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法國議會選舉中，由各大左翼政黨組成的新人民陣線成為了議席最多的選舉聯盟，異軍突起的國民聯盟未能在這次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許多左翼人士將這次選舉的結果視為一場阻擊極右翼的勝利，并將新人民陣線的議席增加與1936年人民陣線上臺執政相提并論，但歷史的押韻并非簡單的重復，新人民陣線在選舉中的“勝利”也并不具有1936年人民陣線上臺的政治與歷史意義。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束，民眾在共和國廣場慶祝左翼政黨聯盟“新人民陣線”獲多數席位。
在厘清當下的局勢前，還是讓我們先回顧歷史的教益吧。1936年的法國同樣內外交困，而人民陣線正是反法西斯力量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國內法西斯主義威脅的產物。在這樣的一個人民陣線下，共產黨、社會黨、激進黨和其它大大小小的政治團體形成了共同的反法西斯綱領，并切實地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反法西斯政策，增強了保衛和平、反法西斯的力量。
盡管由于內部的階級斗爭和外部的政治格局而消亡，1936年人民陣線仍然具有不可磨滅的政治與歷史意義——
在政治意義方面，人民陣線徹底粉碎了法西斯分子通過選舉或叛亂奪取政權的陰謀，極大地鼓舞了法國無產階級和一切熱愛和平、進步與自由的力量，并通過左翼、中左翼力量的團結鍛煉了法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在法西斯主義崛起的新歷史條件下進行斗爭的能力；
在歷史意義方面，正是通過人民陣線，法國共產黨第一次向全國乃至全世界證明了，它不僅有能力代表工人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壓迫、粉碎舊世界的鎖鏈，更有能力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反擊法西斯主義威脅、保衛法國大革命遺產、代表無產階級建設性地參與參與公共政治，開辟通往政權和新世界的道路。
就此而言，1936年人民陣線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乃至人類歷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盡管法國共產黨作為代表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在人民陣線存續期間犯下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這無損1936年人民陣線的光輝。
時至今日，為了阻擊國民聯盟，不讓“青面獠牙”的勒龐女士當總理，左翼政黨又一次效仿近百年前的先輩，組建了新人民陣線。這種政治上的“人海戰術”的確把今年的波旁宮變成了馬德里的街壘，勒龐女士“沒有通過”，但這一結果從任何角度來看，都不是什么“勝利”。
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法國極右翼民粹政黨“國民陣線”前主席老勒龐（讓-瑪麗·勒龐）之女，現任法國政黨“國民聯盟”（前國民陣線）領袖，將該黨轉移至以反移民、反歐盟及反伊斯蘭為基調。
首先，哪怕僅僅是從最庸俗的議會政治這一視角出發，新人民陣線都并不是真正的勝利者——這個大帳篷式的選舉聯盟在失去共同的敵人后迅速地瓦解了，為推選總理陷入了刀光劍影的混戰。也正因此，馬克龍的復興黨仍有可能亂中取勝，奪得總理大位，從新人民陣線手中奪取勝利果實。
其次，從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名共產主義者的視角出發，新人民陣線也絕不可能達到1936年人民陣線的高度。盡管1936年人民陣線并未使法國成為一個嶄新的工人國家，但它鍛煉、團結了法國無產階級，反法西斯力量團結一心、共克時艱的歷程使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空前地壯大了起來，為此后的反法西斯斗爭和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人民陣線中最強大的政黨，1936年的法國共產黨仍是一個以突破資本主義、奔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為政治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同時社會黨也尚未完全倒向擁護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邊，因而1936年人民陣線在相當程度上是無產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終極形式的偉大斗爭，而不是一場平平無奇的議會游戲。
與之相比，今日的新人民陣線又如何呢？
如果說1936年人民陣線在歷史上留下了光榮的一頁，那么今日的新人民陣線恐怕要令對其寄予厚望的人失望了。在我看來，今日的新人民陣線在實質上僅僅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政客們面對滔天洪水的被動反應，而非法蘭西國家轉為危機、重獲新生的萬里長征第一步。
1936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和今日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面臨的國內危機的確是高度相似的——經濟蕭條、社會混亂、政治撕裂、對立加劇、法西斯主義崛起，而這一切又都是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具體征候，但今日的新人民陣線卻僅僅是被動地應對著危機，而非從左翼的立場——歸根結底是無產階級——出發，主動地探索解決危機的道路，也就是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為一個整體，新人民陣線的綱領并未超出技術性調整和局部改革的范疇，而即使是新人民陣線中最為激進的不屈法國，提出的也僅僅是一份“生態社會主義”的改良綱領。
“不屈法國”領導人梅朗雄在第二輪選舉結束后發表講話。
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雖然是法國“極”左翼政黨，但是仍未跳脫出改良的思路，在凱恩斯主義里兜兜轉轉。
在新人民陣線的主要成員中，沒有一個政黨提出了根本上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濟結構、世界體系與政治制度的綱領。在這一意義上，新人民陣線的主要成員不過是一群披著“社會主義者”外衣的新凱恩斯主義政客，即使選出了一個總理甚至令人不可思議地贏下2027年總統大選，他們能做的最多也只有利用貨幣、財經和行政手段縫縫補補，而非決定性地終結愈發深重的結構性危機，而危機的持續又勢必進一步地壯大極右翼的選民基礎。這樣一個深陷內在悖論的新人民陣線，和復興黨又有什么本質區別呢？
我想，每一位讀者應該都記得，《國際歌》的副歌是這樣唱的——“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新人民陣線的確團結到了議會選舉的“明天”，但在那之后，不僅英特納雄耐爾杳無蹤影，甚至連議會政治層面的勝利也岌岌可危。為什么會這樣？從我的角度來看，新人民陣線內部的主要成員都已經在事實上被資本主義“馴化”，放棄了打破資本主義、奔向社會主義的目標，轉向了在維護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推行有限改革的立場。
不可否認的是，在戰后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沖擊下，法國和歐洲各國的階級狀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最嚴酷的剝削則被轉移到外籍勞工和第三世界國家，各方壓力下的社會改革使饑餓基本遠離了哪怕是底層的工人，本國工人階級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市民化、貴族化趨勢，工人階級的政治熱情出現了顯著的消退，生活的改善使政治斗爭的戰場從饑餓與溫飽轉向了更加遠離日常生活的“市民社會”。
為了在新形勢下的議會政治中保住選票，曾經屬于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紛紛蛻變為左翼人民黨、左翼自由黨，而曾經的共產黨也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改換門庭，普遍地后退到了左翼社民黨甚至是更加右傾的立場上。從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因蘇東劇變的沖擊而改組算起，這一局面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如果從1977年法意西三國共產黨共同提出“歐洲共產主義”路線算起，則是將近五十年的漫長時光。
1977年3月，意共、法共、西共領導人恩里科·貝林格、喬治·馬歇、圣地亞哥·卡里略在馬德里會晤，通過《在民主、自由中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全面闡述“歐洲共產主義”的基本主張，放棄暴力革命與先鋒隊體制。
在這漫長的幾十年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和主要工人政黨的領導人們和相當一部分黨員、選民普遍地習慣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和議會游戲，犯下了與第二國際晚期的前輩們如出一轍的錯誤——在拋棄無產階級的基本立場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后，將斗爭中爭取到的進步和改良當成了斗爭和運動的目標本身，以形式掩蓋了實質，以“保障權利”“社會福利”“公正分配”的法案偷換了爭取社會主義的政治目標，從而成為了人道資本主義及其政治符號的鼓吹手，而在實質上將資本主義改良始終難以惠及的大多數勞動工農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當代的“左翼政黨”已經淪為了資產階級實質上的盟友，而非世界革命與工人運動的突擊隊。道貌岸然的黨閥們固然可以用“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之類的詞句為自己辯護，但當資本主義的虛假繁榮支離破碎，邊緣地帶的動蕩與混亂終于傳導到中心地帶，“環球同此涼熱”的資本主義危機再次籠罩在每一個工人頭上時，他們又在何處呢？他們還是在玩弄移民配額、價格補貼、選舉聯盟的議會游戲，而非承擔起責任來，鋪就通往社會主義未來的道路。實際上，他們已經自以為是現有制度的一部分了，成為了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的徒子徒孫，成為了不配稱為共產黨人的叛徒。
為何歐洲工人階級近年來轉向AfD、BSW、改革黨、國民陣線，而非給SPD、綠黨、工黨和法國共產黨投票？難道21世紀的工人階級都成了青面獠牙的極右翼、嗜血如命的法西斯？如果自稱的“左翼政黨”能夠放下身段，傾聽每一個工人的心聲，而不是揮舞“極右翼”“法西斯”“伊斯蘭恐懼癥”“極端民族主義”的大棒，工人階級又怎會失望至此？
我們可以從前不久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看到：右翼的“歐洲保守與改革主義者”黨團（ECR）從69席增加到73席，極右翼的“身份與民主”黨團（ID）從49席增加到58席，躋身歐洲議會第四、第五大黨團。
當自詡為“工人政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干左翼政黨為新自由主義的“進步政策”搖旗吶喊，將其視作不可動搖的律法時，他們僅僅討得了“進步主義者”的歡心，卻失去了工人階級的忠誠與認同，也反過來將自己綁在了新自由主義的戰車上。平心而論，比起堅守道阻且長的革命之路、用嚴格的紀律約束自己和全體同志、將數十年甚至幾代人的熱情與鮮血投入漫長而殘酷的斗爭，大多數人都更樂于穿著筆挺的西裝、過體面的市民生活，甚至當個國會議員、人民代表。比起做共產黨人，當個“市民左翼”當然更加輕松愉快。即使這意味著成為了體面人的黨閥們不再同工人階級血脈相連，意味著自詡的“工人政黨”和“左翼人士”背叛了工人階級的事業、和工人階級分道揚鑣，但在高官厚祿面前，這似乎也沒什么。
但是，一切總有個頭，羅馬也有覆滅的一天。在新自由主義宰割全世界幾十年后，資本主義繁花似錦的時代已經徹底落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行將就木。在世界各國乃至全人類急需根本性變革的今天，腦滿腸肥的“市民左翼”只有死路一條，因危機的加深和“自己人”的背叛而滿腔怒火的工人階級也將用實際行動懲罰他們的背叛。如果不能徹底跳出這條死路，在各國重建真正的工人政黨，使工人階級重新在政治上武裝起來，而是幻想著用一次又一次的人民陣線和一份又一份的議會法案延續資本主義的生命，那么相當一部分自以為是的“左翼政黨”都會重蹈卡爾·考茨基的重蹈覆轍——在世界大戰如火如荼的1915年提出胎死腹中的超帝國主義論和帝國主義政策論，而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也勢必再次為此流血。
在超帝國主義論中考茨基認為：隨著國際壟斷組織的發展，帝國主義可以進入一個由戰爭轉向和平的“新的階段”，即所謂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彼此聯合而不是互相斗爭的階段，也就是“以實行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來代替各國金融資本的相互斗爭”的階段。
尊敬的讀者們、朋友們、同志們，如果我們不能在這一輪資本主義危機的總爆發中探索出一條將全人類引向社會主義未來的道路，如果全世界范圍內的新一代戰士們不能重建起真正的工人政黨，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擺脫腐朽的軀殼、煥發全新的生命，并將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和共產主義者團結在統一的旗幟下，那么再多的人民陣線也無法阻擋帝國主義戰爭的腳步。倘若不幸言中，那么下一場全球性的帝國主義戰爭必然吞噬更多的生命、制造更多的悲劇、留下更多的傷痛，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也都將成為冰冷的數字。
要粉碎一切帝國主義戰爭的陰謀、使人類的未來光明燦爛而非萬劫不復，并徹底治愈資本主義的痼疾和傷痛，就必須在全世界打破壟斷資產階級的剝削鏈條，徹底粉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場斗爭并非少數“不安分的人”煽動、臆造出來的什么不可名狀之物，而是資本主義客觀規律的產物，無論用何種態度面對它，它都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地存在著、發展著，而資產階級甚至普遍比無產階級更為清醒、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也正因此，在這場斗爭中，無產者沒有任何失敗、投降、妥協、退縮的余地。為了爭取這場斗爭的勝利，無產者需要的不是工黨、社民黨、社會黨國際和他們的議會游戲，而是全新的、國際性的、席卷全世界的工人政黨和工人運動——也就是全新的共產黨、全新的共產國際、全新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讓我們從人民陣線的幻夢中清醒過來，投入真正的戰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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