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興華：經濟學理論的清道夫

　　1989年日本《中國研究月刊》稱他為“中國穩健的改革派經濟學家”。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他是“始終堅持理論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肅性，即使在‘左’的理論和政策盛行的情況下，也不隨‘風’轉”、“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嚴謹的治學學風”、“從不人云亦云，而是執著地追求真理”。

　　“不唯上、不唯書、不唯風、不唯眾”，不做權勢的奴仆，不做“風派理論家”——他就是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衛興華。

　　3月21日，89歲的衛興華先生在人大宜園家中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的采訪。老人銀發稀疏，腿腳不便，視力下降嚴重，但仍然語言清晰、思維敏捷，回顧自己求學、治學的經歷，梳理自己的研究成果，老人淡泊平靜，健談而睿智，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求學之路

　　“雖然苦讀書、讀書苦，但當自己弄懂和把握了博大精深的馬列主義的有關基本理論和方法，并獲得成績時，又會有苦中有甜、苦中有樂的收獲感。”

　　衛興華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一個窮鄉僻壤的農村——五臺縣善文村，祖輩世代務農。衛興華自稱：“我是在母親窮愁的眼淚和嘆息聲中長大的”。為了“轉換門風”，6歲時衛興華的父親送他讀小學。不久后，父親又送衛興華到離村30里的東冶鎮沱陽高等小學讀書。“七七事變”后日本人占領東冶鎮，衛興華被迫輟學回村務農，但想讀書上學的念頭片刻未息。

　　后來，衛興華在東冶鎮濟生恒藥材店當了一名小伙計，不是正式店員，而是打雜的臨時工，只供伙食，沒有報酬。“我給人家做飯，給掌柜的提茶壺、倒夜壺，有時也幫助賣藥丸。”因為讀書求學的渴望，1942年衛興華考入東冶鎮一所中學補學班，失學4年后又進入學校讀書。當時東冶鎮駐扎著日本侵略軍，考入補學班，衛興華將以前小學老師給他起的官名“衛顯貴”改為“衛興華”，以表示抗日救國，復興中華之意。

　　因為不愿受到奴化教育，衛興華離開補學班，通過日軍封鎖線，到了晉西隰縣，考入進山中學。這所學校的負責人是中共地下黨員、情報戰線的先驅、教育家趙宗復，受其影響，在這里，衛興華系統地、有選擇地閱讀學習了進步文藝書刊和社會科學讀物，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抗戰勝利后，進山中學遷回太原，衛興華被選為學生會理事長，參加了進步社團“投槍社”。

　　1948年11月，衛興華進入華北大學讀書。解放后中國人民大學成立，衛興華轉讀于該校經濟系。1950年人大成立政治經濟教研室，前蘇聯專家要培養研究生，衛興華被挑選上，成為人民大學的首屆研究生。1952年，衛興華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開始了自己教學、研究的治學之道。

　　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衛興華經歷了政治生活和教學與研究工作中的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他曾先后被下放勞動、參加“四清”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經歷了走“五七”道路的特殊歷史時期。

　　改革開放后，衛興華的教學研究工作重新煥發了活力，他以執著和飽滿的熱情，為新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傳播和發展，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心血。隨著改革的推進和深入，一系列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了出來，經濟理念與社會實踐的結合日趨緊密，衛興華的研究內容也逐步擴大。在繼續研究馬克思的基本理論與方法的同時，他的研究領域更多地轉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理論、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所有制理論、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公平與效率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領域。

　　衛興華歷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總編輯等職。出版論著30余本，發表論文、文章約900篇，獲省部級獎20多項。2013年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馬克思經濟學獎。

　　學問之爭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講什么、該講什么、上面想讓我們講什么，但我還是要講真話。做學問、做理論搞投機、講假話，不是真正的學者。”

　　衛興華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他尊重權威，而不迷信權威。“我要求自己，也要求我的學生，做學問要‘不唯上、不唯書、不唯風、不唯眾’。要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實事求是、追求真理。”衛興華認為，理論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權勢的奴仆，在研究中不能做“風派理論家”。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講什么、該講什么、上面想讓我們講什么，但我還是要講真話。做學問、做理論搞投機、講假話，不是真正的學者。”改革開放前，衛興華一直被認為是“右翼”學者，而現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的他又被看成是“左翼”學者。“偏右的人認為我左，偏左的人認為我右，其實，認為我是右，因為他左;認為我是左，因為他右。”衛興華笑言。

　　衛興華說：“我提出任何一個新觀點后，總會有反對的聲音，‘大家都那樣講，怎么你這樣講呢?’但我講的觀點都有我的理論根據，慢慢地很多人就贊同我的觀點了。”

　　年輕時代的衛興華喜歡在經濟理論上思考是非對錯，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教科書在干部、高校中被當作真理在學習。當時還是一位年輕教師的衛興華首先對前蘇聯教科書在三個問題上提出不同意見：一是貨幣沒有階級性;二是抽象勞動不是商品經濟范疇;三是反對“固定資本的周轉快慢影響利潤率高低”的觀點。這三個意見后來都被認為是正確的。“我搞馬克思主義研究，堅持馬克思主義，但我不迷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話也不是句句是真理。”衛興華說。

　　如今回過頭再梳理衛興華的一些理論主張，我們發現，事實上他的一些觀點都得到了實踐的檢驗而被證實是具有前瞻性的、正確的。譬如：

　　以科學的態度看待增長與發展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衛興華就提出，需要以科學的態度看待增長與發展的問題。他不贊成追求超高速度，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中片面追求高速度帶來了諸多弊端，導致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利于資源的科學利用和經濟比例關系的合理化，應更重視質量和效益。

　　衛興華主張中國不應將高增長速度作為首要政策目標，而應實現“由數量擴張型的快速增長方式轉為質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長方式”，而且不要超高速度。“8%就是中高速度，我們現在實際上就回到這個速度了。我是在20年以前講的這個道理。”衛興華說。

　　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

　　上世紀50年代，從中央政策到學者研究都不提市場經濟問題，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世界銀行、聯合國在劃分國家性質時，把資本主義劃分為市場經濟國家，把社會主義劃分為計劃經濟國家。很長一段時間里，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的政治家們，在別的問題上對立，卻在“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這個觀點上意外地意見一致。

　　改革開放初期，陳云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鄧小平明確贊同這個觀點。實際上是把“市場經濟”與“市場調節”畫了等號。“市場經濟”與“市場調節”在內部講話都是通用的，但公開發表文章時，則把“市場經濟”換成“市場調節”。

　　及至全面推進市場經濟之后，這個提法表現出了自身的局限性，有學者批評“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衛興華認為批評得不當，應該用歷史的觀點來看。“改革開放、經濟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從計劃經濟一統天下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打開了一個缺口，是轉向市場經濟的起步。馬克思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分析問題。”衛興華說。

　　衛興華說：“我們在1986年提出‘計劃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1987年，十三大提出‘計劃和市場是覆蓋全社會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與我們的研究觀點是一致的。‘市場調節企業’，就是資源配置由市場決定，但這個市場不是盲目、混亂的，是由國家引導的。”

　　“現在我們不敢講計劃，而講規劃，規劃不是計劃嗎?好像‘計劃’這個詞是瘟神似的，要避開它。這是沒有道理的。”衛興華說。

　　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問題。

　　上世紀末，有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過時”論成為一種特別流行的觀點。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曾經興起過一陣重新評價、認識勞動價值論”的爭論。

　　“重新評價、認識勞動價值論”是江澤民同志提出的，爭論了一兩年。“其實提出這個觀點的目的是為私營企業主入黨尋找理論根據。”衛興華說。

　　對“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爭論，衛興華、原廈門大學黨委書記吳宣恭等經濟學家，都在各種會議上表示反對，不贊成“否定勞動價值論”的觀點。“那樣不就成了資本也可以創造利潤、利潤不是剝削了嗎?”衛興華說：“讓資本家入黨，可以發文件、出政策，但不要因此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否則問題就大了。”

　　當時也有不少人主張“否定勞動價值論”，與反對者爭論激烈。后來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講，關于重新評價、認識勞動價值論，學界可以繼續討論，我們從政治上作出結論。這表示以后中央不再提這個問題了。

　　關于重視分配公平問題。

　　對分配問題，中國流行多年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十六大進一步講“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衛興華認為，“效率優先”作為對生產領域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分配關系中讓效率優先于分配公平，即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不重視公平，是存在問題的。

　　“貧富分化主要就是初次分配產生的。在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靠再分配是不可能取平的。”衛興華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西方右翼經濟學家虛設的觀點，不應該把這種觀點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他一直主張在分配領域中應效率與公平并重，實現二者的統一與結合。“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

　　當時包括經濟學家劉國光在內的很多學者也提出要改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不過，維護“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觀點的人極力反對，認為想要改變這個提法的人是“否定鄧小平理論、否定改革開放、否定市場經濟”，“給扣上了‘反改革’的帽子。”衛興華說：“我是學者，追求的是真理。”他在《光明日報》(2006年9月1日)發表《實現分配過程公平和效率的統一》，以及其它多篇論文，系統論述了自己的觀點，主張調整流行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

　　到中共十七大，這個提法做出了改變，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視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新提法。

　　理論之著

　　“經濟學界的好多基本概念、原理，事實上都沒有被真正搞清楚。”

　　“有時候經濟理論界很多概念混淆在一起，很難搞清楚。”衛興華舉例說，例如“沽”這個詞，可以是買也可以是賣，在“待價而沽”里就是賣，在“拿上酒葫蘆去沽酒”里就是買。大家都知道買和賣是不一樣的意思，所以要具體看這個詞用在什么地方。“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分清很多理論、概念的是非，真正將其搞清楚。”衛興華說。

　　衛興華認為，在經濟學方面，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改革開放理論，都涉及到“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都沒有真正搞清楚”這個問題。

　　事實上，衛興華的研究一直都是建立在“搞清楚”理論概念的基礎之上，并因此有同行稱他為“經濟理論的清道夫”。梳理衛興華的理論著述和學術貢獻，除前文所述之外，還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是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

　　(1)關于發展生產力問題。衛興華主張，社會主義應將發展生產力放在重要地位。針對批判所謂“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和宣揚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論，衛興華認為，片面強調生產關系而不注重發展社會生產力，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2)關于社會主義的評價標準問題。針對改革中過于重視生產力發展而忽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與完善，忽視分配公平的傾向，衛興華提出，社會主義的改革和發展，都應辯證把握好“兩個標準”：即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兩個標準應該完全統一起來。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扭轉了忽視“生產力標準”的局面，生產力發展了，財富增長了，總體上說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在發展生產力過程中，需要同時繼續貫徹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既破除平均主義，也要適當縮小收入差距。

　　(3)主張重視對馬克思的財富論的研究。衛興華認為，財富的生產離不開勞動要素，但財富的增加并不與勞動成正比，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應是重在延長勞動時間和提高勞動量，來創造更多的價值。而應是重在應用新的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用更少的勞動時間，生產出更多的財富。

　　(4)準確把握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地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上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教材中，對地租理論的某些問題闡述還不夠準確，還存在一些紕誤。衛興華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1期發表了《關于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澄清了理論是非，特別是對級差地租Ⅱ的來源和計量問題以及將級差地租與絕對地租加總計算的問題，進行了正本清源的理論研究與論述。

　　二是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研究。

　　衛興華在《學術月刊》1959年第11期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研究方法問題》，認為否定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生產資料是商品，“是忽視了不同國營企業之間的獨立權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們的統一面，而看落了它們的矛盾面。如果否認生產資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導向否認價值規律在生產資料生產中的作用”。這個觀點是國內較早提出的。1984年8月在太原市作報告時，衛興華積極主張發展商品經濟，不贊同回避和反對使用“商品經濟”概念。

　　關于非公有制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衛興華提出，廣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公有制經濟外，還應包括非公有制經濟。衛興華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必要性。他在發表于《新湘評論》的《關于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的若干理論問題》中，論述了“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存在的客觀依據”。

　　盡管衛興華贊成積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反對將“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個概念相混同，他認為前者只以公有制為基礎，不包括非公有制經濟，而后者則包括。

　　三是主張完善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和推進國有企業配套改革。

　　衛興華認為，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其實現形式。針對有些學者和官員認為“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計劃經濟時代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股份制是市場經濟時代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的認識，衛興華認為這種理解和宣傳不正確。他肯定股份制作為公有制實現形式對于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作用，但認為股份制本身并沒有否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存在形式，更不贊同“一股就靈”、一股風、一刀切、下指令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做法。而是主張使公有資產真正通過股份制這種新的實現形式發揮更大的作用，主張重視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和相關的法律法規，規范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和改制工作。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模式上，衛興華主張應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不要將一種模式絕對化。他認為，許多國有企業的虧損與管理不善有很大的關系，不能籠統地認為只是產權問題造成的。

　　治學之論

　　“錯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很多，錯解西方經濟學的人也很多。”

　　“我覺得我們經濟學界的意見、觀點的差別還是很大的，各自為戰、人以群分。很難團結起來共同研究怎樣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不利于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對于經濟學界的理論爭論和治學態度，衛興華認為要寬容對待，以理服人。

　　他認為，中國對待西方經濟學有兩種不好的、不應該有的傾向，一是改革開放以前，把西方經濟學“罵倒”，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都是錯誤的。其實當代西方經濟學不完全是過去的原教旨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一百多年的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已然不是馬克思看到的資本主義了，在理論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和發展。很多理論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經濟發展的需要，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吸收的方面。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開始引進西方經濟學，有很多搞西方經濟學的學者出來辦講座，包括北京大學的胡代光、厲以寧，也有越來越多的西方經濟學被翻譯過來，高校也越來越多地開設西方經濟學課程。但是，衛興華認為，現在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對西方經濟學由“罵倒”變成“拜倒”，用西方經濟學排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了。不少高校大量開設西方經濟學，有的高等學校的經濟學科不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學《資本論》。

　　錯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很多，錯解西方經濟學的人也很多。衛興華認為，要學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時也要學好西方經濟學。這樣才能判斷是非，才能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過程的一些理論觀點、政策的是非對錯做到心明眼亮，看得清楚。

　　“經濟學要創新、發展，不要搞派系斗爭、互相拆臺。不要無理糾纏，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衛興華說：“爭論是有必要的。經濟學的發展、理論的發展是不怕交鋒的。有時候真理就是在交鋒中迸發出火花的。派別存在不可避免，但要以理服人、互相交流，不要意氣用事地互相攻擊，不要以勢(政治)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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