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金融業，與誰共舞？

　　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一編《貨幣循環觀察》第三章《金融業，與誰共舞？》

　　在全社會的貨幣循環中，金融業扮演著核心角色，從金融業的視角能更深入地觀察貨幣循環的癥結。

　　經濟學教義告訴我們：金融業的基本社會職能之一是將社會儲蓄資金匯集起來，形成投資。金融報表中的“信貸資金來源”告訴我們，金融業貸出去的資金來自何方，誰是這些資金的主人，換而言之，誰是金融業信貸資金的債權人;“信貸資金運用”則告訴我們，這些資金貸給了誰，用來做作什么，換而言之，誰是金融業信貸資金的債務人。

　　讓我們躲開那些讓百姓如墜五里云霧的理論演繹，從統計數據出發，觀察一下與信貸資金相關的是那些人群、他們的處境如何、要求是什么。

　　3.1信貸資金來源：誰是最可愛的人？

　　1979年，各項存款在信貸資金中僅占62%，進入本世紀后升到90%以上，2005年已達95%以上，以后雖有下降，但維持在85%以上(見圖1.28)。1990年到1996年是這個比例變化最劇烈的年代，(其中，1993年的物價高漲曾導致存款大量流失，國家曾被迫將5年期儲蓄利率提高到17%以上)。

　　圖1.28：各項存款/信貸資金來源合計

　　數據顯示，進入本世紀后，金融機構本質上是在用儲戶的錢提供信貸，儲戶是金融機構的主要債主。

　　那儲戶是些什么人?儲蓄資金追求什么目標?我們先來看一下三十年來存款構成的變化(圖1.29)：

　　圖1.29：存款構成演化

　　從存款構成演化的視角看，可以1996年為界，將這31年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最顯著的特征是農業存款、機關團體存款和財政存款比重持續萎縮，與之對應的是城鄉儲蓄存款的比重大幅上升。在后一階段，機關團體存款和財政存款的比重緩慢回升，定義不明的“其他存款”的比重則明顯放大，與之對應的是城鄉儲蓄存款的比重下降。

　　到2010年，城鄉儲蓄存款占首位(43.6%)，其次為企業存款(36.3%)，兩者共占存款總額的79.9%。企業存款屬于企業主，無論它是內資還是外資、國有還是私有、產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其本性是追逐利潤極大化。而城鄉儲蓄存款的主人是如何分布的呢?由«中國統計年鑒» 和央行各公開報表無法查出相應的數據。然而私人資本的膨脹催生了“私人銀行業”。1996年，Lyn Bicker把私人銀行定義為：“私人銀行是為擁有高額凈財富的個人，提供財富管理、維護的服務，并提供投資服務與商品，以滿足個人的需求。”對這個行業而言，“財產”的規模、分布與發展趨勢決定了自己的市場環境，他們不能不進行研究。

　　2009年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發表《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私人銀行業：坐看風起云涌》，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表《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為中國高端客戶度身打造最佳價值定位》，兩個報告提供了“可投資資產”在國民中分布的一些數據。本書第三編第二章將分析這兩個報告及其數據，這里先引述其結果：

　　兩個報告的數據盡管有差異，但都告訴我們，不超過1 %的國民擁有了幾乎全部資產(“可投資資產”或“管理財富”)，這意味著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其實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他們是財產性凈收入的主要獲取者。

　　“可投資資產”歸根結底來自國民的儲蓄。“可投資資產”在國民中的分布暗示我們，城鄉儲蓄存款在國民中的分布高度集中。現在我們知道銀行的主要債權人是誰了：幾乎占有了全部城鄉儲蓄存款的，人數比例極小的富裕群體，加上支配企業存款的企業主。于是存款總額中共有近八成需要銀行認真對待。這些錢不是暫存的購買力，而是現實或潛在的資本。作為資本，它的本性是追求利潤。當局曾試圖用各種手段將其變為消費基金，已被實踐證明不成功，因為它的主人寄望于它的不是現實的消費，而是“以錢生錢”，積累更多的貨幣。

　　商業化改革已將銀行塑造為“理性經濟人”，由存款主人的構成，可以準確預期商業銀行的定位：為擁有金融資本的大客戶理財，而非為升斗小民保管零星余錢。

　　以網點最密，標榜“我們身邊的銀行”的工商行為例，專為有價值的客戶開辟了理財金賬戶卡，號稱這“是您的貴賓身份證明”，提供存款、還貸、轉賬匯款、刷卡消費、投資等“全能賬戶服務”。至于升斗小民，只能在日益收縮、日見擁擠的營業廳里排隊，如果您的存折上余額不足300元，對不起，從2006年6月21日起，工商行要向您收取管理費。

　　3.2信貸資金運用：錢途尋蹤

　　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資金運用可分為各項貸款和其它兩大類，各項貸款中又分為短期帶款和其它兩大類。1979年，信貸資金的94.31%用于貸款，各項貸款中99.27%為短期貸款?？梢姰敃r金融機構的信貸業務主要是短期貸款。但這一格局在30年中發生了跟本性的變化(見圖1.30)

　　圖1.30：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資金運用格局的演化

　　為看清這格局的變化，先觀察人民幣信貸資金運用中,日漸擴張的非貸款類運用的演化，看到底是那些需求在擴張(見圖1.31)

　　圖1.31：人民幣信貸資金運用中非貸款類運用的演化

　　數據顯示，1979年非貸款類運用主要是財政借款，占到七成以上。此后逐年下降，2003年后不再有此項數據。

　　增加最大的是外匯占款，1979年僅占非貸款運用合計的16.74%，1980年竟是-8.47億元，致使比例圖出現異常。然而到2009年竟升至非貸款運用的68.43%，占整個信貸資金運用的28.32%。在當前的匯率制度下，外匯占款的主動權不在我手中，只要外資大量涌入，銀行系統就必須發行相應的人民幣以“結匯”。這意味著，長期“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金融機構付出大量人民幣，以收購因外貿順差而流入的美元，嚴重影響了我們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1994年以后“有價證券及投資”異軍突起，成為非貸款運用的第二大項。

　　1995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1999年7 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規定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

　　然而到了2000年2月13日，《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允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以自營的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抵押向商業銀行借款, 2001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政策管理暫行規定》指出：商業銀行經人行批準后,可以開辦金融衍生業務、代理證券業務以及投資基金托管、信息咨詢、財務顧問等投資銀行業務。此后“分業經營”的樊籬被打破，商業銀行逐步進入了資本市場。

　　2001年“有價證券及投資”占到非貸款運用的51.95%，到2009年仍占30.70%。傳統的金融業是將社會閑散資金聚集起來，通過貸款形成對實業的投資。由于實業對貸款的需求相對萎縮，形成所謂“金融脫媒”問題，金融機構不得不在貸款之外謀求新的“利潤增長點”，這就是“有價證券及投資”異軍突起的根源。

　　經濟學里假定儲蓄等于投資，其暗含的假設就是金融業能將所聚集的存款貸出去，使之成為社會生產所需的資金。然而，我們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表明，現實與理論總是有差距，儲蓄可能不夠用，也可能貸不出去(圖1.32)。

　　圖1.32：歷年存貸差

　　數據表明，1979年，我們的存款只夠滿足約一半的貸款需求，而到2005年，有三成以上的存款貸不出去。從貸差走向存差，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質的轉變發生在1994年，這一年，基本上實現了存貸平衡。此后存差逐年擴大。央行網站提供了1999年后逐月的存貸信息(圖1.33)，數據顯示，從2008年2月直到2011年8月，存差一直維持在32%以上。換而言之，有近1/3的存款無法貸出去。

　　圖1.33：逐月存貸差 數據來源：

　　中國人民銀行歷年«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

　　現在來觀察貸款內部結構的變化(見圖1.34)。在短期貸款從各項貸款的99.27%降至36.68%的過程中，最顯著的變化是中長期貸款的劇增。這個科目自1994年出現，到2009年達到各項貸款的55.65%。

　　圖1.34：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結構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從1979年起，«統計年鑒»所列各貸款科目之和小于“各項貸款”，估將其差值稱為“統計誤差”，數據顯示，此項數據的走勢與“中長期貸款”數據有連續性。且自1994年出現“中長期貸款”科目后，“統計誤差”變得微乎其微，以至于在圖中顯示不出來。這讓筆者揣測，計算出的“統計誤差”主要就是以前未列出的“中長期貸款”，實情如何，望識者指教。

　　短期貸款基本上是各行業的流動資金貸款。而中期貸款是指貸款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五年以下(含五年)的貸款;長期貸款是指貸款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的貸款。中長期貸款又稱為項目貸款，是指商業銀行發放的，用于借款人新建、擴建、改造、開發、購置等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貸款，房地產貸款也屬于項目貸款范疇。獲得中長期貸款的是政府有關部門審批的項目，須持有有權審批部門的批準文件。

　　有資格獲得中長期貸款的，主要是各級政府和行政壟斷型企業。歷史上，地方政府和銀行一直關系密切，在銀行實施商業化改造后，“銀政合作”、“打包貸款”廣為流行。這種方法是將分散的建設項目，由地方政府作為借款人統一整合，統一行使借款和還款的責任。這為政績工程、房地產熱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

　　2005年前，短期貸款是各項貸款的最大項，此后中長期貸款成了最大項，到2009年中長期貸款占各項貸款的55.65%，占到絕對多數。由此可見，金融機構的貸款對向已經從各行業流動資金轉向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建設投資，且這一投資規模由政府有關部門控制(通過項目審批)。那中長期貸款的債務人主要為何人?

　　2011年6月1日，央行發布《2010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報告透露：截至2010年年末，全國共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1萬余家，較2008年年末增長25%以上;其中，縣級(含縣級市)的地方融資平臺約占總量的70%。東部地區平臺個數較多，占全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總數的50%，而剩下的“半壁江山”中集結了大量的中部、西部地區縣級貸款平臺。湖南、江西兩省縣級平臺占全省融資平臺總數的比例均超過70%，西部地區的四川、云南兩省的縣級平臺占比更是高達80%。

　　報告稱：調查顯示，平臺貸款在人民幣各項貸款中占比不超過30%，國有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成為貸款的供給主力。媒體據此估算“按照2010年末人民幣貸款余額47.92萬億元匡算，截至去年末，平臺貸款不超14.376萬億元”(«央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總額超14萬億» 人民日報 2011-06-03)。2010年底，中長期貸款為28.89萬億元，可見平臺貸款占中長期貸款的48.46%，即地方政府是中長期貸款的重要債務人。

　　此信息引起了市場恐慌，后來一位央行調查統計司官員向《新世紀》記者澄清，這一數據是指“各地區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占當地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的比例基本不超過 30%”，也就是說，各地區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占當地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的比例有高有低，低的只有不到20%，最高不超過30%(溫秀等 «命懸平臺貸款» 2011年06月13日新世紀)。但從已有的數據和中長期貸款的性質看，地方政府為主要債務人、基本建設投資為主要使用方向則是無疑的。

　　2011年4月初，銀監會下發《關于切實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工作的通知》。按照監管要求，不允許借新還舊、不能在不同銀行間騰挪資金，新規要嚴格執行，適用于2010年6月30日前已簽合同未完成全部放款的有關項目。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分行一位人士表示。上海市幾個平臺公司集體致信國開行，稱如再不放貸，將面臨700億元的逾期貸款。一家環渤海經濟圈的開發區管委會領導帶著旗下幾個融資平臺班子，四處訴苦：“再不放貸，公司就沒命了。”(見溫秀等 «命懸平臺貸款» 2011年06月13日 新世紀)。還有調查揭露且被媒體廣泛報道的上海申虹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貸款重組事件、四川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隱瞞信息轉移資產事件、云南公路平臺違約事件……，林林總總的案例旁證了地方政府作為中長期貸款重要債務人的身份。

　　現在來觀察短期貸款的結構演化(圖1.35)。短期貸款主要是為各行業提供流動資金，收放短期貸款曾經是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短期貸款大幅度萎縮，表明我們的經濟體系發生了某種質的變化。

　　圖1.35：短期貸款構成演變

　　1979年短期貸款的60.86%為商業貸款，11.96%為工業供銷企業及物資部門貸款，兩者合計占短期貸款的72.82%。調控短期貸款即能有效調控社會生產節奏。到2009年，商業貸款的比重分別降至13.29%，而工業供銷企業及物資部門貸款到1994年即已消失。這兩項是份額下降最大的科目。工商業是基本的實業系統，也是主流經濟學中金融體系利潤的基本來源。圖1.36顯示，30年來商業貸款/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逐波下行，1998年后更是一瀉千里，到2009年降至14.68%。工業貸款/工業增加值1998年前波動上升，此后轉為波動下降。數據顯出工商業生產的流動資金對金融系統的依賴明顯下降，站在金融系統的角度，感受到的就是“金融脫媒”。與之相伴的則是性質不明的“其它短期貸款”從無到有，高速增長，到2009年已占短期貸款的30.53%，成為第一大項。如果說我們的銀行信貸對象曾經主要是工商業，那這一格局已經發生了“靜悄悄的革命”，銀行信貸已漸漸疏遠實體經濟。

　　圖1.36：工商業貸款與其行業規模的關系

　　綜上，信貸資金運用方向30年來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1、從以對實體經濟的貸款為主，變為貸款（2009年占58.62%）、外匯占款（28.32%）、有價證券及投資（12.71%）三分天下；

　　2、貸款從以短期貸款位主，變為以中長期貸款為主（2009年達55.65%）；

　　3、短期貸款從服務于流通的商業貸款、工業供銷企業及物資部門貸款為主，變為以定義不明的“其它短期貸款”為主，2009年份額最大的前四位分別是：其他短期貸款（30.53%）、工業貸款（26.44%）、農業貸款（14.75%）、商業貸款（13.29%）。

　　這表明，金融體系的服務重點已經明顯偏移，從當初服務于實體經濟轉向對外貿易和虛擬經濟；在實體經濟中，則從工商企業的生產轉向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梢?從資金運用角度看，地方政府和資本市場炒家，替代實體經濟中的工商企業，成了銀行業最主要的債務人，而外匯擁有者則迫使銀行發鈔結匯，2009年，三者合計占金融系統資金運用總額的82.62%。

　　3.3“虛擬經濟”：無法避免的宿命

　　由此，我們看到了金融系統這枚硬幣的兩面：資金來源高度集中于少數富人；資金運用疏離實體經濟。金融系統的特征其實反映了經濟系統特征：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導致多數國民消費能力不足，而擁有巨量財富的群體，他們的主要需求已不是消費，而是“以錢生錢”。然而充沛的投資形成的生產力無法從有限的購買力中獲得利潤，剩余的資金就只能在實體經濟之外尋找出路了。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6年1月26日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將居民的高儲蓄率歸咎于“中國傳統文化、社會結構、家庭觀念等諸多因素”，“但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錢是重要原因。”因此建議“中國應該加快養老、醫療保障和教育體系改革，以便將過高的居民儲蓄率降下來。”

　　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固然能促進居民消費，然而后面第二編第三章的分析將表明，大量的儲蓄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對他們而言，問題不在于不敢消費，他們需要在奢侈性消費之外，找到“以錢生錢”的機會。至于社會的多數人口，那點有限的存款他敢隨便花掉嗎?因此，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其主要意義在于安定社會，至于啟動內需，肯定會受制于社會公眾有限的工資性收入。

　　對于我們這個長期處于“短缺經濟”中的社會，這樣的格局實在匪夷所思。1996年，當時的商務部宣布絕大多數商品已經告別“供不應求”時，人們還對“短缺經濟”心有余悸，學者們還在謹慎地強調，我們的生產能力對社會需求的滿足還是“低水平的”。很少有人意識到，雖然從實物統計上看，這種滿足是“低水平”的，但從“有效需求”的角度看，生產能力過剩已經開始成為體制性特征了。

　　前已指出，大量的統計數據提示我們，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們的經濟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是這種轉變導致了令業內焦慮的“金融脫媒”。業內將“金融脫媒”歸結于直接融資的發展，從表面現象看有道理：證券市場搶了銀行的飯碗。然而圖1.37顯示，從1998年開始工商業對貸款的依賴就系統性地下降了，而這以后中國的證券市場一直是跌跌撞撞，2005年下半年更搞到停發新股的地步，而工商業對銀行信貸的依賴此間卻加速下滑(見圖1.37)。

　　圖1.37：證券市場籌資額(數據來源：歷年«證券市場月報»)

　　事實上工商業對貸款的依賴性下降，很大程度上緣于高效率的資本利潤極大化，它使產業資本集團迅速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在“做大做強”的方針下，各行業的市場份額向大型企業集團集中，它們要么依托外資，要么依托行政權利，在各行業追逐壟斷地位。大量財務公司的出現證實，產業資本集團已經擁有巨量自有資金，可以在集團內自行調配，在流動資金方面對金融業的依賴大大降低。這是資本邏輯必然導致的局面。行政權力的“保駕護航”，使資本邏輯以超常規的速度成就了這個局面。

　　在這個局面下，銀行的主要使命是在社會消費能力不足的條件在下，為少數富人的大量逐利資金尋找利潤。這與銀行家們的道德或價值觀無涉，他們如果不這樣做，最有價值的客戶就會離去，銀行就會虧損。既然實體經濟無法為高度集中的資金提供所渴求的利潤，“代客理財”就成了看似光明的前景，金融業就只能到“虛擬經濟”中去尋找出路了。“虛擬經濟”所要求的高科技則為這條道路披上了蔚藍色的光彩。

　　“虛擬經濟”據說是先進的，美國就是“虛擬經濟”的翹楚，然而美國玩“虛擬經濟”有其條件：農業人口不過2-3%、實實在在地完成了工業化、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戰爭機器、遍布全球的軍事存在、可以為世界經濟制定游戲規則、美元事實上是全球貨幣……。而我國，農業仍是第一大就業部門，國民的多數仍然生活在農村，在這樣的背景下，讓金融業跟著美國去玩“虛擬經濟”，豈非與狼共舞?

　　有關人士冀望于“虛擬經濟”帶來“金融安全”，這已被證實只是鏡花水月。不錯，各種“金融衍生品”的設計都在追求“盈利”與“避險”兩個目標。然而在一場不創造財富的game中，你的“利潤”只能來自別人的“風險”。眾多聰明絕頂的人開發的眾多金融衍生品放在一起，通過以光速連接全球的信息系統，由眾多精明強悍的人操作，那是一幅什么場面?恐怕只有網上電子游戲可以與之類比。所不同的是，電子游戲的“風險”和“利潤”不過是“積分”而已，而“虛擬經濟”的游戲已經實實在在地讓一些國家大傷元氣。

　　東亞金融危機后，國際對沖基金們得意地揶揄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國家：“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對我們而言，是否意識到“蒼蠅”的存在?是否清楚“蒼蠅”的嗜好與伎倆?是否明白自己的“縫”在哪里?是否理解“縫”的根由?恐非多余問題。更重要的，我們是應該按照狼群制定的規則，去與狼共舞，還是應該探求自己的癥結，對癥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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