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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法國洛澤爾地區的牧羊人克萊芒·弗賴斯（1901—1980）因企圖燒毀父母的農舍而被關進附近的精神病院。整整兩年，他一直被關在黑暗狹窄的小屋里。弗賴斯用一把勺子，后來又用便壺把手，在周圍粗糙的木質墻壁上刻出對稱的圖像。盡管精神病院的條件很不人道，但弗賴斯仍然在黑暗小屋里創作出美麗的藝術作品。離洛澤爾不遠處就是普羅旺斯圣雷米鎮莫索爾的圣保羅修道院，梵高曾被關在這里（1889—1890），他在這里創作了約150幅畫作，包括1889年的《星空》等幾幅重要作品。
意大利那不勒斯 “前司法精神病醫院”（Ex OPG），攝于2024年
今年9月，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參觀了古老的“司法精神病醫院”（Ospedale Psichiatrico Giudiziario ，英文簡稱OPG），并參加了在這座前罪犯收容所舉辦的藝術節。這座龐大建筑坐落于那不勒斯市中心的圣埃夫拉莫山（Monte di Sant’Eframo）上，最初是一座修道院（1573—1859），后來在1861年意大利統一時成為薩伏依王朝的軍營，再后來成為法西斯政權在20世紀20年代建立的監獄。該監獄于2008年關閉，2015年被后來成立政治組織“人民權力！”( Potere al Popolo?。┑囊慌苏紦?。他們把這座建筑重新命名為 “Ex OPG – Je so’ pazzo”，“ ex”（“前”）的意思是這座建筑不再是精神病院，而“Je so’ pazzo”（“我瘋了”）是指當地著名歌手皮諾·達尼埃萊（1955—2015）最喜歡的一首歌，皮諾·達尼埃萊在這座建筑被占據時去世：
我瘋了。我瘋了。
人們都在等我。
我希望至少能像獅子一樣活一天。
如今，Ex OPG 有法律咨詢所、診所、健身房、劇院和酒吧。它是一個反思的場所，一個旨在建立社區、對抗資本主義孤立和脆弱性的人民中心。這種機構頗為罕見，而其所在的世界上，疲憊不堪的社會日益孤立，而被困在囚室中的個人，雖然愿望受挫，但仍想用他們僅有的工具（一把勺子、一個便壺把手）來雕琢自己的夢想，向著星空進發。
《自畫像》安妮塔·雷（德國）作于1930 年
雷（1885—1933）在納粹宣布她的作品 “墮落”（degenerate）后自殺身亡
即便世界衛生組織也沒有足夠的精神健康數據，這主要是因為貧窮國家無法準確記錄本國人民巨大的心理困境。因此，關注這類問題的往往局限于較為富裕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會收集此類數據，而且這些國家的人們更容易獲得精神科護理和藥物。最近一項針對31個國家（大部分在歐洲和北美，也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等一些較貧窮國家）的調查顯示，人們對精神健康的態度正在轉變，關注度也在提高。調查發現，45%的受訪者認為精神健康是“（自己）國家的人民現在面臨的最大健康問題”，與 2018年的上一次調查相比有了顯著提高，當時這一數字為27%。排在健康挑戰清單第三位的是壓力，31%的人視其為主要擔憂因素。年輕人對精神健康的態度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55%的年輕女性認為精神健康是主要健康問題之一，而年輕男性的這一比例僅為37%（反映出女性受精神健康問題的影響尤為嚴重）。
雖然新冠疫情確實加劇了全球的精神健康問題，但這場危機早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前就已存在。“全球健康數據交換”（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數據庫的信息顯示，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全球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即9.7億人）患有精神障礙，其中3.01億人患焦慮癥，2.8億人患抑郁癥。這些數字應被視為估算值，從中可窺見不快樂和不適應當前社會秩序的嚴重危機。
以“精神障礙”為名的疾病有很多，例如精神分裂癥、可能導致自殺傾向的抑郁癥。根據世衛組織2022年的報告，每20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精神分裂癥，平均導致預期壽命縮短10到20年。同時，自殺是全球年輕人的首要死因，每100例死亡中就有一人死于自殺（要知道，每20次自殺嘗試中只有1次導致死亡）。我們可以制作新的表格，修改計算方法，撰寫更長的報告，但這些都無法彌補我們這個世界普遍存在的嚴重社會忽視。
《內夫昂格爾島全貌》阿道夫·沃爾夫利（瑞士）作于1911 年
沃爾夫利（1864—1930 ）童年時曾遭虐待，被賣為契約勞工，后被關在伯爾尼的瓦道診所，并在那里用繪畫度過了他的余生。
忽視甚至都不是正確用詞。對于精神障礙的普遍態度是將其視為生理問題，認為只需要個性化的藥物治療。即使我們接受這個有限的概念框架，仍然需要政府支持精神科醫生培訓，使人們能夠負擔得起和獲得藥物，并將精神健康治療納入更廣大的醫療保健系統。然而，世衛組織在2022年發現，各國平均只有2%的醫療預算用于精神健康。世衛組織還發現，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大部分在貧窮國家）至少每20萬人只有一名精神科醫生。在醫療預算以及關于需要對精神健康問題采取寬容態度的公眾教育普遍下降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世衛組織的最新數據（2023年12月）顯示，2021年，大多數國家的衛生保健支出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與此同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其2024年《債務的世界》報告中顯示，近百個國家用于償還債務的支出超過了衛生保健支出。盡管這些數據令人擔憂，但它們并未觸及問題的核心。
過去一個世紀里，應對精神疾病的方法絕大多數都因人而異，從各種形式的治療到處方不同的藥物。在應對從抑郁癥到精神分裂癥等一系列精神健康危機方面的失敗，部分原因在于人們拒絕承認這些問題不僅受到生物因素的影響，而且可能且往往是由社會結構造成和加劇的。批判精神病學網絡（Critical Psychiatry Network）的創始人之一喬安娜·蒙克里夫博士寫道：”沒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精神障礙的情況被令人信服地證明是由生物疾病引起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 “由生理或生化過程的特定功能障礙引起的”。這并不是說生物學沒有發揮作用，而只是說生物學并不是我們理解精神障礙的唯一因素。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在其廣為流傳的經典著作《理智的社會》（1955年出版）中，以馬克思的見解為基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心理狀況做了精確解讀。他的見解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請原諒弗洛姆使用 “man”這一男性用語和代詞“他的 ”來指代全人類）：
個人是否健康主要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取決于社會結構。健康的社會能增進人的能力，使其熱愛自己的同胞，創造性地工作，發展自己的推理能力和客觀態度，擁有以自身生產力經驗為基礎的自我意識。一個不健康的社會制造相互敵意和不信任，把人變成利用和剝削他人的工具，剝奪人的自我意識，除非他服從他人或成為機器。社會兼具這兩種功能；它可以促進人類的健康發展，也可以阻礙人類的健康發展；事實上，大多數社會都兼具二者，問題只在于其積極和消極影響的程度和方向。
河鍋曉齋（日本）《名鏡倭魂新板》作于1874 年
河鍋曉齋（1831—1889）九歲時遇到一具尸體，而且是個斷頭尸，他大為震驚。這標志著他的覺悟，以及他后來與浮世繪傳統繪畫的決裂，并開創了如今的日本漫畫
許多精神健康危機的解藥必須來自于社會重建，形成社區文化，而非對立和有毒的文化。想象一下，如果在城市里建起更多的社區中心，更多像那不勒斯的 Ex OPG – Je so’ pazzo 這樣的地方，有更多地方供年輕人聚會，建立社會聯系，培養其個性和自信。想象一下，如果把更多的資源用于教人們演奏音樂、組織體育比賽、閱讀和寫詩，以及在社區組織社會生產活動。這些社區中心可以容納診所、青年計劃、社會工作者和理療師。想象一下，這些中心可以舉辦各種節慶活動，有音樂，有歡樂，紅色圖書日等活動充滿活力。想象一下，在人們想要建設何種世界這個問題上，這些中心能夠催生此類對話，與此同時會出現墻繪、社區清理、花園營建等等活動。事實上，我們不需要這些想象：無論在那不勒斯、德里、約翰內斯堡還是在圣地亞哥，這些都已經通過細微之處出現在我們身邊。
詩人安妮·塞克斯頓（1928—1974）寫道：“我覺得抑郁很無聊。我最好還是煮點湯，照亮山洞。”讓我們在社區中心煮湯，拿起吉他和鼓槌，盡情舞動，直到每個人都感受到那種美妙的感覺，一起治愈我們破碎的人性。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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