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將上演一場真正的“獨狼”革命

　　世界已經進入大變革時代，美國已經進入衰退期，美國的種族歧視社會矛盾必然越來越突出。從美國國內的不斷上演的騷亂來看，美國即將上演一場真正的“獨狼”革命。

　　當前，世界已經進入大變革時代，美國已經進入衰退期，美國的種族歧視社會矛盾必然越來越突出。從美國國內的不斷上演的騷亂來看，美國將上演一場真正的“獨狼”革命。

　　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加蘭市3日傍晚發生槍擊案，兩名槍手向“美國捍衛自由陣線”舉辦的伊斯蘭先知漫畫展會場開槍，后被警察擊斃。

　　美國安全專家日前指出，該襲擊案再次突顯美國土生土長極端分子對國家安全構成的持續威脅，也反映執法機構要阻撓這類“獨狼”干案所面對的困難。

　　美國反恐警告稱，應當加倍警惕來自美國內部的獨狼式恐怖襲擊。

　　“獨狼”(lonewolf)是指那些沒有組織背景、單獨發動針對無辜平民的恐怖襲擊的極端分子。

　　奧巴馬總統在“9•11”十周年紀念前發表的演講中提到，“獨狼”這種單打獨斗式的襲擊雖然沒有恐怖組織的指使安排，但因襲擊者受“仇恨意識”支配，同樣給社會和普通民眾帶來很大傷害，而且又因為襲擊者的孤立身份，使相關的預防及事后的調查都有較大難度。

　　從技術層面上看，防范“獨狼”難度更大，因為“獨狼”在犯事之前就是普通民眾，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對其自己的民眾進行百分之一百的監控和防范。

　　所以，當奧巴馬聲稱“獨狼”襲擊“危害更大、追蹤更難”，其實指的就是政府處理這類問題的棘手程度，而不是說“獨狼”造成的傷害比“基地”更厲害。

　　“獨狼”對社會不滿而走向極端，這個極端可以有各種表現方式，一旦以不分青紅皂白專門針對無辜平民發動襲擊的方式出現，就成為恐怖主義，因為它符合國際上通行的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但對社會不滿而走向極端卻是常見的社會現象，因此在將這種現象界定為恐怖主義時各國都十分謹慎，這也是為何奧巴馬在波士頓爆炸襲擊甫一發生時出言小心的原因，因為從當時的跡象來看，這次襲擊系國內極端分子所為的概率比較高。

　　當然這也反映出9•11以后雖然美國成功防止了國際恐怖組織對本土發動重大襲擊的圖謀，但國內極端分子攻擊頻率卻在上升。

　　“獨狼”雖無整套意識形態，但其反社會行為一旦成功，同樣會產生很大影響。從美國反恐部門的處理方式來看，目前將這類針對平民且易導向社會性恐慌的行為界定為恐怖主義的趨勢比較明顯，波士頓爆炸案也證實了奧巴馬幾年前就發表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今后反恐的重點是在國內。

　　產生“獨狼”的根源五花八門，其中個人的遭遇和所處小環境影響占的比例較高。

　　與恐怖分子隸屬某個極端組織或忠于某種極端意識形態不同，“獨狼”的作案動機與其說是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標，倒不如說是為了發泄某種不滿或實現個人報復目的，但采取的方式卻在逐漸向恐怖組織靠攏，即在大型的公共活動制造事端，制造更大的影響，甚至恐怖氣氛。

　　防范“獨狼”式襲擊需要對社會活動進行嚴密監控，這是美國的難題。美國的反恐部門對民眾的監控自9•11以后得到大力加強，但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政府對此諱莫如深，采取的方式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并一再受到公眾和媒體質疑。

　　這些原因使美國對國內極端組織的監控往往出現較大漏洞，但美國負責國內安全的部門不但不會放棄或放松努力，反而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加大監控力度，只是公眾未必了解罷了。

　　同時，美國國內復雜情況使國內反恐面臨的挑戰也非常大。由于美國的歷史和傳統，擁有槍支被視為民權，有很廣泛的群眾基礎，美國槍支協會在政治上亦有較大話語權。

　　可以想見，如果加大對購買槍支者的背景調查等管控措施都這么難以推行，美國國內反恐形勢也不大可能取得根本性好轉。

　　“獨狼”恐怖分子中還有很大一部分，并沒有特別的政見或信仰，甚至在平日里完全是一個正常人，卻忽然大開殺戒。縱觀美國先前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槍擊案，兇手基本可以確定為一類人，即仇視社會、患有高度妄想癥、希望以殺戮方式制造影響。

　　美國高級官員一再警告，美國土生土長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所構成的威脅越來越大，特別是那些按個人意愿干案的“獨狼”分子。

　　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上月接受傳媒采訪時就指出，獨狼一般都是在家里、在互聯網策劃，很難制止他們，對執法機構來說，這是個艱巨的挑戰。

　　科米說，盡管當局逮捕了好些人，在反恐領域取得了“良好進展”，“但我擔心其他那些呆在自己窩里(上網)而變得激進化的人，這是我所看不到的。”

　　美國國會研究部的數據顯示，2001年至2013年期間，當局挫敗了至少63起土生土長激進分子策劃或展開的襲擊，而自2009年起，這類襲擊案例便顯著上升。

　　有專家指出，土生土長極端分子一般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缺乏制造炸彈所需的技能，或沒有雄厚資金支持以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然而，他們的優勢在于能夠發揮奇襲的效果，他們獨自干案，沒有同海外的其他分子聯系，執法人員無從竊聽他們的對話截取情報。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副院長沈丁立撰文稱，半個世紀前，馬丁•路德•金發表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呼吁種族平等。但他的夢想似乎并沒有完全實現。

　　從去年的弗格森騷亂到今年的巴爾的摩騷亂，由美國黑人遭警察不公正對待而引發的非裔人群騷亂頻繁發生。

　　近日，美國多地爆發反種族歧視示威。長期以來，美國以白人為中心對其他族裔的種族歧視已成沉疴，由此導致的社會矛盾如同巖漿，時而遇缺口噴發。

　　美國總統奧巴馬4日說，美國少數裔群體所體驗到的不公平感和無助感引發了巴爾的摩等全國多個城市的抗議游行，漠視這一不公正將造成惡劣后果。在美國許多城市，非洲裔和拉丁裔青年遭受到司法系統不公正的對待。

　　連日來，示威者在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持續抗議警察暴力執法導致25歲的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死亡。示威者與警察一度發生沖突，引發大范圍騷亂。

　　4月12日，格雷在巴爾的摩市西部街區遭到警方盤查，他在試圖逃跑時被警方控制。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把刀，并據此將他逮捕。一周后格雷因脊椎嚴重受傷死于醫院。

　　馬里蘭州檢察官5月1日宣布，對涉格雷致死案的6名警察提出刑事指控。綜合對格雷致死案的全面調查和驗尸報告分析，檢方認定格雷是被傷害致死，決定對涉案6名警察提出二級謀殺、過失殺人、瀆職、非法拘禁等多項犯罪指控。

　　去年7月17日，紐約黑人小販加納被警察鎖喉致死。8月9日的弗格森黑人青年布朗被警察開槍打死，陪審團卻做出不起訴殺人警員的決定，民眾抗議迅速演變為一場波及美國34個州90座城市的大規模騷亂。

　　今年4月12日，25歲黑人青年格雷在巴爾的摩遭警方盤查試圖逃跑時脊椎嚴重受傷，不治身亡。格雷的死亡使得巴爾的摩成了美國嚴重騷亂的新地標。

　　在美國，警察地位相對崇高。作為執法力量的警察代表著法律和正義，有著一言九鼎的權威。這種地位，既為美國的法律制度所設計，也為美國人自詡的法制社會所賦予。

　　但物極必反。當美國警察被賦予了極大的執法處置權后，他們如何使用自己的權力，如何保障自身權力不被濫用，則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如前所述，法律層面的種族歧視消除了，但在民眾心理和社會實踐中的軟性隔離還在延續，美國警察對黑人施暴就是明證。

　　美國頻繁發生的涉及非洲裔美國人的警察暴力事件，其比例遠遠高出其他族裔美國人面臨警察所可能遭遇的風險，因此長期被認為是由于警察暴力執法所致，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但由于警察本身具有執法處置權，取證警察執法違法必然十分困難。

　　在過去的一系列此類問題中，美國司法部門還往往做出對警察有利的判決。

　　對于黑人來說，由于地位低下，沒有后臺，白人警察往往敢于在執法中過度保護自身，敢于在面對黑人涉嫌違法時濫用權力而不懼懲處。

　　通常情況下，這就是屢見不鮮的美國警察對黑人粗暴執法的心理原因，由此引發民眾維權抗暴也就理所當然。

　　直至前不久發生的史考特事件，歷史慣性才得以逆轉。

　　今年4月4日，白人警察斯拉格槍殺黑人史考特的全程被目擊者完整拍攝，這成了證明這名警察過度執法的有力證據。

　　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涉嫌警察表示是由于黑人抗拒對其構成威脅才開槍執法，而視頻所顯示的恰恰相反，黑人逃離時并未攜帶武器，更未對警察構成威脅。

　　目前，斯拉格已被解雇并面臨謀殺指控。而在4月12日的格雷“非正常死亡”案中，檢方已認定格雷死于處置不當的6名警察手中，大陪審團將以二級謀殺等罪名對他們進行集體起訴。

　　雖然這樣的革命很容易被美國政府鎮壓，但是想信星星之火早晚會燎原。

　　警察暴力執法，這在任何國家似乎都存在，似乎是一種職業習慣。但是，在美國暴力執法的現象卻只集中體現在黑人身上，這就不是正常的現象。美國是號稱人權至上的國家，也一向指責他國沒有人權，甚至經常以保護人權的名義對他國動刀槍。

　　然而，對黑人或非白種人的暴力執法直接體現的就是嚴重的侵犯人權。種族歧視已經成為了美國的一大頑疾。

　　美國黑人長期受到歧視。盡管美國早在1865年就通過《憲法第13條修正案》，進而廢除了奴隸制，但是種族歧視與隔離仍持續存在。

　　在此后的一個世紀中，美國許多地方采取了“平等但隔離”的措施，所謂人人平等只停留在口頭上，多數地方依舊奉行種族隔離政策，美國人事實上并不平等。

　　這導致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以馬丁•路德•金、羅莎•帕克斯等為代表的美國民權領袖通過他們杰出的引領，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民權立法，終于在法律上掃除了以種族隔離為標志的歧視制度。

　　但美國人權進步是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表面上，丑陋的隔離制度已掃入歷史垃圾堆，甚至非洲裔美國人已出任包括總統、國務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以及參聯會主席等要職，但人們心里存在的黑白隔離迄今還遠未消除。

　　美國黑人在居住、生活、就業、教育和醫療等社會生活領域明顯處于弱勢。在居住方面，盡管美國法律已賦予黑人自由選擇住宅權利，但隱性種族隔離仍愈演愈烈。

　　1958年，55%的白人不會因為鄰居是黑人而搬走，但到1978年時這一比例已上升到85%，這種軟性隔離在美國城市尤其是大都市迄今難見改善。

　　由于交通工具與居住條件限制，多數黑人集居于城市中心地帶，形成黑人區，美國社會于是被人為分割成兩個不同社會。

　　在生活和就業方面，黑人狀況不容樂觀。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處于美國底層，生活狀況與白人相差懸殊。十年前美國非裔家庭收入只有白人的1/10，黑人所獲福利也僅是白人的3/4。2004年，美國黑人的貧困比例高達24.7%，而白人比例僅8.6%。在新奧爾良市，50萬居民中約有1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大多數是非裔。2005年洛杉磯黑人家庭年均收入3.1萬美元，白人家庭為5.3萬美元。黑人占洛市總人口的10%，卻占這個“天使之城”流浪者總人口的30%。十年來，情況還在惡化。

　　在教育方面，美國城市學校主要以低收入的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學生為主，郊區學校則以中產階級的白人學生為主。由于美國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學校資源差異，直接影響到學校經費、師資、設備和教學質量，而教學質量的差異又是橫亙在黑人進入主流社會面前的障礙。從上世紀70年代起，亞特蘭大地區按考試成績劃分，前十名學校均為白人學校，而倒數前十名全為黑人學校，這種格局沿襲至今。

　　在醫療方面，美國也形成了種族隔離的兩套體系。生活在中心城市的黑人窮人在擁擠不堪、缺乏資金的公立醫院接受治療，而有私人醫療保險的白人則去設備先進、服務良好的私立醫院。加上城區更多的污染威脅，黑人平均人壽比白人要少6歲。由于缺乏醫療保險，美國每年有8萬多名黑人死亡。美國每20萬黑人中感染艾滋病的高達76人，比白人多7倍。

　　可見，即便社會發展至今，美國黑人的生存環境依舊不那么令人樂觀。

　　不可否認，美國黑人的犯罪率較高，可犯罪率高的最直接原因卻是因為貧窮和種族歧視。可以說貧窮和種族歧視是犯罪的根源之一。美國雖然經常標榜自己的人權，可美國的人權問題從來未得到過真正的重視和解決。

　　正是因為種族歧視的存在，使得黑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也就得不到公平的工作、學習、就業與生存的機會，也就直接導致了黑人族群的貧窮。

　　因為看不到希望之所在，久而久之，黑人兄弟只能破罐破摔，犯罪率增高是必然的。反過來，這卻又成為了黑人受歧視的理由。這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

　　即使是作為總統，奧巴馬也不敢就對黑人的暴力執法事件進行過多的批評，只能呼吁國家安定，因為懼怕的是引發白人與黑人矛盾沖突升級。可見種族問題是一個難治的頑疾。

　　其實，在美國不只是黑人受歧視，所有的有色人種都同樣受到歧視，特別是亞裔人群很難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有色人種即使再努力也很難得到美國社會的公平對待，能融入上層社會的也只有少數的對美國有用的精英。

　　美國的政治是富人政治，財團掌握著美國的政治和命運。驢象之爭反應的是財團之間的利益之爭。奧巴馬上任后欲推行的稅改和醫改政策，可以說是惠及底層社會的好政策，可是這卻觸動了美國富人財團的利益。

　　正因為如此，才無法得到有效的推行。奧巴馬上任后幾乎無所作為，并不是他無能，而是他的政策根本無法有效施行。這恐怕與其黑人的身份不無關系，也可以說是種族歧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在世界各國都致力于改善人權的大背景之下，美國的人權狀況不但得不以改善，反而日益惡化，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騷亂的背后體現的是黑人對人權的追求，反應的是美國基層對社會不公的敵視，同時也說明了美國現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弊病。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美國經濟狀況較好的時期，黑人的生存狀況也相對的較好，可以對種族歧視有所容忍。當美國的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衰退跡象的時候，黑人的生存生活必然首當其沖，社會矛盾必然突出。

　　美國人對自身社會變革的呼聲自然高漲，有色人種對白人至上的革命必然興起。這也將是一場真正意義的“獨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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