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諾·德·羅什布呂納(Renaud de Rochebrune)是一位記者、作家，也是我在法國撰寫并出版的《與你一樣的中國人》一書的責任編輯。當然，他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能夠用非常客觀、真誠和寬容的態度來看待中國的好記者。
雷諾是一位堅定的左翼民主主義者。他年輕時曾背包廣游世界，既到訪過印度，也游覽過新加坡。某天我們在巴黎蒙帕爾納斯區著名的穹頂咖啡館(La Coupole)喝咖啡聊天，他說了這樣一番話：
我寧愿生活在印度，也不愿意生活在新加坡。因為對我來說，精神自由比物質生活更為重要。新加坡對我來說是一個過于專制的國家。
事實上雷諾確實過著一種“自由”的生活。他曾經有過發財的機會，但他毫不在意地放棄了。他年輕時正值“性解放”高潮年代，他讓一個女孩子懷了孕，便出于責任感與之結了婚。女孩意外流產了，于是責任消失，便離了婚。迄今他沒有后代，與一位志趣相投的女心理分析家保持著一種伴侶關系。他第一次邀請我們夫婦去“他家”做客，就是到他的伴侶家。也許是模仿他所崇拜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文學家薩特與波伏娃，雷諾與他的伴侶兩人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日常生活。
他在思想上也極端崇仰自由。他既能夠與我這樣一位來自西方所謂“共產黨中國”的“官派記者”交朋友，也可以與一些支持幾乎所有中國異見人士的法國著名漢學家們坦率往來。
他堅信民主體制是“壞體制中最不壞”的一種，但這位民主體制的信仰者卻向我坦承，他從來不去投票。
對我而言，我不相信選票能夠改變我的生活。我也不相信選舉能夠讓我們篩選出最佳領導人。但我關注的是我手中這張選票的存在。因為當我的國家有可能演變成一個專制國家，我的政府有可能走向獨裁統治的時候，我能夠通過手中這張選票，通過選舉推翻它，這才是民主制度中最為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說，“民選體制”對于雷諾來說，是他維護自己僅存的一點點“選擇權”的最后法寶。
我相信雷諾在說這些話時是真誠的。
也就是說，對于雷諾而言，民主、選舉、投票……最關鍵的一點，在于選民能否在政權出現真正問題的時候，合法地推翻這一屆政府，并用另外一個政府取而代之。這個觀念讓我對西方民主的作用和性質又產生了更深的認識。直到很多年以后，當美國選出了一個“特朗普”作為總統時，我非常想問一下雷諾：如果這發生在法國，他會在特朗普爭取連選連任時去投票反對嗎?
確實，如果一個體制能夠保證人民通過手中的選票將任何一個有著任何“獨裁”思想或行為的執政者選下臺的話，這個體制一定是一個好體制。但是歷史證明，在一個真正具有獨裁思想的領袖上臺前后，選舉卻恰恰有可能成為他手中最有效的工具。
而發達國家的“民選體制”之所以迄今為止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是因為發達國家迄今為止一直是世界上最為富裕、繁榮、強大的國家，其民眾并沒有感覺有改變其“民選體制”的需求。“民選體制”的正常運行，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這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必須非常良好，良好到任何人上臺進行任何性質的折騰(異乎尋常的管理、出人意料的改革……)都不會導致該國選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二是這個“民選體制”國家的選民生活水平明顯地要高于其他“非選舉體制”的國家，即民主選舉體制國家被“證明”遠遠優于非民主選舉體制國家。有了這兩個先決條件，“民選體制”國家，也就是西方常說的“民主國家”，才有可能順順當當地運行下去。當然，今天這兩大條件正在崩潰、瓦解的過程當中。我在后面的章節里會進行更為詳盡的分析。
所以，目前雷諾并不認為他需要動用手中的選票來使法國改變執政方向，盡管法國歷屆民選總統都曾做出過種種雷諾所反對的，甚至有著“非民主色彩”的行為。比如雷諾非常不喜歡右翼薩科齊總統領導法國充當某個外國“先鋒”，軍事介入利比亞戰爭，最終推翻卡扎菲政權，造成大量平民死亡……雷諾非常反對這種國家行為。但只要薩科齊總統繼續在國內遵循“民主選舉”規則，法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在繼續提高，“雷諾們”就不會認為“改變法國政治體制”的時候到了。
但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中國在軍事、科技、經濟等領域有可能——僅僅是有可能而已——威脅到世界霸主美國獨一無二的地位時，“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便風靡一時;美國便選出了一位特朗普……我們需要問的問題是：當發達國家已經不再是世界最富裕、最繁榮和最強大的國家時，選民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
我在上一節提到，媒體是如何扭曲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思想，進而使選民一致唾棄他的。現在需要分析的關鍵之處是，大眾傳媒是如何通過“洗腦”來控制民眾的思想，進而主導選民手中的那張選票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剖析一只麻雀”——讓我們來看一看、解剖一下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
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有著一些特殊的背景。在任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只做了一屆，理論上還可以連選連任一次。但要想連選連任，在任期間必須做出了一定的政績，使選民對在任總統的支持度一直維持著一定的比例。然而奧朗德在上臺時曾夸下海口，要扭轉法國失業率的上升趨勢，使之轉而出現下降的勢頭。他表示，做不到這一點，他將放棄競選連任。奧朗德恰恰沒有做到。本來他是有可能做到的，因為政府手中還是有著足夠的權力，來改變失業率趨勢。奧朗德試過了。他在連選前幾個月曾不顧預算赤字的上升而多雇傭了一大批公務員，來讓統計數字出現變化，給他制造競選連任的必要條件。這是法國每次大選前夕都會出現的一種“政治性經濟行為”。比如我就曾獲悉，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在2012年競選連任前致電所有他熟悉、交好的大老板朋友，請他們在五月份投票前不要解雇員工，以免選前的就業形勢不利于其競選連任。當我聽到這一消息時，真是難以置信。奧朗德使出這一“殺手锏”后，沒有想到，一些大企業繼續甚至加大規模解雇職工……顯然，有人不想讓他繼續執政。結果，由于失業率沒有出現好轉，奧朗德被迫宣布不再競選連任。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左右翼輪流執政的所謂“鐘擺效應”，左翼總統奧朗德執政五年，既然他已經宣布不再競選連任，那么“鐘擺”應該擺向“右翼”，這是法國總統大選的一般規律。因此，這屆大選最有希望的將是法國右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阿蘭·朱佩(Alain Juppé)。然而，用傳統的政治格局即“左翼—右翼”來分析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顯然已經無法正確地理解法國政局的現狀。當時法國傳統右翼有三位政治家謀求總統一職：前總理朱佩(朱佩曾被希拉克總統譽為“我們中間最聰明的人”)、前總統薩科齊和薩科齊的前總理弗朗索瓦·菲永。這里特別要提一提的是前總理菲永。原本在薩科齊參選的情況下，菲永應該主動讓賢支持自己的前上司。但菲永早已不再贊同薩科齊的執政理念。對于菲永來說，他主張獨立自主的治國理念更接近于戴高樂。他顯然已經屬于相對比較“獨立”的一位總統候選人。傳統左翼社會黨也有多位候選人，其中最受法國統治集團看中的是奧朗德的前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Manuel Valls)和另一位思想顯然更為左傾的社會黨高官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當時誰也沒有理解的一個特殊現象，是社會黨內部的前財長馬克龍脫離社會黨，宣布要自行組黨參與大選，法國過去還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情況。一個人脫黨，在沒有任何政黨的支持下參選，贏得選舉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這與當年法國右翼候選人巴拉迪爾與希拉克的競爭是不同的。巴拉迪爾在黨內支持率雖然不如希拉克，但畢竟也獲得了一部分黨內力量的支持。這次總統大選除了來自左右翼傳統兩大黨的候選人外，還有極右翼的瑪麗娜·勒龐、極左翼的梅朗雄等。乍一看，似乎大選形勢非常明朗：社會黨因在任總統放棄連選連任機會，加上“鐘擺效應”，獲勝希望渺茫。左右兩翼的極端政黨過去歷來是難以進入第二輪的，因此按傳統分析，也可以排除在外。這樣，下一屆總統理應在右翼的朱佩、薩科齊和菲永中間產生。而所有民意調查都指向朱佩將會在右翼共和黨預選中勝出。于是，很多人預測，2017年將是朱佩當選總統的一年。
然而，這一分析很快就被傳統左右翼兩黨的黨內預選結果打得粉碎。朱佩和薩科齊雙雙敗落，傳統右翼選出的是菲永出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左翼社會黨呼聲最高的瓦爾斯也敗走麥城，代表著社會黨內部左傾思想的阿蒙脫穎而出。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民意調查出現了詭異走向：2017年大選的“黑馬”馬克龍開始嶄露頭角，在民意調查中得分日益升高;傳統左右翼兩大政黨岌岌可危，民意調查顯示其候選人幾乎已經無法進入大選的第二輪;極右翼的勒龐與極左翼的梅朗雄聲望日盛，成為選民心中新的可能選項。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用傳統左右翼劃分根本無法解釋那時法國政壇上正在發生的這一切。
就像傳統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已經無法解釋“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權力結構一樣，傳統左右翼也已經無法解釋法國政壇出現的上述“脫軌”現象。所以，我提出“資本—政權—媒體”新型三大權力的架構，才能清晰地說明法國的權力框架，說明2017年大選為什么會出現“脫軌”現象。而要抓住法國此次大選格局的深層次變化，也要提出新的視角，才能令人信服地說明其背后的真正內幕。
那就需要我們從“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支持還是反對歐盟建設”“支持還是反對自由貿易”的角度，來觀察這次法國總統大選。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國政壇打破了左右翼兩大陣營的劃分，甚至打破了極端政治勢力的傳統界線，出現了新的政治勢力劃分：支持全球化力量和反對全球化力量。左派里有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家，右派里同樣有;左派里有反對全球化的政治家，右派里同樣也有。我們可以看到，站在堅決反對全球化的一端，首先是兩大極端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勒龐(極右翼)和梅朗雄(極左翼)，還有一些其他小政黨的候選人。引人注目的是右翼傳統政黨共和黨，在三名候選人中，菲永是屬于“立場模糊”的中間力量，是一位處于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中間位置的政治家。作為一位“戴派”傳統右翼政治家，菲永更傾向于法國“獨立外交”和“法國自主”的政治立場，因此具有某種“理論上支持全球化，實際上反對全球化”的傾向。而站在堅決支持全球化一邊的，既有“黑馬”馬克龍，又有傳統左翼瓦爾斯和傳統右翼朱佩、薩科齊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法國統治集團是準備將支持全球化的候選人推上總統寶座的。朱佩也好，薩科齊也好，顯然都是右翼陣營中全力支持全球化的“雙保險”的一重。
然而，令統治集團沒有想到的是，左右翼黨內預選都出現了與民意調查完全相反的情況，“全球化派”的人馬幾乎都被黨內預選選了下去。右翼淘汰了薩科齊，進而淘汰了朱佩，最終推出了處于中間模糊位置的菲永。左翼也同樣，堅定支持全球化的瓦爾斯在黨內預選就被淘汰……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法國輿論對全球化已經反感到了極點。黨內預選是最難控制的選舉。因為這類選舉尚未形成規律，還有很多空白點，是統治集團沒有辦法做手腳的。因此，黨內選舉相對而言更真實地反映了部分法國人的想法。由此我們才可以看明白，傳統左右翼政治思想在法國選民中間的影響力已經日益削弱，選民們支持和反對的標準已經演變成“支持全球化”還是“反對全球化”。為什么?我在后面會進一步說明。
當共和黨黨內預選將全球化的支持者候選人都排除出局后，卻選出了一個主張與俄羅斯修好、主張法國重返“獨立外交”的戴派候選人菲永。而且菲永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當選的唯一希望，在于轉向反對全球化，以謀求極右翼反對全球化選民的支持。而極右翼和極左翼在法國得票率一向相對穩定，在20%—30%之間，很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大多數。至少到2017年，極左翼和極右翼總統候選人都沒有最終當選的任何可能性。這樣一來，法國總統大選就真正形成了支持全球化(馬克龍)和反對全球化(菲永)的兩大陣營。這時，由于法國幕后統治力量是主張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力量，因此法國媒體和財團都明確地轉向，開始全力以赴地支持馬克龍。因為已經非常明確，只有馬克龍才是真正意義上，并且是唯一一位將繼續領導法國走向全球化的候選人。
在馬克龍當選之后，我曾接受上海《文匯報》的一次專訪，我是這樣解釋的：
記者：有媒體評價馬克龍“顏值就是生產力”，這與他的勝選是否有關?
鄭若麟：馬克龍的這次勝選，與他本人的能力和國內媒體普遍關注的所謂“高顏值”當然會有一點關系，但最重要的則完全是另外一方面的因素：馬克龍是本屆法國總統大選中支持全球化的最后一道“防火墻”。
記者：此次法國大選受到了輿論前所未有的關注，從您的觀察來看，原因是什么?
鄭若麟：法國著名左翼記者阿爾諾·維維昂在去年訪問中國時就曾在一次公開講座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你想知道誰將是下一任法國總統?這要問七大家族，他們控制著法國95%以上的媒體。他們將決定誰來當選。這是維維昂的原話。而我們知道，這七大家族都是全球化的獲益者和支持者。
更為重要的是，法國這次的總統大選，無意中成為世界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一個關鍵節點上的關鍵選舉。過去，法國總統大選不可能像這次一樣幾乎引起了全球輿論的關注。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不僅美國關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一反慣例，親自在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前夕錄制了一段視頻，公開支持馬克龍，赤裸裸地干預法國大選，這也絕對是空前的)，甚至中國媒體也一反常態，連篇累牘地報道法國大選。問問國內小資們，幾乎都多少知道“法國的黑天鵝”、“法國的毛派候選人”、法國的“空餉門丑聞”等在這次法國大選中出現的各式各樣、跌宕起伏的大小事件;各種深度報道、分析、解剖、內幕之類的文章也比比皆是。我從事法國問題報道已經30年了，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現象。我不敢說這是“絕后”的，但可以肯定絕對是空前的。
其原因非常清楚：法國這次的總統大選不僅僅在法國國內，而且也在世界上成為對世界——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爆發的那股“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民粹主義潮流的一次“決斗”。它預示著未來國際關系格局的總體走向。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同于冷戰時期，這是無疑的;而且也已經區別于“左翼、右翼”“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時代。今天的時代特征，是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是支持還是反對自由貿易。全球均以此劃分為兩大陣營。美國[1]和英國非常明確地站到了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陣營。如果再加上普京領導的俄羅斯的話，這股反全球化的巨浪還真是鋪天蓋地而來，頗有席卷一切的陣勢。
記者：如果此次法國大選勝出的不是馬克龍的話，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鄭若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法國總統大選也選出一再鼓吹“貿易愛國主義”(即貿易保護主義的替代詞)的極右翼國民陣線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的話，那么西方發達國家的主要三大國美、英、法就都“淪陷”了，都成為“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貿易”的民粹主義國家，那么世界史就要另寫了。如果西方國家的主要三大國就此都采取了反全球化的立場，這將意味著“反全球化”陣營將占據上風。應該指出的是，法國這次大選中，不僅極右翼的勒龐陣營(第一輪獲得21%的選票)反對全球化，而且極左翼的“不屈法國”的總統候選人梅朗雄(獲得19%的選票)也反對全球化。兩者相加已經達到40%。如果再加上一些小黨派(如后來轉向支持勒龐的獲得4.7%的“法國站立黨”)和傳統左右翼陣營中反對全球化的選民，法國內部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人數其實是差不了多少的。
記者：您認為，此次法國總統大選的意義何在?
鄭若麟：法國這次總統大選結果的歷史意義，是遠遠超出了法國國界的。
一是世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情緒高漲的勢頭，在法國被抑制住了。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美國選出特朗普，人們不知道這股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勢頭會不會也將法國席卷而去……現在世界統治集團可以松一口氣了。
二是世界“權勢集團”的影響力在英國和美國受挫之后，重新在法國得到了恢復甚至加強。這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從這次大選看，法國傳統政治力量從此被大大削弱。正如我過去一直強調的，在法國資本(財團)、政權和媒體的新形式的三權分立中，財團與媒體的權力得到了加強，而政權的力量被削弱。法國出現了某種“美國化”跡象：一個從來不被認識和認同的“政治陌生人”，通過媒體的包裝和修飾后，也能夠說服輿論和選民，從而走向總統寶座。這意味著傳統政治家受到的媒體制約越來越大，自由度越來越小。權勢集團也就越來越能夠控制政權。
三是法國從此走向“戰國時代”。四大股政治力量都在發酵，但他們的分野越是明顯、清晰，他們面對媒體、面對財團的抵抗力就越弱。這一“經驗”將會大大啟發世界“權勢集團”。可以肯定，今年晚些時候的德國大選，以及未來西方主要選舉民主國家的政治演變，都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甚至包括美國，美國今天的兩黨制將來也很有可能朝著多黨制的方向開始演變。
法國新總統馬克龍將就位。世界反全球化浪潮已經被法國乃至歐洲這道大堤給暫時擋住了。我們大致可以預見，德國今年的大選也將會繼續這一趨勢。這樣美國特朗普將會進一步陷入孤立之中。看來，全球化將依然是未來幾年世界的主要趨勢。法國在無意之中再次扮演了世界舞臺上的“主角”。只是，馬克龍是否能夠領導法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實現經濟復蘇，特別是消除或降低失業率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么五年后反全球化浪潮還會再度撲過來。屆時再要建立一道牢固的堤壩就沒有今天那么容易了……
2022年，馬克龍連任成功，再一次贏得了這場激烈的“民主選舉”。但如果我們不再沉溺于抽象的西方“民主理論”，而是深入了解了選舉民主背后的權力真相與實際運作模式，那么對于選舉的結果也就不會再感到意外了。
注釋：
[1]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美國正處于反對全球化的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之下，今天的美國當然已經轉向，重新成為支持全球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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