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4年8月22日，美國芝加哥，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出席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并正式接受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文｜黃希林
美國中部時間8月22日晚上9:30，2024屆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候選人卡瑪拉·哈里斯在雷鳴般的歡呼和掌聲中走上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聯合中心的演講臺，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壓軸戲中宣布正式接受一個月前現任總統拜登宣布退選之后通過線上唱票已經得到確認的總統提名。在演講中，哈里斯提到了自己作為印度和牙買加移民女兒的成長經歷，試圖重新塑造共和黨對美國政治問題的描述方式，并且重申了美國作為有能力對抗一切威脅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會受到挑戰，并且再次提到了她參與競選之后很快定下的宗旨：“我們不會后退！”
隨著政治制度的演變，美國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經成為一個儀式性的表達平臺。當民眾越來越對拜登和特朗普這兩位出生于1940年代的總統候選人長期主宰美國政治環境感到失望的時候，拜登因為糟糕的總統辯論和黨內支持率下滑而宣布退選的決定讓選民們獲得了新的展望。
在得到拜登的背書之后，哈里斯憑借過去四年所積攢的經驗和政績，以及一個經歷過2020年大選業已成熟的競選團隊，迅速組織起了有效力量，以一系列表達流暢的競選演講擊碎了黨內的質疑，并且擺脫了2019年競選失敗和作為拜登副總統時期獨立表現機會寥寥的包袱。她嶄新的形象和口號贏得了許多對拜登失望的年輕選民的信任，甚至獲得了如熱門專輯《Brat》的歌手Charli XCX等明星的支持。
一切似乎進展得和諧而順利，選舉民調看起來也一片大好：根據選舉機構538的預測，哈里斯在大選全國性民調中有47.2%的支持率，比特朗普多出3.6%。在這樣的基調之中，在碧昂斯的熱曲《FREEDOM》和代表美國國旗的紅白藍三色氣球如瀑布般落下的歡騰氣氛中，許多民主黨人感受到了許久未曾體會到的信心和力量，感受到了由衷的“希望”（Hope）和“喜悅”（Joy）。
在這樣特殊和嶄新的背景之中，在“不會后退”的信念之下，這次大會的基調轉化為了一個民主黨人并不經常提及的詞：“自由”（Freedom）。以哈里斯為代表的新民主黨將不會像拜登那樣總是把重點放在特朗普和共和黨人對于民主制度的威脅之上，而是重新展示美國自身應有的信心和實力。正如哈里斯在接受提名的演講中所說的一樣，“我們在這場競選中的對手每天都在詆毀美國。談論著一切有多糟糕。我母親以前還教過另一門課。永遠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你是誰”。
“自由”作為一種一直以來被保守主義者在執政綱領中奉為圭臬的觀念，為何會在此時反而被民主黨著重提及？
民主黨的“自由”新定義
在哈里斯成為候選人之前，已經在代表大會之前贏得2024年全部黨內初選的拜登打出的牌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對美國根本制度的威脅。他當初決定在2020年參選，就是源于對2017年特朗普在夏洛茨維爾新納粹極右翼游行后的言論感到憤怒，這一立場在特朗普輸掉大選后散布大選被盜竊的謊言并號召支持者襲擊國會后顯得更為關鍵。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民眾更關注當前問題，而非發生在三年多前且始作俑者未受懲罰的事件。如今，右翼團體已重新團結在特朗普周圍，不僅否認1月6日為“襲擊”，甚至認為暴力理所當然。特朗普撤回了對該事件的最初譴責，并表示將赦免所有因此被判刑者。在輿論態勢已變的情況下，拜登再怎么強調這些事件對民主制度的威脅也顯得徒勞。
相比之下，哈里斯所強調的“自由”，以及她的副總統候選人、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對特朗普支持者所定性的“怪異”（weird），成為更受歡迎的基調。這些變化的發生并不是因為民主黨突然認為特朗普的危險行徑對于制度本身的威脅有所減少，而是因為共和黨再次圍繞在特朗普周圍、對他和他的理念宣誓效忠之后，在各個方面已經或者計劃推出一系列可能威脅美國人基本認知中最關鍵的“自由”理念的政策。
這種自由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和每個人的日常境遇更加相關。在共和黨自拜登掌權以來所作出的一系列限制個人自由的舉措的襯托之下，重新定義和強調“自由”的重要性顯得迫在眉睫。例如，由共和黨所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占有絕對多數的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了設立長達五十年之久的羅伊訴韋德案判決，剝奪了聯邦政府所保護的墮胎權，使得許多女性的身心健康處于巨大的危險之中。
當地時間2024年1月23日，美國馬納薩斯，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在希爾頓表演藝術中心舉行的保護墮胎權競選集會上發表講話。
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發言場合，重新恢復墮胎權利就被民主黨人定義為了一種自由——女性為自己的健康和身體主動做出決定而不受政府強制干預的自由。這種自由本身并沒有傷害到共和黨在傳統意義上對“家庭價值觀”的支持。就像由于胎兒沒有心跳，繼續妊娠可能會給自己帶來生命危險，卻因為法律規定而被迫逃離家鄉得克薩斯的大會嘉賓凱特·考克斯（Kate Cox）所說的那樣，“墮胎禁令與支持家庭無關。讓女人受苦甚至死亡和支持生命（共和黨用來描述反墮胎常用的詞匯）無關”。
再例如，許多共和黨所控制的州對學校教育的直接控制，以“刻意打壓白人學生”為理由通過州議會立法來禁止書籍的流通，關閉了許多高中和大學的“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教育中心，甚至禁止教育種族歷史話題，使得少數族裔學生進一步肯定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諸如“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批判性種族理論”等觀念在右翼思潮的輿論推動中從對于美國歷史上的種族問題的反思，反而變成了種族主義者對于否認自己偏見的擋箭牌。
這一系列充滿種族刻板印象的舉措，使得民主黨人再一次將“自由”作為抨擊這些偏見認知的口徑。正如伊利諾伊州州長普里茨克所說，“美國人不希望他們的孩子在歷史課上被教導奴隸制是一個就業計劃。如果他們是黑人或棕色人種，他們希望在工作中得到晉升，而不是因為自己不是白人而獲得成功而被嘲笑為‘多樣性、公平和包容’雇員”。對于這些人來說，獲得正當教育的自由，免于受到區別對待的自由，遠比對于所謂“種族問題”的“再度反思”重要得多。
除了墮胎權和教育之外，槍支問題也成為民主黨重新定義“自由”的另一個方式。作為被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護的一項權利，槍支自由被共和黨單方面定義為一種“不受限制”的自由，并且將一切企圖限制高殺傷力武器所產生的巨大傷害的努力，都視作對于這一由逝去的生命所鋪墊的“自由”的侵犯。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許多失去了家人、朋友和同僚的受害者們則說出，真正的自由應該是“免于受到槍支暴力”的自由。在民主黨人看來，這些槍支暴力、受害者的故事不僅能讓這一說法顯得更加真實，同時也能凸顯出這些人所相信的自由是對生命和平安的崇高向往，一種人類理應擁有的本能欲望。
在這次民主黨大會上，除了特朗普本人之外，作為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思想政治綱領《2025計劃》，也成為發言者們重新闡述自由時的反面案例。《2025計劃》別稱《領導任務：保守派的承諾》，是數百位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與其有著密切關系的行業專家協力撰寫的一本總結特朗普重返白宮后會做出的所有潛在改革的白皮書。這項九百多頁、內容詳盡到甚至有些枯燥的計劃將會削弱美國政府對于環境保護所能作出的改變，大規模減少移民進入美國的合法途徑，在教育和行政管理中著重強調基督教的影響力并號召美國民眾“回歸傳統家庭”，并以對總統職位擁有者本人的忠誠作為對所有執政機構的直接衡量標準。
當地時間2024年8月13日，法國巴黎，手機屏幕上顯示的是美國副總統、202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的社交媒體頁面，粉絲突破四百萬。
在為期四天的大會中，《2025計劃》不僅是民主黨人攻擊的對象，還多次淪為笑柄。賓夕法尼亞州議會眾議員馬爾科姆·肯雅塔（Malcolm Kenyatta）將這一綱領的強制性和共和黨對于其他書籍的限制做出了鮮明的對比，“通常共和黨人想要禁書，但現在卻又是他們試圖把這本書強加給我們”；而著名笑星基南·湯普森（Kenan Thompson）則拿著這本厚書，在觀眾面前指出為什么它的冗長顯得十分荒誕，“你知道當你下載一個應用程序時，那里有數百頁你不會看的內容條款和條件，而你只是點擊同意，對吧？嗯，這就是特朗普第二次擔任總統的條款和條件。如果你投了他的票，你就投了這一切的票”。
這些更可靠、更生動、更具體的例子讓人們思考共和黨的政策將會如何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相比于遙遠、無形并且被選民認為應由政府負責的“民主制度”，對“個人自由”的擔憂顯然更加真實和迫切。沃爾茲輕松隨意地稱之為“怪異”，比拜登嚴肅而憂心忡忡地稱其為“對民主的威脅”，要有效得多。民眾不需要擔心自己所需要擔負的責任，只需要利用自己的權利拒絕一群“怪人”就可以了。
在成為哈里斯的競選副手之后，沃爾茲將共和黨在2024年大選中一再表示要立法禁止試管嬰兒的政策與自己的經歷聯系起來。在競選演講中，他多次提到自己和妻子曾經長期未能擁有一個孩子，而后來發生的一切都是體外受孕的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成果，這也就是為什么他選擇將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命名為“霍普”（Hope），也就是“希望”。
沃爾茲以自己過去擔任高中老師和橄欖球教練時掌握的務實語言，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說到，“這是一個沒有人要求的議程。這個議程只為最富有的人和國內最極端的聲音服務，對我們的鄰居卻毫無幫助。這是不是很怪異？當然。但這也是很錯誤的，也是很危險的”。當沃爾茲說到，“家人們，你們是我的整個世界時”，攝像機前他17歲的兒子古斯感動得熱淚盈眶，高喊著，“這就是我的父親”！這一讓人動容的畫面無疑拉近了這位候選人與美國民眾的距離；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西裝革履的官僚，而是一個身邊隨處可見的普通父親。
最終，哈里斯在接受提名的演講中對共和黨對于基本自由的迫害進行了總結：“在這次選舉中，許多基本自由岌岌可危。在我們的學校、社區和禮拜場所免受槍支暴力侵害的自由。公開和自豪愛你愛的人的自由。呼吸干凈的空氣，喝干凈的水，遠離加劇氣候危機的污染的自由。以及打開其他所有枷鎖的自由，也就是投票的自由”。
在哈里斯看來，特朗普所造成的威脅不應該被輕描淡寫，但過于嚴肅的對待他則將會讓他和他所代表的“怪異”想法變得過于正常，仿佛是常規政治程序中的固有內容。為了強調這一點，當提到這位她在11月將會在選票上面對的競爭對手時，她說道，“在很多方面，唐納德·特朗普，是一個不嚴肅的人。但是，讓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白宮的后果，則是極其嚴重的”。在哈里斯看來，戰勝特朗普不是虛無縹緲的“對民主的捍衛”，而是“擺脫過去的痛苦、憤世嫉俗和分裂的斗爭”的寶貴機會。
自此，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對自由進行了重新定義。這種定義回到了“自由”這個概念更基本的愿景，同時承認政府的職責是保障，而不是監視。正如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小冊子《論自由》中所說的那樣，這種被重新定義的自由，是“權利受到保護，免遭政治統治者的暴政之害”。
未被“自由”照亮的人們
然而，在對于“自由”著重強調的背景之下，哈里斯并沒有像一些左翼政治活動家所希望的那樣和拜登時期的政治措施直接劃清界限。無論是在場內還是場外，這種既想表明自己不是拜登、又不愿意和黨內拜登的忠實擁躉決裂的平衡姿態，引起了許多對于拜登擔任總統時期所推行的政策強烈不滿的人的警惕甚至是憤怒。在他們看來，民主黨對于自由的宣揚，并沒有照顧到所有應該被關注到的人，尤其是他們對于邊境移民問題的強硬和對于加沙由于以色列的襲擊所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的沉默，讓這種自由顯得片面。
對于邊境問題，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經濟的收縮和全球變暖等造成的多重問題，正在使得選擇冒險穿越南部邊境進入美國境內的人史無前例地增長，而拜登政府長期以來對此袖手旁觀。雖然他終結了特朗普所執行的“零容忍”家庭分離政策和以“公共衛生危機”為由禁止入境的第42條，但并沒有像奧巴馬政府時期那樣推出例如“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DACA）這樣大規模赦免無證入境移民并給他們提供合法渠道的法案，相反還簽發了行政命令嚴格限制難民庇護權的申請手續。
除此之外，民主黨人還在拜登的鼓勵下選擇和共和黨人合作，計劃推出一項進一步限制庇護申請手續并且鼓勵總統以“接觸人數”達到限額來關閉一切邊境申請手續的法案，被視作是美國歷史上最嚴格的移民限制法案之一。雖然這項法案在特朗普的威脅下最終流產，但是哈里斯、沃爾茲等多位民主黨重要人物在代表大會上用這一點來攻擊共和黨拒絕保衛邊境，仍然會被視作是民主黨在移民問題上的迅速右轉。
在202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民主黨選擇展示移民及其家人的感人故事來強調需要富有同情心的改革和擴大庇護保護；但這一次，隨著公眾輿論越來越傾向于更嚴格的移民控制，民主黨邀請了邊境的執政官員來批評特朗普的行為，體現出他們認識到美國選民正在因為無證移民的增加而開始支持對于移民的限制。這種在邊境問題上立場的右傾，直接揭示了“自由”主題在應用上的明顯差異，讓這些出于無奈才選擇離開家園來到美國尋求生路的弱勢群體感受到了拋棄。
一旦現有的政策和計劃成為真正的現實，那些穿越邊境的移民只有在向邊境巡邏官員表現出“不需要提示的明確恐懼”后，才能獲得庇護。對于民主黨來說，這種價值觀的轉變是為了贏得選舉；但對于那些移民來說，這是民主黨為了選舉將他們視作可以被犧牲的代價，他們的“自由”不但沒有得到尊重，甚至沒有得到承認。
當地時間2024年4月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在白宮西翼外會見在加沙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質的家屬，并向媒體發表講話。
另一群沒有感受到自己的自由得到承認和尊重的人，是全國代表中那些選擇“不承諾候選人”的成員們。從以色列建國開始就在不斷發展的巴勒斯坦人道主義危機，隨著哈馬斯組織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和綁架人質，和以色列對加沙的報復性轟炸，徹底演變成了一場極為嚴重、不能再被忽略的人道主義災難。現如今，加沙幾乎全境都已經被以色列的轟炸夷為平地，高達總人口的2%，至少4萬人，已經因為以色列的轟炸而失去生命；以色列對人道主義物資的封鎖和醫療設施的襲擊，使得許多傳染性疾病和饑荒正在開始在加沙的難民中蔓延。
作為以色列最堅實的盟友，拜登從襲擊一開始就對以色列表達了全方位的支持，并且批準了對以色列各種殺傷性武器的運輸；而這些武器不僅被以色列國防軍用來襲擊軍事目標，同樣也被用來襲擊醫院、學校、住宅，甚至是難民營。每一天，加沙的平民在轟炸中失去親人痛不欲生的形象都隨著社交媒體的傳播而映入每個人的腦海。拜登政府長期以來對于這些人道主義災難的默不作聲則讓他獲得了“種族滅絕喬”的綽號，眾多同情巴勒斯坦的遭遇的美國民眾對民主黨計劃推舉拜登成為候選人感到深切的失望。在密歇根、威斯康星、賓夕法尼亞等在這次選舉中至關重要的州，許多對現狀不滿的人發起了“不承諾候選人”的投票，拒絕支持拜登作為候選人，以作為對他在加沙問題上對以色列戰爭罪行縱容的抗議。
在拜登宣布退選之后，由于哈里斯在擔任副總統期間在加沙問題上相對的緘默，一些“不承諾”的成員們看到了難得的希望；他們選擇再次給民主黨一個機會，參與到這次大會中，并希望推舉一位巴勒斯坦的聲音來發表自己的講話。然而，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拒絕了他們伸出的橄欖枝，公開表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將不會為“不承諾”成員提供發言機會。無論是出于擔憂場外的抗議者會進一步擴大混亂的局面，還是害怕他們的演講將會削弱哈里斯和民主黨的競爭力，這一決定不僅深深傷害到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群體，更進一步讓這些人看到，他們的遭遇只是民主黨“自由”大旗之下另一個可以被遺忘的代價。
當地時間2024年8月15日，美國馬里蘭州，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在處方藥價格活動上發表講話。
在一些政治觀察者看來，這不僅是民主黨這次大會的重大污點，更讓許多民眾看到了這樣一個現實：與其說民主黨想要真誠地關注和解決加沙的人道主義災難，不如說他們被迫在需要面對他們所一手創造的現實時選擇怯懦的逃避，無法認清自己所需要承擔的責任。
在整個大會之中，包括哈里斯在內的多位演講者都只是避重就輕地提及了加沙的災難并承諾達成加沙停火協議，卻并沒有指出這場災難的締造者是他們堅定軍事上和政治上支持的盟友以色列，也沒有提及停火方案已經多次因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阻撓而失敗。當失望的“不承諾”成員們為了表達不滿而在場外靜坐抗議時，許多與會者對他們的行為默不作聲甚至冷嘲熱諷，一位女子甚至對著這些失去了親人的人們擺出了一個“哭喪”的鬼臉。
這一切都被那些期待看到改變卻再次感受到背叛的人們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正如同國會中唯一的巴勒斯坦成員、密歇根州的民主黨眾議員拉希達·特萊布（Rashida Tlaib）在社交媒體上的感嘆一樣，“我們不想讓他們十年后對我們再說抱歉”。
碧昂斯這首被哈里斯競選團隊所用作官方代表歌曲的《FREEDOM》中唱到，“自由，自由，你在哪里？因為我也需要自由”，然而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強調的所謂“希望”、“喜悅”和“自由”，并沒有真正讓每一個人感到信服和被接納。
在政治和社會環境隨著極化而變得愈加沒有轉變空間的當下，美國民眾正在用他們不斷被消耗的耐心和信心，以自己被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再一次做出一個將會改寫歷史的重要決定。然而這一次，無論是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這一被不同黨派所重新定義的“自由”，終究沒有能夠將自己的陽光普照到每一個需要它的團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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