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講座綜述：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本網訊 通訊員 tina）2009年12月27日，烏有之鄉大講堂本年度最后一個講座，請來了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先生，為聽眾帶來了一場精彩、生動的講座。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紐約大學東亞系教授、東京大學教授，著有《天下-江山走筆》等著作。韓老師也曾擔任多部電視劇的編劇，《我親愛的祖國》曾先后獲得中國電視“金鷹獎”、“飛天獎”和“五個一工程獎”其新著《500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致力于“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歷史的變遷，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并以史料豐富，見解深刻著稱。韓老師一直致力于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近代以來，對中國命運一直存在著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就是中國從來有著輝煌燦爛的歷史，只是在1840年以來由于外敵入侵而衰落，另一種看法就是中華文明從根本上是一塌糊涂的，幾千年都是專制和獨裁的，只有現代的工業文明才能使中華文明中的糟粕得到蕩滌。但500年來中國逐步衰落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韓老師便以自己的新書為題目，開始了今天的講座。
韓教授從過去“言必稱希臘”，到現在“言必稱歐美”開始，來說明，其實我們一直對歐洲的形成沒有一個歷史的認識。公元1000時期的歐洲是什么呢，是羅馬帝國崩潰后的，或者說是造成羅馬帝國崩潰的周圍那些叛亂的帝國邊疆省份的殘余。歐洲很長時間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學一個政治學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說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謂“歐洲”是由一個個逃難部落構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魯人、法蘭克人等等，當時只有一種東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構筑起來，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說，很長時間，歐洲是窮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美洲的發現導致歐洲的興起，歐洲的興起導致全世界格局的巨變。在1500年之后，歐洲的逃難部落第一次發現美洲那么一大塊土地，就把它定義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緣意義上的歐洲的觀念。歐洲的發現，其實是伴隨著美洲的發現而產生的一場地理大轉變。歐洲人恰恰是通過發現美洲才真正發現了自己。
韓教授指出：我們除非了解歐洲形成和興起的這個歷史，才可以“稱歐美”，歐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來、特別是1500年以來這個歷史環境當中，我們才能認清楚。所以那個言必稱希臘，言必稱歐美，是一個非歷史的知識。
并以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的觀點為例，總結出了，作為今天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應該注意的三點警示：第一，言必稱希臘，即使你言必稱希臘，言必稱歐美，關于歐美和希臘的來歷、利弊，你真能說清楚嗎？第二，對我們中國的歷史，對我們的傳統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就是我們以歐美通自居的經濟學家，沒準在奧巴馬這種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
他今天講的這個所謂1500年以來的中國的歷史狀況，大體是圍繞這么一個核心，主要就是兩件事：即所謂“唐宋之變”和“明清之變”。
韓教授先從唐宋之變說起。
他認為，日本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是非常細致和成功的，以京都史學派為首，其奠基人為內藤湖南。他的總體觀點可以概述為：世界的現代開始于亞洲，開始于亞洲的中國，開始于中國的唐宋之變。也就是說，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國已經帶動亞洲和世界向現代轉變，已經開始變成一個現代社會。這個看法是建立在一些很重要的理由上的。第一，從經濟上來說，唐宋之變向現代轉變一個標志，是中國在唐向宋轉變的過程中，產生了從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化。宋朝的王安石變法，主要就是利用公幣也就是貨幣的杠桿，來調配中國重要資源。這是他變法的重要核心。而宋朝也是全世界國家貨幣（紙幣）發行最早、最完備、最系統的朝代。因此，貨幣是始于國家的，國家用什么東西來調控經濟，最利害的辦法，就是國家貨幣。國家用貨幣的方式就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來對經濟和社會進行調控。
第二點，中國在唐宋之變這一時期，貴族爵位制度逐漸由科舉制度所取代。那個時候爵位（公侯伯子男），親王貴族，開始不重要了。重要的變成了官職。
第三點，由于遼、金、西夏等邊疆問題，宋朝急迫的需要考慮，戰爭與國家稅收的關系。形成了如何在戰爭當中，通過稅收來增加國家能力這樣一種思路，宋朝的兩位大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在戰爭中利用稅收來建立國家，這樣一個在與遼金西夏相對抗中所形成的國族的觀念，和通過稅收來建國、增加國家能力的觀念，是非常現代的。
第四點，文化上的平民信仰。在唐宋時期老百姓的文化活動非常豐富與活躍。產生了說書、說相聲、看戲等各種平民文化活動。在這之前老百姓的文化活動只限于跟著地主進行祭祖活動。到了宋代以后老百姓在過節或者群眾聚會的過程中，文化娛樂活動就豐富起來了。這種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動，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標志。
上述四點，那個時期全世界都沒有。也造成了中國在個時期經濟的極度發達。按照內藤湖南的觀點，那個時候中國就已經帥先進入的現代社會。這個現代性轉變，使那些日本人贊嘆得不得了。他們說，中國率先突破了，我們日本跟著也就突破了。日本人為什么會這么想呢？這和我們國家自古以來所實行的政治邏輯，也就是周禮分不開的。周禮是什么呢，復雜得很，但說簡單了――周禮是親戚關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個諸侯是親戚關系。這套邏輯，到了中國進入現代以后，中國人就把這個親戚關系用于處理對外關系，從而形成了一個朝貢體系。
他還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什么叫中國的朝供體系，在《紅樓夢》的劉姥姥進大觀園，就是一種朝供。劉姥姥實際是來要經濟援助的，但是她不這么說，卻說是來串親戚的。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周邊的這些國家，他們通過到中國來認親戚的方式，來爭取經濟援助。
總而言之，中國率先進入現代，同時，中國又用《周禮》的方式，推動了周邊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長途貿易。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唐宋之變為什么沒有完成，中國為什么更沒有沿著它所開創的現代道路，一路走進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
唐宋之變，就是以宋變唐，變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調制。它把籍（戶籍）、田和稅收三者合成一個，按照戶口授田，按照田收稅。貞觀之治時期，唐太宗實行了非常了不起的兩大政策，第一條叫均田，每人一百畝；第二條，進士加府兵，這就是破除貴族制。從而把中華民族一舉帶進輝煌的盛唐。但是租庸調制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隨著人口的劇烈的增加和膨脹以及變化，這個統計戶籍和戶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說搞不清有多少戶口，這個操作起來有局限性。所以這個提倡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制度，再也實行不下去了。并被后唐時期，兩稅法所取代。兩稅法造成社會更大的不公，這是唐宋之變沒有完成的第一個原因。
那么到了宋朝，中國又發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呢？那就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是世界上第一個用國家貨幣來調動、分配資源的貨幣經濟政策。這個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點。
但是最后變法為什么又沒有成功呢？第一，王安石的改革其實是被官僚拖死了。第二，就是沒有一個基層人民自我組織的制度的機制，來保證這個貨幣杠桿確實可以造福于社會。這個是王安石變法的悲劇根源。
總之，唐宋之變，為何不能完成。第一，受到既得利益集體的反對，受到官僚集團無能的制約。但從根本上說，是沒有得到基層人民的支持，――沒有基層有組織的支持和呼應。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
接下來，韓教授開始分析明清之變，更具體的講出了，明清之變與中國國家貨幣主權之間的關系。
明朝隆慶元年的幾個政策，一個是開放“海禁”，一個是開放“銀禁”。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國家貨幣——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個中統元寶交鈔（元朝的時候，也用了很長時間紙幣），變成了銀子，國家開始用銀子來調配資源，結果從此明清兩朝都變成了用銀了。1567年，朱載垕隆慶元年，國家在商人和上層官僚的強力要求下，放棄了國家貨幣寶鈔的發行，轉而用白銀作為流通貨幣，但是國家的貨幣主權，恰恰從此付諸東流了。歷史從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開始，發生了美洲白銀產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這銀子主要在墨西哥，還有波利維亞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銀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從1570年開始，美洲白銀的五分之四，全部運到中國來了。1570年，在歐洲發生什么事情呢？歐洲在地中海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所以，1570年，是中國以及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但是，到了1630年，世界白銀供給不行了，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巨大，先是通貨膨脹，后是通貨緊縮。而明朝最后一個皇帝崇禎朱由檢，那真是勵精圖治，但這已經是大形勢已去了。造成亡國的原因，就是他的爺爺的爺爺那些“改革開放”走過頭了，竟然把國家貨幣主權給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無術了。韓教授說到這里贏得了聽眾的一片掌聲。
說到清朝的滅亡，關于這方面的書很多，但是韓教授只推薦了兩個人的。一是看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個書寫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說到的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的作品。他們兩個沒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結論。第一，清朝的八旗不能打仗，但還都號稱是國家主要軍隊；八旗不行就讓漢族軍隊去打，漢族軍隊面對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又怎么能英勇奮戰呢？第二，清朝從康乾以來所實行的很重要的如輕徭薄賦等“仁政”，攤丁入畝，永不加稅的政策。使國家稅收能力下降，造成清朝的軍隊缺餉。第三，就是胡繩說的，英國采用了清軍不擅長的海洋戰爭。它不是占領領土，而是封鎖你長江口，不占領南京，但封鎖了你清朝的漕運，清朝就打不下去了。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時候，世界發生了由銀本位向金本位的轉化，這是極其重要的轉化。在非洲的殖民掠奪過程中，英國、法國、荷蘭等積累黃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這樣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質白銀都運到中國來了。同時，中國廣東商人又把大量的紋銀（就是白銀里頭最好的）搞投機活動，出口到印度，再到歐洲，進行套利。我們所說的白銀外流，是指國庫的紋銀大量外流。同時，涌入大量的劣質銀，內外交攻，摧毀了清王朝的貨幣制度。這是發生在1830年到1850年間的事情。
在1500年之后，特別是1570年之后，通過美洲的白銀貿易，中國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亞洲和世界經濟體系中。我們不是沒有貨幣經濟，而是沒有國家貨幣主權，我們離開1500以后貨幣的流動狀況來解釋兩朝的興衰，僅僅從中國內部看問題是不行的。
唐宋之變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簡單說，即“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中國基層，財政司法，實際上五百年來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紅樓夢》里講的：賈雨村上臺判案，葫蘆僧判葫蘆案，講的就是這個所謂吏主地方、吏主司法，這種封建體制的特征。
而明清之變未完成的原因，是在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國家是用貨幣手段調配資源，效率增加，但是，這個貨幣是沒有主權的，是依靠從美洲進口的商品。
所以，中國后來之所以走向1840年鴉片戰爭，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義、封建官僚導致的國家組織能力下降。所謂“官無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會；所謂“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財政司法；第二，中國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兩張皮”結構。我們說中國1840年以來衰敗是必然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從基層開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層的封建主義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層的組織。沒有建立一個人民的基層組織，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擊買辦商人，奪取國家貨幣主權。所以，我們即使從中國革命的破壞意義上來說，它要打倒完全無能的官（就是那個士大夫階級），鏟掉魚肉地方的吏，推倒買辦商人。從建設上說，它形成了基層的政治與經濟組織，保證國家資源的合理分配。
真正破解了這個千古難題的是毛澤東為新中國設計的制度，所謂的“為民制產”，在農村就是以生產隊為核心的集體經濟，在城市就是集體企業和相關的單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醫療和養老，是由基層集體組織所提供和解決的，國家只是起到了輔助性的作用，集體經濟和單位，是城鄉居民可以依靠的產業，這就是貞觀之后的唯一一次“為民制產”。今天看來，無論毛澤東意義上的單位和村集體是否十惡不赦，但它的毀滅，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貞觀之治的“為民制產”的失敗，這一點，只有真懂得歷史的人才能看到。
現在單位和村集體都已經不能承擔原來的責任了，怎么辦呢，韓教授指出了，第一，我們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要加強勞動者入股。第二，在土地方面，應該有真正的集體管理，集體決策機制來保證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紅。
最后，他指出中國為什么要革命，第一是要推倒士大夫，其實就是要從基層建立組織，只有如此才能瓦解封建吏治。第二就是打倒買辦資產階級。只有打倒買辦資產階級，中國才能掌握國家貨幣主權。
聽完韓教授精彩的講座，聽眾積極踴躍舉手發言，韓教授也懷著極高的熱情與聽眾進行了細致的思想交流。結束后許多聽眾還是不愿離去，紛紛圍在韓教授身邊和他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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