊里糊涂，連腦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蘇聯就是如此，現在不滿的人不少，但不敢起來造修正主義領導的反。如果中國不發動工人、農民、學生、干部，青年突擊隊鍛煉出來，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誰出來反抗。　　

我們每個共產黨員包括我自己在內，能按毛澤東思想把我們鍛煉好，把我們世世代代鍛煉好，就能使我們黨不變質，使我們國家不變顏色，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作出榜樣，推動世界革命勝利。　　

1967.02.17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在財政戰線上，我們還清了外債，內債很快要還清，赤字沒有了，世界上哪個國家能和我們相比呀？不管帝國主義、反動派修字號三類國家，他們不是外債，就是內債，象美國這樣，有多少內債呀？財政上有赤字，還有多少億的各種形式的內債。我們變成這樣一個國家，你說不是毛主席的路線為指導，能夠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呀？不錯，在一段時期中，財政系統有陳云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種思想，并沒有占統治地位，只有一兩個月，就被我們反對了、批評了，毛主席的路線又勝利了。劉少奇，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是相信那個赤字，就是要搞另外一套。大概你們根據揭發的材料已經知道了，但是那個并沒有成為事實，我們頂回去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事情做好了，沒有經過五年，只用了三年功夫，到了六四年就整個發展起來了。　　

1967.03.22周恩來接見交通郵電等部代表座談紀要：解放后，進行了一系列的奪權斗爭，如清匪反霸，城市的三反五反，五七年的反右，六二年的批判右傾。主席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已十多年了，解放初就提出要防止糖衣炮彈的進攻。但六二年已相隔十三年了，還出現了國際上的“三和一少”，國內的“三自一包”。因此十中全會主席又進一步提出階級斗爭。六三年開始四清，這一系列都是奪權斗爭，這一切奪權的特點都是自上而下的，就不徹底，溫床還在，過了一陣又生長了，下臺的人以后又鉆進來了，還有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不是由下而上，不接觸思想，革命就不徹底，主席總結了這些經驗，這是毛主席的偉大發現。有反面教員，蘇聯為什么出修正主義？有它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這些歷史的教訓沒有很好總結，沒有找內因，推之于外國。一切事物發展都是靠內因，毛主席就是抓住不放，研究這個問題。就是要充分的發動群眾，相信群眾的 95% ，相信干部的 95% ，還有一個可靠的就是人民解放軍。　　

毛主席是從 17 年中摸到經驗，毛主席這樣發動群眾不是偶然的，是毛澤東思想寶庫里的東西，從去年五月份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在這以前有個準備階段，四清、文藝批判、京劇改革等進而到文化大革命。首先發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作了輿論準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展，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只是時間上早和晚是偶然的。北大第一張革命大字報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學生運動總是先從北京開始的這有著它的光榮革命傳統，過去從康、梁改良運動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解放戰爭時期的反饑餓都出自北京，學生就是先進，學生運動都帶有必然性。這個地方是首都，修正主義反黨集團在這里又壓得太兇。這個偉大的文化革命是先作了輿論準備的，然后就是思想革命，兩條路線的斗爭進入到奪權斗爭，這是四九年奪權斗爭的深入和繼續，這是和頭腦的敵人斗。這次深刻得多廣泛得多，由下而上，這是幾億人，世界上沒有過的。　　

一批高干子弟有優越感，特殊化，對批判起反感，現在聯動的思潮還存在，對其它城市也有影響，八一學校就是一個典型多數學生是聯動思想。造反派學生和老師辦了一個展覽，聯動還有人去砸。這說明那里工作沒做到家，那里就有逆流。運動如此廣泛，不會沒有逆流，如大江大河存在逆流，海水也是如此，所以在運動中出現逆流并不奇怪。　　

　1967 年 4 月　 12 日周恩來、陳毅與范文同、武元甲的談話：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我們要摧毀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的“公有制”。

所以，要建立“公有制”體系，你依靠誰？根據解放后 17 年的經驗，毛澤東同志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要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但是如果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領導方式是完不成這一進程的。

我已經跟你談過，我們的社會還存在著“私有制”。這不僅是因為國際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還因為國內還有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殘余、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貪污盜竊分子……，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農村還有大量屬于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此外，在中國各地還存在著幾千年的封建影響和資本主義影響。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的，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就算掃過了，還會有新灰塵落下。上面所說的所有這些因素都是資本主義復辟和出現修正主義的土壤。過去 17 年，我們與“三反分子”進行斗爭，現在，又有新的三反分子。我們對資產階級進行了改造，但現在黨內又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曾對右派分子進行了批判，但現在黨內又出現了新的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推翻后，又產生了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中央一級，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負責。他們壓制群眾，把群眾分成三種：左派、中間派和右派。誰反對工作組誰就是右派，即是反革命，就會遭到人身攻擊，甚至被抓起來。在派了工作組后不到兩星期的時間里，全國出現了反對毛澤東同志發動的群眾運動的逆流。在 6 、 7 月不到五十天的時間里，所有的大中學校都鎮壓了批判領導的學生。這種現象證明了毛主席在幾年前說過的話：等級制要求盲目服從，所以中央某個人的錯誤會殃及全國。這也有助于說明為什么赫魯曉夫能在蘇聯上臺。

你們知道，只要人民參加人民戰爭，革命就會前進，就能掃除舊制度的殘余，防止出現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過去那些變節的領導人并沒有能阻擋中國革命的勝利。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后來成了托派和叛徒。然后是瞿秋白，在江西被捕后背叛了黨。向仲發和李立三也實行錯誤路線：前者背叛了黨，但最后還是被敵人殺了；后者一直堅持錯誤觀點。王明是最壞的。他現在住在莫斯科，被蘇聯利用來攻擊中國。他在叛變前，用筆名寫文章反對中國共產黨。張聞天也是一個例子：在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是應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主席的，但他非常謙虛，建議張聞天擔任主席。張聞天擔任了十年主席，直到黨的七大才選舉毛澤東同志擔任了黨的主席。 1959 年，張聞天加入了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在內的反黨集團。在黨的 45 年歷史中，除 32 年外，即在遵義會議之前，中國共產黨是由這些人控制的，但中國革命仍然勝利了。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由壞人把持著。但是，這個事實并沒有阻止革命黨人前進。

11對毛澤東至死不變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介紹自己的病情： 　　　　

'…..腫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經確定，那時正在舉行沙窩會議。我的肝膿腫入侵大腦，后來開刀治療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帶領我們越過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時候。因為你的明智決定 ，我們才有今天…..' 　　　　

一九七五年六月間，在癌細胞的吞噬下，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即將油盡燈枯。自知將不久于人世的周氏在病榻上強撐著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寫了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開刀后，這八十天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細胞二次，可疑細胞只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與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準--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后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 ，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后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愿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　　

12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　　

毛澤東對周恩來是信任的，對《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一文〔１〕的批語，他說：其中又提了總理〔７〕的名字，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周恩來是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堅定支持者和執行者　　　　

沒有毛澤東的周恩來，和沒有周恩來的毛澤東，都是同樣不可想象的。美國記者斯諾的 前夫人尼姆`韋爾斯比喻，“如果說毛澤東是頭腦，那么周恩來就是執行的雙手。”　　　

她丈夫的看法則稍微平等一些：'共生'可能是描述他們兩人關系的最適當的詞了，….. 他們像是套在一輛車上的前后縱立的兩匹馬一樣，相輔相成。──（斯諾《漫長的革命》） 。另一位美國人索爾茲伯里也認為，'從遵義會議以來，不論他（周恩來）擔任何種職務， 實際上他都充當了毛澤東的參謀長。周、毛的這種夥伴關系，也是中國政治中史無前例的。 '正是所謂“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硬石頭

　2009-9-23　

附：[對《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一文〔１〕的批語〔２〕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月）

　　一

　　劉、周、鄧、彭、康、陳、冷西〔３〕各同〔志〕閱。請提意見，準備修改。

　　毛　澤　東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閱后退毛。

　　二

　　送陳毅〔４〕同志一閱，退毛。

　　三

　　此件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５〕三同志一閱，請提意見，以便修改。其中關于臨時中央不合法的問題，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會議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６〕上不提了，即承認其是合法的了，這樣做于全黨有利。其中又提了總理〔７〕的名字，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我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可能是這一年的春季，因為文內沒有提到歐洲戰爭）寫好〔８〕，只給弼時、少奇〔９〕兩人看過，自己也忘了。１９６４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歷史博物館〔１０〕找到的）送給我看，我才記起確曾寫了此文。


　　毛　澤　東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　

　　四

　　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記了。一九六四年有人從檔案館里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現在年深月久，這個不利于團結的問題不存在了，干部不會因為看了這篇文章怒發沖冠，不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從而破壞黨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寫的，記不起來，大概是一九四○年，或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吧，因為文中沒有提到希特勒〔１１〕發動世界大戰。


　　毛　澤　東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１〕　指毛澤東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后寫的一篇長達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的文章。這九個文件是：（一）《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二）


　　《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三）《中央委員會為目前時局告同志書》（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四）《中國共產黨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五）《中央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６日）；（六）《中央致各級黨部的一封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０日）；（七）《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１９３２年４月４日）；（八）《中央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４日）；（九）


　　《蘇區中央局關于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文章著重從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方面予以展開，根據九個文件寫成九個部分，亦稱為九篇文章。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都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共中央發出的，時間從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導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內容。毛澤東的這篇文章初稿寫出后，曾作過好幾次修改。初稿題目是《關于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后來先后改為《關于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內容上也作了一些較大的調整。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又對它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一些文字，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這篇文章最初沒有打算發表，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澤東在征求修改意見的信上寫道：此文“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２〕　本篇（一）（二）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分別在印有“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標題的封面上寫的批語。（三）是毛澤東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為送閱這篇文章寫的批語。（四）是毛澤東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修改這篇文章后寫的批語。


　　〔３〕　劉，指劉少奇。周，指周恩來。鄧，指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彭，指彭真，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康，指康生，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陳，指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冷西，即吳冷西，當時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


　　〔４〕　陳毅，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５〕　謝富治，當時任公安部部長。李井泉，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當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五年一月又任國務院副總理。

　　〔６〕　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第９５２—

　　１００３頁。

　　〔７〕　指周恩來。

　　〔８〕　經仔細查對這篇文章的內容，其中有幾處提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況，說明它應當完成于這次會議之后。

　　〔９〕　弼時，即任弼時，少奇，即劉少奇，當時他們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１０〕　應是中央檔案館。

　　〔１１〕　希特勒，德國法西斯首領。]

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節選）

　　（1941年）

　　一

　　據我們歷來的想法，所謂對于情況的估計，就是根據我們對于客觀地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們腦子中的關于客觀情況的內部聯系，這種內部聯系是獨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觀之外而不能由我們隨意承認或否認的。它有利于我們也好，不利于我們也好，能夠動員群眾也好，不能動員也好，我們都不得不調查它，考慮它，注意它。如果我們還想改變客觀情況的話，那就可以根據這種真實地反映了客觀情況內部聯系的估計，規定行動方針，轉過去影響客觀情況，把它加以改造。這時，如果客觀情況是有利于我們前進的，我們就向群眾說：你們前進吧！如果是不利于我們前進的，我們就向群眾說：你們暫停吧（近乎“等待主義”），或說：你們退卻吧（大有“機會主義”嫌疑）！據我想，這就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起碼觀點呢！

　　二

　　必須明白,在日本人與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一切地方（這種地方占全國十分之九以上的區域），絕對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裝斗爭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爭形式。

　　和平斗爭也有兩種，一種是合法的公開的斗爭，又一種是非法的秘密的斗爭，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動的、非武裝的斗爭形式，二者統一起來，就是在敵人統治區域的策略路線。

　　一切日本人及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區域都必須采取合法的公開的斗爭形式。中國雖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國家，人民沒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統治區域對人民壓迫得更厲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會的習慣，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間隙、漏洞是可以被我們利用的。必須采取合法的能夠公開的各種各色的斗爭形式，才有人來，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與解散，才能保全力量與積蓄力量。臨時中央〔１〕卻是拼命反對這種形式。有許多本來是非法的斗爭，也要采用公開合法的形式才有勝利可能。例如罷工，是非法的，如果我們要爭取勝利，避免失敗，就必須利用當時當地各種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條件，可罷則罷之，不可罷則已之，罷而不勝則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才能存在與勝利。而臨時中央則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組織反日罷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會的輿論與各種政治間隙去進行某些工作。臨時中央卻只是高叫一頓，亂撞一頓，結果是任何稍為廣大的、稍為持久的反日運動也做不起來。

　　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作為群眾公開組織的核心），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斗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沒有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敵人統治區域的，公開工作也失了靈魂。臨時中央則不但不愿意進行公開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認真進行秘密工作，凡事愛暴露，愛顯勁，愛稱英雄，愛在明天早上勝利，結果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域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群眾力量也鬧個精光。

　　由此看來，臨時中央的所謂“各種形式”，只是一句空話，其實他們只有一種形式，就是打、鬧、叫，此外一點也沒有。他們完全不知道中國的特點是武裝斗爭與和平斗爭的統一，在和平斗爭方面，又是公開斗爭與秘密斗爭的統一。這是極復雜的政治科學的一整套，中國共產黨人如不學會這一整套政治科學，是無法勝利的。照臨時中央的單純的片面的冒險的干法，怎么能夠“使工人階級成為反日運動的骨干”，“使無產階級成為中國民族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呢？不，是使工人階級成為無用的長物，使無產階級成為中國民族解放的空喚者與束手無策者。為什么有些同志連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爺〔2〕們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極端狹隘的關門主義與極端冒險的盲動主義，還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處呢？

　　三

　　請問老爺們：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給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機會主義的觀點”，叫做“完全忽視無產階級領導權”呢？咳，我倒要叫老爺們聽訓了！你們一點什么都不懂，根本脫離農民群眾，硬把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路線強迫推行于蘇區，自封為“明確的階級路線”，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農民群眾所贊成所擁護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農路線”，“十足機會主義”，強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們也知道嗎？地主不分田者，肉體上消滅地主之謂也，這是出于哪一條馬列主義的？你們在理論上，既不主張破壞地主們的消化器，就得讓他們吃飯。聽說十月革命后，列寧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亞搬木頭，給他們以勞動與吃飯的機會，這是真正的列寧主義。我們的“列寧主義者”則不然，既無木頭叫地主搬，又不給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種，其結果，便是迫著他們去當綠色游擊隊，手執武器向蘇維埃拼命，這有什么好處呢？富農分壞田，把富農降到赤貧，讓這一部分農民也反對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在民主革命還未勝利時期，在強大敵人進攻、革命誰勝誰負還未決定時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壞田的政策對待地主富農，這是屬于哪一條列寧主義的呢？你們的這一套，就可以叫做領導權嗎？否！這是毀滅權，這是毀滅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辦法，這是毀滅革命的辦法啊！

　　在土地問題上，六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認為：“在有很多失業和貧苦的農民的地方，必然發生‘平分土地’的運動，如果這一口號為大多數農民群眾所擁護時，共產黨應加以贊助，因為這是徹底肅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號，并且是直接動搖私有制度的。”這些話大部分是正確的，因為它適合中國這類地少人多的情況（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畝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畝地）。這一段話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當，因為“平分土地”的結果，并沒有動搖全部私有制，只動搖了封建主義的私有制，使之變為農民的私有制，而且在農村中仍然擺著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走社會主義道路兩個前途，更不要說沒有動搖城市中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了。六大決議又說，要向農民說明在現時條件下沒有實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農民引向絕對平均主義（例如侵犯中農利益，分田后不允許土地買賣，即不允許新富農產生）。臨時中央違反六次大會，發明一條“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連同政治、軍事、組織路線的錯誤，結果鬧出一場革命的失敗，其亦可謂“完全正確”也已矣。

　　四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造出的。但不認識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3〕,這一方面，我們的老爺是茫然了。必然王國之變為自由王國，是必須經過認識與改造兩個過程的。歐洲的舊哲學家〔4〕,已經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個真理。馬克思的貢獻，不是否認這個真理，而是在承認這個真理之后補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據對必然的認識而“改造世界”〔5〕這個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是舊哲學家的命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說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6〕。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不但須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關于國內階級關系，關于國內民族關系，關于國際各國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關于國際各國與中國相互間的關系等等情況的能動的反映）。我們的老爺之所以是主觀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革命圖樣，不論是大的和小的，總的和分的，都不根據于客觀實際和不符合于客觀實際。他們只有一個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國或改造華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觀愿望，而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樣，他們的圖樣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隨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爺們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并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老爺們對于中國革命這個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卻妄欲充當人們的向導，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五

　　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戰線斗爭是主觀主義的。這首先是因為他們拿了衡量一切的他們自己的路線，是不根據于客觀實際而僅僅根據于主觀愿望，胡亂制造出來的。以機會主義的思想去衡量別人的思想，于是到處都發現“機會主義”，正如有鬼論者到處見鬼一樣。第二，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既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主觀主義的政治路線，又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于是對于凡不合他們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機會主義者”。他們對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對于人自然也不用這種方法。而要作兩條戰線上的斗爭，如果離開了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就會只是胡鬧一頓，決無好結果可言。第三，他們連什么叫做“兩條戰線斗爭”也是一點不懂得。他們不知道兩條戰線斗爭，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對于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著的一定事物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狀態加以分析與綜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暫時安定性（即該事物的本質及其屬性）的一種方法。例如為要認識中國現存社會的性質是什么，就必須對中國社會的過去狀況與現在狀況加以科學的具體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獨立的封建社會（第一條戰線上的斗爭），也不同于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第二條戰線上的斗爭），然后才可作出綜合的結論，說它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獨立的）半封建的社會。又如要認識現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就必須從中國社會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一點出發，加以科學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沒有民族壓迫只有封建壓迫而無產階級又未覺悟的國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蘭西那樣，是由資產階級領導推翻封建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第一條戰線上的斗爭），也不同于由于無產階級覺悟而在推翻封建階級之后社會條件與政治條件容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時的俄國那樣，是由無產階級領導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第二條戰線上的斗爭），然后才可作出綜合的結論，說現時的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于每一件具體的事，每一個具體的人，如果要認識它的性質，就必須使用這種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加以具體的分析與綜合的調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結論。稍一離開這種方法，稍一不合該事該人的實際，就沒有法子做出正確的結論。“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者們主觀地狂妄地采取所謂兩條戰線的方法，完全離開了具體的科學的研究工作，故其結論不能不是錯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主觀主義的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把黨內對于這個方法的思想弄得極其混亂與模糊起來了。許多人都曉得要作兩條戰線上的斗爭，但許多人都不曉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錢的口頭禪。第四，“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主觀主義的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亦即他們的亂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聯共黨史》〔7〕在其結束語中所說的，既要同“黨內機會主義集團──‘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義傾向者”作斗爭，并將他們加以粉碎（結束語第四條）；又要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黨與黨員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結束語第五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亂斗法，沒有可能將這二者（對付敵人和對付犯錯誤的同志）加以區別，而把用于對付敵人的方法來對付了同志，在黨內造成了一種亂斗的習慣，不分青紅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堅決無情的斗爭”，到處都是“仇恨”與“斗爭的積極性”，造成黨內離心離德、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這種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主觀主義的亂斗法，如果不肅清，黨要達到真正的團結與統一是不可能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釋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上海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

　　〔3〕見列寧《怎么辦？》第一章第四節（《列寧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１頁）。

　　〔4〕指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等。

　　〔5〕參見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１９頁）和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一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５４頁）。

　　〔6〕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２頁）。

　　〔7〕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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