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全面上漲，怎么看？怎么辦？

——評《從怎么看到怎么辦？》

    中宣部于2011年8月出版了一本書——《從怎么看到怎么辦？》，（以下簡稱《怎么》）用通俗的語言介紹了當前的社會形勢，回答了當前發展中的八個問題。如果把本書比作醫生問診，那這本書所提出的仍只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觀點，所介紹的辦法也仍然只是當前正在做的“西洋猛藥”。如同《怎么》一書只有病情、病因，卻沒有道出病理，換而言之，《怎么》一書沒有提示社會現象的根源和社會矛盾的本質。因為，《怎么》一書回避了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問題。

    一，物價問題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問題
    自2010年以來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斷上漲，在一年左右時間漲到6.4%。物價問題不僅影響到百姓的生活，也影響到社會安定。所以，物價問題已不只是經濟問題，而已成為了社會政治問題。
    價格是在社會商品流通過程中產生的，這些商品作為一種社會財富，其價值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此：
    價值＝價格－利潤
     顯然，當價格上漲的時候，不是商品價值的增值，而是利潤的增加。這個利潤在商品的流通過程中被不斷肢解，那些在流通過程處于主導地位的社會單位，便是這個利潤的最大占有者。但《怎么》一書把問題歸咎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那為什么中國油價比國際油價漲多跌少？為什么中國房價在國際金融危機之際還能逆勢上漲？我們還有很多的為什么，這兒先得澄清幾個問題：
    第一、所為的“翹尾因素”，（《怎么》第6頁）這是想為客觀的漲價事實找推托的理由。因為某些商品并不在相應的時間點上，比如棉花的交易要在收獲之后，再如一些農副產品，如果在收獲之際仍然出現“蒜你狠”、“豆你玩”，這一種漲價就是整個生產周期內的價格上漲。
    第二、棉花價格上漲126.4%，除了受國際大宗商品期貨價格的影響，還受到棉產區自然災害的影響，同時也包括一些農產品的主產區。以棉花為例，原來在蘇南地區以前也種棉花，但現在已絕種了。這不是一個特例，而是整個社會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競爭”所造成的區域性分工。這種“資本”不僅是指貨幣，也包括生產資料。這種“資本性的區域性分工”在競爭中不斷出現強弱分化，形成地區差異和差別。
    第三、經濟快速發展推高物價，背后是利潤的最大化。按照價值規律，經濟發展了，生產力和生產水平的提高，應該使商品價格降下來，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提高土地的使用率也應該使價格降下來，但如今卻是不降反漲。這正說明，經濟發展的正直目的實質是對利潤的追求，而不是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此外，生產效率的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勞動成本也應該是降低，為什么勞動力價格也上漲呢？是因為維持勞動力生存的成本在上漲，而且是勞動力生在成本的上漲大于生產效率提高而降低的成本，這種成本上漲源自整個社會對利潤最大化的貪得無厭的索取與掠奪。加工資并不等于能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因為還有一個“恩格爾系數”，這就涉及到了社會生產關系。為什么有許多人加了工資反而覺得日子難過呢？尤其是一線工人加的工資還跟不上物價上漲，那是因為這種社會生產關系的腐朽所造成的。（有關生產關系在后論述）
    第四、熱錢與“外匯占款”（《怎么》第7頁）是畸形生產方式的產物。熱錢首先是富余資金，而且是追求高額利潤回報的資金。熱錢進入的是流通領域，并沒有進入生產領域，這就意味著它增加的不是社會財富的價值，而是提升了商品的價格，增加的是利潤。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需要，生產與需求應基本保持平衡。當熱錢流向某些領域，就會造成局部產業過熱，這就形成畸形的供求關系，必然造成價格的大幅起落。
    同樣在國際貿易中，出口的產品與進口的商品保持平衡，才能保持社會總財富的基本不變。當出口的商品換來的是外匯貨幣，需要兌換成本國流通貨幣，那么國家銀行就要發放本國貨幣滿足貨幣的流通需要，這樣意味著出口了多少的商品在本國減少了同等的財富量，還增加了本國相應的貨幣量。貨幣是財富分配的表現形式，貨幣總量應相當于社會財富總量：
     貨幣總量＝價格×社會財富總量
     當貨幣總量增加，社會財富不增甚至反面減少，價格也就必然上升，其實質是貨幣的貶值。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貨幣的貶值是一種財富的掠奪過程，是轉嫁經濟危機的過程。這就回答了為什么美國要實行貨幣寬松政策了。
     從上所述，我們終于發現，所有的問題都與一個核心問題有關，那就是“資本”，這個資本的關鍵是生產資料。資本掌握在誰的手中，誰就在流通過程中發揮主導權作用。若把價格比作洪水，如果不是從源頭抓起，堵了一處必然會流向別處。作為一種經濟，那其源頭就是社會生產方式。
    那么，我們的今天是怎樣的生產方式呢？那就是公有制幾乎被趕盡殺絕的私有化經濟，明確的說，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也導出了這樣一個真理：手中掌握生產資料，就掌握了自己的發展命運，也就掌握了自己發展的決定權和主導權。糧價能穩定，是在于國家還能對糧食生產過程的控制，（對三農的補貼、政策扶持、糧食的保障性收購等）而社會消費價格的不斷飚漲，是因為國家不掌握這些領域的生產資料而導致對價格的失控。“公路收費”現象很能說明同樣的問題，誰在操控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資源，誰就能操控價格，包括流通領域的價格。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的周期性產物，其根源就是私有制。換而言之，我們今天的經濟問題只要是構建在私有制基礎上，就將周而復始不斷地上演著同樣的問題！

    二、如何“勞有所得，干有所值”，關鍵在社會生產關系
    財富分配問題屬于生產關系的問題，生產關系的性質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性質也決定了社會的性質。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誰掌握生產資料，誰就掌握了勞動產品的支配權。那么我國當前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誰的手中呢?從2008年的全國經濟普查結果看，國有企業的單位數量不足企業總量的5%，資產總值不足全國資產總量的1/3，而所為的國有企業還絕大多數是股份制，也就是說即使是國有企業，也并不完全掌握在國家手中。為什么會有國有企業逃稅？哪有國家自己向自己逃稅呢？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國有企業”中的個人在逃稅。因此，如果說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不如說是公有制外衣下的實實在在的私有制。
    為什么會有分配不公？就先從“同工不同酬”說起，其實反映的是不同的勞動者對生產資料占有程度的不同，才造成了分配的不同，這就為剝削與財富的掠奪創造了條件。馬克斯在闡述分配問題時是以付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的，而今的勞動已有了等級之分，分配也是以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來衡量的。在“ 價值＝價格－利潤”價值公式中，如果勞動力價格低了，甚至是低于利潤，勞動者的勞動當然也就“不值錢”了。社會鄙視勞動，剝削有理，是資本主義社會腐朽的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就是貪婪的、無情的攫取剩余價值，所以分配的不公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造成的，也是任何一種剝削制度下的共性。這里要補充一點，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并不排斥“多勞多得”，相反更能容易體現多勞多得，但這被一部分人視為了“平均主義”，他們實質盯上的正是勞動的剩余價值部分。
    《怎么》一書在第二部分中談到“‘灰色收入’、‘隱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如果讓每一位百姓都可以有“灰色收入”和“隱性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得到這樣的收入呢？還是因為百姓不掌握生產資料，而有這樣收入的人，正是有這樣一種權力，那就是對生產資料擁有全部或部分的支配權。“灰色收入”和“隱性收入”，也是擁有對生產資料具有支配權的剝削者，對社會財富的盜竊和掠奪。在中國的國有企業轉制中，大量的國有資產被賤賣，而所賣的收入也沒有被全民所擁有，相反換來的是工人失業和下崗，這實際就是對屬于國有資產的盜竊和占有，所以，中國初期的民營企業是有“原罪”的。民營企業作為一種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其本質也是為了獲取利潤，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它的生存法則就是獲得剩余價值。
    為什么要“工資集體協商”？（《怎么》第24頁）甚至還要用上法律來“護航”，說明二個問題：一是勞動力價值不能按照市場規律獲得相應的報酬，二是勞動者個體沒有分配的發言權。根本問題是因為勞資雙方的經濟地位不平等，也是社會生產關系的不平等。建立在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之上又何以能解決分配的不公呢？同樣，建立在不平等的社會生產關系基礎上的所為“三次分配機制”（《怎么》第21頁）又怎么會是公平的呢？不可思議的是：“第三次分配是指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者行動等多種形式的制度和機制，是社會互助對于政府調控的補充。”分配問題本是一種政治體制下的經濟職能，是政府的職責，怎么變成了“政府調控”，就是主事方變成了裁判方，實質是政府對生產資料的失控而導致職能的缺失，這也是分配問題成為政治問題的原因。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讓民營企業家來做“光彩事業”。我們不否認有良知的民營企業家，但民營企業的“原罪”和生存方式，決定了這是讓“不光彩的人”來做“光彩事業”，如同讓狼來為雞做慈善。社會的公平不是靠民營企業家的“良知”來實現的，如果慈善能解決社會的分配不公，也就不會有美國的華爾街了。所以，要解決分配不公，關鍵是解決腐朽的生產關系。從層出不窮的農民工工資拖欠、存在的血汗工廠等問題，正說明了不解決生產關系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社會矛盾的。即使用所為的“財稅杠桿”也是縮小不了收入的差距，因為它解決不了資本主義掠奪的本質。要消除分配不公，解決貧困，關鍵在于消除制造社會不公和貧困的根源——剝削。這證明了“只有消滅剝削，才能解放全人類。”
    市場是資本流通過程的交易環節，它只是勞動產品和社會財富的交換場所，而不是分配場所。資本主義市場執行的就是“叢林法則”，所以，市場不能解決財富的分配問題。市場經濟的缺陷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缺陷，“財政轉移支付”只是交易主體與交易區域的改變，并不能改變市場的性質和功能。國家財政是全民財富的代表，通過國家的行政手段能夠實現向貧困區域和貧困群體傾斜，這恰恰說明了只有公有制才具備相應的財政支配能力。同樣，“財政轉移支付”和“扶貧濟困”可以暫時緩解貧困程度，但不是解決貧困的根本，它的根本依然是財富的生產方式、分配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三、住房問題不只是住房本身的問題
    住房問題是關系人們住有可居的民生問題，住房價格的連年上漲已遠遠超過居民的實際收入的增幅。于是政府接連出重拳打壓房價，可是收效甚微。住房作為一種固定資產，就有一個折舊過程，可是在房價上漲的過程中，這種折舊不但沒有出現，反而是二手房在跟隨著樓市價格的不斷上漲。其原因在于住房已不再僅是生活的必須品，而是作為財富保值和獲得高額利潤回報的商品和資本。它的保值與增值是在于貨幣的不斷貶值，它的利潤回報是在于作為商品在流通過程中成為了資本。因為即使住房的磚頭成了“黃金價”，對于必須用于居住的人來講是沒有任何意義，只有作為資本參與商品流通才能實現利潤。
    如果住房僅是為了保障居住，它實現人們住有所居完全可有預期，但當住房成為資本的時候，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人們對房屋的占有也會變得貪得無厭。但住房與其它商品不同的是，它是不可移動的資產，住房的價格其實并不只是包括房屋的本身，還有更重要的部分就是房屋所占有的土地。可以說，所有推高房價的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價格的飚升。
    在此，我們又要提到生產資料，土地是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和生產資料。誰擁有土地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呢？是國家，在中國說得具體點是屬于地方政府。在公有制體制下的土地國家所有，就是全民享有。但是在私有化的過程中，人們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權正在被剝奪。以拆遷為例，國有土地的拆遷是沒有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的，但是當你在購買房子的時候，這個住房已包含了土地使用權價格。實際就是剝奪個人土地使用權再賣給個人。問題嚴重的是“土地經濟”成為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生存方式，地方政府成了“地主”，暴力拆遷、血醒拆遷就是一種掠奪，還怎樣要“地方政府須盡責”？樓市價格的失控，事實上是國家對土地這一生產資料的失控。作為地方政府本應造福當地，建保障住房本是地方政府的本分，可為什么還有中央政府下“死命令”，定“硬指標”呢？又為什么一邊高唱市場經濟，一邊又用行政手段呢？說明所有制出了問題。
    “住房制度改革以來的實踐說明：解決住房問題，國家統建、福利分配的老路走不通，完全靠市場也不行。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抓好房地產市場調控，一方面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住房供應體系。”（《怎么》第41頁）這前提是“住房制度改革”以來，準確地說是實施私有化以來證明的問題。在公有制條件下完全能做到政府主導，市場補充，它們之間是主附關系。可是在私有制條件下這“兩條腿”根本穿不到一條褲子中，因為保障住房建設的資金是國家資金，這樣的保障是全民有保障還是部分人有保障，如何體現人人平等？如何體現社會公平？至于購房者的觀念問題，確實需要改變和理性，但觀念和思想是特定社會所形成的，因為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是相應經濟基礎的產物，也就說，要改變人的觀念，根本之處還是要改變生產關系的問題。

    四、發展制造業，人人有工作，才能保民生
    沒有工作就意味著難以生存，因為工作是生存的主要來源。這里就有二個問題，誰來給工作？工作哪里來？回答這二個問題又不得不再說所有制問題了。
    在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中，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是要計入成本的，資本家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一方面要盡量減少用人數量，另一方面是要盡最大可能的提高勞動力的使用效率。作為勞動者來講，做什么工作，能獲得多少勞動報酬，也是需要作出判斷的。做什么工作？這要根據個人的能力、體力、健康狀況、價值取向等。獲得多少勞動報酬？要考慮滿足個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對個人發展的需要、個人勞動的價值與獲得報酬的一致等。所為“招工難難掩就業難”的“兩難”局面，實質是實現剩余價值最大化與勞動力價值最大化之間的博弈，在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中，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在這樣的的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供求矛盾是長期存在的，勞資的結合在雙方之間也是長期存在斗爭的，這種矛盾和斗爭且是客觀存在，而且是無法回避的。
    造成“兩難”問題的還有一個原因是社會上層建筑的扭曲。所為“有了金剛鉆，攬得瓷器活”，知識和技能確實很重要，但也應該知道“隔行如隔山”這樣一個道理。社會分工的精細化，既是社會生產發展的產物，也使人的知識面在相對變得越來越窄。今天有很多人學非所用，專業不對口，這是社會資源的極大的浪費，也是人生的極大悲哀。教育作為上層建筑，表面上是教育出了問題，實質是上層建筑出了問題。學什么專業做什么工作，工作需要什么就學什么樣的知識，說明當年的工農兵大學的模式是正確的，但工農兵大學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的教育模式，是生產與勞動相結合的模式，是教育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建設服務的體現，是社會尊重勞動者、尊重勞動的的產物。教育的目的與當今讀書是為了當官、不勞動或少勞動成為了鮮明的對比，這是畸形社會的表現。
     所為“擴大就業必須依重服務業”（《怎么》第58頁）是對社會生產過程的片面認識。生產如同打仗，前線一個士兵，后面需要多個人員在作保障。生產的“前線”在哪里？在制造業。制造業作為第二產業是以農林牧漁礦為主的第一產業為基礎，它需要與第一產業相適應，制造業還可以反補、促進第一產業。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都是直接為社會創造財富的產業，如果沒有第一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為誰服務？第三產業能創造出社會財富來嗎？在私有制基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受災最嚴重的正是第二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以才會造成大批工人失業。
    發展工業，不能靠人們去所為的“創業”，它雖然可以緩解一些就業問題，但只是少數人，不可能讓大多數的人都去“當老板”，這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作為就業這樣大的工程，關鍵靠國家，不是把勞動密集型企業推向社會，相反應該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控制在國家手中，把低保的錢用的崗位保障上，人盡其用。對于個人創業只能是就業的補充。

    五、醫院要姓“公”，醫療為福利，看病才有保障
    醫療保健事業是對社會勞動力的保障，也是對社會生產力的保障，它具有社會職能。在剝削社會中，即使是在落后的封建社會，雖然百姓沒有醫療保障，但在出現瘟疫時也會根據國力進行震災，其目的是為了保護社會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醫療福利的目的，也是為了保障社會勞動力，為社會保障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問題關鍵在于經濟基礎問題和生產關系的問題。經濟基礎問題是指社會所能為醫療保障提供的物質條件、技術條件。生產關系問題是指醫療資源為歸誰所有，為誰服務的問題。
    在建國之初的中國，從一窮二白、一無所有的狀況下，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構建了基本完備的經濟體系，同時也構建了相對完善的醫療體系，盡管物質條件有限，技術條件落后，但還是能做到城市免費醫療，農村合作醫療。自醫療改革起，醫療事業的目的發生了質的改變，醫療事業成為了獲取利潤的產業，在GDP高速成倍增長的環境下與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原來為全民所有的醫療資源被部門化、集團化所分割，并與私有制醫院一起群魔亂舞，目的只有一個——錢！醫療私有化，必然會引起醫療機構為了生存而參與市場競爭，其生存的基礎就是“利潤”。
    “醫者需要仁心：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怎么》第80頁）這包含了二個問題，一是道德問題，一是分配問題。社會風氣是道德的體現，畸形社會必然道德敗壞，世風日下反映了社會的變態，當社會一切向“錢”看時，又如何要求醫生有道德？錢不等于道德，錢也換不來道德。拿什么來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是錢嗎？錢是可以調動積極性的，但對錢的貪得無厭也是無止境的，“理順分配機制和醫療服務價格體系”的核心還是錢，但錢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分配問題反映的是社會生產關系，他們在這種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如何，也是通過作為社會角色體現的，是作為商人、雇員的身份，還是社會的主人翁？“仁心”需要用相應的價值觀來支撐，不同的經濟地位，不同的生存和生產方式，都會產生不同的價值觀。
    為什么我們過去曾經能做到的免費醫療現在做不到，為什么一些比我們落后更困難的國家能做到病有所醫？那就是醫療事業是國家的責任，醫療資源國家所有，人們是國家的主人享有平等的醫療資源和醫療福利。個人的價值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得到體現，醫務人員的人生價值和勞動價值，也只能在公有制生產方式的環境中得到充分體現。

     六、教育問題是上層建筑的問題
     教育是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出了問題，上層建筑必然要出問題。教育是階級服務的工具，教育為誰服務，教育又服務了誰？教育為人民群人服務，如果人民群眾上不起學了，又能稱教育為民嗎？這個問題在教育產業化盛行之際，教育刮民可為許多人感同身受。摧生“擇校熱”的原因是教育差異，教育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為教育的絕對“無差異”是不存在的，所為的教育均衡也是相對的。僅僅是教育資源的均衡就能實現教育公平嗎？物質基礎固然重要，但物質基礎不能解決“教什么”，“為誰教”的問題。從許多人的“學非所用”和“專業不對口”，就該問問教育教了什么，說明教育與生產勞動嚴重脫節。擇校為了上好學校，上好學校為了高考取得好成績，從而為了能上好大學，上好大學就是為了找個好職業。高考制度為學生制訂了一道道門檻，教育過程就像一場場人生的“淘汰賽”，顯然教育成了為精英服務的教育。不難發現，教育的目的發生了異化，學習的目的也發生了質變，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不勞動或遠離勞動，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競爭中占領人生的制高點。
    關于教育公平與“錢學森之問”，如果從物質層面的教育均衡能解決教育公平和回答“錢學生之問”，那么今天的“杰出人才”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因為資金投入了，校園規模大了，環境優美了，校舍寬敞了，設備現代化了，名校名師多起來了，杰出人才也應該涌現了，至少現在的教育條件比錢學森那個時代的條件好得多。可教育忘記了另一點，那就是價值觀的培養。一定的價值觀能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學習提供無盡的原動力。但現實是，教育價值觀的缺失和教育方向的迷失。大凡杰出人才，都具有工作的忘我精神和對事業的奉獻精神，更有甚者他們淡泊名利，為探索科學奧秘獻出畢生的盡力。當“讀書當官”，追求功利的時候，再杰出的人才就也會腐爛了。
    接下來我們又要回到經濟基礎和社會生產關系，因為教育的許多問題不是教育本身能解決的，而是社會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教育目的的異化，就是因為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經濟地位不平等。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教育機會也不會平等，結果就是讓多數人“陪太子讀書”。在充滿剝削的私有化社會中，剝削者需要教育培養高技能的勞動力，從而為其提高勞動效率，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剝削者還要提高自身的水平，以便能更大程度地駕馭勞動者。用人制度必然影響培養制度，也自然影響到的教育制度。所以，即使是公平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仍然要回到不公平的社會，教育依舊不是公平的教育。

    七、私有化解決不了發展的不平衡
    “體制政策不完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容易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發展差距。”（《怎么》第100頁）體制的性質是怎樣的，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這個問題是關鍵問題。所為“市場經濟”實質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的掠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法則就是“叢林法則”，資本主義越發達，貧富差距就越懸殊。
    發展的不平衡，包含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也包含社會群體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是由地理環境、資源環境、人文環境、歷史條件、經濟基礎和生產能力等因素的不平衡。群體之間的差距有經濟基礎和經濟地位的差距，在階級社會中也就是階級差別。“三農”問題，實際是在因城市發展的反差和對比中凸顯出來的。在私有化的社會中，經濟差別的存在會導致分配差別的存在，分配問題恰是生產關系的關鍵環節。
    地方經濟是由各個經濟實體構成的，它們是參與這場“叢林游戲”的主體，它們就是在不斷演繹著游戲結果，社會財富的分配差距。同樣，只要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只要有剝削存在，必然有階級的貧富差別。城鄉差距是農民以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作為資本，在參與資本競爭中處于邊緣和弱勢地位所決定的。農村在推行“包產到戶”私有化的過程中，這種弱勢地位被充分顯現出來，從農民重新加入農村合作社足以說明這一點。中國“民工流”的規模堪稱世界之最，他反映了地區差距和發展的不平衡。勞動力是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勞動力從一個地方大量流向另一地，只能加劇兩地之間的發展差距。層出不窮的“民工討薪”，反映了民工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低下，而且處在被掠奪和被剝削的地位。
     解決發展不平衡，首先要解決關系發展的基礎——生產資料，只有掌握生產資料，實現生產資料一體化，才能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對于龐大的資產總量，正是私有制經濟所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沒有能力做到的。其次是要解決發展的關鍵——生產關系，建立平等的經濟共同體，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從而實現各個經濟實體的平衡協調發展。

    八、人民當家作主，打贏反腐敗的人民戰爭
    “怎樣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怎樣》一書提出了這樣的措施：“成效問題并存，反腐不可松勁；繃緊‘高壓線’，從嚴懲治不放松；構筑‘防火墻’，制度反腐求長效；常念‘緊箍咒’，加強監督是重點；思想設堤防，廉政文化潤人心；解決群人身邊的腐敗問題，取信于民是根本。”問題是這些措施只是“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而不是根除腐敗，更何況是還在“蔓延”。如把腐敗比作野草，重拳治腐如同鐮刀換成割草機，沒有根本改變滋生腐敗的土壤，治腐關鍵在治本。
    模糊階級概念，動搖了階級基礎。階級是私有制的產物，是以相應的生產關系劃分的。只要有私有制存在，階級必然客觀存在，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有階級差異必然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模糊階級概念，也就回避了社會矛盾的本質，就是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不設防，就是要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不設防，致使代表階級利益的政黨蛻變，這是腐敗“蔓延”的關鍵原因。所為“剝削階級消滅了”，實質是讓剝削合法化和公開化，為剝削者的既得利益洗黑錢。
    “人民公仆”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部應該“干”字當頭，做事在先。而今領導脫離群眾，干部脫離勞動，功利搶在先，勞動不動手，責任卸肩胛，困難推而躲，是導致變質的重要原因。“一把手負責制”代替“集體領導”，使“民主集中制”成為虛設。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講，使平等關系變為從屬關系和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從而也催生了“個人特權”。“高薪養廉”更是特權階層的“福利”，它與社會主義價值觀背道而馳，是不平等的社會生產關系的體現。所以，“高薪養廉”是餓狼為自己準備的盛宴，是碩鼠為自己準備的加餐。
    干群矛盾尖銳，根源在于干群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表現在工人失去當家作主的權利，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工農因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而失去了社會的經濟地位。以此相反的是，特權階層利用手中的權力，官商勾結，巧取豪奪，這使干群之間的生產關系發展了質的變化，這種過程也是階級分化并產生矛盾和逐漸走向對立的過程。
     任何社會腐敗現象都是腐朽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失去了人民當家作主，就失去了人民監督的社會基礎。沒有人民的勝利就不可能有反腐的勝利，所以，人民要的不是信任，而是當家作主的權利。“防火墻”沒能阻止腐敗的“蔓延”，反腐不松勁沒能阻止腐敗層出不窮的腳步，“高壓線”沒有能截斷腐敗的黑手，“緊箍咒”沒能箍住腐敗的貪婪野心，“思想設堤防”沒能遏制腐朽文化的泛濫，許多大案要案，恰恰是由媒體曝光、網絡揭露和民眾揭發出來的，而不是被“從嚴懲治”出來的，反腐的所為“成果”何以取信于民？這正說明，只有依靠人民，打反腐的人民戰爭，才能取得反腐的勝利。

    從上述問題說明，要想回避社會的“生產關系”，是不可能揭示社會矛盾的根源和社會問題的本質，這注定《從怎么看到怎么辦？》一書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永遠只能是一個問號。現在應該來回答這本書的問題了，那就是：應該從這么看，用馬克斯主義的理論觀點看！到這么辦，高興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走毛澤東主席開創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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