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以來，土耳其因廣場拆遷引發的抗議仍在發酵。風靡一時的“土耳其模式”黯然失色。表面看，土耳其堪稱發展中國家的“模范國家”，不應出現大規模騷亂：土議會民主政體較為成熟，而且還是西方重要盟友;經濟總量過去10年間增長一倍，經濟排世界第17名。
但事實卻是，不僅土耳其亂了，一些發展指標與其類似的國家，如突尼斯和埃及，也出現政治動蕩乃至政權更替。突尼斯在2011年政權更替前，經濟競爭力排非洲第一，世界第40位，幸福指數世界第29位，是“抵御金融危機十佳國家”之一。埃及2008年被評為“全球最佳改革國家”之一，在178個國家中列第16位，在中東僅次于阿聯酋和以色列。
西方眼中的“模范國家”何以頻頻遭遇滑鐵盧?
仔細辨析，這些國家雖政體各異，國情有別，但共性是信奉新自由主義，將經濟私有化、自由貿易等奉為實現經濟繁榮的“萬能靈藥”。土耳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私有化政策。目前，土政府已從水泥、畜牧飼料和乳制品、飲食服務、石油分銷行業完全退出;旅游業、鋼鐵、紡織、海運和肉類加工行業中國有股份50%以上被出售;電力、通訊、銀行、石油、煙草、鹽業、航空、高速公路、橋梁等公共基礎性行業也正被私有化，或面臨私有化命運。埃及則進行過兩輪大規模私有化，涉及制造業、煤礦、公路運輸、銀行、保險、電力、電信等不同行業。
經濟私有化看似有助提高生產效率，形成競爭性市場經濟，但這種“改革紅利”有限而短暫，其消極后果卻嚴重而長遠。
首先，人為加劇貧富分化，使社會出現結構性動蕩危局。由于私有化無形中設立的資本門檻，加上權錢交易的可能性，很容易造成資產流失。例如，埃及在第一輪私有化中，政府出售了236家國企，這些企業估值達2700億埃鎊，但實際政府只獲得330億埃鎊收入，約2370億埃鎊國有資產流失。經濟私有化使少數權貴短期內成為億萬富翁。與之相伴的，則是政府大幅削弱公共福利開支，勞動群眾生活更加艱難乃至完全下崗。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土耳其貧富差距程度僅次于墨西哥，貧富差距超過14倍。埃及40%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種貧富懸殊無形中包含了階級沖突的禍根。
其次，經濟潛力被提前透支，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依附性地位。發展民族制造業才是國家富強之源。在凱末爾和納賽爾時期，兩國不約而同地奉行進口替代、發展民族工業的經濟政策，由此使國有企業逐步壯大，并成為國民經濟中流砥柱。然而，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沖擊下，土耳其、埃及等國誤入迷途。而在國際資本和跨國公司虎視眈眈背景下，經濟私有化使民族工業在跨國競爭中日漸萎縮、凋零，國內產業日漸被外資控制，淪為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外圍地帶。土耳其等國經濟看似風光，實則距離發達國家行列越來越遠，并變得更加脆弱。事實證明，經濟私有化是通往動蕩之路。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通過私有化而實現繁榮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0多個發達國家也沒有一個是通過遵循全球化教義的處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
“全球主義教義是一種富強國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犧牲者，確保他們永遠無法挑戰帝國列強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鎮靜劑。”私有化在短期釋放“改革紅利”之后，隨之而來是無窮無盡的動蕩與危機。中國正處在發展關鍵階段，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的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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