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活動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逐漸地出現的。從最早期的各原始部落民族之間的物物交換，到后來的大的國家之間的邊境貿易互市，直至于我們今天的全世界性貿易；這時作為實物交換信用替代品的貨幣發明，也在不斷地向前跨步，于是更從早期的龜貝之類、金銀銅鐵到今天的紙幣發行。我們看起來這怎么是有些個越來越不厚重了是吧？因為這或者更容易制造和貶值而它的成本低的緣故，知道了么？——我們且不去管它。而商業之間的相互交流活動，毫無疑問地確實是便利互惠了社會生產和人們的生活，因為它是歷史所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
只不過是由于商業畢竟是隸屬于最為根本的經濟范疇，而經濟和政治也都更是有其階級性的。所謂階級性淺而言之即就是：會有其公平和科學的一面，也更會有其不公平不科學的一面，也就是將會有著公和私的基本兩面性。所以商業活動雖好，是離不了的，但是必須要在由代表廣大人民真正利益的政府來實行它，否則是還不行的，而斷不是去搞什么私有化。而這樣也并不意味了就真的不能促進其發展了，而相反地在科學的公有體制之下，還更會真正地科學更好發展起來，只是在要真正地了解和建設它而已。什么是科學的發展觀？即就是這些正確的科學發展觀點罷了。
在極早期商業初興的階段里，那時候由于局限于物物的交換，還沒有多少專一從事商業交流活動的商人，因而也就談不上什么經濟的階級剝削，因為沒有資產階級嘛；而后來隨著歷史社會的發展、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進一步相互融合，于是商業活動也不斷地加大，便開始出現了主要專一從事私有商業活動的集團——資產階級資本家。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也就于此開始真正地形成。我們說，只要有私有化的商業性經營存在，那么也就一定會有其階級的私有不合理之剝削存在。但在這個時候，由于當時的社會政治還是落后黑暗的封建私有統治，所以也要為了管理它們，于是便采用了最為直接的自然必然之形式——稅收政策，即向他們征收一定量的稅金。這就是所謂稅收的來歷。至于統治者怎樣征收和應征收多少這個東西，歷來就沒有什么定論。如《孟子》上有什么什一稅之類的說法，而明朝的一些皇帝等為了同外交好，干脆就收一點象征性的稅或干脆不要外商的多少稅金。這正是因為稅收它本身其實也就是個稀里糊涂的東西，這也更是私有統治者皇帝和封建貴族們自己家里的事，外人管不著，所以想怎么著怎么著。封建社會的財經更多的是從直接征發、貢獻和勞役中得來，或占領較大的國有商礦產業等。
在這里，我們可以來舉一個例子：如一群土匪流氓攻占了一個大的島嶼，而在這個地方有農民有商人等，于是土匪頭子為了管理統治他們，就自己隨便規定說從事經商的人要給多少錢，農人要給多少糧。所以這些其實就是不過一個土匪的搶劫打盜和勒索行為罷了，封建的私有化的這種稅收行為本身，其實也正和這個土匪強盜的勾當一樣，只不過由大的國家來打著上天和神的意志實行統治時更加地有說服力罷了。所以它實在并沒有什么過多的科學和道理可言，它的出現一是人類社會和私有社會所要發展的必然歷程，二則更是主要由于當時人們并不充分理解其本質而引起的。不過后來隨著私有化的泛濫，一旦造成兩極分化導致了整個國家經濟命脈的危害，那么也就是完全的兩樣了，于是乎在封建時代和連同舊的統治者們也都開始了排斥打擊它們，開始限制私有市場化的不良發展。
所以，我們如果首先明白了上面所謂的私有稅收制其來歷與本質這一點，那么也就完全不必要對今天仍然在大搞特搞的特色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對其稅收究竟應該怎樣地搞太過于認真，以致于深入地研究不已和反復地爭論不休，影響了睡眠那是可要自己受罪的。因為你不會得到什么真正的科學答案，因為它本身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科學的可以值得研究東西，這不過就是些建立在錯誤基礎上的荒唐東西，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一種早期的不成熟的幼稚物，不過是一些腐朽的落后殘渣，不過是一些等同于強盜式的半搶奪式邏輯罷了。我們在今天之所以又拼命地重新大提到它，如什么納稅和納稅人之類的語言滿天飛，這不是因為別的，這乃是我們要走過去的回頭路，我國又回到了舊的封建社會以前的緣故。所以從小農經濟到舊的私有化市場經濟，我國雖然已經反復徘徊了兩千余年，但是終究也因為后期的別無它能，我們如今就只好還再次地走到老路上去，有些難以逃脫歷史的舊治亂循環周期率。
以上主要是稅收的問題。但如果只征收那么一些稅收，搞一些小私有化的經濟發展，那么還不至于影響我國舊社會大局（今天恐怕多少有些不同了，因為農業在現代的大發展之下，其比重將退居次位）。因為早期的人類商業活動，特別如象我國這樣由于地大物博特殊的地理環境的緣故，所以導致商業并不是很發達。那時間人們也并不懂得和重視科技的發展，而且還把它當成了奇技淫巧，把大量的真正的精力都投入于了發展文化當中，這也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傳統社會的最大缺失所在，弄的是有些片面了。所以在這一段時間里，它造不成多大的事。然而問題卻是出現在在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那時候諸國為了增強中央國經濟，于是紛紛進行變法圖強。便廢除了真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這里所說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指真正的封建社會，“封和建的上至王皇帝到下至諸侯的世襲土地所有私有制”，即所謂的井田制，因為這才是封建社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真正字面的本義；不過由于我們把通體的舊統治社會都通稱為了封建社會，所以便把其后的土地商業私營化時代——后來的封建土地的私有制，也只好作為了舊封建經濟形式的一部分。這種混亂是因為馬列主義的社會理論本身就是不完全的東西的緣故），從而地向著封建的后來的土地私有制（商營）時代轉變，這種變法雖然在當時增強了中央封建王室的國力（因為它剝奪了封建諸侯的私有利益），但是卻因為其的私有化而導致了經濟一面的階級化剝削，直至兩極分化，乃至富者田連阡陌而貧無立錐之地。我們說，當時的正確的變法和改革本身，應當是在于去除封建的諸侯等級制度，而不是在于搞土地的商業私有化。也就是秦以后只要廢除封建制設立郡縣，而不搞土地的商業私有化即自由買賣也就是行了。
這樣以來問題也就是嚴重了。于是我國舊時代的私有化市場經濟，從此開始行成。它主要表現在以土地為主的農業剝削上，其工商業上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這一部分還因為反對私有化的原因主要掌控在封建統治階級的手里。自秦漢以來它大行了兩千余年，從而地導致著我國此后幾千年的不斷地進行頻繁的朝代更替，此其主要原因。朝代的頻繁更替給中華民族和我國勞動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雖然歷代也都曾經極力地維護小經濟防止土地的兼并，但終究是因為它是私有社會（政治私有）的緣故，所以并不能真正地起到防治作用。能夠真正搞好這一切的，恐怕也只有在科學的人民公有社會里才能實現了。因為社會的制度和性質變了。
而因為著要維護其小農經濟，所以商業的自由化等也自然就得到了控制和削減，于是重農抑商的政策形成，并世代沿用，成為定規。我國的從古到今幾千年來的經濟情形其如此，所以是很早就搞起來了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了。至少是自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兩千余年就搞起來了這種私有經濟的大市場了。而因為這個私有化市場的反動性，它是連封建統治都危害，所以便在不斷的抑制和抑不了就改朝換代的情況下反復地進行不已。什么是市場經濟？所謂市場經濟不過就是私有化經濟罷了。難道經濟前面的私有兩個字換成了市場就真的變了個樣子嗎？什么都沒有變，也不會變。說市場者，大概更有迷惑性，有其自欺欺人性罷。
所以，正是因為這種所謂市場經濟的私有化，它從而地從經濟的一面導致著階級的不平等、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乃至貧的貧，富的富。以至即便是在封建社會，那些封建舊統治者們，為了更好的利于自己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百姓的生存安寧，也便要不斷地加大中央的經濟的統治實力和縮小私有的經營范圍、權利等，因為這樣才能充分保證國計民生與舊的統治基礎，因為這才是安邦定國的根本。這才是一個作為真正不糊涂的統治階級應懂的正確和科學道理，而不是相反地一整天去瞎搞和大搞什么稅收之類的屁東西，這完全只是一些狗屁不通的東西罷了。然而，這些積二千余年的血淚的私有化之經驗教訓，其在我們人類社會發展的今天，在人民的公有社會，卻并不能使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清醒起來。他們自作聰明和不學無術，連一點一點國史常識都沒有，那是一整天去歪著腦袋去瞎想一氣，大提特提什么市場經濟，好像離開了市場經濟就要死人，真的以為私有經濟一換成市場經濟，就變成不再是私有經濟或者私有市場萬能論了罷。
上面主要說了我國的舊經濟特別是私有化的經濟情形，下面說西方。因為近代國人崇洋媚外，總愛上西方取經。即使是中國早已有的舊物，但只要是現在某個西方人再一找著一發現放一口屁，那么就會馬上有許多人跟著鬼哭狼嚎般嗷嗷叫了起來。如所謂的市場經濟正是這樣，在中國搞了已幾千年了，也治了幾千年了，但他們不知道。而由斯密和凱恩一遇見，他們就象著了魔似的隨聲附和。而這附和的原因一是為了賣弄也知道斯密和凱恩兩個西方人的名頭，而二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胡說八道。近代一時間西方發展了嘛，所以放個屁也是香的，能跟著說個“看不見的手”也好趁得自己有些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學問。但是歸根結底這還只不過是一些什么實際問題都不能解決的屁東西而已。科學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應當在馬克思主義里面找，在公有的實踐里面去尋找，而不是在這些資本主義世界里面的所謂經濟師里面去找，那是什么也找不到，只能找到一騙人的剝削人的東西。
在近代，隨著西方的封建體制的崩解——這實際上是在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早已經完成的東西，因為在這個時候它迫使周朝的真正的封建體制崩塌了下來。而這崩塌的封建周代，即孔夫子所拼命維護的體制（我國有著長期的儒法封建論之爭），它正是西方漫長的中世紀所長期實行的封建制度。而西方它直至到現在才來開始進行解體和轉化，全世界各民族的發展進程是自然肯定不會是同步的，且會有所大同小異。西方的發展史其封建形成和解體較我國為晚，這則主要是其西方的地域和社會情形所決定的，這里就不多說了。所以殊不知我國早已就在春秋戰國始，由秦皇給它作了結束了結而更迅速地跑向前面去了，從而走向了更加先進和高級的中央集權時代中去。當然了，秦以后的封建社會在西方學者包括馬克思那里，自然是被當做了最壞最專制的社會來認識的。在這里，就不必同這些白癡們多談一些什么社會理論、民主和專制的問題了。
所以，接下來本也應當是向著封建后來的（商業）私有化來過渡的，一如我國的封建土地私有化。然而卻由于近代人類和新時期的科學文明的興起，所以就迫使著它直接地向著全面的資本主義社會走去，于是近代的西方社會便轉而向著單純的資本主義趨勢發展，它完全摒棄了舊封建制度，這是連同其政治體制一同倒打。
于是他們開始拼命地反對封建的官營私有經濟專制政策，大提什么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私有化口號。反對封建統治者們的對商業自由貿易的專制則可，而提倡什么實即資本家資產階級部分人的私有化政策就不對了。我們說，商業經營這其實是整個天下老百姓的最為根本的集體權益，而一旦由這些所謂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通過什么“自由”化，實即非法剝削來壟斷全國人民的經濟命脈，那么那是連一點點好處都沒有了，而如果私有的封建統治者在抑制私有化還能對老百姓有一點利益的話。所以這個革命是虛假錯誤或說不徹底的，因而弄到底這個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結果，只能更加無益地赤裸裸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淪為一場鬧劇。因為殊不知我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已經是鬧了兩千多年了。所以，要想真正地給人民帶來幸福和文明，那是絕對地不能由資本家資產階級來搞什么自由私有貿易，而必須要由代表人民的科學政府來管理和真正經營之。果然，在鬧了一段時間后，人們便很快發現，雖然搞了革命資本主義自由化了，但是還不行，社會還并沒有好到哪里去，而且或更加地腐爛了。于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就應運而生地再迅速出現了。他們開始主張搞國有化、亦即公有化，實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公有大生產。
但是，確實因為了西方的中世紀的長期封建統治，導致現在這些西方人并沒有見過什么真正的資本主義大私有化——我們其實早已是司空見慣的東西，所以他們感到非常地新奇和驚訝，開始動手探討研究它。這也包括后來的馬克思，其實他也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私有化，也跟在資本主義的后面有些胡喊亂叫。于是一時間在西方竟荒唐奇怪出現了許多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比如十八世紀的亞當斯密等，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這是最早期的一批所謂經濟學家，他們大談什么自由放任，癡談什么市場機制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自我調節等，而政府只要管得少只是一個“守夜人”。 這些荒唐和愚蠢膚淺透頂得令人驚訝的奇怪談論，要是在我國的出現，人們早就給他當成瘋子來看了。然而只是主要因為了他的在近代西方的出現，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后的國人看來，所以那么以來決就不是一般的奇談怪論了，因為它乃亞當斯密西方的奇談怪論！
斯密的無知和胡說八道正是主要來源于少見多怪，如果他能到東海看看——了解一些我國歷史社會的基礎發展常識的話，那么他就知道了他之所以拘于井底一孔之見的主要原因。他是一個經濟學家嗎？就這些話和這些東西它能算是一種理論嗎？他真正地懂得什么是經濟學嗎？是人也，起碼應該到我國的漢武帝時代，看看當時是怎樣搞經濟和治理的，先去學習學習一些有關經濟最為基本的常識；而我國的一些人，也應當去先掃掃盲才行。
正是由于這種私有化的本身是不科學不合理的，所以導致著西方經濟危機的開始有規律的不斷地周期性發作。它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到時間越來越短等。為什么？這正是因為科技在不斷地發展而人們的商貿交流范圍在不斷地強大的緣故，而因為人為的一些預防改進政策也可以使它出現變化。但終究還是因為這些所謂古典和“經濟學家”的胡說八道不行，所以便在二十世紀的早期爆發了空前嚴重的大危機。危機爆發后，除了那些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庸人白癡之流，諸如胡佛先生，恐怕沒有幾個人再相信那些個所謂的自由放任市場機制的空話了。因為那本就是幾個極其荒唐無知的東西，他們只是在變相地為資本主義私有剝削制度來做的混帳掩護罷了。這也正如我國現在的一些無良之人，他們繼續地用這些所謂市場和私有萬能反動透頂的胡說濫話來騙人。
于是另一個叫羅斯福的“巨人”和一批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如凱恩斯登臺亮相了。而亮相的原因竟然是，因為他們現在開始假惺惺地不大相信和反對斯密的所謂自由放任之道了，而現在則要主張國家的積極干預。但要不是出現如此意料之外的經濟大危機，那他們肯定還是非常之相信的。因而這樣以來，他們也就是自然成了新時期的與時俱進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改革英雄了。這些私有世界的改革英雄在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共產黨那里，或許并不大引人注意，正因為共產黨的公有制比他們那些其實瞎遍胡鬧的東西強一萬倍。
而從自由放任到新政府的干預，其主要原因則是因為，在這時候再也不能聽之任之對此置之不理了，因為不然者恐怕資本主義要倒臺要出大事情。于是就先不在提什么自由放任就行之類的騙人鬼話，斯密也被當成古典的經濟而暫時冷落一邊——這里的暫時也者，因為不好說某個時代還要繼續地用來騙一些共產黨內的蠢驢和豬頭。
所以其實不過就這么一個私有化的屁東西，就算是搞不清了。一會兒不干預就行，一會兒又說要積極地干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東西，一到西方特別是資本主義那里就算是變得復雜不得了了。事情的并不是真正的就復雜，復雜是因為階級的原因在作怪。但在今天，卻正在大量地拿來做為先進的教材為我們的學生所學習。列不知，中國早已在幾千年前就有所謂的斯密凱恩之流的理論。只不過因為私有社會的緣故，我們不能真正地做到很好地預防和真正發展好它。我們業已經搞了兩千多年的資本主義了，也曾經在世界上稱王稱霸亦稱強了幾千年。這豈是今天的幾個小私有化販子們所能知道的，數典忘祖，這并不是主要因為鴉片戰爭吃了敗仗，而僅僅是因為要變亂天下的昏話糊涂話。之所以要拼命拿來，正是因為一些人要走資本主義私有化的萬惡反動道路。
資本主義私有化的所謂市場經濟是吃人的，我國幾千年來就沒能搞好，它西方就能搞得好？要想真正地搞得好，那必須是在科學的公有經濟基礎之上才行。資本主義業已是做到了在私有化的框架內一切可以做好的事情，但是因為它的大基礎和本質是壞的，所以還是永遠不能真正地搞好，它要是真正地搞好了，那就不是私有化了。我們的先進社會主義體制由于其根本的基礎良好的緣故，所以本來是只要稍搞好一下，大局和大基礎的東西的東西搞好了，那么即便末節的東西再壞，也可以迅速地強大、興盛和富裕起來，此即所謂搞好。然而總是因為這些糊涂蛋們的左右瞎折騰，以至遲遲地坐失良機，國家和人民照舊落后和不幸。
以上是西方的經濟——其私有化經濟發展史，我們完全可以看到，中國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搞過了它們今天的所謂資本主義私有化市場經濟，這并不是什么很新鮮的值得大驚小怪的東西。在今天，因為社會主義道路的挫折，所以整個人類在前行中，在通往共產主義的大道上，一時還是停滯在了所謂資本主義私有化市場經濟的困局當中。但歷史總是在要向前不斷地發展地，隨著人們之對科學的公有經濟的認識與建設，那么私有化最終會被公有所取代，因為它只代表了落后、腐朽與反動。
總結：
這一篇文章談論了所謂私有化的市場經濟的產生來歷，以及它在我國和西方的世界歷史上所發展的情形。即我國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有了，而近代西方只是近幾百年來才開始大力出現。文章采用了夾敘夾議形式。
私有化的本質就只能是帶來階級剝削和不平等。其在我國古代時期的私有經濟時代，正是由于這種所謂市場經濟的不合理剝削，所以導致著土地的不斷聚集，以至貧無立錐和富可敵國。嚴重的兩極分化給人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而在今天的所謂資本主義，不過是舊私有化的進一步延伸罷了，從先前的比較單純的農業到現在的大工商業，但其根本的本質關系卻一點也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于是就更形成了不斷積聚的財富和不斷減少資本的資產階級與非資產階級（被剝削階級）之間的對立，科學越發地迅猛發展，那么所取代的人力和商業的效應也就是越大，于貧富差距就會更大。這樣從而地更形成了與科技發展之間的深深矛盾，它形成了與昨天略有一點不同的新的狀況。科技發展本身是好事，并沒有什么錯誤，它的錯誤只是由于了私有化的制度，而要是在科學的公有社會里也就是行了，越發地有利。但在不科學的社會，那恰恰是只能相反。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此后便更在資本主義批判反對中興起，中國共產黨也于上一世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了科學的人民社會。然而由于一時間并不大懂經濟的缺失，特別主要因為毛澤東的一些失誤，如偏重搞政治、左傾錯誤化集中、一些過分的瞎折騰等，所以乃至我國在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出了不少問題，導致發展有些緩慢。而這東西其實也只要相對地改過來就行了，如有些經驗之后，就會少一些折騰；錯誤的集中化給糾正過來；政治和經濟一齊抓也就是行了。
而此后資改派首先停止了片面地搞政治運動，更主要地在農村建設上廢止了左傾錯誤集中化的人民公社，這些或都是無可非議的。然而令人可怕和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他此后更去瞎搞什么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者不過就是私有化罷了，就只能是萬惡反動和腐朽黑暗。有道是：私有是萬惡之源，那真真的百害而無一利。然而他卻像一只蒼蠅為狗屎所誘似的，發瘋變態似的不務正業而往私有化上來折騰。而折騰的結果也就是導致了我國社會主義挫折曲折；導致了共產黨建國后的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和烏煙瘴氣；導致了舊社會的卷土重來。
我們說，社會主義也是有其市場的，但是卻并沒有什么所謂的市場經濟。差之毫厘而謬以千里，一點弄錯性質就全變了。不要過分地夸大市場的作用，特別是如商營市場本身實際是并不能帶來財富的。導致近代科技大發展的并不主要是什么市場，而是一種新認識。計劃和市場之間，它們是最為根本的科學與非科學的關系。計劃可會所失誤與偏差，但市場卻是一定不對的。過分地癡談什么市場，那不僅僅是本末倒置而且更是反動透頂。如果資本家先生們能將企業管好，那么為什么共產黨自己就不能？搞市場私有化的結果就只能是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拱手送于了資本家階級。所以拼命地大談什么市場的調節和作用，充其量不過一只井底之蛙的一孔之見罷了。以管窺天，見其一點，而失之了其它整個大局，而已而已。
……
所以農村的城市化，農業的大現代化，工商業的國營化，工人農民的全部工資（職員）化，醫療教育等的全部義務免除化，直線管理，廢除各間接的所謂省市縣級政府，這才是真正的經濟建設之道和科學的公有建設的本質，除了這樣其它的一切建設也都是不行的，是不能真正地搞得好的。所謂的四化建設，也只有在科學的公有經濟體制下，才能真正地搞得好，整個國家和人民才能真正地富裕幸福起來；而在資本主義里即便那樣搞成了大現代化，也還是不行的，因為它的階級剝削的不合理性，還只能給人民帶來更大的貧窮和不幸。什么是真正富裕？全國人民幸福富裕了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富裕。
貧窮和落后都不能是社會主義，而共產黨也更不能只會把國家給領到小農經濟和半私有化的所謂市場經濟社會。至于現在的所謂農村的合作醫療啦、三農免補政策啦、一個又一個的五年計劃啦等啦，還不過都是些小打小鬧，沒多大意思，就比無所事事強些。因這遠不算是真正的科學公有建設，只是些舍本逐末的東西罷了，是不能真正地建設得好起來的。要想真正地搞得好它，必須進行如上所言的真正的科學的大建設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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