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作為一個中國經濟學人，我想談談自己在學術研究中的一些感受和對若干經濟問題的認識。
研究經濟學要不要有正確的立場
新中國建立前，我還在青年時期，在中國昆明西南聯大接受了正規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同時自己研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研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以來，我又重新受到西方經濟學的沖擊和影響。這兩種經濟學在我身上交錯并存。我是怎樣處理兩者的關系呢？借用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講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體”，西方經濟學為“用”。現在，在中國由于多元化思潮的侵蝕與泛濫，研究經濟學要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說法，不太時興了。但我總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基本觀點和方法是要堅持的。但研究具體經濟問題的觀點、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可以選擇，為我所用，為創建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所用。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機理的分析，有許多可以借鑒的東西，但是部分傳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力求使它在中國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情況需要關注。當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能僅靠官方權威來支持其主導地位，而要與時俱進，兼容并蓄，不斷創新。
人們通常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不錯的。人們又通常講，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般地講，這也不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廣大人民，除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還包括部分剝削階級。應當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不能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只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如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懷和照顧一部分剝削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合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正當利益，以團結他們為革命和建設而努力。不能無條件地毫不動搖地毫無限制地支持剝削階級。絕對不能為遷就或成全他們的利益而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貧富差距的擴大，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就是這種損害的表現。這是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共產黨的宗旨格格不入的。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一定要貫徹這個立場，處處不能忘了這個立場。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初步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那時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研究計劃經濟中的綜合平衡問題。在研究過程中，我逐漸感到中國計劃經濟的實踐，與綜合平衡原理有很大距離，其根源并不在于社會制度本身，而在于經濟管理體制中的行政管理過于集中。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經濟體制改革，我是較早倡導市場取向改革的。并參與了中共十四大制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決策的起草工作。到本世紀初，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后，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又開始關注市場經濟的缺陷。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烈火與實踐反復的錘煉。有人認為，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歷史證明，計劃經濟在蘇聯和中國都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歷史也證明，傳統的計劃經濟不能完全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是必由之路。但市場經濟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我始終堅持計劃與市場的結合論，認為盡管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目標都是要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相得益彰，各自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我主張在堅持市場改革方向的同時，政府必須實施合理而有效的宏觀調控和計劃調節。
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這一模式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其最根本的特征有二。一是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為制度基礎，這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為制度基礎根本不同。二是在運行機制上，它在資源配置中讓市場起基礎性作用的同時，還在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這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排除國家計劃指導的“無計劃性”也根本不同。
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那么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結構，自然成為維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這個條件如果喪失，變為私有制經濟為主體或完全私有化，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變質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我國現在有確一種私有化勢力，蓄謀以弱化公有制經濟，強化非公經濟的手段，達到以私有制為主體代替公有制為主體的私有化目的；他們反對在市場經濟的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說什么“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什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其用心是很明顯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不會讓這一圖謀得逞。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個特征即其有計劃性，也是由公有制為主體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即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有必要和可能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有計劃按比例”并不等于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中國改革后，我們廢除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不能無視公有制的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規律。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可以有宏觀調控，但無計劃來指導經濟發展。我國是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觀經濟管理中運用計劃工具，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
在這一個領域，中國也存在著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嚴重干擾。他們只要市場，而把計劃打入禁區，甚至拒絕政府對經濟的必要干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同他們之間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息。
中國模式應對世界經濟危機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是上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以后最嚴重的一次世界經濟危機。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見解，它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引發的。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一個不同于前次的景觀，是社會主義的中國被卷進去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怎么會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卷進去，我有如下的解釋。我國多年來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對外依存度空前提高，致使我國經濟的相當大部分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發達國家發生了周期性危機，中國就不能不受到沖擊。但這只是外部因素。多年來積聚起的內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內部因素，主要是在經濟體制方面，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對下降、市場化改革的突進和國家計劃調控的相對削弱等，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在中國經濟中起作用的范圍越來越大。這樣，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資本主義世界的周期經濟危機卷進去。
但是，中國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中所受的沖擊相對較小，復蘇的速度相對較快。這與中國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有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既有社會主義經濟因素，也容許資本主義因素存在。簡單說來，中國容許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但我們還有一些保留。比如，堅持公有經濟為主體，在關鍵重要領域保持了相當強大的國有實力。又比如，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加強宏觀調控，特別是保持了國家計劃調控的余地，如繼續編制執行年度計劃，五年十年中長期規劃，保留發改委這樣龐大的計劃機構等等。這次應對危機所采取的種種重大措施，就展示了這種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調控的能力，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所難以做到的。這些都使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中受到沖擊的影響較少，處置的表現也較好。總之，中國的經濟并沒有照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沒有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如同某些“主流”經濟學者所竭力主張的那樣。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是我們在這次危機中的表現相對出色的主要原因。
結論是什么呢？
在中國現時的社會經濟中，兩種社會制度的經濟規律，即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和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都在起作用，交織著復雜的矛盾和斗爭。為了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一方面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用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發展來協助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作用消極后果的泥淖。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歪曲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在國家宏觀計劃導向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兩極分化，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濁流中，高舉社會主義的紅旗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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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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