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之外》拉希德·迪亞布（蘇丹）作于2015年
親愛的朋友們：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向您問好。
某個夏日傍晚，尼日爾上空的烈日遲遲不肯落下地平線。在阿加德茲市一家安靜的小餐館“天堂圖巴” （Touba au paradis），我和三個焦慮不安的人一起乘涼。這三個尼日利亞人試圖從我們北面的阿薩馬卡鎮越境進入阿爾及利亞，但發現邊境被封鎖了。他們希望最終目的地是地中海對岸的歐洲，但首先必須進入阿爾及利亞，然后穿越茫茫的撒哈拉沙漠。我遇到他們時，越境已經無可能。
阿爾及利亞關閉了邊境，阿薩馬卡鎮滿是絕望的人們，他們不想后退，但又無法前進。這些人告訴我，他們逃離尼日利亞并不是因為受到任何人身威脅，而僅僅是因為無法在家鄉謀生。高通脹和高失業率讓他們無法在尼日利亞立足。他們說，“我們一畢業就成了家里的負擔，怎么還能呆在家里呢？”三位受過教育的尼日利亞男子急于謀生，但又無法在家鄉謀生，他們做出違心的決定，踏上一段可能致命的旅程，尋找有尊嚴的生活。
我曾跟幾大洲的移民有過同樣的對話。據估計，2020年國際移民總數達 2.81億，如果把全球移民人口作為一個國家來計算，那么它將是繼印度、中國和美國之后的第四人口大國。當然，每位移民都有自己的獨特經歷，但有些趨勢是相似的。如今，大多數移民并不符合舊條約中的難民類別——因“種族、宗教、國籍、參加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而遭迫害的尋求庇護者。這一定義來自1951年《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該文件起草于冷戰初期。當時，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中占多數，時局緊張。1950年1月到8月，蘇聯抵制聯合國的各種機構，因為聯合國不把安理會席位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該公約是基于西方的難民概念，即人們為了“自由”（認為西方代表“自由”）而逃離“不自由”（認為蘇聯代表“不自由”）。對于因世界經濟的新殖民主義結構而被迫陷入經濟困境的人員流動，公約沒有做出任何規定。
《窗》納比拉·霍拉赫什（阿富汗）作于2019年
盡管多次嘗試重新定義“難民”一詞，但在國際法中，“難民”仍是一個與迫害而非饑餓相關的術語。例如，根據上述1951年《公約》的規定，滯留在阿加德茲鎮的三人并未受到迫害，但在一個長期飽受經濟危機的國家他們經歷了巨大的苦難。這場危機源于以下因素：英國殖民統治者最初遺留下來的一大筆舊賬；債權國機構巴黎俱樂部的新增債務，用于建設尼日利亞殖民地時期遭忽視的基礎設施（如尼日爾河大壩工程）；為實現經濟現代化而實施的內部借貸加劇了債務；尼日利亞石油收入豐厚但流失嚴重。尼日利亞石油儲量位居全球第十，但貧困率卻高達40%左右。造成這一丑陋現實的部分原因是社會極度不平等：尼日利亞首富阿里科·丹格特的財富足以讓他連續42年每天花100萬美元；而在阿加德茲鎮的那三個人，他們的錢只夠穿越撒哈拉沙漠，卻不夠橫渡地中海。跟他們交談時，我一直在想他們很可能會在第一關就失敗，面臨是否要做出返回家園的艱難抉擇，因為他們已經為這次失敗的旅行變賣了所有家當。
這些人為什么想去歐洲？因為歐洲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示的是一個擁有財富和機會的形象。三人反復跟我這么說。舊殖民國家在向他們招手，其城市部分建立在偷來的財富之上，現在卻吸引著移民。這些舊殖民者繼續掠奪發展中國家：在尼日利亞運營的五大石油公司是殼牌（英國）、雪佛龍（美國）、道達爾能源（法國）、埃克森美孚（美國）和埃尼（意大利）。這些舊殖民者還繼續向其前殖民地出售武器，并在前殖民地想要行使主權時對其進行轟炸。
1996年，印度作家阿米塔瓦·庫馬爾發表了詩作《伊拉克餐館》，描述了本期新聞稿所說的現實：
美國人把巴格達每家每戶
都變成烤箱
等待著
伊拉克人
去美國當廚師
就像之前的越南人一樣。
《巴納的帕查》巴勃羅·卡拉卡（委內瑞拉）作于2016年。巴勃羅是藝術家團體 Utopix的一員，該團體正在慶祝成立五周年！
最近，我一直在想著那些試圖跨越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間的梅利利亞邊境圍欄，或橫穿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之間的達連隘口的移民，那些被困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馬努斯島拘留中心或美國得克薩斯州北艾爾帕索處理中心等監獄中的移民。他們大多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難民”、“政權更迭難民”或氣候難民。這些都是1951年公約詞匯中鮮為人知的術語。新公約必須正視他們的存在。
記錄在案的2.81億移民中，有2640萬是登記難民，410萬是登記尋求庇護者。這意味著其他2.505億移民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難民，要么是政權更迭難民，要么是氣候變化難民。聯合國《2024年世界移民報告》指出 “因沖突、暴力、災害和其他原因而流離失所的人數已飆升至有現代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里指的就是這些移民，而非嚴格意義上的逃離迫害者。
《一位母親》最孟（緬甸）作于2013 年
我想更詳細地探討造成這些不被正式承認的難民的情況：
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難民
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受到第三世界債務危機的打擊，墨西哥在 1982年破產就是例證。唯一的出路是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所提出的條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削減衛生和教育補貼，大開經濟門戶從而遭受出口導向型盤剝。
最終結果是大多數人生計惡化，在國內從事不穩定的職業，并冒著危險遷徙他國。非洲開發銀行201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由于全球農業遭受打擊，西非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事生產率低下的非正規服務。繼而受到西方和海灣地區更高收入的誘惑而決定離開。例如，在2020年，最大的移民潮是前往三個國家（美國、德國和沙特阿拉伯），而在這三個國家，移民受到的待遇往往令人震驚。這都屬于令人絕望而非充滿希望的移民模式。
2. 政權更迭難民
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加強了其軍事和經濟力量，以推翻那些努力在本國建設主權的政府。目前，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美國的懲罰性制裁。這些制裁往往切斷了各國利用國際金融體系的途徑，因此造成經濟混亂，帶來了廣泛的困擾。610萬委內瑞拉移民離開自己的國家，主要是由于美國非法實施的制裁使該國經濟失去活力。
很能說明問題的是，美國和歐盟等最大力推行政權更迭政策的一方最不善待那些戰爭逃難者。例如，德國已開始驅逐阿富汗人，而美國則驅逐因絕望而在墨西哥華雷斯扎營的委內瑞拉人。
3. 氣候變化難民
2015 年，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上，各國政府領導人同意成立流離失所問題特別工作組。三年后的2018年，聯合國就《難民問題全球契約》達成一致，必須保護那些因氣候變化而遷徙的人們。然而，氣候難民的概念尚未確立。
2021年，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估算，到2050年，至少將有2.16億氣候難民。隨著海平面上升，小島嶼將開始消失，幸存下來的居民所經受的這場災難并非由他們造成。碳足跡最大的國家對那些將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領土的人負有責任。
《電》馬拉克·馬塔爾（巴勒斯坦）作于2016年
沒有移民愿意離開自己的家園，被當初強迫他們移民的國家當作二等公民對待（正如澤特金社會研究論壇的報告《驅逐出境：危機時期的歐洲移民制度》所指出）。婦女通常不愿意長途跋涉，因為性別暴力威脅會給她們帶來更大的風險。無論選擇在哪里定居，她們都更愿意選擇有尊嚴的生活。在貧窮國家實行新的發展政策，結束導致戰爭和破壞的強制政權更迭，采取更有力的行動應對氣候災難：這些都是應對難民危機擴大的最佳辦法。
十年前，巴勒斯坦詩人法迪·朱達博士寫下詩作《模仿》，反思了這一想法：
我的女兒
不會傷害蜘蛛
這蜘蛛
在自行車把手之間結網
已經兩周
她在等待
直到它主動離開
如果你扯掉我說的蜘蛛網
蜘蛛就會明白
這里不是安家之地
而你就能騎自行車了
她說，別人就是這樣
成為難民的，不是嗎？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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