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在“中國經濟安全度高 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等文中，發表了一系列引進外資的觀點，筆者將這些觀點形成的理論稱為“引資論”，從引進外資與國家經濟安全這個話題展開，說明兩種觀點的分歧。

　　（一）評王志樂的國家經濟安全論

　　王志樂認為，“中國目前是有史以來，起碼是從1840年算起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國家的經濟安全度最高的時期。跟解放前，跟改革開放前比，這個事實很容易理解。”（無另注時，加引號處均摘自參考文獻〔3〕）

　　為說明當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度最高，王志樂建立了一個概念：“外資企業不是外國企業”“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的一部分”，換言之，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并提供一組數據，“外資企業引進技術在中國引進技術總額中約占50%，外資企業出口約占中國全部出口60%，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88%是外資企業實現的”，因此“中國企業群體不包括外資企業，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大打折扣”，而“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安全，主要看它的經濟競爭力。”

　　上面的表述可簡化為，由于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市場占有率又如此之高，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我國的經濟是安全的。

　　王志樂獨出心裁，為國家經濟安全制定這一判斷標準，以說明引進外資越多越安全。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標準，會誤導我國的引資政策。

　　國家經濟安全是針對國家之間而言，是針對外部勢力對本國經濟產生威脅而言。以此判斷我國各歷史時期，說明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經濟是安全的，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對我國經濟產生威脅。所謂文革中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是指內部經濟運行發生了混亂，與外部勢力入侵威脅國家經濟安全性質不同。

　　外資擁有控股權的企業就是外資企業，與在哪個國家注冊、建廠、入股無關。根據這一判斷標準，從王志樂給出的數據看到的是危機，看到的是外資企業主導和壟斷了我國某些市場，導致大量本土企業無國際競爭力，無核心技術。用這種觀點看問題，得出的結論與王志樂相反：當前我國的經濟安全度很低，警示現行引資政策與對外開放的目標背道而馳。

　　提起國家經濟安全，讓人聯想到國家經濟的細胞——企業的安全，并延伸到產業安全。對一個產業來講，核心技術掌握在本土企業、本國人手里，這個產業就是安全的。

　　對一個企業來講，核心技術是企業的根本。企業老板都知道，企業無核心技術意味著喪失競爭力，對無形資產占比大的企業更是如此，老板本人不掌握核心技術，或不給掌握核心技術的員工激勵，企業就會喪失競爭力。專利、商標、品牌等體現知識產權的事物應運而生，說明保護知識產權是保護發明人的新技術、新工藝等，可增強本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因此，核心技術掌握在本土企業和本國人手中，國家經濟才是安全的。

　　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集合的概念，是若干產業經濟安全的集合。判斷國家經濟是否安全，除了看中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市場占有率，還要看中資與外資在具體企業所占股權的份額，定量評價不但是解決經濟糾紛的依據，也使實現國家經濟安全具有操作性。王志樂認為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不在乎中資外資的股權份額，或許是凱雷收購徐工85%股權的由來。

　　王志樂還認為，“外資企業并購內資企業是中國企業之間的商業行為，不應當將這種商業行為意識形態化，進而渲染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不可否認，企業并購是商業行為，然而存在惡意并購行為，屬于惡意并購就不能看成單純的商業行為了，因為外商取得本土企業控股權，企業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本土企業變成外資企業。王志樂作為掌握跨國并購大權的技術官員，不但不為國把關，還指責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人們在搞意識形態，不可理喻。

　　為說明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王志樂還搬出了《公司法》，認為“外資企業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公司。它們不僅具有中國企業的法律地位，而且已經在中國經濟體系中運行。”

　　王志樂的解釋不符合我國的《公司法》。

　　我國《公司法》第192條明確：“本法所稱外國公司是指依照外國法律在中國境外設立的公司”。第196條明確：“外國公司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分支機構不具有中國法人資格”。第218條明確：“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適用本法。”顯然，將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說成是中國企業沒有法律依據。

　　《公司法》第197條還明確，“經批準設立的外國公司分支機構，在中國境內從事業務活動，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公司法》要求在華外資企業必須遵守中國法律，卻被王志樂話鋒一轉，變成外資企業“具有中國企業的法律地位”。這是法盲還是異想天開？要知道，政府官員懂法、執法、守法事關重大，其言語行跡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的大計。

　　各國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上早有共識，對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都有法律法規嚴格監管，以保證本國經濟安全，下面作一介紹。

　　美國對重要行業的外資并購有法律法規和行政管制。國會和政府雙管齊下，并設立外國投資委員會，監管外資并購案，對重要行業的外資并購評估和審查。我國中海油競購優尼科、海爾競購美泰敗北是鮮活的案例，說明美國對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嚴加管制。

　　德國《公司法》規定，跨國收購25%或50%以上德國公司的股份，必須通過聯邦卡特爾局，收購行為產生和加強了對本國市場的控制被禁止。

　　加拿大規定，外商超過2億美元的并購必須經加拿大政府批準。

　　歐洲各國也有法律法規限制外商并購本土企業，特別是限制并購重要行業的本土企業。

　　各國的法律法規表明，限制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是國際慣例。面對這一國際慣例，我們有什么理由放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對等原則，讓外資企業進入我國攻城掠地呢？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引進外資在沖破舊觀念和緩解資金短缺上意義重大。20多年后，情況已發生變化，隨著外資大量涌入，外資在某些行業已處于壟斷地位。當前，我國有28個行業開放，其中21個行業已為外資掌控；工業增加值37%由外資企業創造；高技術產品出口中，2005年外資企業占89%〔4〕。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已進入過度引資階段，在過度引資的背景下加碼引資，量變將引起質變，需研究對策，將國家經濟安全提上議事日程。此時，對王志樂的觀點“中國給外資一定的優惠并不為過，這是參與國際引資競爭、吸納國際資源競爭的需要”需保持警惕，不為似是而非的理論誤導。

　　我國的招商引資與政府創政績配合，導致經濟、科技甚至政法部門都有招商引資指標。各地爭先恐后招商引資，不惜廉價出售甚至白送土地，不惜破壞資源和環境。此外，招商引資也有圖虛名的，將變身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視為殊榮，拼湊引資理由甚至做虧財務帳目，也要去換一頂外資企業的帽子。在這股外賣潮中，外商捕獵的往往是我國的龍頭企業、知名品牌、核心資產，國家經濟安全亮起了紅燈，呼喚政府、學者、公眾增強安全意識。

　　（二）評王志樂的壟斷論

　　王志樂談到我國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時，認為有兩點要澄清，一是“不應當把一個行業所有外資企業加在一起作為一個市場競爭主體來作判斷”，二是“市場份額集中是壟斷的條件，但不等于壟斷。”“判斷是否壟斷主要看這個企業是否運用其優勢地位限制競爭。”由此得出“中國經濟安全度高 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的結論。

　　上述論據無說服力，但可看到王志樂是如何為外資企業辯護的。

　　首先，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無論外資企業還是中資企業，少數幾家企業所占市場份額大到一定程度，都會形成雙寡頭或多寡頭壟斷。縱觀歷史，說明在維護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利益的當口，有人會選擇依附外來勢力，甚至與之結盟。既然國內外勢力都可能結盟，幾股外來勢力（外資企業）為了自身利益，也存在默契、結盟的可能，從而形成壟斷。可見，王志樂的觀點違反了市場規律，否認了人性的弱點的客觀存在。

　　其次，既然承認市場份額集中是壟斷的條件，那么集中到一定份額，將形成壟斷格局，不是誰說不等于壟斷、承諾不會壟斷就不壟斷。

　　再次，限制競爭屬于政策層面的術語，壟斷則是企業的行為，因此談不上壟斷者限制競爭。用文字游戲轉換議題，避開壟斷一詞，用是否限制競爭代替是否形成壟斷，從而達到否認壟斷的目的，這是一種詭辯手法。

　　王志樂也承認“國家經濟安全是相對外來威脅而言”。問題在于，王志樂將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視為中國企業，認為中資外資企業之間，即使競爭也不涉及外來威脅。這又回到初始概念上——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既然邏輯起點是錯誤的，推出的結論“不涉及外來威脅”也是錯誤的。

　　綜合上述，說明外商控股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在某行業處于壟斷地位時，會形成對該行業的壟斷。按企業占有市場份額判斷是否形成壟斷，是衡量企業是否壟斷市場的必要條件，市場份額大到形成壟斷，企業就可以壟斷市場，這是市場自身的邏輯，不以誰的意志轉移，并為無數壟斷案例所證實。摩根斯坦利并購南孚電池就是一典型案例〔5〕，此案將外資企業吞并本土企業的運作手法暴露無遺，不可視而不見。

　　（三）評王志樂的整合國際資源論

　　面對外資企業吞并本土企業的事實，王志樂的觀點令人驚奇，摘錄幾段。

　　“一個企業的競爭力關鍵看你吸納整合資源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也是看你吸納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比如能源、資金、技術、市場等。歷史上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往往都需要吸納國際資源。”“中華民族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她有一種特別的競爭力——反征服征服者的能力，歷史上多少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最后都融入到中華文化當中了。”

　　上述觀點可簡述為：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可提高我國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可將征服者融入中華文化中。王志樂忘了一個常識，外資企業控股中國企業不會變成中國企業，就像狼吃掉羊不會變成羊一樣。中國企業賣給外資企業是吸納整合國際資源這個觀點太離奇，與樂凱膠卷賣給柯達，柯達就被我們吸納整合了一樣離奇。的確，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一次次改朝換代，但是，改來改去仍然是中國，這與西方列強殖民不能相提并論。

　　王志樂先生與龍永圖先生似孿生兄弟。這邊廂，王志樂說，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中國企業賣給外資企業）是“吸納整合國際資源”。那邊廂，龍永圖呼吁不能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中國企業應全力爭取被國際整合！”〔6〕一時間，忙乎著把家底賣給外國人成為時尚。在這股崇拜外資、依賴外資的思潮沖擊下，國退洋進呼聲此起彼伏。

　　凡事都有一個度，引資得當利國利民，引資過度將走向反面，這叫物極必反。

　　（四）評王志樂的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

　　王志樂還有一個觀點：“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7〕。

　　自主創新是自己主導的創新，可以稱為自己創新，“自己”泛指國家、本土企業、國人。兩種提法的區別在于文字表達方式，本來不必在這上面作文章，可王志樂把自主創新說成不是自己創新！謬之千里，需推敲推敲。

　　自主指自己作主，自主是較之自己更為廣義、抽象的文字表達。王志樂又玩弄文字游戲，得出“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這種完全相反的結論。打個比方，豐田車是日本豐田公司的自主創新，大家會說豐田車是豐田公司或日本人制造的。即使豐田公司去美國投資，開發新產品，申請專利，也是豐田公司的自主創新，或曰自己的創新，不能說這些研究成果不是豐田公司自己的創新。

　　王志樂談到自主創新不等于自己創新時，認為我國可以在學習國際先進技術基礎上創新，要利用國際資源來創新。

　　不否認，引進外資可以給我們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不能依賴外資。這些年的引資實踐說明，外資不是仙丹，“市場換技術”是一廂情愿，外商的專利、核心技術不會給我們，賣給我們的大多是陳舊技術，即將淘汰的技術。不過這可以理解，因為外商將核心技術給我們，他們被淘汰的日子也就不遠了，這不符合資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

　　總之，建設創新型國家要靠本土企業完成，因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創新主體賣掉了，沒有了，談何自主創新！一國的自主創新能力表現為本土企業和國人的自主創新能力，集中表現在生產高端產品的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管是否是龍頭企業（現在不是龍頭不等于將來不是龍頭），都應納入自主創新的視線。因此，國企改革要優先考慮民企參與并購重組，通過制度安排，引導民企介入生產高端產品的企業，不能將民企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讓外資企業占據屬于本土企業的地盤。

　　至于企業的自主創新，甲乙丙企業在技術、人才等層面上如何競爭，不是政府操辦的事。政府的職責是為企業自主創新營造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讓本土企業茁壯成長，引導他們走出國門，在國際競爭中擁有一片天地。

　　丟掉依賴外資企業創新的幻想，激發國人的智慧，我國就能成為創新型國家。

　　（五）王志樂眼里的凱雷并購徐工方案

　　歸納起來，王志樂的引資論有幾大觀點。一是引資越多國家經濟越安全；二是外資所占市場份額大不等于壟斷；三是本土企業被外資企業并購是整合國際資源，“與外資合作出現問題應當更多地從自己身上找問題”；四是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要在學習國際先進技術基礎上創新。具體實踐時，王志樂將這套引資論用在凱雷并購徐工上。

　　2005年以來，凱雷并購徐工吸引了公眾的目光。最近，炒得紛紛揚揚的凱雷并購徐工，據說方案已經敲定，只等商務部批復，那么，商務部專家王志樂眼里的方案是什么呢？王志樂說，“關于徐工的并購，我們覺得被凱雷收購也好，或者最終被卡特彼勒收購也好，就算由外資控股了，也是變成了一個中國的外資企業。”

　　這一表態式方案是：支持凱雷并購徐工，即使最終轉讓給卡特彼勒也行，外資控股很好。一句話，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就是好。不過，王志樂宣傳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具體到凱雷并購徐工卻止了步，稱凱雷是“中國的外資企業”，未稱凱雷是中國企業，為何改口呢，因為人家凱雷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企業。在國人面前振振有詞，在洋人面前立刻改口，可見謊言成不了真理。然而，用謊言構建的理論制定引資政策，那就是中國的悲哀了。

　　在凱雷并購徐工這場論戰中，以王志樂為代表的學者支持徐工外賣，以余永定為代表的學者和民企老總向文波反對徐工外賣。這期間，王志樂又是發表文章，又是接受采訪，鮮明地支持凱雷并購徐工。

　　王志樂還表態，“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合作競爭最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具體到民營企業三一重工欲并購徐工，王志樂卻大談引進外資的意義，認為“在我們內資充裕的情況下也應當繼續積極吸收外資”，所言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不過是掩人耳目。

　　有趣的是，王志樂在支持凱雷并購徐工的文章中舉的例子，卻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在列舉上工申貝收購德國DA，北京第一機床廠收購德國科堡機床廠時，王志樂稱，“收購以后，品牌、技術專利以及工廠和研發中心都屬于中國企業了。”既然中國企業并購德國企業，德國企業就變成中國企業了，那么，美國凱雷并購中國徐工，中國企業就變成美國企業了！這與王志樂通篇宣傳的理論相悖。可見，論證外資企業并購中國企業，外資企業就變成了中國企業多么荒唐，真是誤國誤民，既誤導公眾也誤導自己。

　　（2006年10—12月稿，2011年3月修改）

　　【參考文獻】

　　〔1〕《2011年前兩月中國利用外資的房地產企業占近半》信息時報2011年3月16日

　　〔2〕劉映花《外資投房地產同比大增 更加青睞商業地產》北京晨報 2011年3月23日

　　〔3〕王志樂《中國經濟安全度高 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2006年8月9日中國新聞網，原標題為《也談外資并購與中國經濟安全》

　　〔4〕王磊《科技部官員：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必須調整》中國青年報2006年12月24日

　　〔5〕丁立民《關注凱雷并購徐工》發展論壇2006年10月27日（附二）

　　〔6〕龍永圖：《中國企業應全力爭取被國際整合收購》新華網2006年9月7日

　　〔7〕王志樂《外企在中國不會形成行業壟斷》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10月17日

　　附二：關注凱雷并購徐工

　　2006年10月26日，《徐工董事長披露收購細節：5個月做凱雷思想工作》一文披露了美國凱雷收購我國徐工機械（簡稱徐工）的細節。

　　（一）凱雷并購徐工涉及國家產業政策

　　據該文報道，徐工董事長與凱雷做思想工作長達五個月，勸凱雷讓步。2006年4月，徐工提出股權變動方案，徐工、凱雷各占51：49，凱雷堅持控股85%的原方案。在徐工領導人反復勸說下，凱雷同意減為控股67%，這當中凱雷還請出鮑威爾等美國政要公關，直到9月，才達成“凱雷愿意跟我們對分股權，雙方有了更多的默契。”〔1〕

　　凱雷與徐工之間是收購與被收購的關系，是真刀真槍的股權交易，然而，整個談判過程變成了徐工給凱雷做思想工作！凱雷是風險投資機構，做思想工作靠譜嗎？我國已有外資并購本土企業轉手賣給跨國公司的案例，需警惕跨國公司惡意并購。

　　凱雷并購徐工有違國家政策法規。一是違反外資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的規定，二是違反50噸以下汽車起重機屬于限制外商投資項目的規定，三是違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的規定。徐工集團下屬徐工機械是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是我國裝備制造業的核心資產，凱雷并購徐工涉及國家產業政策，需從國家發展戰略考慮。

　　在凱雷與徐工的股權交易中，凱雷用18億元（2.5億美元）購得徐工50%的股份，買下了半個徐工，徐工沒有這么不值錢。徐工作為同行業之首，市場占有率很高，我國經濟處在高速發展期，對工程機械需求潛力巨大，徐工的市場前景廣闊，需算經濟賬。

　　徐工有過輝煌，2004年徐工年營業收入高達170多億元，位列我國工程機械行業之首，響當當的一流企業。對于徐工的改制，短期看，要考慮由誰控股的問題，從長遠看，要考慮國家經濟安全和工程機械的產業布局，警惕我國的龍頭企業淪為跨國公司的加工車間。

　　這些年，地方政府把引進外資作為創政績的舉措，希望由此解決國企資金缺乏、技術落后、股權多元化等問題，對引進外資是否危及國家經濟安全考慮得少。凱雷并購徐工雖是個案，卻是外資并購國企的參照系，如果并購成功，就會成為外資并購國企的范例，這已不是危及某個行業經濟安全的討論了。凡事有利亦有弊，國企改革不可一味地引進外資，然后上市融資，用圈錢來維持。

　　（二）徐工改制應優先考慮與本土企業重組

　　據徐工領導人透露，徐工與凱雷達成默契是為了“整合湖南長沙當地企業”。這需引起警覺，難道徐工要以國企改革為由，與凱雷聯手吞并本土企業嗎？名曰給凱雷做思想工作，實為吞并長沙當地企業作準備，是長沙哪家企業呢？這讓人聯想到長沙的三一重工。

　　在凱雷并購徐工過程中，徐工高管放出狠話，即使不能賣給凱雷，也不賣給三一重工，稱“不與凱雷外的其他任何并購方洽談”。有些國企領導可謂內戰內行，寧可與外商合伙，也不愿給自己人合伙，不管三七二十一，賣給外國人了事。如果面對慈禧的“寧予洋人，不予家奴”，大家會口誅筆伐，面對當下的外賣家產，有人會搬出外賣論，教育你賣給外資企業如何好，然而萬變不離其宗。

　　以徐工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三一重工的信譽和潛力，強強聯合是可行的，資金短缺可以發公司債解決，民企如何生存讓市場去選擇。跨國公司都是民營企業（私人企業），為何要厚國外民企，薄本土民企，不給本土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機會呢？

　　當前，需將扶持本土民營企業擺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高度來認識，以實現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具體操作時，規定國企重組順序為先內資后外資，向本土民營企業敞開大門，取消歧視本土企業的政策，譬如給三一重工并購徐工提供機會，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民營跨國公司。

　　（三）警惕凱雷惡意并購徐工

　　在股份制公司中，誰控股誰對公司擁有支配權。在凱雷并購徐工中，一旦并購成功，下一步面臨是否被凱雷控股的問題。這在徐工與卡特彼勒共建合資公司中領略過，開始大家客客氣氣，據說還包下了北京釣魚臺酒店準備慶賀，然而合資公司進入運作階段，卡特彼勒一步步蠶食徐工的股份和人才。這是引狼入室，需痛定思痛，商場如戰場，外商不會在腦門上貼標簽公告自己的企圖，不要被外商放的煙幕彈迷住了雙眼。

　　摩根斯坦利并購南孚電池一案，也證實了外資企業惡意并購的企圖，下面，簡單介紹摩根吞并南孚電池的過程。

　　1999年，我國南孚的堿性電池產銷量居世界第五位。然而，地方政府在“做大做強南孚”的沖動下，引來摩根等與南孚合資組建“中國電池”，外資持股49%，中資持股51%，中資控股。之后，摩根趁下屬一家中資企業虧損，收購其持有的中國電池8.25%的股份，隨后，又收購另外兩家中資企業的中國電池股份，摩根的股份提高到72%，奪得控股權。摩根奪得控股權后，2003年將所持中國電池股份作價1億美元，轉手賣給南孚的競爭對手美國吉列。之前吉列的中國市場份額不及南孚的10%，吉列控股南孚后，南孚被迫退出海外市場，擴建的生產線一半被閑置，吉列通過南孚占領了中國市場。〔2〕

　　摩根并購南孚足以說明控股地位的份量，勾畫出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合資，即使一開始控股權在自己手里，也沒擺脫被外資企業吞并的結局，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摩根并購南孚是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的縮影，需舉一反三，總結我國許多老字號和知名品牌沉淪的原因。現在外資又瞄準徐工這類大型國企，需嚴格把關，避免重蹈南孚的覆轍。

　　（2006年10月稿，2011年3月修改）

　　【參考文獻】

　　〔1〕王佑：《徐工董事長披露收購細節：5個月做凱雷思想工作》 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10月26日

　　〔2〕楊利宏《外資蠶食中國產業調查 誰在國退洋進盛宴中狂歡》2006年2月12日 中國經營報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正視外資的十大危害[①]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引進外資已經成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最大障礙，本文列舉了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國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幣被迫升值、國內通貨膨脹和中國經濟“自我剝奪”的罪魁禍首，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內需產業和內地經濟的發展，最終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為泡影；并成為尋租、滋生龐大買辦利益集團和干涉中國內政的強大力量。它加快了通過掌控產業價值鏈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的進程，因而成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并通過擠占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成為催生中國泡沫經濟的重要因素。外資不僅加劇了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而且它還通過直接投資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奪我國自然資源和金融財產，并最終將造成這樣一種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國保護本國市場也主要保護的是外資企業，從而使外資支配中國經濟的格局永久化。本文的探討說明，所謂缺乏資金、轉移技術和“攪局”中國經濟等引進外資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誤國誤民之論，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已是百害而無一利。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國必須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大部分外資企業；而對那些我國政府沒有回購的外資企業，也要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陷阱；回購外資企業；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自2007年十七大召開以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成為我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的熱點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在他今年的講話中曾反復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2010年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任仲平的政論文章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看作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但是，在引進外資的弊端日益暴露的今天，很少有人認識到，引進外資特別是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已經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障礙，相反的做法卻是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大力鼓勵外資的政策，例如，2010年4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文件）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本文將依次討論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十大危害，最后則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外資是是中國深陷美元陷阱和“自我剝奪”的罪魁禍首

眾所周知，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面臨著嚴重威脅。余永定先生指出，美元貶值、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國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正在嚴重地侵蝕著中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余永定指出，自2002 年4 月開始到2009 年年底，美元已經貶值41%，這實際上等于美元貶值這一項就使中國的美元儲備損失了41%。余永定認為，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國“曉以大義”，中國手中并沒有什么牌可打。他還認為，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們自知已經陷入陷阱，但卻無法自拔。[②]顯而易見，由于美國濫發美元和迫使人民幣升值，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度縮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向美國“曉以大義”是根本沒有用處的。但中國果真是手中沒有什么牌可打嗎？筆者認為，我國實際上有一張大牌可打，而要打這張大牌就需要先弄明白為什么“我們自知已經陷入陷阱，但在陷阱里卻越陷越深”的原因。

據報道，截至到2010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約為2.4萬億美元；另據報道，截至到同一時點，我國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連續1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下降近40%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吸收外資仍保持在900億美元的高位，僅下降2.6%，居全球第二。[③]我們知道，由于引進的外資不能直接在國內使用，所以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收到的1萬億美元就直接變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這也就是說，在不考慮游資等短期資本進入中國的情況下，即使就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而言，這1萬億美元就占到了中國外匯儲備的42%。另外，據2010年 3月14日溫總理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后接見中外記者時引用的數據，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構成的60%，這也就是說，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于中國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貢獻率”達到34%。兩項加總計算，引進的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創匯”到2010年3月底就達到1.6萬億美元，占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毫無疑問，引進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是中國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禍首！

因此，我們就看到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一方面，我國大量引進外資，這些外資在變成美元儲備后就不斷貶值，在理論上說，這些美元外匯儲備在未來將變得一文不值，而外資企業卻在中國每年賺取高達25%的利潤。不僅如此，美國跨國公司收購中國企業的資金也來自中國人民自己的血汗錢：美國不允許中國出口廉價商品辛苦掙來的美元購買美國高科技產品，更不允許收購美國企業，因此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不得不被迫購買美國國債。然后，美國把通過發行給中國的美國國債籌集到的資金低息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再轉手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并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無異于中國人通過美國財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錢無償地交給美國跨國公司，從而使用自己的血汗錢達到自虐性的“自我剝奪”的目的。此外，引進外資也是推動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進外資越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就越大，破產倒閉的本土出口企業也就越來越多，這實際上就等同于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來摧垮自己的民族企業。

世界上還會有比中國更傻的國家嗎？我仿佛聽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嘲笑聲：中國人真是空前絕后的大傻瓜！這就是筆者激烈地反對《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文件）的最簡單的理由，[④]僅此一個理由就完全可以為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提供充足的理由。很明顯，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是中國“避免進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并盡量減少已有外匯存量可能發生損失”最直接的辦法，但令筆者一直以來就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和中國政府官員為什么對此視而不見，卻反而在2010年更變本加厲地制定為外資敞開大門的政策呢？

二、引進外資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內需產業和內地經濟的發展

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引進外資造成了我國繁榮的出口導向型部門（地區）與萎縮的內需部門（地區）之間相分割的“二元經濟”。如果說我國巨額的美元儲備由于美元的不斷貶值而遭受天文數字的損失；如果說我國賣給美國的國債再也收不回了，那么，中國人民十幾年來的血汗都權當是喂狗了，雖然我們對此很心痛，但這還不是最壞的事情。最壞的事情是引進外資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資[⑤]仍在嚴重地損害我國內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引進的外資仍在把國內儲蓄轉變成幾乎沒有用處的外匯儲備，繼續加重這種畸形的“二元經濟”。而且，外匯儲備特別是那些實際上已經成為“呆賬”的美國國債和“兩房”企業債還成為逼迫中國人民銀行以“外匯占款”的形式過多發行基礎貨幣的禍根，從而使近十年來的中國經濟經常處于通貨膨脹的威脅之下。例如，這是我國在2007-2008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根源，也是近幾年導致資產價格大幅度上漲的主要根源之一。

對于引進外資和外資企業出口是如何以犧牲內需發展為代價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舉例說明如下：截至到2010年3月，我國引進了100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兌換成人民幣比方說是68000億元，如果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那么，這相當于出口經濟部門從內需經濟部門吸走了68000億元人民幣。由于引進外資集中在沿海地區，在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這相當于從全國其他地方吸走了68000億元人民幣，這說明沿海地區增加了68000億元的投資，別的地方就減少了68000億的投資；同樣道理，出口創匯的1.4億美元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上面假定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但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因為引進外資10000億美元或出口創匯10000億美元都要增發68000億人民幣，新增人民幣會帶來通貨膨脹，由于沿海地區的貨幣供給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8000億；其他地區的貨幣供給量表面上不變，但因為購買力下降了，資源的利用還是減少了，資源就從別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區。因此，我國沿海地區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并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實際上是一種與內地和內需產業爭資金、爭資源和爭奪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機制：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和出口創匯越多，從內地或內需產業吸走的資金和資源就越多，內地發展就越緩慢，內地或內需產業也就越貧困。[⑥]出口創匯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所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不僅一直在虹吸國內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資源，導致內需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它也說明，內地或內需產業一直在補貼沿海地區和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型部門與萎縮的內需市場，并加重了沿海地區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西部大開發戰略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三、外資最終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為泡影

到目前為止，我國通過建立合資企業實現自主創新尚無一例，反而，自主創新都是在外資企業之外獨立發展起來的，中國汽車業就是突出的例證。按照自主創新的定義，外資獨資企業的創新不是中國的創新，那么，外資獨資企業會不會通過技術擴散，對提升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幫助呢？筆者認為，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在我國加入WTO后，外資獨資企業在我國引進的外資中越來越占絕對比例，而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條款，外資企業不再承擔轉讓技術的義務，外資即使是在中國市場使用先進技術，其目的也是為了摧毀中國民族企業的創新能力，達到壟斷中國市場和支配中國產業的目的，這是由資本的本性而非人的本性所決定的。試想，如果您是全球技術領先企業的領導者，那么，在中國沒有強迫您轉讓技術的情況下，您會通過技術擴散在中國為自己制造競爭對手嗎？您是不是也要采取這種在中國封殺競爭者的戰略？

因此，外資對華技術政策將采取如下戰略。1）首先實行對華技術封鎖，通過對技術的知識產權索取天價，不僅在中國市場榨取巨額技術壟斷利潤，而且將迫使中國企業在生存線上掙扎，根本無財力進行技術創新，如外資對中國彩電業的戰略特別是對液晶面板技術采取了這種戰略；2）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轉移低廉的過時技術，沖擊中國自主技術的利潤，打擊中國自主創新企業；3）在牢牢控制核心技術的情況下，在中國高科技產業大規模建立“裝配線”，搶占中國市場和終端客戶，把中國的自主技術扼殺在市場化之前，如外資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戰略；4）通過收購、控股和建立獨資企業，完成產業價值鏈的布局，將中國牢牢地固定在產業價值的低端環節，如外資對中國裝備制造業和大量傳統工業的戰略；5）通過直接專門挖掘中國的高級智力，打擊自主知識產業的人力資源，如中國一宣布重新啟動被外資摧毀的大飛機項目，外資馬上就在天津建立大規模的飛機組裝廠；6）通過收購和兼并等方式，摧毀中國的自主知識產權或將其據為己有，如中國大量的著名民族品牌就這樣消失了；7）迫使中國政府放棄任何“自主創新”政策的努力，正如筆者在第四部分將要談到的，外資通過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埋葬了中國有關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政策。[⑦]

自1993年以來，在我國就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觀點：引進外資的最大作用就是為了發揮“鯰魚效應”，促進國內競爭：“任何時候中國都需要外資。理由很簡單，不是為了學習外企的技術、管理經驗和治理機制，……而（是）需要外資來‘攪局’，即需要外企來促進和激活國內的市場競爭……去撼動乃至打破國企的壟斷地位。即使將來民企主導中國的市場，也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競爭以保持市場的活力。僅此一點就夠了。”[⑧]在這里，我要請鄧聿文先生、中國的經濟學家和中國政府的官員們回答我這個問題：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報告，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民企還有資格談主導中國的市場嗎？我們還有資格在這些行業談自主創新問題嗎？胡錦濤總書記在2006年第三次科技大會上曾提出，到2020年我國將建設成創新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試問這一目標將如何實現？

經濟史的研究告訴我們，除了新加坡和愛爾蘭這樣的小國，所有的國家無不是通過嚴厲限制外資甚至拒絕外資進入本國市場而崛起的，美國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我們知道，美國在1875 年開始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中與英國共同成為領導者，而到了1908年開始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時則成了唯一的領導者，但人們并不了解，這與美國拒絕外資進入其市場具有直接關系。利普西曾指出，“美國在19世紀許多行業技術落后于歐洲國家，（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行業中基本沒有（外國）直接投資，而（外國）直接投資是開發優勢技術的天然渠道”。[⑨]筆者認為，這并沒有什么可驚訝的，因為如果放任外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市場，美國民族企業在技術創新上根本就無法與歐洲國家的企業進行競爭，所以，美國的一位經濟史學家寫道，“我們商業政策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是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的”。[⑩]正是由于美國的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美國巨大、豐富的市場……使美國在國際比較中具有獨特的優勢。有些技術創新源于歐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國市場中實現規模經濟，其發展卻是在美國進步最快，這種例子為數眾多”。[11]

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成功的歷史經驗和拉丁美洲失敗的教訓都說明，市場重于技術，有市場才有技術創新的機會，而我國實行“以市場換技術”的結果是：市場丟了，技術也沒有得到，而沒有了市場，技術將如何創新？我國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外資政策，外資必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成為泡影。

四、外資已經成為尋租、滋生龐大買辦利益集團和干涉中國內政的強大力量

奇怪的是，鄧聿文先生在他的《中國為什么還需要外資》中一方面為外資張目，而另一方面卻又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外資直接游說相關主管部門，造成兩稅合并拖延了很多年。時任財政部長的金人慶就曾感嘆，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這正是目前的問題癥結之所在：跨國公司利用政府官員和學者們對外資的危害認識不清，特別是利用地方政府置國家整體利益而不顧、為了追求政績瘋狂引進外資的行為，在中國大搞政策尋租行為，誘導政府制造不公平競爭環境，在中國的領土上享盡了特殊低稅率、低價土地出讓金等之類的“超國民待遇”，不僅在中國培育了龐大的買辦利益集團，而且還直接干預中國內政。例如，自2009年底以來，跨國公司通過對中國政府施壓并游說美國政府，成功地迫使中國政府放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2009年11月，中國科技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要求供貨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之前必須獲得產品認定，所有申報的產品都要擁有中國的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且申報人的知識產權必須完全獨立于海外機構或個人。中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完全是正當的，沒有違背任何國際規定和慣例；中國政府也沒有加入世貿組織的《政府采購協定》，因此也沒有義務和責任讓在華的外資企業參與中國的自主創新活動。但是，這種完全屬于中國內政的自主創新政策卻招致跨國公司的極大不滿，他們到處散布外資在中國經營環境惡化的言論，把中國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污蔑為貿易保護主義，唆使發達國家媒體對中國政府群起而攻之，中國美國商會還在今年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之前的5月3日-6日開展了對華盛頓智庫、奧巴馬政府以及國會的游說之旅，最終迫使中國政府在實際上放棄了對民族企業自主創新進行支持的政策。[12]

俗話說，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為了迫使中國政府放棄對民族企業自主創新進行支持的政策，漢奸龍永圖又跳出來為美國干涉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制造輿論說，一家外商投資企業經中國政府批準成立以后，它接受中國政府的監管，向中國政府交稅，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它就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企業，如果始終將外資在華企業看作是外國企業，中國就不可能建立一種對外開放的良好體制環境。在我國政府中，有人得了軟骨病，經不住外國人的壓力，提出了這樣一種奇談怪論,說什么“凡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雇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都視同于中國企業”。確實，外資企業在中國注冊在名義上是中國企業，但跨國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子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外國獨資企業的產權實際上是中國企業嗎？

按照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跨國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子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外國獨資企業的產權無疑完全屬外國人所有、是外國的企業，他們的產權什么時候歸你中國政府或公民所有了？根據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注冊，就把它和民族企業一視同仁，這實際上是陷入了馬克思所批判的“法學幻想”之中。奇怪的是，跨國公司再猖狂，他們還沒有猖狂到敢于篡改產權理論的程度，倒是有不少中國人敢于顛倒黑白，為外資控制中國經濟鳴鑼開道。作為一個中國人，難道我們忘記了中國近代史上外國資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了嗎？這些外國資本也曾經“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雇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啊！難道我們看不到跨國公司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支配其經濟和干預其政治的事實嗎？

在外國直接投資現在幾乎全部采取獨資的發展趨勢下，在我國變本加厲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在民營企業與外資的競爭中是如此弱小的情況下，究竟誰將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如果不把跨國公司排除在自主創新之外，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成為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必將無法避免。“跨國公司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這種說法恐怕連形式邏輯都不符合，無論多么顛倒黑白和胡攪蠻纏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跨國公司擊敗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無疑是對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莫大諷刺。

五、外資通過掌握和控制產業價值鏈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

外資不僅采取了全面的對華技術遏制戰略，而且目前正在通過掌握和控制我國各個產業的價值鏈，達到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對于外資企業來說，與中國企業在技術創新上進行競爭太辛苦，也難以穩坐某個產業的江山，因此，最便利和最具戰略性的手段就是控制產業價值鏈，因為控制住了產業價值鏈，也就控制了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權，控制了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外資無須在中國進行任何技術研發，就可以通過提高價格，或者通過對中國本土弱小的民營企業進行盤剝，就能夠達到在中國穩固地獲取超額利潤的目的。例如，2004年，跨國糧商盯上了中國的食用油領域。他們首先利用期貨拉高大豆價格，誘使國內榨油企業集中采購美國大豆。隨后又一路把價格打壓下來，導致中國油脂企業半數破產。跨國糧商趁機通過并購、參股和合資的方式，控制了近60％的中國油脂企業。在控制了中國的食用油市場后，跨國糧商幾次漲價，不但獲取了高額利潤，還成為中國近幾年通脹的主要推手之一。

目前，中國經濟從制造業到農業再到服務業，正面臨著全面被外資所控制的嚴峻局面。據北京交通大學在2009年12月發布的最新外資控制報告，近10年來，外資對中國制造業的市場控制度穩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三分之一，超過一般行業市場控制度的警戒線。像電子信息產業，外資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度在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而對中國經濟轉型意義重大的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也處在近70%的水平。 國家工商總局也曾公布過一項調查：微軟占有中國電腦操作系統市場的95％，利樂占有中國軟包裝產品市場的95%，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13]    又如，2010年第3期《國際先驅導報》的文章《洋種子深植中國土壤》指出，外資在壟斷了蔬菜種子后，“天價種子”已經陸續出現，有些種子比黃金還要金貴；不僅如此，外資正在加緊布局蔬菜產業鏈的掌握和控制。現在，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急劇增加，只要看一下這些文章的題目：《流通業主渠道盛世危言：外資已占60%》[14]、《外資控制我2/3信用評級市場》[15]《中國糧倉的鑰匙決不能讓外資搶走 》[16]……，難道我們不會得出中國民族產業面臨著全面告急的局面嗎？

六、外資是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并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

如果外資控制了我國國內大部分的產業價值鏈，那么，這必將重演我國通過廉價勞動力和加工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從而任由跨國公司剝削和掠奪的悲劇，富士康的“跳樓文化”就會在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我們的子孫后代都會淪為富士康之類的高科技血汗工廠的現代奴隸。實際上，當我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被取消后，跨國公司就日益擔負起中國經濟的計劃者和組織者，把中國經濟納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和銷售網絡之中。由于全球產業價值鏈是由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和購買者驅動這兩種類型所構成，因此，在跨國公司壟斷著國際生產和國際交換的格局下，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只有通過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中進入國際市場，其結局只能是被殘酷剝削的地位。例如，在美國，1995年五家最大的供應鏈就占據了市場份額的68%，中國產品根本就沒有定價權。筆者在下面就以生產者驅動的富士康和購買者驅動的沃爾瑪來分析外資如何成為我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的。

首先，作為所謂的高科技生產企業，富士康卻一直執行著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突出地代表著跨國公司對中國工人的殘酷剝削。在富士康“十二連跳”事件之后，“地板工資”成了一個新名詞，它是指許多企業在過去十年左右雖然在規模和效益逐年遞增，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還和10年前差不多，這些企業大都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給農民工發薪水。由于跨國公司在我國投資設廠的目的就是利用我國所謂的廉價勞動力，而我國政府又相信了盛行中國的所謂中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廉價勞動力，因此，跨國公司和我國地方政府聯合起來壓低工人工資，而林毅夫所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又導致了這種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導致了中國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競次”活動，這種持續的對工資水平的擠壓迫使工人不得不通過消費更少并盡可能工作更多來增加他們的“自我剝削”，這不僅對工人及其家庭是損害，而且也產生了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

其次，沃爾瑪是以層層控制和在全球進行采購的巨型零售商，據統計，我國百貨業百強企業營業總和還不到沃爾瑪的十分之一。而就是沃爾瑪幾乎每年都要把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貨物的價格壓低5%，國內資本家也就不得不把這種成本降低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從而再次產生對工資水平的持續擠壓，使中國的廣大工人階級在生存線上掙扎。按照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的調查，一個人在深圳租房、吃飯和看病起碼需要1200元，這不包括撫育后代、贍養老人和文化生活，而所謂的高科技工廠富士康在2010年“十二連跳”事件發生之前支付給工人的標準工資只有960元，而富士康卻是工人們打破腦袋要擠進去的工廠。因此，外資是造成我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

七、外資是擠占民族企業投資機會并催生中國泡沫經濟的重要因素

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都屬于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屬于高質量生產活動。高質量生產活動是科技進步的載體，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不僅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且由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涌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導致各行各業中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但是，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么，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歷史上，德國、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沒有能夠淪為外國的殖民地，原因就在于通過幼稚工業保護大力發展他們當時的高質量生產活動。但是，在國發〔2010〕9號文件中，我國政府卻置發達國家成功的歷史經驗而不顧，反而“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

高質量生產活動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我國不僅不應該鼓勵外資投資，反而應該禁止外資進入，為民族企業和子孫后代保留市場空間。實際上，跨國公司目前已經在我國通過占據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和控制產業價值鏈，嚴重地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投資機會。例如，2009 年在我國本土企業因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嚴重經營困難并有幾十萬家和上百萬家企業倒閉的同時，據中國美國商會今年春天發布的《2010年商務環境調查報告》，2009年，71%的美資企業實現了盈利，82%的企業對在華業務前景表示樂觀，91%的企業對未來5年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科爾尼公司和聯合國貿發會議進行的外國直接投資信心指數調查和對眾多大型跨國公司的調查顯示，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

因此，從前幾年開始，因無利可圖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大量資金在外資把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都掌握在手的情況下，或者不得不投資于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業，因而造成鋼鐵、水泥、煤炭、輕工業和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由于跨國公司大量的逃稅行為和民營企業的不景氣，我國地方政府從實業上征收的稅賦入不敷出，因此紛紛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因此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由于外資占據了國內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富人階層就把大量資金揮霍在奢侈品的消費上，以至于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竟然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這對中國過去因缺乏資金引進外資的政策是很大的諷刺，現在外資卻在我國造成了大量無利可圖的內部游資。

八、外資“新政”無法解決外資破壞我國生態環境和耗竭自然資源的問題

由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主要是靠消耗資源和破壞環境進行生產的，因此，我國通過利用所謂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引進外資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眾所周知，目前我國80%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絕大部分森林已經消失；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就占了16個。據報道，在我國引進外資最多和“世界工廠”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雖然在面積不大的區域內創造了我國30%的對外貿易額，但代價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續已久。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廣東珠江三角洲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屬污染，且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這直接導致當地葉菜類蔬菜的污染情況十分嚴重。[17]

為了應對上述環境危機，國發〔2010〕9號文件的外資“新政”明確地提出，要嚴格地限制“兩高一資”的外資項目，因而“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但是，國發〔2010〕9號文件是否就避免以往引進外資所造成的環境和資源問題。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中國沒有自主知識產權，“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的結果就仍然會是外資在中國從事這些產業中消耗資源的制造環節等，而研發和關鍵部件生產仍將留在發達國家，就像富士康一樣。例如，太陽能屬于新能源，但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仍然是定位于生產基地。而據研究，1KW多晶硅光點需要10公斤多晶硅，而制造這些多晶硅就需要6000度左右的電能，排放超過40公斤的有毒物質。寧夏石嘴山市多晶硅生產廠附近，由于四氯化硅和氯化氫的排放而導致周圍寸草不生。

而國發〔2010〕9號文件提出的“鼓勵外商在中西部地區發展符合環保要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本質上仍然是把東部地區引進外資的危害向全國擴散，其利用外資（實際上是被外資所利用）的目的無非是采用優惠政策，繼續出賣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廉價土地、廉價能源和廉價勞動力而已，國家發改委官員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就一語道破了這種動機：目前，中國東部地區外資集中，大體上占全國的87%，使東部地區出現了土地供應緊張和生產成本上升的趨勢，而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在土地、能源、勞動力的成本方面還是有優勢的，具備更多的承接外商投資，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外商投資的條件。特別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我國大量的礦產資源儲備集中在西部地區，目前外資控制我國一些自然資源并掠奪性開發和賤賣我國自然資源的行為必須被堅決制止。

九、外資通過直接投資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奪我國自然資源和金融財產

當前，外資對我國資源產業的控制和掠奪情況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有資料顯示，外資在資源產業的諸多領域，通過獨資、合資及技術合作等各種方式，綁架或控制了我國許多資源產業，這在煤炭、鐵礦石、有色金屬和生物資源等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例如，貴州、云南、遼寧等多個儲量過百噸的特大型金礦山，均被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外資礦業公司控股圈占。2001年，貴州省的爛泥溝金礦被澳大利亞澳華黃金有限公司通過“行政劃撥”完成收購，實際該公司自己分文未出，就得到了爛泥溝金礦85%的股份；2002年，云南播卡金礦被來自加拿大的西南資源公司以區區310萬美元就占據60%的股份，后來增持到90%，幾乎完全占為己有；遼寧營口市的貓嶺金礦，也同樣被加拿大的曼德羅礦業公司控股，控股比例為79%。我們需要知道，這三個金礦都是世界級的，也即黃金可開采量都在百噸級別之上！

長期以來，我國珍貴的稀土資源被賤賣和流失情況嚴重。據有關資料，由于不掌握定價權，我國的稀土出口曾經便宜到每公斤價格僅18元人民幣，而國際市場價格竟高達每公斤1000美元。據有關專家預測，按目前的開采速度，再有30年，世界上最大稀土礦——包頭白云鄂博礦藏就將消失；再有20年，江西稀土資源礦將消失；再有14年，世界儲量最大的中國鎢礦資源也將消失。[18]近年來，國家通過限制出口配額的政策阻斷外資直接批量采購我國稀土資源的行為，但是最近的調查現實，外資開始在稀土下游產業做文章，投資稀土產品加工行業，在將初級制成品出口進行提煉和深加工。

外資除了利用直接投資大肆搶購和控制我國自然資源外，還極力勸誘我國政府實行金融自由化，以便打開運用金融手段掠奪我國財富的大門。有關我國銀行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問題已經有大量報道。但是，由于對金融自由化的危害沒有一點警覺，國發〔2010〕9號文件繼續“鼓勵外資以參股、并購等方式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和兼并重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內外戰略投資者”，“支持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境內公開發行股票、發行企業債和中期票據，拓寬融資渠道，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的信貸支持”，這些措施無疑將進一步為外國資本控制我國經濟和運用金融手段掠奪我國財富敞開大門。在這方面，日本經濟被美國通過金融自由化所擊敗、拉丁美洲以及中東歐大部分國家的金融業被外資完全控制的深刻教訓值得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十、即使中國保護本國市場也主要保護的是外資企業的可怕前景

自由貿易或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它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了只有利于國際壟斷資本而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工階級乃至中產階級都非常不利的狀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的直接投資和外包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制造了普遍的血汗工廠制度，而且也奪取了發達國家的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大量工作，導致他們實際收入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停滯不前，這就是美國中下層階級反對自由貿易而支持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因。自由貿易由于把我國固化在產業價值鏈低端，因此不符合中國民族經濟發展的利益，也不符合我國工農階級的利益。因此，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將是大勢所趨。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旦我國忍無可忍，也不得不開始考慮本國長遠利益，因而被迫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乃至退出WTO）并開始保護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的時候，按照現在外資在中國的發展趨勢，尾大不掉的外資企業在那時仍將繼續支配中國經濟，這就是在拉丁美洲所發生的事情。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拉丁美洲在1960年-1980年的貿易保護時期取得了遠比經濟全球化時期（1981年-2001年）好的多的經濟成就：前一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9%；而在后一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卻只有0.4%[19]。但為什么同是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在三十年的時間里（1865-1894）崛起了，而拉丁美洲通過同樣的三十年（1950-1980），卻仍沒有擺脫依附型經濟的命運呢？筆者認為，原因就在于外資政策的不同，與美國在經濟崛起時期嚴厲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不同，拉丁美洲卻指望外資給其帶來福音。其結果是，拉丁美洲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是讓民族企業獨享國內市場的工業化收益，但是，在外資企業控制了拉丁美洲經濟的情況下，這種貿易保護反而成了跨國公司在關稅保護之下利用壟斷地位在拉丁美洲國內市場攫取巨額利潤的工具。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一國經濟被外資大面積控制，那么，世界經濟無論是處于自由貿易時期還是處于貿易保護主義時期，這個國家總是要處于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國際依附地位，我國目前正面臨著這種可怕的前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拉丁美洲這種血的教訓難道還不值得我們警鐘長鳴嗎？

結語

筆者認為，國外兩位名人的名言可以很好地概括本文的中心思想，其一是：凱恩斯曾有言，錯誤的經濟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歸屬。因此，與利益相比，更危險的其實是思想；其二是，1913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一針見血地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20]我過去曾經覺得威爾遜的這些話多少有些言重了，但面臨今日中國之狀況，我不得不承認威爾遜是多么地富有遠見啊！

本文討論了外資肆虐中國經濟的十大罪狀，這些討論清楚地說明了，所謂缺乏資金、轉移技術和“攪局”中國經濟等引進外資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誤國誤民之論，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已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既然外資的巨大危害已經非常清楚，那么，我國政府還猶豫什么？因此，為了保護我國民族產業，保護民族產業發展的國內市場，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國的外資政策就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筆者認為初步性工作可以包括以下兩項。

首先，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我國政府應該首先把那些控制了我國國內產業價值鏈的和該行業中處于骨干地位的外資企業、資源行業的外資企業以及阻礙民族企業自主創新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在收歸國有后，一部分保留為國企，大部分拍賣給民營企業。拉丁美洲在20世紀60年代曾展開過外資企業國有化運動，我們應該比拉丁美洲做的更徹底，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地位降低為“拾遺補缺”的地位，這種地位實際上就是美國和歐洲國家能夠允許華人企業在其所在國僅有的地位。赫德森也建議中國政府用手里多余的美元買斷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在華投資，他指出，“決定誰擁有和控制自己的工業、銀行信用創造特權和其他資源，理所當然地屬于任何一國的主權。國際法長期以來在貿易、投資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貫支持東道國。我期望這是外國——歐洲、亞洲尤其是中國，在買回美國境外投資時的出發點。或許需要一個委員會來辯論這些未來買斷資產的公平價格。但這類問題的解決恐怕曠日持久。此項政策的含義和妙處，我寧愿在適當的時候做詳細的口頭解釋。[21]

其次，對于我國政府沒有收購的外資企業，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政府應該廢止國發〔2010〕9號文件；我國政府還應該重申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基本條件：申報人的知識產權必須完全獨立于海外機構或個人，堅決把外資獨資企業排除在自主創新產品支持之外；由于技術創新一般都是節約勞動型的，工資上漲將迫使企業采用新技術，因此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促使外資企業在中國使用新技術；并同時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的價格和征收相關稅收，以便限制跨國公司把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到我國。在這方面的政策需要系統的研究，筆者在這里提出的建議只是為了拋磚引玉，以便推動學術界和政策部門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