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聯儲在北京時間10月30日宣布正式終結其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全球正式進入了美國貨幣政策主導的“后QE時代”。
根據美聯儲會后發布的聲明，美國經濟正以溫和的步伐擴張，隨著就業崗位的增加和失業率的降低，勞動力市場狀況進一步改善，
美聯儲之所以果斷決定結束資產購買計劃，根本的原因在于2013年以來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態勢，特別是今年第二季度，美國GDP增速強勁反彈至4.6%，創下金融危機以來美好的季度增長數據，進入3季度以來衡量宏觀經濟的重要指標，PMI指數、消費信貸、消費者信心、房地產景氣等指標延續穩健增長勢頭。預計3~4季度GDP增速比2季度略有回調，但仍將保持3%左右的增長。失業率從第三輪量化政策啟動時的8.1%已經下降至當前的5.9%，為2008年7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最新公布的就業數據也極為強勁，新增崗位達24.8萬個。正如美聯儲在會后的聲明中所言，未來“更廣泛經濟中擁有充足的潛在力量，可在物價穩定的環境下為正在朝著最大就業方向所取得的進展提供支持。”據此，美聯儲決定在本月終止其資產購買計劃。
我們觀察到，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復蘇并未都如美國經濟一樣的靚麗，歐洲在經歷2013年的短暫回升之后，今年前三季度又陷入了低迷，而新興市場自2013年以來更是持續下滑。今年以來，俄羅斯經濟受地緣政治及歐美制裁的影響持續放緩并趨于停滯，長期前景堪憂，巴西經濟在經歷2個季度的萎縮之后，雖然在今年3季度有望回升，但經濟內生增長的動力不大;印度經濟2季度雖然反彈至兩年來高點，但是作為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量的工業生產和出口在3季度出現回落，預示印度經濟可能會有所減速。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在經歷去年短暫的回光返照之后，盡顯疲態。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進一步拖累了巴西、俄羅斯等國的經濟。
在全球經濟走勢如此分化的情況下，美聯儲宣布終結資產購買計劃，對于震蕩中的全球經濟，特別是新興市場而言，無疑面臨極大的挑戰。在去年9月，美聯儲正式啟動QE退出計劃之時，筆者就撰文指出：美聯儲退出QE不僅僅指美國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束，更意味著近20年來，全球貨幣放水，流動性泛濫，廉價貨幣盛宴的時代將宣告結束。美聯儲基于美國未來經濟戰略的考量，正在主導美國的貨幣政策發生歷史性的逆轉。美國QE退出，一旦量化寬松退出，美元必定走強，全球流動性的轉折點會到來：資金將從新興市場流出，進入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這種大變局，對于全球經濟而言，意味著極大的沖擊和不確定。
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而言，美聯儲政策的轉變導致的尷尬是不言而喻的：在美國發動印鈔機應對危機的時候，中國等新興市場成為發達國家流動性泛濫的蓄水池，廉價的資本從發達經濟體肆無忌憚的流向新興市場，在帶來了不可持續的增長的同時，也吹高了資產價格泡沫。新興市場則因為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而不斷的增加杠桿，受制于發達經濟體衰退的外部性的影響，新興市場也不斷的通過流動性和大量舉債應對外部沖擊，杠桿不斷升高，在泡沫膨脹的同時，因為資本流入的投資饑渴癥引發的地方債務和金融系統風險也在加大。美聯儲一旦退出量化寬松，美元走強，新興市場將立即從資本流入地區變為流出地區，多年以來靠潛伏的國際資本支撐的高房價也將迎來真正的重擊。
就資本流出而言，自去年5月份美聯儲宣布要退出量化寬松以來，國際資本就開始從新興市場撤出，而在美聯儲即將終結QE之前，全球市場動蕩程度加劇，導致資金大量流出新興市場股市，金額創下一年多來之最。國際金融研究所(IIF)公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至今投資者從非洲、拉美、東歐、亞洲股市合計撤出90億美元。為了應對美元升值的壓力，新興市場的貨幣出現極大的貶值壓力， 8月至9月，俄羅斯盧布對美元貶值4.9%，巴西雷亞爾和南非蘭特對美元貶值均在3.1%。
很顯然，美聯儲終結QE，中國既不能置身事外，也不會獨善其身。盡管有很多人樂觀認為，中國不同于巴西、印度和俄羅斯等國，因為中國擁有近4萬億的外匯儲備，足以應對資本流出等危機。事實上，對于國際金融市場缺乏話語權的中國而言，即使擁有足額的外匯儲備，也很難確保面對退出的沖擊波可以獨善其身。作為新興市場的一員，在前三個季度經濟增速持續下滑，房地產深度調整以及債務杠桿高懸的情況下，美聯儲終結QE對中國的沖擊是實實在在的。美聯儲終結QE，對于中國而言有四大沖擊：第一，美元走強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周期的結束，人民幣很可能在短期進入貶值通道，今年一季度人民幣貶值與此有關。對于中國而言，人民幣持續升值有弊，但人民幣一旦貶值，將極大影響對中國經濟的信心;第二，美元升值，美元回家意味著國際資本將流出中國，9月份中國的外匯儲備“突然”減少1000億美金，對此盡管有很多解釋，但資本流出肯定是原因之一，對此不應回避;第三，國際資本流出將導致中國未來幾年出現持續的錢荒，流動性的緊張一定會重創中國的房地產業，這在去年筆者就一再強調，很多人置若罔聞，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的主要原因就是QE退出導致的流動性減少，房地產價格的波動又與影子銀行和地方債務緊密聯動，應對不慎，既有可能引發金融領域的系統風險;第四，在中國經濟面臨投資減速、外貿下滑、產能過剩、房地產調整的艱難時刻，QE退出的最終風險會傳導到中國的實體經濟，使中國經濟真正陷入二次探底的危機。
基于此，筆者再次呼吁，對美國終結QE對中國造成的沖擊波一定要高度重視，并未雨綢繆盡早應對，特別是在貨幣政策上，要將QE徹底退出后對中國流動性的影響納入貨幣政策的重大考量因素，提前調整貨幣政策，下調存款準備金，避免明年美聯儲加息后，流動性的更加緊張將中國拖入新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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