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俱樂部”：權力核心的默契
鄭若麟
作者按：法國“世紀俱樂部”的“世紀晚宴”，即使是在法國人中間，也鮮有人知。一個普通人不知，只是對自己生活其中的社會不了解而已;若一個記者、一個政治觀察員、一個法國政治家，不知道這個俱樂部和“世紀晚宴”的話，還是趁早回家烤紅薯去吧……
從撮合了法國總統薩科齊與歌星布魯妮婚姻的塞蓋拉家的晚宴中，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幅法國當代風俗畫。這幅畫將資本(財團)—政權—媒體組成的一種新型三權鼎立結構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種結構才是西方社會長期穩定的保證。如果說塞蓋拉家宴還只是這一權力結構的“縮影”，那么“世紀晚宴”則是真正處于法國社會金字塔頂尖上的權力的“象征”。
“世紀晚宴”是指每個月最后一個星期三在法國協和廣場邊上著名的“克利翁大飯店”(Hôtel de Crillon)內“汽車俱樂部”舉行的晚宴。參加的人數不多，大致在280人左右，但都是法國社會聲名顯赫的大人物!法國的精英階層，從政府部長、左右翼政黨領袖、參眾兩院議員、大企業或大財團的老板、文化界名流……一直到大媒體的主要角色(包括報刊社長、媒體總編、重要節目主持人、晚間新聞主播等)，還包括很多秘密社團的頭領，均會出現在這一晚宴上。晚宴是由一個不為法國公眾所知曉的“世紀俱樂部”組織的。很多(如果不是幾乎所有的話)研究法國政體和政治的中國學者對“世紀俱樂部”非常陌生，甚至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并不能怪他們。因為就是在法國，直到20世紀初，包括相當一部分學者、記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對此亦漠然無知。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曾與法國電視三臺著名記者克里斯蒂昂·馬拉(Christian Malar)談起法國政體結構。當我問他“是否參加過世紀晚宴”時，這位曾經采訪過法國幾乎所有政要(包括密特朗和希拉克兩任總統)的記者，居然瞠目結舌，不知“世紀俱樂部”為何物。這有兩種可能：一是該俱樂部確實做得很隱秘，以至于連這位著名記者都不知曉;另外更有可能的則是他不愿意在一個外國記者面前談論這個權勢極大的俱樂部。這一點是我非常欽佩法國人的地方：不在外國人面前非議自己的祖國。
此后我就留了一個心眼，在與法國朋友喝咖啡時，常常不經意地探尋他們對“世紀俱樂部”的了解程度。但一直到21世紀初，除了少數以外，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其存在，更遑論星期三的“世紀晚宴”了。90年代時互聯網還不是那么發達，出現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只要主流媒體不報道，特別是只要電視新聞對此只字不提，公眾就基本無從知曉。當時只有法國共產黨對這個俱樂部有所察覺。1977年11月6日法共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披露，存在著一些令人吃驚的“政治晚宴”，并指責“左翼激進運動”主席羅貝爾·法布爾(Robert Fabre)居然與右翼吉斯卡爾·德斯坦政府的代表一起用餐。《人道報》指的就是“世紀俱樂部”的“世紀晚宴”。但當時沒有人相信。其他媒體都紛紛發文諷刺挖苦法共和《人道報》。同為左翼的媒體《解放報》(Libération)特意發文稱之為“共產主義被迫害妄想”(“parano” communiste)……在這種氛圍下，左右翼政黨領袖、高級行政官員和企業大老板們共屬于同一個“世紀俱樂部”的消息，沒有任何主流媒體正式報道，更不用說影響受眾更廣的音像媒體了。
眾所周知，在20世紀60年代，法國還禁止出版了不少左翼思潮的書籍、報刊。如存在主義作家、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積極參與并支持的報紙《人民事業》(La Cause du peuple)就被當局所禁。順便提一句，薩特是一位非常支持中國革命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在法國思想界的影響相當大，曾支持法國的“毛派”運動。《人民事業》上就印有毛澤東像。1955年他曾來華訪問，并與他的生活伴侶、思想同志、盡管沒有結婚但終身廝守，以《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一書馳名世界的知識分子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一起，應邀在北京參加了新中國成立六周年慶典……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當局因無法像今天這樣做到將不符合主流思潮的言論邊緣化使之毫無影響，所以需要通過行政甚至司法手段來鉗制言論自由。于是很多左翼思想刊物就被嚴禁。到70年代，法國的思想控制已經成熟，非主流媒體開始被邊緣化。原來繽紛多彩的信息，逐漸被一律化。這一趨勢到90年代達到巔峰：只要主流媒體不報道的事，基本上就從大眾視線中消失得干干凈凈!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這時，行政和法律禁止就已經不再需要了。我到法國擔任常駐記者后發現，在法國，只要主流媒體故意“忽略”，不論是一件事、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就可以在現實中、在歷史中“被”銷聲匿跡……只要能做到這一點，“禁止”這個詞就可以束之高閣了。這就是西方“新聞自由”的秘密。“世紀俱樂部”就屬于故意被主流媒體“忽略”的話題。因而即使在法國，當時也鮮有人知道。
但到了21世紀初，由于網絡信息的高速發展，過去被主流媒體所“忽略”或掩蓋的事實，又重新通過網絡出現在“虛擬世界”中。已經有好幾年，法國和美國一些網站新聞對“世紀俱樂部”和“世紀晚宴”進行了大量文字和影像報道，使得“世紀俱樂部”這個名詞逐漸為網友所熟悉。最后逼得主流媒體無法再“忽略”下去而不得不做出一些回應。
左翼新聞周刊《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雜志主編洛朗·若弗蘭(Laurent Joffrin)在2011年5月承認他“和其他媒體負責人一樣”經常出入“世紀俱樂部”。他輕描淡寫地表示，這個與“共濟會”頗為相似的俱樂部只是一個“普通的”聚會場所而已。他寫道：
這是一個“世紀”昔日之子的坦白：“世紀”指的不是20世紀，而是一個集中了領導階層的封閉的俱樂部，我本人也和其他報刊負責人一樣經常出入其間。“世紀俱樂部”每個月在協和廣場的汽車俱樂部聚會。自第四共和國以來，其儀式就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個俯瞰廣場方尖碑的大廳里喝一杯香檳酒，然后就是在一間可以容納200人的飯廳里，圍著圓桌品嘗一頓平庸的晚餐。每桌有一位“桌長”主持談話。有的主持令人不勝其煩地滔滔不絕，就像給人上一堂政治學院的課一樣;有的主持則比較自由，透露些謠言或隱私來為晚餐話題加點佐料。鮮有女性，更罕見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少數族裔”，就是一群可親、低調的白人，大多是胖乎乎的禿子，在他們手中，掌握著法國社會的未來。極左翼從中看到的是反人民之陰謀的秘密龍潭、法國自由主義經濟的大本營。然而實際上晚宴上不做任何確切的事，除了一件：強人之間的相互結交，對這一權力的承認，和對形成涉及國家發展方向的影響力的私下確認。記者總是對所有神秘場所興趣盎然，所以也到這里來尋找新聞。強人和精英們在這里以非正式的方式討論一些日常事務，這更多的是一個時髦名流云集的社團成員聚會的場所，而非階級斗爭的總指揮部。到夜里11點，所有人都帶著一份出席者名單散席離去，這份名單上有出席者的直線電話，這是“芝麻開門”的秘語，可以用此編織一個社會關系網。這是“世紀俱樂部”真正實用的職能。
通過這段描述，實際上敏感的讀者就已經能夠嗅出這個“世紀俱樂部”的非凡之處。
首先是出席人員的組成。“世紀俱樂部”幾乎囊括了法國社會統治階層的所有精英;而這些精英并非偶然聚在一起。他們排斥“非白人”的少數族裔(法國社會里少數族裔只有猶太人已經成為白人中的一員，這里所說的“少數族裔”顯然是指黑人與阿拉伯人;華裔因為人數更少而基本不會被提及);維持的是“強人之間”的聯系;出席者相互之間唯一的關系，就是“對這一權力的承認和對形成涉及國家發展方向的影響力的私下確認”。在這里，“私下確認”顯然就意味著雙方屬于同一陣營。“世紀俱樂部”大約15%—30%的成員同時也是“共濟會”的成員。但與“共濟會”最大的區別，就是要想進入“世紀俱樂部”，就必須掌握一定的權力，其成員不到一千名。
其次是形式。在晚宴上，成員們會對社會熱門話題進行溝通(顯然還有協調，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對于這批絕頂聰明又大權在握的人而言，一個話題只需適當溝通，即可形成協調或妥協，這種默契是外人無法想象和理解的。
我們對于陰謀論或權力的理解往往會比較刻板，好像必須是一小撮人躲進一間密室，鬼鬼祟祟地進行交易或商談。其實今天現代意義上利益集團的做法與之大相徑庭。美國電影《生死狙擊》(Shooter)中有一句臺詞似乎是專門為當今社會的“陰謀論”做出的現代注釋——這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如果其中某人背叛了積累金錢和權力的原則的話，其他人也會背叛他。所以，無論是“陰謀論”還是“權力核心”，都不可能被當場抓住把柄。沒有把柄，“罪名就不成立”!當然，有些底線是不可逾越的。比如“世紀晚宴”的底線就是，參加者不是“世紀俱樂部”的正式成員，就是其特邀嘉賓，絕無例外。任何一個局外人都不可能混跡其中。
這便形成了一個“世紀圈子”(出席者名單和直線電話就是一種證明)。“世紀俱樂部”與“共濟會”等秘密組織一樣，其成員是保密的。只要他本人不承認，誰也無法證實其身份。而“世紀晚宴”就是一個彼此認知的機會。在法國，你如果能有一位權貴人士的直線電話，那么你就是“圈子里”的一位人物。這種為人處世的風格已經成為法國社會的普遍現象。法國人的名片上很少印有手機號碼。在某個公共場合你與一位名流邂逅，也許你會殷勤地遞上一張你的名片，上面人名、頭銜、地址、電話、郵箱等等一應俱全;而最重要的當然是你的手機號碼。此時對方不相應回你一張名片顯然就是非常不懂禮貌也不合時宜的。于是，名流也笑盈盈地回贈你一張名片。這時候你就可以看看名片上有沒有對方的手機號碼。有，就意味著他真的接納你進入他的圈子。但通常是沒有的。你打座機電話過去，應酬你的角色將是名流的秘書……當然，今天很多法國名流手頭會有兩部甚至更多手機，一部留給私密朋友，另一部則用于工作關系。
你一定會覺得這并不奇怪。事實上，世界上有錢人有很多共通之處，而窮人則各有各的“窮活法”。說到這一點，我總會想起馬克思的一個著名論斷，即“無產者是無國界的”。馬克思認為，無產者因“無產”而無私利，所以各國無產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法國的20多年生活卻給了我另一種感受：全球化進程清楚地表明，一個富裕國家的“無產者”早已蛻變成發展中或落后國家中真正無產者的“剝削者”;全球化使有產者對剩余價值的盤剝，從一個國家內部轉移到國際上，形成一國對另一國的盤剝;階級斗爭也同樣全球化了。今天的世界除了階級劃分，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分野。在全球化利益分化面前，社會不僅僅繼續存在階級的分野，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支持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分野。我們看到的是，階級分野中的極左翼與極右翼，今天在反對全球化的分野中令人吃驚地站到了同一陣線上……展現出無國界屬性的是“資本”!因為“資本”唯一追逐的對象是利潤，而利潤顯然不分種族、不分國家、不分性別、不分宗教……因而也就是絕對“無國界”的。
由此可見，當“世紀俱樂部”組織的“世紀晚宴”構成一個彼此相連的圈子時，這個圈子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利益一致。因此“世紀晚宴”絕非一個沒有任何新聞性的“名流私下聚餐”，而是一個真正的“權力核心”之間的碰頭會。否則，被俱樂部控制的媒體為什么對這一晚宴如此諱莫如深、絕口不提呢?一半的政府成員出席，幾乎全部媒體名流到場，再加上左右翼各大政黨黨魁、國會議員，還有法國最重要的企業老板，以及司法界名流，等等。這里面難道真的沒有新聞可挖掘?至少應該報道一下吧?甚至當“世紀晚宴”遭到極左翼人士的抗議，數以百計的警察包圍現場，并與抗議人士發生沖突，主流媒體也依然對此只字不提。這難道不耐人尋味嗎?
2011年3月，一家美國網站拿到了2010年出席晚宴的百人名單，并將之在網上公布出來。分析一下名單即可發現，法國真正的權力構成確實就在晚宴上。其核心成員恰恰也來自三大支柱：其一為財團即資本，包括軍工、通信、航空航天、娛樂、出版等各大企業老板，以及銀行家;其二為國家權力機構，包括政府部長、國際機構成員、議會議員，以及警察和司法機構部門的領導層人員，還有反對派左翼社會黨議員等;其三為媒體，包括電臺、電視、報刊、出版社、電影制片公司等主要大眾傳媒與紙質媒體負責人。
這三大權力相互之間當然也存在著沖突和斗爭，但更多的是協調和協力。即便我們相信如若弗蘭在其文章中所寫的那樣，在晚宴上，代表著這三大權力的人們并沒有說什么“機密話”，但僅僅晚宴之后每個人都拿到的那份名單，包括每個人的職位和直接聯系方式，就已經構成一種真正的“核心”。每個俱樂部成員都非常清楚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這種默契關系是何等重要。在表面沒有任何機密的形式下，所有真正不想讓公眾知悉的事件，都將通過這份名單在俱樂部成員之間直接進行私下交流。
前面已經提及，很多“陰謀論”者以為，陰謀就是關起門來討論一些不能為人所知的事。如果那么行事，陰謀早晚會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實際上，真正的陰謀是在利益和權益相等者之間所達成的一種默契。這種默契永遠是無形的，也就永遠不可能暴露……“世紀俱樂部”成員通過不透明的、相互默契、相互協力的方式，形成了一種與民主機制相并行，且不受任何監督和限制的權力機構。這才是使法國國家真正處于穩定、平衡狀態的原因。甚至可以說，即使法國如比利時一樣“失去政府”(由于持弗拉芒語的北部比利時人與持法語的南部比利時人強烈對立，誰也無法形成多數，以至于比利時曾經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無法組成一個政府)，社會也照樣可以繼續運作，只要這個俱樂部和類似的機構仍然存在即可。
我是在一個完全偶然的機會，買到了一本名為《權力核心：對法國最強大的俱樂部的調查》的書，才首次了解到這一事實。而若弗蘭之所以會在2011年寫出一篇“坦白”，是因為這本由記者埃馬紐埃爾·拉捷撰寫的書再版了。但此書在主流媒體上沒有一篇書評，在主流書店里，也沒有銷售。因此絕大多數法國人對此書的存在仍然是——不知。對其象征的法國權力當然也是——茫然不知。事實上，“世紀俱樂部”只是呈現出法國資本(財團)—政權—媒體三權鼎立結構的多種形式中的一種。在法國，由于這三種權力中只有政權是民選的，因此其他兩大權力就需要一種“超穩定結構”來維持。組成各種半公開或半秘密的社團(如“共濟會”)、俱樂部(如“世紀俱樂部”)、游說集團(如法國猶太人協會理事會、黑人聯合會組織)等等，就是其最終法寶……
到了今天，“世紀俱樂部”已經處于半公開狀態。其766名成員究竟是何許人也，亦大致已經被人所知。至于晚宴的討論主題，一說是交流對時事的各種觀點，融合相異甚至對立的看法;另一說則是討論總結出媒體上“可談”和“不可談”的優先話題。這是否屬于某種“政治正確”的隱匿底線?我就不得而知了。
本來，說完“世紀晚宴”就應該結束此章節了。但突然想到，談“世紀晚宴”不談“Dîner du Crif”(即法國猶太人協會理事會晚宴)是不應該的。因為兩者一樣重要，甚至后者更為重要。Crif是“法國猶太人協會理事會”(Conseil Représentatif des Institutions Juives de France)的簡稱。這是法國的又一大權力中心，是模仿“美國猶太人聯合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而于1943年成立的一個法國猶太人機構。法國猶太人雖然不多，但勢力很大。他們組織了各種協會，Crif則是所有協會聯合組成的一個總協會。這一著名晚宴創立于1985年，名義上是為法國猶太族裔捐款的慈善晚宴，一年只舉辦一次。應邀參加者除了政治家，還有媒體高層和演藝界人士。晚宴以往一般都會邀請法國總理參加，自2007年薩科齊出席后，共和國總統赴宴也成了慣例。由此可窺該晚宴之重要性。晚宴談什么呢?用法國一位著名猶太哲學家、法蘭西院士阿蘭·芬基爾克羅(Alain Finkielkraut)的話來說，“這是一場為政府官員面對社團審判員而舉行的晚宴評判會”。另一名拒絕參加晚宴的猶太裔政治家菲利普·卡爾桑蒂(Philippe Karsenty)也認為，這已經不是“猶太裔代表面對政治家的晚宴，而是政治家面對猶太裔的晚宴”，意為評判、助求的主次角色已經被顛覆。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順便提一句，法國極右翼政治家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與其接班人、其女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以及極左翼政治家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從來沒有被邀請參加過“世紀晚宴”。兩個極右翼、一個極左翼，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什么樣的啟示呢?他們之間唯一的相同立場，就是他們都竭盡全力反對“全球化”。所以，今天的世界，借用法國大作家雨果的一句句式“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來形容，就是在“絕對正確的階級斗爭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全球化’劃分”。對于這個觀點，我們在下面的章節里還會詳談。
(本文節選自鄭若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的《法蘭西的選票 真實經驗中的西方政治觀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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