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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16日，美洲國家組織（OAS）就一項有關委內瑞拉總統選舉的決議進行表決，該組織于1948年由美國發起成立，是一個冷戰組織。美國所提決議的核心內容是要求負責委內瑞拉選舉的全國選舉委員會（CNE）盡快公布所有選舉細節（包括地方投票站的投票記錄）。這項決議要求全國選舉委員會違背委內瑞拉的《選舉程序組織法》：該法并未要求公布這些材料，所以這么做將違反公法。但該法規定，全國選舉委員會必須在48小時內宣布選舉結果（第146條），并在30天內公示結果（第155條），且投票站數據（如投票記錄）應以表格形式公布（第150條）。
在華盛頓特區美洲國家組織總部的西蒙·玻利瓦爾廳對該決議進行表決純屬諷刺。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將委內瑞拉及其鄰近領土從西班牙帝國手中解放出來，并尋求實現加強該地區主權的一體化進程。因此，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以國名向他的功勞致敬。1998年，烏戈·查韋斯贏得總統大選，他將玻利瓦爾置于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尋求通過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等倡議進一步弘揚玻利瓦爾的成就，繼續在國家和地區建立主權的征程。1829 年，玻利瓦爾寫道：“天意似乎注定美國要以自由之名使[拉丁]美洲蒙受苦難。”在我們這個時代，美國企圖通過軍事政變或制裁扼殺拉美國家，就是這種苦難的例證。近年來，玻利維亞、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一直處于這場“瘟疫”的中心。美洲國家組織的決議也屬于這種扼殺行徑。
玻利維亞、洪都拉斯、墨西哥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未參加投票（古巴也沒有投票，因為古巴于1962年被美洲國家組織驅逐，所以卡斯特羅將該組織稱為“美國殖民地部”；尼加拉瓜2023年退出了美洲國家組織，因此也沒有參加投票）。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援引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89條第10款，闡述了墨西哥決定不出席美洲國家組織會議和不同意美國所提決議的原因，該款規定墨西哥總統必須遵守“不干涉、和平解決爭端、禁止在國際關系中威脅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原則。為此，奧夫拉多爾表示，墨西哥將等待“國家主管當局”解決任何分歧。就委內瑞拉而言，最高司法法庭就是相關當局，但這并沒有阻止反對派拒絕承認其合法性。我們將這種反對派稱為“特殊類型極右翼”，他們致力于利用包括美國軍事干預在內的任何資源來推翻玻利瓦爾進程。奧夫拉多爾的合理立場符合《聯合國憲章》（1945年）的精神。
許多政府明顯偏左或中左的國家與美國一起投票支持美洲國家組織的這項決議。其中包括巴西、智利和哥倫比亞。智利雖然有一位欽佩薩爾瓦多·阿連德（1973年在美國實施的政變中被殺）的總統，但在許多問題上（包括委內瑞拉和烏克蘭），智利表現出了與美國國務院一致的外交政策取向。2016年以來，智利政府主動邀請，該國已接納了近50萬委內瑞拉移民，其中很多都是無證移民，現在他們隨著智利國內敵意不斷增加而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威脅。看起來，該國總統加夫列爾·博里奇希望看到委內瑞拉局勢轉變，這樣他就可以下令讓委內瑞拉人回國。然而，智利對美國的委內瑞拉政策所持的這種別有用心并不能解釋巴西和哥倫比亞的情況。
我們的最新一期匯編《面對崛起的新法西斯主義，拉美左翼必須重新找回自己》分析了拉美當前的政治格局，首先質疑了關于拉美已經出現第二次 “粉紅浪潮”或進步政府周期的假設。第一個周期于1998年查韋斯在委內瑞拉當選后開始，2008年金融危機和美國“反攻”拉美大陸之后結束，“通過推進拉美一體化和地緣政治主權，正面挑戰了美帝國主義”，而第二個周期則是更多的中左翼傾向，“似乎更加脆弱”。這種脆弱性尤其體現在當前的巴西和哥倫比亞局勢。盧拉政府和古斯塔沃·佩特羅政府都未能完全掌控其外交部的常設機構。巴西外長毛羅·維埃拉和哥倫比亞外長路易斯·吉爾伯托·穆里略都不是左翼甚至中左翼人士，而且兩人作為前駐美國大使都與美國關系密切。值得反思的是，美國在哥倫比亞仍有十多個軍事基地，但這并不足以成為第二個周期脆弱性的理由。
在這期匯編中，我們對這種脆弱性提出了七種解釋：
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和環境危機在該地區各國之間就該走何種道路制造分歧；
美國重新確立其在第一次進步浪潮中失去的對該地區的控制，尤其對美國眼中的中國入主拉美市場發起挑戰。這包括該地區的自然和勞動力資源；
勞動力市場日益散戶化模式經營，加大工人階級的工作不穩定性，并對其群眾組織能力產生負面影響。這導致工人權利大幅倒退，工人階級力量被削弱；
社會再生產的重新配置，其核心是公共福利政策投資減少，從而把照護責任推給個人，尤其加重女性負擔；
美國加大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將其作為支配該地區的主要工具，以應對其經濟實力的下降；
事實上，該地區各國政府一直未能利用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及相應機遇來推動主權議程，而已成為拉美主要貿易伙伴的中國并未尋求直接挑戰美國穩固其拉美霸權地位的計劃；
進步政府之間的分歧，連同新法西斯主義在美洲的抬頭一起，阻礙了地區進步議程的發展，包括類似于第一次進步浪潮中提出的大陸一體化政策。
上述幾點以及其他因素削弱了這些國家政府的堅定果敢，也削弱了其實現西半球主權和伙伴關系這一共同玻利瓦爾夢想的能力。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巴西和哥倫比亞等國的階級力量對比態勢不利于真正的反帝政治斗爭。2022年盧拉和佩特羅當選等值得慶祝的選舉勝利，并非建立在工人階級有組織支持的廣泛基礎之上，從而促使社會為人民推進真正具有變革性的議程。取得勝利的聯盟包括中右翼勢力，這些勢力繼續掌握著社會權力，并阻止國家領導人（無論其自身是否無懈可擊）自由行使治理權。這些政府的軟弱無力是導致特殊類型極右勢力發展壯大的因素之一。
我們在這期匯編中指出，“左翼政治計劃很難克服工人階級的日常生存問題，這使得許多進步選舉計劃脫離了群眾需求。受困于就業不穩定的工人階級需要大規模的生產性投資（由國家推動），前提是每個國家和整個地區都能行使主權。該地區一些國家與美國結盟，削弱委內瑞拉的主權，這一事實表明，這些脆弱的選舉計劃幾乎不具備捍衛主權的能力。
墨西哥詩人卡門·博洛薩在她的詩歌《現狀》中反思了效忠美國政府計劃的問題本質。她寫道：“飛行中的子彈無信念” （Las balas que vuelan no tienen convicciones）。這些“進步”政府對政權更迭或破壞地區其他國家穩定的行動毫無信念可言。我們理應對他們寄予厚望，但同時也不必過于失望。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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