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公投結果公布的時候，希臘人民心中是喜悅的。在他們看來，這是民主的勝利，是反抗無良債主的勝利。首相希普拉斯志得意滿，表示這會讓他在面對債主時更有底氣。然并無用，債主們的態度不但沒有軟化，反而開出了更加苛刻的條件。希普拉斯這次不得不吞下苦果。7月16日凌晨，新的援助協議在希臘議會通過。而民眾的臉色就比較難看了，議會外的憲法廣場(Syntagma Square)上，逾萬名群眾與警方沖突，用上了莫洛托夫同志的雞尾酒這種各路造反派喜聞樂見的武器，公共服務業工會呼吁全國總罷工。而希相只能陰沉著臉表示，軍方或許還是能維持國內穩定的。
不得不說，在這次危急中，各方的表現都算是克制。歐盟方面，雖然把希臘踢出歐元區甚至踢出歐盟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可是最終歐洲的政治家們在布魯塞爾表示不會考慮這一點。這樣，歐元區和歐盟的完整性就有了保證，至少暫時避免了希臘退歐(Greexit)所引發的地緣政治災難。14日，歐元區的部長們達成一致，希臘將會得到70億歐元的過橋貸款(bridge loan)以應對眼下的危機，在17日，過橋貸款獲得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通過;還給出為期三年的860億歐元的新的援助計劃，需要希臘和德國的議會通過。不過債主們拒絕向希臘妥協，開出了更加嚴格的條件：希臘必須在15日通過包括增值稅和養老金在內的一攬子改革法案，以換取援助協議。增值稅一項，在20日生效，從13%提升到23%，包括飯店內飲食、公共交通費用在內的多項和希臘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消費將會漲價;養老金一項，到2022年，退休年齡將會延遲到67歲。債主的條件是苛刻的，而希臘方面，似乎也不再任性了，議會高票通過了改革法案改革，以換取援助。17日，德國議會通過了援助協議。希臘危機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是前景依然是暗淡的。首先，這次希普拉斯乖乖地聽債主的話，付出的代價就是自己執政聯盟的破裂和民眾的側目。雖然議會投票中贊成票多達229票，但這是靠親歐盟的中間和中右翼議員的支持;希普拉斯自己的左翼聯盟(Syriza)則有多達32名議員投下反對票。希臘還同意建立一個規模達500億歐元的信托基金，一半用來救助銀行，歸還資產重組的貸款，只有四分之一會被用來投資經濟。這500億歐元的來自于出賣國有資產。如此的協議，形同賣身契，是無法讓人滿意的;債主們苛刻的條件，不得不繼續下去的緊縮政策，都讓希普拉斯的禮物越發沒譜;當然，這個協議最無法忍受的是它被通過這件事本身：僅僅10天前，希臘民眾在全民公投中秀了一把民主的力量，不旋踵就被政客們賣了。所以人民就用燃燒彈和罷工來表達對首相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希普拉斯政府能撐多久就真成了一個問題。如果撐不住，或者國內反對聲音過大，怕是這個協議也不會好好落實了吧。
其次，援助協議即使好好落實，能是否能取得應該有的效果，既幫助希臘提振經濟，是成問題的。論內因，這是希臘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帶來的惡果。出于19世紀獨立以來，由于國內政治經濟局勢長期不穩定等原因，希臘并沒有像德法等國家，老老實實的走工業化道路，而是打造了一個靠旅游業和輸出初級產品的依附型經濟;制造業水平低下，經濟缺乏強有力的發動機;其經濟結構決定了希臘只是依附在西方產業體系上一個相對較低和外圍的位置;希臘企業超過95%都是雇員不到10人微型企業，抗風險能力極差，經不起如今的大風浪。事實上，希臘自己的經濟學家，馬其頓大學的宙菲迪斯(Tsoulfidis)就對希臘長期經濟不振有深刻認識。他指出，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資本的利潤率呈下降趨勢并長期低迷，從六十年代末期的高值0.32%跌落到七十年代末0.1%左右并長期保持在這個低值。而同時，剩余價值率卻是上升的，從1971年的150%到2005年的220%左右。這有兩個意義，其一，勞動者的收入停滯。這進一步影響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同時也成為希臘人借錢享福的部分原因，畢竟自己創造不足。其二，生產性部門所創造的利潤，越來越多的流入非生產性部門，比如和旅游業相關的服務業，而自己卻積累不足。就這樣，作為經濟發動機的生產性部門利潤低迷，得不到足夠的資本積累，導致競爭力更加低下，利潤率更加低迷，勞動者也漲不了工資，如此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就不奇怪了。論外因，大國只是把希臘當作馬前卒，而國際資本只是把它當作狩獵場，比如當年高盛（Goldman Sachs）使用“創造性”的金融手法幫助希臘加入歐元區，只是為了自己能夠賺得好處費而已，哪管得之后巴爾干半島洪水滔天。再說了，在如今西方經濟總體不振的大背景下，希臘這樣的外圍依附型經濟也只有持續衰退的份。
這些造成希臘債務高企和經濟不振的結構性原因，是多少錢的援助都解決不了的。況且，如今債主的所謂“苛刻條件”，名義上督促希臘進行“結構性”改革，可是卻沒有任何調整不合理的產業機構，發展優勢產業，投資生產性領域的內容。不僅如此，從第一輪援助開始，就不斷的強調“私有化”。英國《經濟學人》不斷鼓吹，把希臘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門私有化，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仿佛賣光家產，利潤率如魔法般就會自己上升。只是到如今，新自由主義的藥丸服了不少，穩定的增長卻依舊是個傳說。可以看出，在援助希臘這個問題上，起主導作用的是資本的邏輯。國際資本們顯然把希臘當作了一個待價而沽的破產企業，只需要適時進入，進行惡意并購，而不是把希臘作為一個需要援助和改革的主權國家。正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指出，德國人發放援助看似慷慨，實際上是金融資本追求利潤的行為，是為了自己賺錢。至于希臘成什么樣與他們無關。
再說了，援助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讓希臘欠更多錢，關于這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報告表示這是不可持續的。到了2018年，希臘的債務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00%，而每年產值的15%需要拿去歸還債務的利息。如果希臘經濟沒有根本性好轉，找到強力經濟增長點，那么更大規模的債務違約甚至宣布政府破產基本上不可避免。面對如此巨大的風險，歐盟內部也出現了軟化的聲音。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表示，債務減免也是可以考慮的?？v觀歐洲歷史，減免債務的做法并不是沒有，而且就出在德國身上。二戰結束后，德國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比超過了200%，與如今希臘的情況相當。1953年，德國和債主們簽訂了《倫敦債務協定》，60%的外債一筆勾銷。這次減免是成功的，為德國戰后的經濟騰飛創造了條件，因為德國人有更多的錢用來投資而不是還債了。所以拉加德的說法，既符合目前的實際狀況，也有其歷史依據。
只是德國人不這樣想，同樣在15日，德國財長沃夫岡·邵伯樂(Wolfgang Schaeuble)表示減免債務斷不可行。與其說是維護所謂紀律，不如說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和邊緣親疏有別吧。當然，即使對于德國，后果也比較嚴重。先不說如此殺雞取卵，希臘真的破罐子破摔，債主的長期利益會受損。在這次希臘危機中，德國強硬的表現，為自己贏得了“勒索希臘”的指控。所以真正嚴重受損的，正如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uren Habermas）所說，是二戰以來幾代德國人辛苦積累來的“更好的德國”的名聲，是德國積累了半個世紀的政治資本。在歐洲人眼里，強硬而苛刻的德國總讓人聯想起當年的第二和第三帝國。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談到，德國利用共同市場和單一貨幣的紅利，把自己的繁榮建立在對小國的剝削上。而德國領導的歐洲一體化，正是建立在這政治資本之上。所以進一步受損的，就是歐洲一體化進程本身了。在這次希臘危機中，歐洲統一市場和單一貨幣無法良好兼容不同層次的經濟體；面對危機，各國只顧自己；資本邏輯違反民主原則等歐盟的結構性弊端也一同浮現出來。連同希臘一道，成了如今新自由主義泛濫大背景下的悲劇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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