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遙想大宋的“大蛋糕”

至于“近水樓臺”競相直接上手切分享受這個“大蛋糕”者，自然是周邊陸路上的“諸番”。比較著名的，先后有西夏遼金蒙元等?？蓱z大宋天朝，成也“蛋糕”，敗也“蛋糕”。“做大蛋糕”究竟福兮禍兮？怎能不讓人唏噓長嘆！而所謂時光匆匆，往時越千年。假若再過一千年，再后來的人們，對于我們今天這個GDP“世界第二大蛋糕”，又會作何感想呢？或許，我們現在已經想不了那么遠，也顧及不了那么多。那么，我們還是先來盡情享受，作為后來人對千年春秋的歷史評說權利吧。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大道國學：“蛋糕”、腐敗與法治》、《大道國學：官話、“人話”與閑話》及《大道國學：華人、漢人與唐人》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所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方壓倒東風”，中國自“大唐盛世”巔峰的轉衰，或正是“中央大陸”西陲“大國崛起”的歷史機遇?！疤扑沃儭焙螅笏蔚蹏案患滋煜隆倍绊w光養晦”委曲求全，最終還是在西夏遼金蒙元的輪番搶掠攻擊下，徹底葬送了江山社稷。而蒙元大軍籍中華之物力，繼續舉兵西進席卷亞歐，也將唐宋累世修煉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及遠洋航海等高新科技，一路直接演示推廣給了歐洲人。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實地參觀及其“東游記”的傳播，更是吊足了哥倫布等財富探險家們的胃口。而從中國傳來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及遠洋航海等最新技術，也恰好全方位地滿足了歐洲人“文藝復興”的信息傳播需要，同時也為歐洲人進行遠洋殖民搶掠提供了技術支持。

自中國“唐宋之變”千年以來，特別是最近五百年來，中國的衰落與西方的崛起，就是這樣一個連續的相對運動變化。其中，中國的“唐宋之變”，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轉折點。自哥倫布遠航征服世界以來五百年，則是這個東西方盛衰運動變化的加速期。而1840年的“鴉片戰爭”，僅僅只是中國人千年睡夢被驚醒的開始。以這個千年歷史長鏡頭來看中國，所謂“西學東漸”的“洋務運動”，所謂“堅船利炮”的科技“第一生產力”，所謂“實業救國”的經濟發展“硬道理”，所謂“和平崛起”的“韜光養晦”，如此等等的歷史軌跡，我們都一直可以追溯到“唐宋之變”后的大宋帝國。

據西方市場經濟學家測算考證，直至宋朝，中國的GDP總量還是高居世界之首。乃至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當時大清帝國的GDP總量還是大英帝國的6倍。那么，就經濟發展這個“硬道理”來看，把“蛋糕”做大到“世界第一”，大宋帝國應是毋庸置疑的“世界第一富國”。要論科技“第一生產力”，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信息、軍火、造船及遠洋航海等高新科技領先世界，大宋帝國也堪稱是“世界科技第一強國”。要論“韜光養晦”的“和平崛起”忍性謀略，經年累月地向西夏遼金蒙元“割地賠款”，乃至“稱臣”和“漲價”納“歲幣”，大宋帝國的闊綽也足以顯示出“負責任大國”的和平形象了。然而，但是，為什么呢？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當時大宋帝國的常備軍隊，也是世界上人數最多且裝備最先進精良的軍隊。這樣一支世界上裝備最強大的軍隊，卻保衛不了自己國家最富裕發達的“大蛋糕”，這堪稱是中國歷史的千古之謎，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謎。

當然，一千年的時間，在中華萬年文明史上并不算太長。所以，我們再用一千年的時間來破解這個千古之謎，也應該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就中國最近兩千多年的歷史來講，如果說歷史巔峰再難企及的“大唐盛世”，只不過是昔日秦漢接力勃勃雄起的一縷千古絕唱和回光返照。那么，大清帝國自1840年以來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則是昔日“大宋遺風”的千年余韻裊裊。是故，中國的盛極而衰，起于千年以前的“唐宋之變”。而中國今日“漢唐雄風”的千年難振，也是首罪于大宋！

經濟發展富裕之極，文化科技發達之極，軍事裝備強大之極，卻又是腐敗無能喪權辱國之極！這個矛盾至極的大宋王朝，的確是創造了中國社會空前絕后的歷史之最！那么，這個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難道真是中國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嗎？任何理性的分析研究，都首先必須建立在同一歷史條件下的可比性基礎上。如果真是像今天某些“洋務”專家精英們所講，是因為大宋沒有堅持以“做大蛋糕”為中心，或是大宋缺乏先進發達的“科技第一生產力”，亦或是缺乏“韜光養晦”的“和平崛起”謀略，乃至于是缺乏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技術裝備，這在當時顯然都是站不住腳的理由。那么，就只能是因為缺乏現代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了。但試問，當時搶分大宋“大蛋糕”屢屢得手的西夏遼金蒙元，是因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先進嗎？

況且，在后來“老歐洲”自15世紀開始遠洋殖民，并大肆搶掠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的時候，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又在哪里呢？可見，西方列強的搶掠起家，只不過是與西夏遼金蒙元強盜習性的擊鼓傳花和創新翻版罷了。而今天西方列強的富裕和“科技第一生產力”的發達，恰恰是搶掠的結果，而絕不是富裕發達的原因。至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只不過是給這種因果倒置提供強詞奪理的文化“馬甲”而已！中國人自1840年“洋務運動”以來，始終走不出這個文化迷霧，也正是因為西方列強文化“洋雞湯”的忽悠所致。

還是回到“唐宋之變”這個歷史轉折起點上來看，大宋“大蛋糕”的表明繁榮，不僅引來了外強的搶分貪欲，而且國家內部也始終蘊藏著尖銳的官僚腐敗和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由于內部“分蛋糕”不公，王小波李順方臘及“水泊梁山”的“山匪”們就蜂擁而起，開始自行組織“搶分”。這種“蛋糕”分配不公的兩極分化，才是雍容富態的大宋帝國的致命“內傷”。那么，“分蛋糕”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又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通過亦農亦商經營而形成的土地兼并豪強豪族，其次是臃腫龐大的軍政官僚及文士階層。當然，作為農商豪強和官僚及文士集團的總代表，宋朝皇室貴族的利益優先就更不用說了。

亦農亦商的土地兼并，是基于土地私有制生產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的先天頑疾。只不過在市場經濟空前發達的宋朝，這種亦農亦商的土地兼并狂潮達到了一個歷史的高峰。當今某些精英專家鼓吹的土地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經不是什么先進思想了。如果再考慮到可能的兩極分化加劇，那就更不是什么先進文化了。

據史料記載，宋朝官僚機構之龐大和官僚待遇之優厚，也堪稱歷史之最。故此，有人戲稱，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公務員最幸福的時代”。其中，對儒家弟子文人學士的優待及其“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在宋朝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換句話來講，大宋帝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分蛋糕”機制，也正是儒家弟子尊卑貴賤等級禮教文化設計的時代經典。

這里面，最功不可沒的“思想庫”和“文化智囊”，應首推“程朱學派”所代表的“宋儒理學”文士精英群體。“宋儒理學”假稱“道學”，并以宋明理學的傳承而影響至明清乃至現在。其大師級人物，自然是程顥、程頤二程兄弟和朱熹。宋朝名儒陸九淵曾自豪地說：“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換個角度看，大宋的腐敗，也正是源于此儒學的昌盛。

當時，由禮樂文明而派生出來的奢華享樂，在大宋儒士們的引領下，也達到了了一個超凡脫俗的附庸風雅境地。譬如，文士們玩盛世歌舞升平飲宴填詞，市井小民們就玩“蹴鞠”大賽。而“蹴鞠”的“超男”高俅，最后也能被同樂此道的皇帝破格提拔為禁軍“主帥”，并能將八十萬禁軍的“總教頭”林沖“逼上梁山”。而在當朝造就了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絕世珍品的宋徽宗，本身也是一代畫壇大師。其子宋欽宗，則是一代書法名家。怎奈“靖康之恥”，大宋的“大蛋糕”被切分了一大半還不說，連這前后兩任皇帝和數千名皇室及朝臣女眷，竟也一道作為“戰利品”被女真鐵騎劫掠而去，以專供金國王室貴族及軍政官員飲宴作樂。

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當此“多難興邦”之際，宋朝也涌現出了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感懷的英雄義士。在文士朝臣中，推動政治經濟改革變法的代表人物，當數王安石。論說，改革維新，在中國其實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自“商鞅變法”以來，幾乎歷朝歷代都沒有停止過自我改革的努力。盛之極亦衰之極的大宋王朝，當然也在進行改革維新。但“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恰恰是由于改革是想要調和社會兩極分化的矛盾，自然也就會被強大的“分蛋糕”既得利益集團給聯手扼殺。

那么，改革是為了制造貧富兩極分化，還是為消滅兩極分化？如果改革反而制造和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這個改革的思想算不算先進文化？而沒有先進文化的改革，能給大宋帝國殺出一條生路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和大宋帝國的覆亡，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歷史的答案。

“唐宋之變”，是中國歷史轉折的千年之變，也是世界歷史轉折的千年之變。自那時起，中國一千多年來的興衰沉浮，源頭起點也正是在于這個千年之變。大宋王朝不但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故事，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不老的改革故事，更是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回味不盡的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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