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走出新自由主義影響誤區

　　新自由主義

　　關注度 ★★★★★★★★☆

　　關注理由：20世紀末以來，新自由主義對世界各國思潮的影響日益凸顯，其政策主張在國際經濟的實踐中被廣泛運用。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國一些學者對國家改革發展的政策建議也具有某些新自由主義政策特點。弄清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發展與演變，有利于我國改革的推進。

　　主要觀點：新自由主義是指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革命以來出現的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的思想。該思想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倡導市場自由的競爭和個人主義、主張經濟、貿易和金融自由化與私有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

　　演變歷程：古典自由主義發源于17世紀和18世紀。它的核心思想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凱恩斯主義所取代。然而，仍有經濟學家同凱恩斯主義對抗，主張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新自由主義就形成于這個時期。在1974—1975年的經濟危機以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局面，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義適應這一需要，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占據了美英等國主流經濟學地位，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重新抬頭。為與原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相區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

　　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的發展，新自由主義開始從理論、學術轉變為國家政治的體現和意識形態的思潮，成為美英等國在世界上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標志性事件是1990年出臺的“華盛頓共識”。在冷戰結束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主流經濟意識形態。

　　金融危機及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成為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以來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美國不斷輸出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必然產物

　　國際金融危機的思想基礎——新自由主義

　　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領域中，它泛指經濟學中的市場自由主義思想。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和主要內容是：市場是充分的自由競爭，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利己的，因而每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場的調節是“看不見的手”作用，私人活動取代公共行為；市場經濟倡導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國內外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及其內涵一直看法各異，但是其基本思想與核心內容應是有共識的。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秉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特別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走向極端。歸納起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大致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即全球經濟美國化”。

　　早期的新自由主義只是作為一種理論思想而存在。20世紀末以來，新自由主義在政策層面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國際經濟的實踐中得到廣泛運用。最近20年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義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向全球傳散，使各個國家不同程度地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滯脹”，導致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復活、變異與盛行；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從理論思想嬗變為全球壟斷資本的經濟政策與行為范式，并首先在美國和英國以及一些拉美國家推行；20世紀90年代到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新自由主義以“華盛頓共識”政策而被大多數轉型國家所采納。這一波新自由主義的盛行，曾在美國的里根時期和英國的撒切爾時期達到高潮，美國和英國政府不僅僅使本國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時也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向世界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并輸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義從一種思想演變為“華盛頓共識”政策并傳散到各國，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思想典型代表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從美英國家蔓延到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它不僅是美英國家大資本階層的利益體現，其本身也反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政治主張。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使價格合理’)、消除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毙伦杂芍髁x學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從俄羅斯轉型初期推行的“休克療法”，到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國內政策和國際背景，都與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施行分不開。甚至可以認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正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政策多年影響和推行的一個必然結果。按照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塔布(WilliamK.Tabb)的說法：“新自由主義就其所許諾的目標而言已經失敗了。它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代里，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薄叭A盛頓共識”政策的實踐表明，無論是拉丁美洲國家、俄羅斯和亞洲一些國家與地區，“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推行都沒能取得應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國各方的譴責與抨擊。我國很多學者對此也有認同。

　　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理論政策對中國改革有影響嗎？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9年，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和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在這樣的背景下，鑒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后果與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國經濟社會中諸多問題與矛盾的顯露，人們開始關注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政策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在中外一些人士看來，中國是這些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國一些學者認為其理論政策對于中國沒有產生影響。中國是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例外嗎？對此，我們看看國內的一些主要論點。

　　第一，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理論產生影響。更多的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主要學說被引入中國20多年來，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參照，以西方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改革主流語境中的詞語、概念、定義、方法都來自西方經濟學，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輸入，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一些理論產生較大影響。例如，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產權理論指導中國產權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國一度放松管制，特別是中國金融監管失利。在我國，也有少數宣揚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人，認為新自由主義帶給中國的影響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國改革成就歸功于“華盛頓共識”。

　　第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政策產生影響。一些人認為，新自由主義曾是中國學界的主流話語，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必須給資本和市場留下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往往把資本和市場的作用推至極端，從而影響中國經濟政策，使中國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義的特征與性質。特征之一是主張效率就是一切，資本和利潤是達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與標志；特征之二是動用政權力量為資本開路，為資本提供方便條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視普通人的權利。當前我國存在的諸多矛盾，比如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方面的問題等等，恐怕都與前期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無聯系。這是把資本的利益推至極端的必然結果。更有甚者，一旦資本和權力相結合，則會產生極端的腐敗。

　　第三，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的正反面影響。對于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也有學者從其正反兩方面加以評價。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所以能夠誤導很多國家的經濟實踐，在于這一理論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這一理論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蓋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從而被廣為傳播。它們對于中國改革的積極作用被認為是在中國經濟轉型初期，中國政治環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強調經濟自由、市場與資本的力量和充分競爭的精神。對中國改革來說，新自由主義理念中包含著建立現代國家所必須的某些合理制度，諸如個人自由、私人產權、市場制度等等，而這樣的制度在中國尚未確立。對中國來說，市場監管的對象本身還遠不夠完整，中國需要強化監管，更需要構造市場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一樣，新自由主義在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使中國出現財富兩極分化，社會嚴重不公、公民權利損失、社會矛盾激增、倫理道德喪失等問題。

　　中國怎么辦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們思考新自由主義及其政策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因為它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理論、政策和思潮的弊端與缺陷；金融危機及其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成為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以來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美國不斷輸出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必然產物。對于中國來說，需要在總結國際金融危機教訓的同時，反思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理論與政策的影響，特別需要關注“國進民退”、貧富差距、社會矛盾等問題，加強政府在教育、衛生、住房、社會保障等公共領域的責任，在繼續推進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改革的過程中，遏制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各種不利影響。 (作者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本文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2010年資助項目)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義

　　反對和批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 改革與發展的負面影響，以“中國模式”走自己的路，應對國際 經濟危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和決策層的理論貢獻與創新

　　特邀嘉賓

　　衛興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林德山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危機理論不靈了嗎

　　人民論壇記者：近年來，圍繞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相應的政策應對，作為西方國家主流思潮的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林德山：金融危機以來，受打擊最大的是過去幾十年在西方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政策意義在于基于古典經濟學的市場驅動理論，反對凱恩斯主義方式，尋求把經濟的控制權力從公共部門轉向私有部門，私有化、放松控制、壓縮公共福利開支、貿易自由化等是其主要的政策表示。雖說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方式主要體現在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時代的英國和里根時代的美國，但面對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和各國傳統福利國家體制的危機，一些社會民主主義或社團主義傳統較為突出的歐洲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新自由主義政治方式作出妥協，表現為在經濟、勞動關系和社會政策方面強調經濟競爭的需要和弱化傳統的社會團結政策。同時，以“華盛頓共識”為標識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也在向轉型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蔓延。

　　金融危機爆發后，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義成為眾矢之的，尤其是左翼力量宣稱它正在失去其合法性。不過，新自由主義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失去了其存在空間，因為導致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興盛”的土壤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競爭環境和歐美發達國家傳統福利制度的問題。盡管加強金融控制的呼聲和努力不斷，但迄今為止，包括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其他更為激進的左翼力量未能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因此，新自由主義方式的主導地位雖然動搖，但其在經濟政策領域的影響依然突出。

　　衛興華：多年來，“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危機理論不靈了”的聲浪在國內外高調傳播。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以來時隔70多年的又一次大危機，它引起了國內外人們的歷史回顧和反思。這次危機的突然爆發，蔓延的范圍又是空前的，促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危機理論再學習、再研究。

　　新自由主義的集中表現是“華盛頓共識”。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副行長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話：“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進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證明我國學者開展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正確性和必然性。這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是相聯系的。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市場萬能)，反對在微觀領域和宏觀層次政府對經濟的調控。

　　批判新自由主義并不是否定改革

　　人民論壇記者：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紛紛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國模式上。這與國內很多學者推崇新自由主義形成了強烈反差。您如何看待這種中外思潮的差異？

　　衛興華：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鑒于新自由主義在導致蘇聯瓦解、東歐劇變中的推波助瀾作用，鑒于拉丁美洲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釀造的苦果，也鑒于國外許多有識之士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的積極意義，多年來在報刊上也進行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明確了我國的改革與發展不能以新自由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個別學者曾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是批判改革。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這次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的爆發，再次用鐵的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失敗。證明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調控。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應對危機中的有效性和優越性。中國率先走出國際經濟危機的漩渦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國外不少媒體在評論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如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在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評論中國模式時說：中國崛起取得了如此輝煌的勝利，以至于現在受到的考驗不是北京的體制，而是我們的體制。中國模式成為強有力的替代模式或一種挑戰，甚至讓西方國家以及我們有關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見絀。中國模式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為西方主要經濟體美國、日本和歐洲仍然不景氣，而中國卻很興隆。高盛公司的顧問拉馬用漢字“淡”來解釋中國模式。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樣，中國式的發展試圖完美地實現“效率”與“公平”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反對和批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影響，以“中國模式”走自己的路，并有效應對國際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和決策層的理論貢獻與創新。

　　“中國模式”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在應對國際經濟危機中的作用，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所不能解釋和論證的。由于當代經濟社會的新發展，出現與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經濟不完全相同的情況，如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與發展，虛擬經濟的膨脹及其與實體經濟新的關系，金融衍生品的創新與發展等等。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在研究與應對這次全球性經濟危機中，既著眼于新舊危機的一般規律性，又著眼于這次危機的特殊規律性，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我國決策層出手快、力度大、及時采取了一整套應對危機的有效措施，獲得了成功，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做出了貢獻。

新自由主義圖解

　　許多人往往把完全的自發性等同于市場經濟的優勢，其手法也有一個偷換概念的小技巧，就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裝，先去掉“社會主義”之睛，再冠以“自由”之帽，魔術般地改變了事物的性質。其公式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自由市場制度”

　　新自由是金融大鱷的自由

　　新自由主義實質上代表西方大壟斷資產階級利益一種意識形態，其核心是金融自由化，完全適應了超級金融資本操縱市場大肆投機的需要，與泡沫經濟互為表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強勢經濟，誰擁有更多的資本誰就擁有話語權，誰就更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由發財的經濟，要求追逐利益最大化，沒有錢怎么去自由地爭取利益最大化呢？新自由主義說是都要在自由市場中發財，實際上只有大資本擁有者，特別是金融資本壟斷者，才能自由地賺大錢，美國華爾街的大資本家就是自由地賺全世界的錢。當年反對封建制度時，資本主義剛剛興起，古典自由主義確有進步意義，到了社會財富集中在大資本壟斷集團手里時，這種新自由主義表面上看一切人在市場中自由，骨子里只能代表他們少數金融大鱷的利益。

　　在上世紀70—80年代后，新自由主義流行，與凱恩斯主義失靈、資本主義國家“滯脹”癥發作有關。西方大資本的實力越來越雄厚，自由度非常之大的金融資本、虛擬資本需要這種自由體制和意識，美國等強國利用手中極其雄厚的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由出入也需要這種“便利”，所以撒切爾夫人、里根上臺，為新自由主義長達近30年的主流經濟學地位開拓了道路。這次大的金融危機宣告了它的失敗，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手段。不過這還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最后終結，將來有一天經濟形勢一旦變暖，它還會東山再起。只要有大壟斷資本集團存在，特別是大金融資本存在，社會經濟領域就有新自由主義之類的理論觀點泛濫。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風行于一時的三大原因

　　第一，國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十分發達，經濟實力雄厚，在世界市場中占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成為他們的主流經濟學。我國搞市場經濟沒有經驗，要借鑒他們一些成功的東西，就很容易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崇拜西方；而西方各國又用各種輿論工具對他國進行宣傳、滲透。正如鄧小平所說，打開窗子，新鮮的空氣進來了，而蒼蠅蚊子也進來了。加上蘇東劇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垮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也使一些人對社會主義信念動搖了，轉而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東西。

　　第二，國內有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幾年，非公有經濟特別是私有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并產生了暴富階層。他們希望在市場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爭取更大規模的利益最大化。反映在學術形態上，新自由主義更適合他們的要求。

　　第三，認識上的片面性。人的認識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我們改革計劃經濟體制過程中，強調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作用及其優越性，一些人也很容易把市場的自發性加以片面夸大，認為市場可以自我調節，盲目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及市場萬能論，否定宏觀調控。從認識論上來說，是一種有缺陷的推導。這種片面性就使得一些人否定“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相結合的必要，以致否定市場經濟的社會屬性，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混淆起來。正是因為這樣，新自由主義迷惑了很多人。應該意識到，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是西方國家誘導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理論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理論武器。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在我國經濟學界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如果失去警惕，聽任新自由主義泛濫下去，就會誤導我國的改革開放，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就會被削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蛻變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警惕新自由主義的負面影響

　　我們立足于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可以在西方的經濟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對比中深化對真理的認識，進一步清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駕馭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實有很大的難度，一是市場經濟具有多元性、多變性、周期性、國際性，二是經濟體制還有許多障礙，三是我們缺乏經驗，四是西化影響的沖擊。即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尤其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一些缺陷也難以完全避免，它的主要矛盾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突出“以人為本”，還是演變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突出“以錢為本”，造成和加劇兩極分化。我國的經驗也表明，削弱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性質，放松了“有形的手”，就會出大問題，“三鹿奶粉”事件和房地產出現泡沫就是鮮明的例證。現在出現的諸多經濟、社會問題，要求我們增強憂患意識。在理論認識上，經常有兩種傾向交錯干擾：或者主張控制過死，捆死市場；或者推崇完全放任，純靠自發。目前看來，西化的影響不可小覷，那種把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對立起來，繼而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分割開來的思潮日益突出，不時沖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許多人往往把完全的自發性等同于市場經濟的優勢，這是一種誤解和陷阱，必須從理論上加以澄清。除了他們反映的一些利益集團的意愿之外，單從思想方法上說是盲目崇拜西方，唯西方“主流經濟學”馬首是瞻。其手法也有一個偷換概念的小技巧，就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裝，先去掉“社會主義”之睛，再冠以“自由”之帽，魔術般地改變了事物的性質。其公式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自由市場制度”。這樣便完成了一種嬗變：把本來作為手段的市場經濟變為社會基本制度的根基，把運行的形式變為追隨西方制度的內容，抹殺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為私有化、自由化大開綠燈。因此，我們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認真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澄清“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類觀點的誤導。

　　這里應當專門談一談科學地發展與利用金融工具和虛擬經濟問題。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講話中提到相互聯系的“三個形成”，其中提到“形成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這對我們正確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諦是一個重要提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杠桿。我國現在金融體系滯后，需要加快發展，但決不可效法美國的模式。我們應當從國情出發，立足于社會主義，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道路、管理體制與運行方式。比如，如何利用好虛擬經濟，它需要占多大份額，應當使它在什么范圍內起作用，怎樣正確進行金融創新，包括人們熱衷的股市在內，也要研究它的邊際效用。現實中應當提倡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但一定要正確引導，“人人炒股”、“人人投機”是有很大消極作用的，甚至會造成重大的社會問題。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要制止過度投機興風作浪，一定要防范各類經濟泡沫膨脹為泡沫經濟，一定要保持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 (楊承訓 作者為經濟學家，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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