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將舉行總裁選舉，新總裁將接替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在8月14日岸田文雄宣布棄選后，“接班人之爭”旋即開啟“混戰”模式。在空前激烈的此次選戰中，是43歲的小泉進次郎（前環境大臣）成為史上最年輕日本首相，還是四度挑戰相位失利的石破茂（自民黨前干事長）終于修成正果，抑或其他？懸念很可能會留到最后一刻。
可以確定的是，無論誰當選，都將面臨諸多棘手的政策課題，需要帶領“日本丸”在波濤洶涌的動蕩時代艱難探尋破局之道。
8月5日晚，民眾在日本廣島和平紀念公園舉行抗議集會，抗議日本政府加速軍備擴充的做法，呼吁日本政府以實際行動維護地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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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十年九相”的權力游戲？
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正值黨勢低迷之際。受到政治“黑金”丑聞的沖擊（該丑聞即多個派閥向麾下國會議員下達政治籌款派對券的銷售指標，所售“超標”部分所得資金將以“回扣”形式返還給議員，且不記入派閥收支報告和議員政治資金收支報告，從而成為不受監管的秘密資金），自民黨的支持率降到了2012年重新執政以來的最低點，岸田內閣支持率更是長時間處于30%以下的“危險水域”。岸田文雄決定退出競選，是在內外交困中作出的無奈選擇。
面對即將到來的眾議院大選，自民黨為了維持執政地位，亟需推出一名具有號召力的新領袖，來刷新黨的形象，挽回民意支持。因而候選人無一例外打出了“變革”的旗號，試圖吸引民眾支持，爭取黨內選票。在此背景下，各主要候選人之間的競爭更像是一場“人氣比拼”，而非政策較量。小泉進次郎和石破茂能夠脫穎而出，也主要得益于兩人極高的社會知名度。
值得關注的是，受到政治獻金回扣丑聞的影響，自民黨內主要派閥紛紛解散，內部權力結構和運行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方面，失去派閥約束的政客自由度大為提升，使此次總裁選舉出現混戰局面，黨內權力斗爭更加激烈，可能會給未來走向分裂埋下隱患；另一方面，隨著由派閥主導的黨內競爭機制趨于失效，相對穩健有序的政策路線爭論難以為繼，嘩眾取寵的民粹政治可能進一步抬頭。這些都給未來日本政治走向增添了更大不確定性。
經歷了安倍時代長達8年的強人政治后，日本政治似乎又在向“十年九相”的動蕩局面回歸。自從明治時代實行憲政以來，近140年間日本誕生了101任首相，平均每任首相在任不過一年多。進入21世紀，盡管出現過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這樣的長期執政者，但短短20多年間也換了10名首相。
分析認為，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競爭激烈，候選人各有優勢，一方面證明了較之于在野勢力，自民黨依然人才濟濟，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自民黨內缺乏眾望所歸的強勢政治家。尤其是超過半數的5名候選人是出身政治世家的“世襲”議員，他們能夠從黨內嚴酷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素質能力固然不弱，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家族政治資源的助力。
資歷尚淺的小泉進次郎能在政壇平步青云，顯然離不開其父小泉純一郎的蔭澤和森喜朗、菅義偉等黨內長老的“厚愛”。盡管小泉憑借帥氣形象和伶俐口齒受到民眾熱捧，但難掩政策能力方面的缺陷。有分析認為，無論此次誰當選總裁，都將受到黨內諸多掣肘和牽制，難以復現強人政治，未來自民黨總裁或許會出現輪流坐莊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無論誰出任首相，都需要面對諸多棘手的內外政策課題。而對比日本民眾和自民黨的訴求，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落差。日本民眾希望新首相能夠帶領日本擺脫經濟社會發展困局，而自民黨的著眼點則更多在于通過“換帥”來消除政治丑聞影響，爭取贏得即將到來的眾議院大選，維持執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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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困局全面顯現
自從1955年建黨以來，自民黨維持了長期執政地位，帶領日本實現戰后復興和經濟高速增長，也經歷了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長期陣痛，在二戰后日本國家發展中扮演了無可替代的核心角色。
近年來自民黨得以維持“獨大”地位，一方面源于日本國內政治生態和社會思潮的保守右傾化加劇，政壇中左派革新勢力式微，自民黨豐富的執政經驗受到民眾認可；另一方面歸因于在野勢力力量渙散，既缺乏有號召力的政治家，也提不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張。
因此，與其說是自民黨深孚眾望，不如說是在野政黨難堪大任。自民黨政治“黑金”丑聞曝光后，日本民眾對國家政治的失望情緒不斷蔓延。日本放送協會（NHK）最新民調顯示，不支持任何政黨的民眾比例高達45.7%。
盤點岸田文雄執政的三年間，雖然在外交安全領域日本政府表現得極為主動，但在事關民眾切身利益的經濟民生議題上卻無所作為。日本經濟未能擺脫1%左右的低增長困局，尤其是輸入型通脹導致物價持續上漲，壓迫民生，同時日元空前貶值折損日本國家競爭力，拉低民眾實際生活水平。過去三十年日本國民實際收入水平僅增長了4%，岸田內閣承諾提高國民收入的實際成效遠低于民眾期望。這些成為壓垮岸田內閣的不可承受之重。
2023年8月14日，懸掛橫幅標語的漁船在韓國仁川沿岸碼頭海域進行海上游行，抗議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在泡沫經濟破滅后“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雖然保持了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但在國際經濟版圖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球占比從1995年巔峰時的17%跌至2023年的4%。現在日本對內面臨空前嚴峻的少子老齡化危機，對外面臨新興經濟體崛起帶來的競爭擠壓，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僅有0.5%。
而自民黨政權破解國內發展困局無方，卻通過不斷渲染“外部威脅”，煽動民眾危機意識，在突破“戰后體制”的強軍擴武道路上狂奔。細觀這次選舉中各候選人的政策主張，在各種版本的“變革”外衣下，或爭相表明政治改革決心，或熱衷于宣介修憲和減稅主張，更像是爭取選票的權宜之計。而在民眾關心的長遠治國方略和現實經濟民生課題上，并沒有看到讓人眼前一亮的政策主張。
實際上，進入21世紀后，自民黨不乏力推變革的強勢領導人，但無論是小泉純一郎的“無禁區改革”，還是安倍晉三的“安倍經濟學”，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并未能根除積弊，重新激發日本的發展活力。與此同時，日本的對外戰略思維卻日益偏執僵化，自民黨政府對外戰略不斷突出意識形態競爭和地緣政治對抗，倚美自重，以鄰為壑，成為“新冷戰”的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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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振乏力的日本將走向何方
世界進入變亂交織的新時代，日本在經歷長期停滯后，國家發展又來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作為幾乎由單一民族構成的島國，日本社會依然相對封閉抱團，不存在尖銳的意識形態對立和發展路線之爭，沒有出現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政治極化和左右撕裂。但2022年底，岸田政府出臺“安保三文件”，開啟戰后日本最大規模的強軍擴武進程。除了發展可以先發制人的導彈“反擊”能力之外，五年內防衛開支還將實現翻倍，這些都預示著“和平憲法”下的“專守防衛”路線已經名存實亡。重新成為“能戰國家”的日本，再度暴露出政治軍事大國野心，引發亞洲鄰國對于日本發展走向的疑慮。
而與此同時，日本又正在加速“老去”。盡管日本社會依然呈現了較高的均質化和繁榮穩定，但這并不代表沒有發展顧慮，日益加劇的少子老齡化危機已然成為制約其國力發展的“灰犀牛”。目前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為全球之最，同時總和出生率僅有1.2，預計到2050年時日本總人口將跌破1億。安倍晉三曾將少子老齡化危機比作“國難”，但自民黨政府一系列政策舉措卻收效甚微。
在經濟層面，盡管日本制造業基礎和科研實力雄厚，海外資產龐大，但國內經濟卻深陷內需乏力、債臺高筑和勞動力不足的三重困境。受到故步自封的保守經營理念束縛，日本企業錯失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產業升級變革機遇，在數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方面顯得也有些落伍。
“安倍經濟學”主打超常規量寬的金融政策和積極財政擴張，這一路線指引下，日本國債規模已超過GDP的220%，并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開始拉大。岸田上臺后主打調節國內收入分配的“新資本主義”也是無果而終。與此同時，面對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日本推出“經濟安保戰略”，謀求加大對華防范力度，減少對華經濟依賴，同時在高科技和先進制造領域積極迎合美國的對華封鎖打壓，試圖阻滯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升級步伐，以維系日本的競爭優勢。
在對外安全戰略層面，面對“全球南方”崛起和世界多極化不斷發展，日本政治精英依然沉浸在零和博弈和陣營對抗的冷戰思維中難以自拔，謀求通過維護美西方霸權地位來提升日本的國際影響力。
面對俄烏沖突和東亞地緣緊張局勢，自民黨政客極力渲染“外部威脅”，煽動“厭華、反朝、抗俄”等民粹主義思潮。朝野政黨圍繞外交安全議題缺乏多元化的政策辯論，反而競相對外示強，眾口一詞主張“強軍擴武”，而對于如何打破日本周邊外交困境，卻無人提出建設性主張。在偏執短視的對外戰略思維主導下，日本成為配合美國推動大國競爭和陣營對抗的“急先鋒”，正在由過去推動東亞合作的“領頭羊”變身為東亞一體化進程的“攪局者”。
縱觀二戰后日本政治史，可謂是“鐵打的自民黨，流水的首相”。即將到來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不過是過去幾十年循環上演的“走馬燈換相”戲碼的最新版本。只要日本政治精英的戰略思維無法跟上這個時代，無論誰當首相恐怕都難以指望給日本帶來全新的變化。如果新領導人不能以長遠的戰略眼光推動完成日本政治的自我糾偏和根本性變革，日本終將在“溫水煮青蛙”式的自我滿足中迷失發展方向。（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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