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三論中國主流經濟學誤導了中國改革
——評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所謂“理性”只是偏狹的理性——僅僅從“經濟人”的自私本性角度理解理性。在天災人禍面前，如果每個人都按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理性原則”行事，后果不堪設想。利他主義同利己主義是對立的，但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則并不矛盾。助人也即助己，幫助自己實現了自己人格的升華，因而也實現了自己的利益。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所謂“理性”只是偏狹的理性
經濟，就是通過資源的生產與配置，滿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對人的需
要的滿足。每個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行事，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錢的和榮譽的；人滿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損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所以“經濟人”，有庸俗的與高雅的、片面的與全面發展的。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是具體的、歷史的過程；人的理性的 “最優”，不僅僅是金錢的最優，而是金錢、文化、習慣、名譽等因素綜合考慮的最優。把金錢最大化看成“最優”，其他的都是“次優”，這與其說是理性與非理性、近似理性的區別，還不如說是對“理性”理解的參照系不同，也即經濟學范式的不同。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所謂“理性”只是偏狹的理性——僅僅從“經濟人”的自私本性角度理解理性。在天災人禍 面前，如果每個人都按經濟學家們的“理性原則”行事，后果不堪設想。利他主義同利己主義是對立的，但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則并不矛盾。因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自然災害之中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關懷本身就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助人也即助己，幫助自己實現了自己人格的升華，因而也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雷鋒以及同他一樣的人的行為并不“傻”；同樣也是理性的人與人的理性行為。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所謂“理性”只是偏狹的理性——僅僅從價格經濟學角度理解理性。從價格經濟學角度理解的非理性，從價值經濟學角度來理解卻恰恰是理性。花六塊錢的汽油費去買5塊錢的商品，從價格（貨幣）的角度來看是非理性的，然而卻是實現價值的必須手段，因而是理性的。從汽油費和商品價格的相關性可以看出，發達的工業社會，市場已經越來越立體化了；商品交易已經不是簡單的價格關系，而是包括各種復雜的價值轉換過程的綜合體；價格關系只不過是復雜的商品交易關系中的一個環節。把簡單的價格換算關系說成是理性，把除價格關系以外的關系說成是非理性，是把簡單的、平面的商品交換關系的思維方式移植到具體的工業市場經濟與知識市場經濟，是思維方式與時代要求的不對稱。
人的理性不是線性的、單要素的，而是由“自我意識”、“他人意識”、“對象意識”、“自我與對象相互關系的意識”四個部分組成的完整系統。“認識你自己”是自我意識，“設身處地”是他人意識，“放眼世界”是對象意識，“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我與對象關系意識。“人的本質是自私的”、“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是把人的自我意識同人的其他幾方面的意識割裂開來，把其看成人的理性的唯一要素，是片面的。而且理性與非理性也非絕對割裂的，人的理性往往要通過非理性來升華和體現；人在特殊的情況下的直覺能力，往往是各種理性和經驗因素綜合體現的結果。認為只有能夠通過數字模型來表達的行為才是理性的也是片面的。因此，人的理性不等于自私，人的理性不一定能夠通過數字來建模。正因為人的理性是一個由多要素組成的系統，所以人的許多理性行為是非自私行為（如舍己救人），而人的許多自私行為是非理性行為（如為了眼前利益而鋌而走險犯罪；如吸毒、酗酒）。把自私和人的理性劃等號沒有事實和邏輯依據。在動物界，同類之間的相互合作總是多于同類之間的相互殘殺；同類之間合作地較好的，其生存競爭能力總是高于同類之間合作較差的。既然人是理性的動物，就應該比一般動物更知道這一動物界生存競爭規律。如果人與人之間是狼，那么人類將比其他動物類種更早走向滅亡。所以，人的理性，應該是自私的反面，而不是自私。無論是作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還是政府官員，除非獨裁政府，否則他們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應該是一致的。如果他們把理性定位為僅滿足個人利益，并為此而不擇手段（包括權力所有與權力尋租），那么他們很可能就會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民主，就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員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統一起來的紐帶。企業法人也一樣：如果老板不顧工人死活，那么其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也將受到影響。在這兩種情況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現為合作。
事實與邏輯證明：人的“理性”，其內涵與外延必須與時俱進。人的理性是表現為自私還是表現為合作，是表現為低層次的合作還是表現為高層次合作，也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在商品經濟早期，社會經濟聯系的有機性較弱的情況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現出自私的一面；在社會化大生產時期，社會經濟聯系的有機性大大增強時，人的理性則更多地表現為合作。認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體現了線性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同系統化的社會大生產的經濟運行模式是不對稱的。在這里，對人的本質考察的邏輯與歷史必須統一。
工業市場經濟與知識市場經濟，其“交易”過程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必須走出價格看商品。僅僅從價格看商品，即使在簡單商品交易時期，本來就有局限性，新的時期使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時期仍然固守簡單商品交易時期的思維方式，以“價格”為標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將陷入“價格悖論”，使“理性”成為真正的“非理性”，從而走向“理性”的反面。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人的思維方式、“理性”必須同各個歷史時期對稱的辯證法。
再生源于創造理性。再生經濟學與配置經濟學、價值經濟學與價格經濟學：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標準。人類第一次創業與第二次創業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本質不同；在人類第二次創業時期，經濟學范式同人類一次創業時期的經濟學范式有本質不同，因而也有本質不同的經濟理性標準。選擇哲學與配置經濟學一樣，其歷史背景是小商品經濟；創造哲學與再生經濟學一起，是知識市場經濟的時代精神。隨著選擇哲學被創造哲學所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將轉換為再生經濟學范式。
人的“理性”必須被理性地對待；過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沒有理性，或讓感性戰勝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樣需要把“理性”約束在合理的范圍內。同時，人的理性不僅表現在選擇，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創造。在價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理性地選擇，但人的理性的真諦，在于創造價值，創造生命。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選擇，是配置經濟學的思辯產物；把人的理性升華為創造，是再生經濟學的哲學概括。
市場經濟的規范性要求給“經濟人“的主體性定位
人的需要有相對和絕對兩方面。
絕對需要：飲食男女；是人和外界物質、能量、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需要。
相對需要：你高我低；是人和人進行比較時由于不對稱引起的需要。
人滿足需要的手段有橫向和縱向兩方面。
縱向：勞動和競爭。勞動是縱向滿足絕對需要，競爭是縱向滿足相對需要。
橫向：掠奪和壓制。掠奪是橫向滿足絕對需要，壓制是橫向滿足相對需要。
縱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推動社會的發展。
橫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阻礙社會的發展。
縱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推動社會發展的人是主體。
橫向滿足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阻礙社會發展的人是負主體。
滿足人的需要，可以通過縱向積極和橫向進取兩條基本渠道來進行。如果說，由人的需要的相對性和絕對性所決定，橫向進取可以通過掠奪和壓制兩種基本形式來進行，那么，同樣由人的需要的相對性和絕對性所決定，縱向進取也可以通過積極競爭這種基本形式來進行。競爭既可滿足人的相對需要，又可滿足人的絕對需要。然而，競爭同掠奪和壓制都是相對立的，前者是人的主體性的表現，后者是人的負主體性。因此，它們在人身上的不同比重可以決定人的主體性的高低。
人的需要的相對性和絕對性不是平行發展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人的需要的絕對性越占主導地位；反之，生產發展水平越高，人的需要的相對性越占主導地位。與此相應，前者橫向進取的主要形式是掠奪，后者橫向進取的主要形式是壓制；前者縱向積極的主要形式是勞動，后者縱向積極的主要形式是競爭。競爭平等，就是機會平等、等量勞動換取等量報酬的平等、勞動力按照價值進行等價交換的平等。前者和后者區別的關節點是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
正象壓制和掠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競爭和勞動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競爭只能通過勞動來進行，勞動以競爭為動力，二者互為手段互為目的，共同構成滿足人的相對絕對需要的手段。正好象勞動與掠奪相對而言，競爭也與壓制相對而言。相對來說，壓制比掠奪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因為掠奪只有損于掠奪者一人的主體性，而壓制造成的間接掠奪不但有損于壓制者一人的主體性，而且還損害了被壓制者的主體性。
在中國主流經濟學看來，只要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的人就是理性的“經濟人”，所謂利益最大化就是貨幣（價格）最大化，而不管其行為方式和所采取的手段；在再生經濟學看來，理性的“經濟人”必須按照主體性原則行事，利益最大化是價值最大化而不是價格（貨幣）最大化，因此要用競爭代替壓制、勞動代替掠奪。要把人的掠奪和壓制引導到勞動與競爭上來，就必須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用主體性塑造國民素質。再生經濟學范式中的“經濟人”與配置經濟學范式中的“經濟人”有本質的不同。市場經濟的規范性給“經濟人”的主體性定位，就是再生經濟學對“經濟人”的主體性要求。
市場經濟的規范性要求給“經濟人”的主體性劃界
要對“經濟人”的主體性進行邊界分析，首先要明確邊界分析的方法論原則。在五度空間方法論看來，所謂邊界分析不應該是平面二維的，而應該是系統五維的。不同類型的“經濟人”，其主體性邊界不同。個人主體、企業主體、政府主體、國家主體，作為不同層次的“經濟人”，其主體性由不同層次、不同范圍的利益、出發點、結構、行為方式與行為結果決定。
上述“經濟人”的主體性定位，也即個人的主體性邊界。個人的主體性邊界是其它類型“經濟人”主體性邊界的邏輯與歷史的起點。在當前，保護生態環境是當務之急，也是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即使大多數人不能自覺認識這一點。就保護生態環境來講，全國人民是潛在的“經濟人”主體；保護生態環境就是全國人民作為“經濟人”的主體性邊界。政府應該是代表全體人民全局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的“經濟人”，它的利益也就是全體人民全局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全體人民全局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就是政府作為“經濟人”的主體性邊界。用“我是納稅人”為由，妄圖支配政府的行為，是混淆了不同層次的主體，用低層次的主體邊界代替高層次的主體邊界。同樣，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理論，也是出于同樣的方法論——混淆了系統和要素、高層次和低層次的主體邊界，并用后者取代前者。
市場經濟的規范性要求經濟人必須被擴展為道德人
在主流配置經濟學看來，“經濟人”是講利的，無商不奸、唯利是圖是“經濟人”的本性；而道德人是講義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針尖對麥芒。怎么能走到一起呢？
實際上這是一種偏見。隨著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經濟人” 可以也必須被擴展為道德人。孔子的傳人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世界上類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事例實在太多了，西方商界，多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要講道德，就勿涉足爾虞我詐的商場；要追求利潤，擊敗對手，就可不擇手段。在他們看來，既要拜金，就沒有資格談道德、談仁慈、談友誼。信譽不是做人的目的，僅僅是經商的手段，是為了下一單生意，為了更多的盈利。
當然，在我們的周圍，不守誠信者，比比皆是，賺一把是一把。這種人尚處于“小兒科”的生意階段，想“做大”實則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一個人要在社會上立足，并干出一番偉大的事業，單憑商場上的東拼西殺是遠遠不夠的，就像單槍匹馬無法打贏一場戰爭一樣。只有以誠為本，與人為善，廣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贏得更多的機遇，才能使自己的事業從無到有，不斷壯大，走向輝煌。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作一個“儒商”，就應該在叱詫商場的同時，堅持以誠為本，外圓內方。這不但可以使自己贏得良好的聲譽，更可以使自己交下無數朋友，為他帶來無數商機。正象李嘉誠所說：“有錢大家賺，利潤大家分享，這樣才有人愿意合作……財源滾滾來”，“我現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資金也不足以應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別人主動找自己的，這些都是為人守信的結果。對人要守信用，對朋友要有義氣。今日而言，也許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覺得，‘義’字實在是終身用得著的”，“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歡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知識經濟也即雙贏經濟；知識的可再生性，使雙贏合作成為合作的主導模式，義利不但應當統一，而且可以統一。即使在在物欲橫流的時代，富貴與道德同時兼備也不再是一個神話。作為一位“德財兼備”、魚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讓經商之道與孔孟之道相互碰撞、“經濟人” 與“道德人”融為一體，應該有現實的意義。只有以孔子所揭示的義利統一的規律作為我們經商的指導，才能使大家做大做穩、練好內功，用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優勢，來迎接加入經濟全球化以后與狼共舞的挑戰。
利己主義的理性人——經濟人假設，以及市場的完全競爭——人與人是狼的假設，都是微觀經濟時代的產物。特定的歷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經濟學出發點。到了經濟宏觀化時代，經濟人必須被擴展為道德人，人與人之間合作關系必定取代純粹的競爭關系；商場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傾軋，而是充滿了人情味的哥們情誼。這不是田園詩般的浪漫幻想，而是發達國家每日每時發生的管理實踐，世界首富比爾蓋茲由企業家轉為慈善家的過程，典型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只是滯后的經濟學并未從理論上加以總結而已。
市場經濟的規范性，就是通過對“經濟人”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實現經濟學、管理學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學、管理學范式的轉換，使經濟成為幸福的經濟、人成為幸福的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在人的主體性得到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發揮得到法制保障之前，講經濟人“理性”、利益最大化，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幻想。在小商品經濟時期，這種理論可能有實踐操作的空間；到了社會化大生產與市場經濟時期，要利益最大化不是只有利己的“理性”就可以實現。社會各種要素相互制約、環環相扣，經濟人只有演變成道德人，利人利己、利己利人、遵紀守法，既有個人誠信又有社會法制，才能現實地實現利益最大化。市場經濟的規范性與實證性是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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