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國經濟向何處去？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大家都很關注2011年的經濟形勢，尤其是關注各種預測結論，比如物價、房價、股市、就業、增長，等等。在我看來，結論當然重要，但比結論更為重要的是，你的這個結論是怎么推出來的？也就是說，你是用什么方法得出這個結論的？古人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所以，在談經濟形勢之前，我先給大家扼要地介紹一下方法論，然后對明年的經濟形勢做幾點原則性的預測。
一、兩類方法
分析經濟形勢的方法，目前來說，大致有兩類。一類是所謂“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也稱為“主流經濟學”的方法。這是一種什么方法呢？它的內容龐雜、山頭林立，這里只介紹基本要點，有以下幾個關鍵詞：
（1）核心理論：“新古典經濟學”。這個理論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其基本觀點認為：價格機制是調節一切活動的最可靠的動力，經濟發展完全可以通過市場這只“無形之手”，來實現均衡發展；簡單地說，就是堅信“市場能夠搞定一切”：除了上帝和市場，反對任何人為的干預?！ ?/p>
（2）基本假設：“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的學術表達是：任何人，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一定是“利己的”和“理性的”。“利己”就是“自私”，“理性”就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大家熟知的“范跑跑”同學，就是這個假設的標準像?！ ?/p>
（3）分析工具：“供求分析”、“損益分析”、“邊際分析”。這是現代經濟學三個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供求分析”就是通過對供給與需求變動的分析，來推測供需價格和供需數量是怎樣變動的；“損益分析”就是對成本與收益進行比較，在貨幣單位的基礎上，進行投入與產出之間的估算和衡量；“邊際分析”就是從“增量”的角度來分析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邊際”這個詞可以理解為“增加的”的意思，“邊際量”也就是“增量”的意思），說的確切一些，自變量增加一單位，因變量所增加的量將如何變化。
（4）表達方式：“數學模型”。以上的理論、假設和工具，必須通過數學模型來展開、來表達、來計量，由此推導出來的結論，也就被賦予了所謂的“科學性” 。在學術界，這種用數學模型來“給力”的表達方式，也被稱之為“形式化”。
客觀的說，在進行現象刻畫和定量分析的時候，現代經濟學的方法是有應用價值的；但是，在分析長期趨勢特別是把握內在規律時，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就勉為其難，難以勝任了。因為從本質上看，現代經濟學只是一種“現象”經濟學，它很難深入到事物內部，去把握其內在矛盾和規律?！ ?/p>
除了上述主流方法，另一類是非主流的方法。非主流的方法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扼要地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方法也有自己“特有的”關鍵詞，或者“范疇”，下面給大家介紹幾個核心“范疇”：
第一，“客觀規律”：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
第二，“存在與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
第三，“生產方式”： 是社會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謀得方式，物質內容是生產力，社會形式是生產關系?！吧a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是其運行的基本規律?！ ?/p>
第四，“社會基本矛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它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 ?/p>
第五，“階級矛盾”：基于生產資料占有關系而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對立和統一，它是社會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的集中表現?！ ?/p>
我們把這些的“范疇”貫徹到具體的經濟活動中去，就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四個分析視角：
——生產方式的視角：用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來解釋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
——關系結構的視角：從社會經濟關系和結構的整體制約，來解讀個體的經濟行為；
——所有制的視角：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出發點，來解讀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
——經濟基礎的視角：以經濟關系為基礎，來解讀政治法律和倫理規范等上層建筑的性質?！ ?/p>
大家注意，這四個分析視角經過進一步提煉，我把馬克思主義方法抽象為：一個“基本邏輯”和兩個“分析工具”。一個基本邏輯是：“存在決定意識”；兩個分析工具是：“矛盾分析”和“階級分析”?！ ?/p>
另外，與馬克思主義方法比較接近，而且被人們常用的分析工具還有：歷史分析、結構分析、制度分析、系統分析、演化分析，等等。雖然這些工具在主流經濟學里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是嚴格講，它們與馬克思主義方法是有區別的?！ ?/p>
分析長期趨勢，特別是把握內在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的優勢所在，比如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危機根源、發展趨勢的分析和預測，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的演化和變遷的內在規律的把握，迄今還沒有任何方法能夠望其項背。遺憾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今天的經濟學界只能是另類。尤為可悲的是，即使在我國這個自稱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除了少數幾家報刊，比如《馬克思主義研究》（北京）、《當代經濟研究》（長春）、《國外理論動態》（北京）、《政治經濟學評論》（北京）、《經濟學動態》（北京）、《光明日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北京）等，馬克思主義方法在主流經濟學界已經基本上被封殺。
關于方法論的知識，我就談這么多。下面我談談方法的應用?！ ?/p>
二、三個維度
大家在分析經濟形勢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都可能會運用上面兩類方法。雖然方法的選擇和組合豐富多樣，而且在短期預測和定量分析上，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也有可取之處；但我堅信，“歷史唯物主義”是把握經濟形勢的根本方法。如果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邏輯展開，那么，以當下的“社會存在”為出發點，以既定的“生產方式”為分析視角，以“矛盾分析”為基本工具，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把握中國明年的經濟形勢：
（1）國際背景
中國已經被卷入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這個基本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中國經濟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依存度”。換言之，我們必須把中國經濟放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來考察，而不能就中國經濟談中國經濟。這個視角告訴我們，中國經濟不再是一個“自足”的體系，而是已經受到世界資本主義邏輯支配的經濟；對于中國經濟來說，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經濟的變化，不再是一個“外生”變量，而是一個“內生”變量。
因此，盡管中國經濟具有某種相對的“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超越不了中國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比如，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不斷對中國的匯率問題施壓，而中國也力圖改變過度依賴“外需”的被動格局，高調呼吁要提高“內需”的比重。其實，這種由“外需”轉向“內需”的訴求，并不是中國經濟的“自覺”，而恰恰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急需調整本國經濟結構的結果。此外，中美之間的貿易和匯率爭端、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如何發展、美國國內失業率的變化，等等，都會直接影響中國明年的經濟形勢。
（2）發展階段
“國際背景”是從橫向來考察的“社會存在”，而“發展階段”則是從縱向來考察的“社會存在”。目前中國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呢？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定位，中國現在正處于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按“特色理論”的定位，中國現在正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按主流經濟學的定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不論按哪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目前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急遽發展的變動階段，應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p>
這就意味著：其一，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體經濟日趨沒落不同，中國目前的實體經濟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其二，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虛擬經濟日趨糜爛不同，中國目前的虛擬經濟正處于“青春期”。中國所處的國際背景，內生出了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性”；而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則內生出了中國經濟的“躁動性”。前者可以部分解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不得不“轉方式”、“調結構”的原因；后者可以部分解釋在美日等國通縮的同時，為什么中國卻面臨通脹的壓力。因此，中國目前的“物價”困惑（中國的“通脹”VS美日的“通縮”），以及虛擬經濟的種種“亂像”（房價與股市的所謂“非理性”），其實都能從中國所處的發展時空中得到解釋?！ ?/p>
從發展趨勢來看，中國似乎正在向著“后工業”階段急速挺進。問題是，原有的發展理論對這個趨勢的把握存在著“低水平模仿”的嚴重誤區，以至于決策者對未來趨勢的判斷，以及提出的方針和策略，都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往的經驗為依據的。遺憾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后工業化”的過程是在“石化能源”的基礎上完成的，而目前這個能源基礎能否支撐中國順利進入“后工業化”過程，越來越成為一個不能確定的疑問。
面對貪得無厭的發展困境，人們對“科學發展觀”寄予了厚望。然而我必須指出，盡管“轉變發展方式”已然成了時代的口號，但是在目前國際分工格局和制度約束下，“科學發展觀”很難實質性地改變這個發展趨勢所依賴的資源基礎、環境基礎和制度基礎。因為，“轉變發展方式”必須要有科學技術進步的新突破以及與此相應的生產關系的新調整，才能得到有效落實。
作為一種“理念”，科學發展觀是否有科技“新突破”做支撐，是否能改變既定的生產關系？這些都還是疑問。沒有技術或者制度的相應變革，主觀愿望和發展規劃只能是“茶杯里的風暴——說說而已”。
（3）社會矛盾
如果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那么，“社會矛盾”必然是“矛盾分析”的題中應有之義。為此有必要做五點說明：第一，在階級社會，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分析”就是“階級分析”。第二，主流經濟學雖然也有“均衡分析”，但這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不是一回事。第三，“階級分析”的焦點集中在“階級利益”的沖突和爭奪上，意識形態的紛爭不過是“階級利益”的沖突在思想上的表現罷了。第四，“階級矛盾”從來就沒有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這也正是它的境界遠遠低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原因。第五，雖然官方已然宣布“階級”不復存在了，但“社會矛盾”并沒有隨著“階級”的“消亡”而從此人間蒸發?！ ?/p>
如果不能使用“階級”這個范疇，那么，如何為中國當前客觀存在的社會矛盾定性呢？孫立平曾經用“斷裂社會”來定性，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用“利益失衡”來定性（注一）。我注意到，很多人所使用的關鍵詞，既曖昧又無奈，比如：“凸顯”、“加劇”、“上升”等等，而且還有各種統計數據來定量。盡管這些“刻畫”很難說是準確的“定性”，但也表明了我國面臨的社會矛盾是如何的嚴峻。2008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進一步指出，“當前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利益關系已經失衡！”（注二）我把這種失衡概括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三個方面：（1）經濟領域中的分配關系嚴重失衡；（2）政治領域的貪腐猖獗；（3）思想文化領域腐朽糜爛已成泛濫之勢。幾年過去了，這三個方面的情況到底有沒有變化，有什么樣的變化？恐怕地球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p>
分析經濟形勢之所以必須關注“社會矛盾”，就在于“社會矛盾”是影響經濟形勢的重要變量。任何社會都存在矛盾，問題的要害在于，這些矛盾的根源究竟何在？如果不能從調整利益關系入手（哪怕僅僅是改良），還在一味地發誓要“將改革進行到底”，勞資矛盾和官民矛盾能不尖銳嗎？民怨能不沸騰嗎？政治與經濟能夠和平共處嗎？且不說中共的執政地位能不能可持續發展下去，單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合法性，就很難得到民眾的有效認同。值得注意的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呼聲之所以越來越高，既與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有關，也是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必然反映?！ ?/p>
順便補充兩點：第一，把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展開，還可以有“四個”甚至N個維度，以上三個維度只是其中的“至少”罷了。第二，盡管主流們打死也不承認“階級斗爭”，但“階級分析”還是偷偷地溜進了他們的分析框架——這類“搞笑”動作，容我另文分析?！ ?/p>
三、幾點預測
就時間跨度來看，年度預測屬于“短期分析”。因此，基于上述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三個維度”，參考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工具，我對2011年的經濟走勢，做出幾點原則性的預測：
（1）模式
就中國所處的國際背景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后，由于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美國，需求疲軟、經濟乏力、失業加劇、美圓貶值），打破了中國原有的以外需為導向的經濟結構的均衡。因此，中國經濟在未來面臨很大的結構調整壓力?！笆逡巹潯碧岢鲆稗D變需求結構”，“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局面將”，其內在邏輯就在于此?！ ?/p>
遺憾的是，雖然“轉變發展方式”已經成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但是，就所處的國際背景和發展階段來看，中國經濟仍將在2011年延續既往的發展模式（看看各地方政府2011年的經濟“追求”，就是證明）。因為在科技尚無重大突破的前提下，“轉變發展方式”目前能夠破題的地方，只能在制度層面做文章。這不僅涉及到經濟利益關系的調整，也會觸及現有的政治利益關系。這一點，我對本屆政府的魄力并不樂觀?！ ?/p>
總體上看，那種以GDP為導向、以投資為動力、以資本利益為歸宿的發展模式，在2011年還不可能出現實質性的轉型。也就是說，按現代經濟學定義的四個宏觀經濟目標來衡量，增長、就業、物價和國際收支等，都會圍繞這個模式的基本邏輯上下波動：在宏觀政策“回歸常態”保持“中性”之后，經濟增長率依然“八九不離十”，但不會高于2010年；在經濟結構沒有出現明顯改變的格局下，就業和國際收支狀況也將基本保持上年水平；物價的走勢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上行壓力比較大，但出現惡性通脹的可能性不大。宏觀經濟總體上是一個“平庸的”一年?！ ?/p>
就社會矛盾來看，利益關系的嚴重失衡不僅促使人們對原有發展模式提出了越來越迫切的反思，而且也倒逼出了以“科學發展觀”為訴求的一系列“新模式”的探索。2011年，雖然原有的發展模式仍將在全國居于主導地位，但是在局部地區，以“重慶模式”為代表的非主流模式將得到進一步鞏固、發展和深化，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2）需求
就投資來看，盡管官方的“十二五規劃”以及明年的規劃都提出，要“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而且把“投資、消費和出口”的順序，改變成了“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投資仍然是需求的主角這一點，在2011年不會發生顯著改變，投資而不是消費仍然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p>
至于消費，由于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所導致的市場萎縮的惡果正在顯現，“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本來有利于緩和已經嚴重失衡的利益關系，對促進“結構調整”也不無積極作用。但是，在剩余價值規律的支配下，在資本利益剛性的約束下，在“城市化”加速以及剩余勞動力總量過剩的背景下，這種呼聲能否有效地扭轉資本與勞動之間 “嚴重失衡”的利益關系，不容樂觀。所以，2011年工資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市場擴大，其效果將仍然是有限的；而且，人工成本的上漲將進一步推高基礎物價并抑制消費，如果成本與物價之間不能走出惡性循環，大眾消費的不振將進一步加劇產能的過剩?！ ?/p>
（3）供給
除了少數新興產業，工業將繼續維持“產能過?！钡幕靖窬?，這是生成“通縮”的基本因素。然而，農業的產能可能已經處于由脆弱的“供求平衡”向“供不應求”轉化的臨界點。就糧食供給來看，雖然官方公布的數據是“連續七連增”（據新華社報道：“2010年，我國糧食生產連續第七年增產，這是半個世紀以來的首次，連續四年保持在1萬億斤以上，有史以來未嘗有過”），但是自2010年年中以來，從“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開始，農產品價格一直處于漲勢。如何解釋這種矛盾的現象？理論上分析，有兩種可能的原因：
一種可能是“流動性過剩”，大量過剩的貨幣涌入農產品市場抬高了價格。這是一個比較流行的看法?！傲鲃有赃^?！庇钟袃蓚€可能的原因：（1）貨幣“超量投放”，（2）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如果是貨幣“超量投放”制造了“流動性過剩”，那么隨著貨幣供給的減少， 2011年農產品價格將趨于下降。至于“兩極分化”所導致的資本過剩問題，一般來說，只能通過調整分配結構才能得到有效緩解；此外，如果其他領域有利可圖（比如股市和樓市），那么“過剩資本”將改變投資流向，從而部分吸收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 ?/p>
另一種可能是：“城市化”導致農業用地與農業勞動投入的急劇減少，已經達到農產品“脆弱的”供求平衡被打破的“拐點”。雖然官方公布的糧食產量的統計數據并不支持這種判斷，但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已然敲響了警鐘。如果目前農業用地與農業勞動投入的減少，確實已經打破了農產品供求的“基本平衡”；那么，由于農產品的需求彈性很小，即使減少貨幣供應量也與事無補，2011年農產品價格依然會緩慢趨于上漲?！ ?/p>
（4）物價
基于上述對供給面的分析來看，有兩個相反的力量將“給力”2011年的物價走勢：一個是生成“通縮”的工業產能過剩；另一個是生成“通脹”的農業供給不足。由于農產品價格是“基礎物價”的主要構成，所以農產品的供求狀況將是決定物價走勢的主導力量。換言之，2011年中國物價的發展趨勢，將主要取決于農產品的價格走勢。如果“穩健”的貨幣政策仍不足以抑制農產品價格的上漲，那么，“供不應求”將成為長期因素，推動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 ?/p>
值得關注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雖然中國的“物價水平”要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比如熱錢流入、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但我認為，中國現階段的“通脹”與其說是一個“美國現象”，不如說是一個“中國現象”。流行的看法把目前中國的農產品價格上漲歸咎于“流動性過?！?，或歸咎于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在虛擬經濟繁榮或者投資意愿萎縮的情況下，“流動性過?！辈⒉槐厝粠磙r產品價格上漲——中國和美國都有這樣的經驗證明。
第二，就“短期因素”來看，能源價格和人工成本上漲是目前中國農產品價格上漲的主要推手，而前者的影響在短期內的是很難消化的。也就是說，目前中國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成本推動型”的，這種“成本上漲”與其說是“國際輸入”的，不如說是對中國資本長期壓低勞動工資的必然反彈?！ ?/p>
第三，美國量化寬松出來的貨幣有多少流入了中國，對中國的物價有多大影響？需要客觀把握，不能過高估計?！ ?/p>
（5）股市和樓市
2010年4月，雖然政府高調出臺了“調控”樓市的政策（《國十條》），但眾所周知：效果乏善可陳。其實，真正對樓市有“調控”作用的，是從2010年底開始的貨幣政策變化（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連續提高存款準備金和兩次上調利率，使樓市的炒作資金在去年底以來遭到了實質性的“威懾”。雖然必須經歷一場“金融危機”，樓市的“拐點”才能真正確立；但是，如果2011年央行繼續收緊銀根，那么我認為，樓市存在一定程度調整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重慶最近宣布要對“高端住房”征收“房產稅”，此舉雖然僅僅局限于“重慶模式”的范圍內，但其深遠意義不可估量?！ ?/p>
倘若樓市的表現趨于平淡，那么股市趨于活躍，以填補房地產退出的部分空間，就不會有什么懸念。不少人以為政府收緊銀根后，天量的“游資”從此也就人間蒸發了。這實在是一個誤區。收緊銀根當然可以把“游資”關進銀行，但銀行沒有能力鎖住“游資”這只老虎。道理很簡單：資本的本性就是要嗜血，就是要謀取最大利潤（想想馬克思說的那句話吧），靠銀行那點肉屑還不夠 “游資”塞牙縫呢。在兩極分化已經“充分發展”的今天，中國并不缺乏饑餓的“游資”，一旦聞到血腥味，“游資”這只老虎就會竄出來吃人——大家想想，哪里還有血腥味？比較而言，在2011年，這只老虎對股市的興趣將超過樓市?！ ?/p>
（6）宏觀政策
很多專家所預言：2011年中國的貨幣政策基調是“從緊”；所謂“穩健”的說法，只不過是“從緊”的另類表述而已。果真如此嗎？我認為未必：一是因為美國貨幣當局在2011年是繼續“量化寬松”，還是“前松后緊”，這并不是一個我們可以確定的事件。二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如果在下半年表現過于消極，央行的貨幣政策就很難“穩健”下去。所以，中國的貨幣政策將面臨很多“不確定”的變量，而并不是一個具有“自明性”的確定趨勢?！ ?/p>
至于財政政策，我認為，基于發展階段的支出和緩解社會矛盾的需要（比如“城市化”所帶動的基礎設施建設，各種維穩、保平安以及社會保障性的支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在2011年不會出現明顯的變化?！ ?/p>
四、結 語
其一，以上預測只是對宏觀層面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則需要做“煩瑣”的功課了。公允地說，做這種定量分析，現代經濟學明顯地具有數學工具的優勢。但必須指出：數學模型無非是某種“因果關系”的數學表達，或者說，是“能夠量化”的“因果關系”而已（比如“消費函數”模型）。所以：（1）能不能對“因果關系”的定性（假設）做出準確的把握，而不是用“臆想的”聯系來代替“客觀存在”的聯系，是數學模型有無“科學含量”的基本前提——而這一點，往往是現代經濟學的局限所在（注三）。（2）何況人的行為的“因果關系”，未必都能夠精確地加以量化——比如，對“貨幣產生和發展”演進邏輯的把握，馬克思的“矛盾分析”恐怕就比“數學模型”有效得多。（3）至于那些把常識性的知識通過建立模型來“顯擺”，如果不是有意地把“簡單問題復雜化”，那也不過是一種無聊的膚淺罷了。
其二，如果朝鮮半島在2011年爆發戰爭，則以上預測也就失去了參考價值。一旦美韓對朝鮮動武，對于酷愛和平的中國而言，即便是想忍氣吞聲、袖手旁觀，其結果都必然是“咽不下這口氣”的。因為朝鮮不是中國的“蟲牙”，而是中國的“下巴”。打掉了牙可以往肚里咽，但是打掉了下巴卻沒法咽下去。隨著戰火的蔓延，影響中國經濟的因素也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
注一：趙磊：《論當前改革中的利益失衡》，《哲學研究》1998年第11期?！ ?/p>
注二：趙磊：《改革30年：問題與出路》，《江漢論壇》2008年第4期。
注三：比如，按主流的理論，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缺乏監管”和“政策失誤”。建立數學模型之后，“金融危機”成了因變量，“缺乏監管”和“政策失誤”成了自變量?；闹嚨氖?，這個“函數關系”不僅可以用計量模型做回歸分析，而且“t檢驗”也能令人滿意。然而，理論和實踐都已經證明，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內生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中，“缺乏監管”和“政策失誤”僅僅是觸發危機的外生因素而已（參拙文：《對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的反思》，《經濟學動態》2008年第11期）。把“缺乏監管”當作危機的根源，就如同把“公雞打鳴”當作太陽升起的原因，是一樣的荒謬。由此可見，主流模型所把握的，其實僅僅是危機在現象層面的“函數關系”而已。
（ 2011年1月9日?。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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