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4年8月美國弗格森市槍擊案引發的騷亂之后，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又于今年4月下旬爆發大規模騷亂。美國接二連三爆發警民對抗的大規模騷亂，其原因何在?近期，多家海外媒體指出，造成這一現實的深層次原因是美國不同種族在經濟領域的巨大鴻溝。
黑白對立是“深刻的現實”
與弗格森市不同，巴爾的摩市所在的馬里蘭州是美國最為富庶的州。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馬里蘭州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估值達到了7.2483萬美元，為全美國各州最高。作為馬里蘭州最大城市的巴爾的摩坐擁美麗的海岸和天然良港，自然條件優越，城市經濟發展起步早，同時市內又擁有諸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這樣享譽全球的高等學府。按理說，巴爾的摩應該是政通人和、百姓安居樂業的膏腴之地，但這片土地早已埋藏著不平靜的種子。早在1968年4月，馬丁·路德·金遇刺后，巴爾的摩發生了大規模暴動，當時馬里蘭州的國民警衛隊和警方已經無法控制局面，時任總統的林登·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不得不調動聯邦軍隊才平息了暴動。47年以后，同樣是4月，騷亂再次出現在這個城市，導火索依舊是一位非洲裔人士的猝然去世。只不過這次的逝者從馬丁·路德·金變成了25歲青年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
近年來，白人警察槍殺非洲裔青年的事件不斷，每一次都引發地區的抗議活動。此次巴爾的摩事件距上一次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居民沃特·斯考特(Walter Scott)被警察射殺一案僅僅數日。在4月27日的葬禮上，一名發表講話的非洲裔牧師稱“一定要有人為這件事付出代價”、“如果你是出生在美國的非洲裔人群，你的生命始終處于威脅之中”。
非洲裔人群與警察之間的對抗與不信任由來已久。有研究報告顯示，美國非洲裔男子中大約有一半人在23歲前至少遭拘捕一次，2012年美國非洲裔男子遭監禁的幾率是白人的6倍。互聯網上一份對美國媒體相關報道的統計顯示，2012年前3個月，就有18名非洲裔男子被警察或安全人員槍殺，而美國15—19歲非洲裔青年被警察槍殺的幾率是同齡白人男子的21倍。總統奧巴馬也強調非洲裔人群對警察的不信任是“深刻的現實”，而對于多起案件裁決不公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反應”。
少數族裔的貧困長期被忽略
死者格雷生活的斯丹頓—溫徹斯特(Sandtown-Winchester)社區一直以貧困、毒品泛濫和暴力犯罪而在當地“聞名”。該社區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估值低于美國的貧困線。此外，該社區還存在著大量失去抵押品贖回權的房屋。巴爾的摩市西部不少地方的非洲裔社區長期處于馬里蘭州富庶光芒的陰影之下。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梁茂信向記者介紹，“二戰爆發以后，由于工業企業勞動力的短缺，許多非洲裔美國人進入城市尋求工作。然而，隨著二戰以后美國城市郊區化進程的快速進行，不少城市的中心區越來越呈現出衰敗之勢。非洲裔人士因經濟條件限制大多無法如白人那樣遷往郊區。因此，美國不少大城市形成了所謂‘黑人區’，貧困、治安水平低和犯罪率高成為這些社區的關鍵詞。”
巴爾的摩全市整體失業率為20%，馬里蘭州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但從巴爾的摩第一次暴動的1960年代末到2010年，該市非洲裔公民的就業率從75%降低到了57%，也就是說，幾乎每兩名非洲裔人士中就有一名沒有工作。就業領域的差距導致不同族裔的經濟收入差距也加大。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巴爾的摩市白人家庭年收入中位數估值為60550美元，而非洲裔家庭僅為33610美元。對此，美國記者喬丹·馬爾特(Jordan Malter)在CNN官網財富版撰文提出：“當比較收入、就業、住房、犯罪率和整體健康狀況時，巴爾的摩的非洲裔居民和白人居民仿佛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 經濟學教授格倫·勞里(Glenn Loury)對本報記者表示，同弗格森市相比，巴爾的摩是以非洲裔人口為主的城市，市長、警察局長和其他很多行政機構的領導者也都是非洲裔。因此，引起這座城市暴亂的不僅有種族歧視和排斥，更重要的是城市少數族裔的貧困。但大量媒體卻不怎么提及沒有接受教育的非洲裔年輕人無法找到體面的工作，不穩定、單親家庭讓他們無力面對生活的殘酷。事實上，這也展現了長期以來從聯邦到州到地方政府對城市低收入群體需求的忽視。
勞里強調，以上問題如果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即便騷亂結束了，巴爾的摩街頭青年的生活依舊不會改變。而類似騷亂也不會就此在美國結束。在這種政策困境下，憤怒、諷刺和暴力行為都不能解決種族問題，使美國走上種族平等的道路。他認為，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這些問題很難得以解決。
藍領階層失望心理帶來不穩定
據美國思想進步網(thinkprogress.org)題為《經濟衰敗為巴爾的摩的憤怒助燃》(The Economic Devastation Fueling the Anger in Baltimore)的文章指出，巴爾的摩乃至整個馬里蘭州的制造業衰敗是長期的進程，但是今年美國房地產資本的無序發展才是摧毀低收入者辛苦積累起來的財富、破壞美國社會穩定的罪魁禍首。
最近幾十年，巴爾的摩制造業和航運業的衰落讓不少人離開了這座城市。從1950年到1995年，巴爾的摩失去了十萬個制造業就業崗位，留下來的藍領階層逐漸陷入了絕望之中。另一方面，這座城市新興的網絡工程、生命科學和信息技術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總量不斷增加。但新經濟的最大受益人是白領階層而非藍領階層，非洲裔普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財富的限制，很難成為白領，因此，他們在最近十幾年的新經濟時代中一直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由于美國奉行市場至上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很難從政策上真正地幫扶處于經濟弱勢的非洲裔及其他少數族裔。
文章認為，激化矛盾的導火索正是今年美國房地產資本的無序發展。2009年經濟危機之前，美國房地產資本處于快速與無序的發展狀態之中。不少房地產經紀人一方面以地點不利為由鼓動白人低價出售其位于非洲裔社區附近的房產，然后將其高價賣給非洲裔家庭。而一些銀行則為了利益降低貸款資質，只要貸款人承擔比正常水平高一些的利率就批準放貸。當經濟危機出現時，非洲裔人士與其他低收入階層就首當其沖，成為房地產市場崩盤的受害者。有學者指出，這種貸款看似把關較松，實際上卻是一種掠奪性貸款，較高的房價和較高的貸款利率實質上是一種“住房歧視”(Housing Discrimination)。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資本野蠻生長的情況下，一旦出現房地產危機，低收入階層立刻陷入赤貧，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也就成為了泡影。
諸多弊政集于一時，結果誠如華盛頓郵報記者邁克爾·弗萊徹(Michael A. Fletcher)所言：“巴爾的摩(騷亂)的爆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其中諸多因素，值得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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