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演講：中國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
主辦單位：云南財經大學“云財講壇”
協辦單位:昆明真善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講座地點：云南財經大學國際報告廳
講座時間：2006年4月15日星期六
主持人：云南財經大學科技處副處長葉文輝教授
備注:左大培先生的這次演講是其云南巡回演講中的第四場活動，這次巡回演講活動是由昆明真善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組織策劃，云南財經大學、昆明理工大學、真善美書家及云南師范大學研究生睿智論壇分別主辦的。下面是講座的錄音整理稿，未經主講人審閱。整理者：孫喜峰。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們云南財經大學的“云財講壇”有幸請來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左大培先生給我們講：中國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希望大家抓住機會，有什么問題多問左老師，左老師也不會怕累，反正累了學校領導可以請左老師吃過橋米線。現在就有請左老師開始講座。
左大培:
謝謝大家!每次看到這么多人期待的目光我都有點兒緊張!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并不特別嚴肅，希望我們都將心情放松下來。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實事求是的說,我個人認為所謂“主流”與“非主流”之間并沒有什么嚴格的界限,有人這樣講,有人那樣講。當然，這兩年流行起來了——“主流”、“非主流”！怎么流行起來的，我不太清楚。但它是怎么起源的，我很清楚。
實際上，“主流”、“非主流”這兩個概念是從國外來的，特別在西方國家的經濟學文獻里經常使用“主流”、“非主流”這兩個詞。但注意，這種詞都不是經過嚴格定義的。西方經濟學門戶林立、關系復雜，所謂“主流”、“非主流”只是很多人約定俗成的說法。
據我理解，西方經濟學里的“主流”、“非主流”倒是很清楚。“主流”就是我們上課教給你們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各門理論，那就是“主流”，特別是“微觀經濟學”教科書教的東西。西方人說的“主流經濟學”，肯定其核心包括“微觀經濟學”的那一套東西。“宏觀經濟學”有時也管它叫“主流”，但各個流派是經常變換的，如早年凱恩斯比較流行，后來是貨幣主義，什么理性預期了，一個接一個崛起。往往原來比較流行的后來不太流行，那你再叫它“主流”就有點不對了。但反過來剛興起的你叫它“主流”又不對，所以“宏觀經濟學”比較復雜。一般來說，一個經濟學家如果寫論文、討論問題基本都使用以“微觀經濟學”為核心的理論體系，那你就叫“主流”了。
其實西方在經濟學上的學術自由是很大的，大到什么程度？比如在美國，不同大學教的經濟學可能很不一樣——尤其是“宏觀經濟學”這門課，就是在我們一般說的“微觀經濟學”或“經濟學原理”上也很不一樣。我知道美國有個麻省大學（不是麻省理工學院），麻省大學的經濟系完全是左派的經濟系，里面的人就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在美國，肯定是“非主流”。他的研究方法、思維方式就是和我們學的“微觀經濟學”不一樣。而且越是這種學派越積極，跑到中國來“招兵買馬”，說“你們誰愿意到我們那兒讀博士生”。因為他們在美國是“非主流”，是比較邊緣的，很愿意擴大影響。
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特別在美國，沒有誰規定經濟學必須就是這樣的！原則上講，你這個大學可以講這種經濟學，也可以講那種經濟學。
麻省大學的人說，他們的經濟系是美國有名的左派經濟學家鮑羅斯創辦的，鮑羅斯這個人很厲害。我們學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美國經濟學界拿什么評學術成果，拿《美國經濟評論》評。而鮑羅斯也是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過文章的。但鮑羅斯在哈佛大學時就是評不上教授，“非主流”嘛，當然學術思想的傳播也會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鮑羅斯到麻省大學創辦了這個經濟系。
就是說，西方為什么有“主流”、“非主流”之稱？她的經濟學里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流派，當然馬克思經濟學在那兒是處于下風的，很弱勢的。不僅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有一些，比如說“演化經濟學”等。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語境，一提“主流”、“非主流”我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這樣，我就能談談幾個問題。剛來時有同學問我“郎咸平是不是‘非主流’”？其實這倒不好說，如果從西方經濟學的語境上看，郎咸平在國際重要的經濟學刊物上發表了不少的文章。要按這個尺度衡量，郎咸平當然是百分之百的“主流”經濟學家。同時按郎咸平的意思，以美國的標準衡量，國內很多所謂“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都是混蛋的東西，甚至都該進監獄！那你說他郎咸平是“主流”還是“非主流”？真的不好說。
這是講國外語境上的“主流”與“非主流”。但在中國語境上就不一樣了，先交代一下：
最初在國內形成“非主流”這個稱號的主要有四個人，楊帆（“非主流”一詞的使用也是他最先提出的）、我、韓德強和楊斌。當然，我們并不是成立什么宗派，也沒結成什么團體。所以，也不排除別人使用“非主流”。
既然我們這些人自認為“非主流”，那對面就有個“主流”。我們所說的“主流”是什么？是在“非主流”這個話語出來的2002年前的幾年間，在國內各種媒體上以經濟學家、著名經濟學而著稱的所有的人。他們這批人在我們強調的幾個基本問題上的觀點都差不多，所以把他們稱為“主流”。當然，不客氣地說，這個“主流”把國內經濟學界的著名經濟學家幾乎都包括進去了。如老百姓都知道的厲以寧、吳敬璉到張維迎等等。
我們認為，我們這些“非主流”有共同的立場。而這些立場在某種程度上說和“主流”們是對立的，對立在哪兒呢？就是這些“主流”的人都存在著市場化迷信。
當然我們不是要徹底否定市場。但要注意，“主流”的這批人是市場化迷信，迷信到什么程度？他們任何地方都要講市場，實際上真學會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西方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也承認市場在很多地方會失靈，如在醫療上。可如果出了問題，這些人就會說“這是市場化還不夠，要繼續‘完善’市場”。大家體會體會，反正都是他們的理！
這些“主流”們在鼓吹市場化的背后，有個基本的價值觀——“效率優先”。而且，說老實話，不是“兼顧公平”，是公平可以不談，甚至我們可以犧牲公平去追求效率。當然，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會說：“我們什么時候講不要公平了？”其實，碰到問題討論的時候，他們是不是真講公平？當然不是！我們“非主流”的形成就是基于對他們的這種導向非常不滿意，最后北京的幾個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就形成了“非主流”。
以上就是先給大家做個清楚的概括，中國的“主流”與“非主流”的語境是怎樣形成的。
現在事情已經演化到什么程度了呢？很多人不承認“主流”與“非主流”的劃分，而且就是我們說的“主流”不承認。有人說，最近張維迎在某個會上明確表示“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不要叫我主流經濟學家”。當然，他自己不承認，我們有什么辦法，也不能給人家硬安。但是，當初我們提出“主流”與“非主流”的概念時，張維迎肯定是包括在內的，這毫無疑問！所以有同學問我誰是“主流”、“非主流”，真是不好說。你看張維迎都這樣!至于郎咸平，在2004年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論戰的時候，“主流”、“非主流”的劃分是非常清楚的。國內的經濟學家，“挺郎”派可以說都是“非主流”，就是當初自稱“非主流”的那些人。在2004年8.28研討會上，我們四個人都站出來堅決支持郎咸平。媒體上說經濟學家集體失語，其實是主流經濟學家集體失語，就是原來在媒體上特別活躍、特別愿意講話的那些經濟學家。這會兒，他們要不就不談——不客氣說吳敬璉就是其中之一；要不就是張維迎出來，一頓話把郎咸平罵個狗血噴頭。我們說“主流”的肯定都是反郎的。所以，沒法說郎咸平是“主流”還是“非主流”。
提醒大家，現在我們認為是“主流”的人非常不喜歡“主流”與“非主流”的劃分，如張維迎的表態。中國的“主流”與“非主流”的劃分就處在這么個尷尬的局面上。所以，先要聲明，我不是要給誰強行安上個“主流”或“非主流”的名頭，只能說是我個人的看法。這件事還有個復雜性在哪呢？就是在我們提出“非主流”這個概念不久，和我們關系比較好，可以說是戰友的人也提出意見。一種是我們所長提出的——當然是較隨意的說——“你和楊帆講什么‘非主流’？你們應該是主流啊！說自己‘非主流’不是在貶低、邊緣化自己嗎？”當然這是一種善意的評論和提醒，我們完全理解。還有就是上海財經大學的程恩富表示不同意這種“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分，為什么？他認為我們才是“主流”，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的主流，他們是西化派，怎么能把“主流”的位置讓給他們？所以說，關于“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分就惹出一堆熱鬧。
盡管如此，我們這些人還是要區分“主流”與“非主流”，至于用“主流”這個詞對不對，我個人覺得還是有道理的，因為“主流”與“非主流”不是按人數多少來劃分的，我們講“主流”是指他們在社會輿論上占有絕對優勢，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這批人在經濟學界、甚至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上擁有話語霸權，所以管他們叫“主流”。不過簡單的把這些人統統劃分為主流，也不太合適。因為在這個“主流”的圈兒里也是幫派林立，沖突繁多，比如，說厲以寧和吳敬璉是一派，他們肯定不同意！我們只是以他們在大方向上的一致來化分的，比如他們極度迷信市場。
前一段，香港學者丁學良說大陸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這個說法出來以后，大陸經濟學家包括“主流”的人很尷尬、惱怒，當然“非主流”的人也惱怒。那丁學良講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純粹按美國大學里夠格經濟學家的標準來排的，他的意思就是說：不管你多有名的人、不管你在媒體上炒作得多厲害，上鏡率多高，在我看來你算不上經濟學家。他完全就是依據西方學術評價的標準，比如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沒發文章等。大陸誰發過，錢穎一發過，但他在國外，除此就是林毅夫了。按他的標準，合不合格就是那些國際權威雜志說得算。當然不管“主流”、“非主流”都有理由對丁學良的說法提出反對，你這不是美帝國霸權主義嗎？中國的雜志還算不算雜志了？憑什么？說白了，關于這方面的爭論一點意思也沒有。我們提出“非主流”的說法，就是認為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正常的學術生態，不能都是一個標準，一幫人的東西。包括政策主張，別人就不能有不同的聲音，講就給你扣上個什么“反改革”之類的帽子。或者狡猾點的說你學術水平低，不算經濟學家，沒資格說三道四，把你一腳踢出去。我們稱自己為“非主流”就是要創造出一種氛圍，可以有異議，可以有不同的政策主張，特別在事關重大的事情上。
在丁學良這件事后，又冒出個反制的評價。“中國10大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我一聽，第一位就是張五常（此君近來流年不利，干的一些壞事逐漸敗露，美國主子又落井下石判他有罪并發出國際通緝令，老張連香港都不敢去，最后還是“祖國母親”偉大，不知把它弄到那里掖了起來，免得臉皮撕開天下大嘩一起丟人——此為整理者自加），在座的大概都知道這個人。到底誰給排的這個名?原來是蒙代爾(Robert A.Mundell)，此人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號稱“歐元之父”，我們中國人就認這個，而且人家是獨得的。看這10個人除去幾個外，倒和我們說的“主流”很吻合，是典型的主張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那批人。張五常曾說：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很難，為什么？當官的不愿意轉換。不愿意轉換怎么辦？有個好辦法：當官的，一人給他一份國有財產，他就支持改革了。你還別說，中國90年代下半期的改革的思路真就是照這個做的。我們“非主流”就是站在堅決反對這一主張的最前列，我們提出“非主流”就是要立場堅定地反對這一套的！蒙代爾把張五常排在第一，顯然是個極右的東西。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里，最右的供給學派把蒙代爾捧成領袖，實際在學術上蒙代爾跟他們關系并不大，但既然有人捧他，他也就甘之如飴地笑納了。在西方大學里，宏觀經濟學家多看不起供給學派，供給學派算什么學派？有什么學術？亂說的一幫人。連“中國10大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一起，這都是學界地一種炒作，或是別有用心的做法！
所以，跟大家講了這么一大套，核心就是說“主流”與“非主流”這個說法本身就是為了語言方便提出的，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下面我就講講我們“非主流” 與“主流” 在經濟政策上相對立的觀點（請參考左老師的“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
第一、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抱著只要自由、不要平等的基本立場，在中國經濟學界制造了一種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思想氛圍。在這種思想氛圍下，講公平成了罪過，平等問題成了理論上的禁區。仗著這種思想上的專制，主流經濟學者們散布了一種犧牲多數人而讓少數人致富的經濟政策主張。他們利用國有企業過去所具有的某些弊端作借口，大講國有企業如何占用了過多的社會資源而提供了過少的產出，卻閉口不談國有企業在改革以來的20年中一直承擔著過高的社會負擔，不講國有企業為國家稅收作貢獻的比例一直遠遠高于它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主流經濟學者們由此而極力鼓吹對老的國有企業實行斬盡殺絕的政策，以便最終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著“企業改制”的旗號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轉移到少數私人手中。
關于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只講效率、不講公平有個事很典型。一次有位學者參加北大光華學院的活動，張維迎做報告時說：“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講效率。”這位學者反問張維迎：“張老師，這可不對呀！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講公平啊，怎么能說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講效率呢？”
張維迎則很不屑地說：“我這個效率里就包含著公平！”然后滔滔不絕地繼續講，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這就是“主流”講的“效率”!
在“主流”的這種思想指導和鼓吹下，可以看到我們的國企改制名義上叫“改制”、“產權改革”，實際上是在搞私有化！我們睜開眼睛看看，有幾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改制不是在搞私有化？而且我們的私有化有個最大的問題，秦暉就曾說過：我也主張私有化，而且主張徹底私有化，但私有化必須公平。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的，人人有份，要平分！但是誰徹底否定秦暉的提法？最堅決否定的就是“主流”的這幫人。他們說得很簡單：這樣做企業勢必沒有經營效率，肯定要出問題的。所以，他們要“改制”（私有化），但又不能平分。怎么辦？“主流”們提出3個方案：賣給跨國公司，到現在我們還能看到這種思路，甚至是銀行也這樣搞法；第二個方案是賣給民營企業家，而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往往沒多錢就可以買國有企業；第三個就是賣給經營者，上個世紀90年代后半期的國有企業改制絕大多數走的是這條路，可我們知道國有企業經營者能有多少資金？別說上億、就是幾千萬資產你讓他持大股（往往是持50％以上的股份），他哪兒拿得出那么些錢來？實際上真要公平合理地賣的話，賣給經營者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于是乎，各地種種“變通”的做法層出不窮，簡直是“百花齊放”！但無非就是變著法兒把國有資產包括現金轉到他們的名下，然后回頭再收購企業，或者是政府給什么優惠政策。總之都是這一套！到最后，就是原來的國有企業領導變成了大股東、私人資本家了！這樣的“改制”、這樣的私有化確實是在當今的世界上非常少！郎咸平大論戰的時候，張文魁曾經援引撒切爾的例子，說英國也搞私有化怎么怎么樣的。我們看撒切爾的私有化是怎么搞的？她是把國有企業進行拍賣，而且絕大多數是拿到股市上賣，各個企業賣到資產的一半就算私有化已經完成，這就象我們說的國有企業上市似的。不管怎么說，在英國的那種金融市場上，這種私有化還算公平。另外，撒切爾還有個優惠政策，就是鼓勵國有企業職工持股，鼓勵他們貸款買企業的股票，政府給點兒貼息。她的這種鼓勵是針對全體職工的，而不是那些個老總。秦暉就說，哪一個國家的私有化都比你公平！你這起點就在制造不公平！實際上就是領導看好某個人，咱們企業改制，然后你就持大股。有些地方的改制甚至到什么程度，上面領導在改制前把原來經營企業很不錯的管理者找什么借口調走或直接撤掉，然后調來個人，來沒到3個月改制了，人家立馬兒成大戶了。“主流”的有人說，國企“改制”（私有化）經營者持大股是對經營者努力的報酬，可象剛才我所講的，這能叫報酬嗎？
當然，我們要強調的是：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樣嚴重的問題!？實際上有關私有化政策的辯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在悄悄兒的進行，秦暉自己就講:“我反對這樣的私有化從1992年就開始了！”當然，我們“非主流”是根本就反對私有化，因為我們相信國有企業可以經營好！但他們就是要這樣做，他們討論的結果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私有化，私有化要平分的話表面上公平，實際上沒有效率。私有化本來就是為了效率，所以為了效率就不能搞平分私有化。賣給外國人，有賣國的嫌疑；賣給民營企業家，難有資金能力；那就搞經營者持大股！就是在這樣片面講效率的借口下，搞大范圍的所謂國有企業改制！
我認為，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大量出現的國企改制，一直到20002、2003年，還有很多地方在進行這種改制。最初是“抓大放小”，搞小企業產權改革，很快就蔓延到中型企業，再到大型國有企業，最后蔓延到上市公司，越來越向超大型企業“動手”。整個的指導思想就是“主流”們鼓吹的“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實際上，他們說的“效率”也是假的！這種改制的結果導致廣大的群眾特別的憤怒，這就是為什么在2004年“郎顧之爭”時，網絡會幾乎一致的支持郎咸平和我們“非主流”經濟學家。“主流”們鼓吹的這種國企改制損害的人太多，你說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什么效率？看起來有的企業產量增加了，利潤提高了。很簡單，改制后工人干活兒多了，原來一周五天工作，改制后變成了六天、甚至七天，日工作八小時變成了十多個小時，工資還不漲！你說效率提高了嗎？
主流經濟學家鼓吹這種國企改制，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張五常講的“人都是自私的”。國有企業搞不好，因為“人都是自私的”，企業不歸他，利潤不歸他，所以他不好好干。要提高企業效率，就應把企業賣給他。退一萬步講，就算我們都承認“人都是自私的”，那也不能說只有把企業給原廠長、老總們，他才會好好干。林毅夫就說，你看美國的上市公司，肯定是董事長、總經理不持大股。而且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幾乎是不持股份的。他為什么能好好干？
主流經濟學家鼓吹這種國企改制的態度，用俄羅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的話能很好的概括——“國有企業一定是沒有效率的，只要變成私有企業就一定有效率，為了變成私有企業，不管企業落到誰的手里，騙子、小偷、罪犯，只要私有化就好！” 對此，韓德強提出了道德經濟學這個概念，認為今天的經濟學變成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東西，這本身就是“主流經濟學”的最大罪惡！現在的世界為什么變得越來越自私、人變得越來越壞？這不是人的天性或自發演變的結果，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和引導的結果！“主流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罪惡的！因為你在有意識地通過“看不見的手”這類東西的鼓吹教唆人變壞！
第二、非主流的經濟學家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與中國人民有著長遠利益上的重大沖突，要求以國家政策的手段與外國企業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作法相斗爭。在這方面，他們與主流經濟學的分歧集中在兩點上：他們反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由貿易政策主張，而要求堅決地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度比較高的產業；他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可能帶來重大的危害，因而堅決反對放手讓外國企業奪取中國的投資機會的政策。
現在有很多民營企業家抱怨，為什么很多投資機會可以給外國人就不給我們民營企業做呢？我國十幾年來就是資金流出國，因為沒有投資機會。結果我們反倒把國內好的投資機會多數給了外國人。實際上，我們應該把它保護起來留給自己的企業。但這個觀點多少年來都被當作異端邪說，曾經有人說我和楊帆是“瘋子”，當然就是北京的那些“主流”們。事實是，中國加入WTO后碰到的問題越來越說明我們的正確，如各界廣泛呼吁對外資企業片面的優惠政策應該取消。這也說明我們“非主流”站在了時代的前頭！
第三、非主流經濟學者們大都重視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結構因素，特別是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這意味著必須通過不斷的產業升級來實現經濟發展，意味著落后國家必須使自己的支柱產業不斷向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轉移。盡快完成這樣的產業升級，是高速發展經濟的關鍵。
說到這兒，我得提個人——高梁。高梁寫東西并不是很多，不過我個人認為，我將來有錢要給他建座紀念碑！這個人我很感動！一些跟高梁一起做事的人跟我說，到高梁家一看什么都沒有，什么東西都沒有哇！可以說他把一切都獻給了事業(說到這兒，左老師的眼睛濕潤了，聲音哽咽了，我們能感到左老師心情很不平靜，有些心酸)……大家都知道運十飛機，那就是高梁“炒”起來的！他一天到晚地到處奔走，講我們怎樣自力更生地造出運十飛機，后來又怎樣銀鷹折翅（指導思想的緣故）。他到處呼吁，我們“非主流”在2002年前后也極力聲援他——我們中國應該堅持自主地發展大型飛機，不能把這些重要的戰略產業高地拱手讓給外國人，自己卻無所作為！近來，關于大飛機的問題總算有了結果，從胡錦濤總書記開始講我們要自主研發，并開全國科學大會，將自主創新定為國策。從這點說，我們這些人幾年來的心血沒有白費，我特別覺得這個功勞首先應歸高梁！我感動在哪？高梁這個人和我們現在的人根本不一樣啊！他到處奔走，吃苦受累根本不是為了錢啊！就是為了提醒國家要重視戰略產業，我替他感慨：一個人做點事不容易! (講到這兒，左老師禁不住流淚)高梁總算做了點事兒！我就講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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