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美國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示威者高舉標語，譴責大企業利用金錢影響政治，要求政府將更多資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項目中去，而不是補貼大企業或在海外發動戰爭。美國學者大衛·哈維認為，這場矛頭指向當代金融巨頭和他們手中純粹的貨幣權力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有其深刻的城市根源。哈維在其新書《叛逆的城市》中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城市根源。在哈維看來，城市作為資本積累和政治革命的中心，既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重要根源，同時也可能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核心堡壘。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對剩余價值的無休止的追逐。為了生產剩余價值，資本家必須生產剩余產品，因此資本主義也需要城市化來吸收它生產出來的這些剩余產品。因此，資本主義發展與城市化之間呈現出一種內在的相關性。城市化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在1852年的巴黎舊城改造和1942年的紐約城市改造當中表現地相當明顯。
1852年，路易·波拿巴通過鎮壓工人革命而取得政權。為了解決引起革命的資本過剩問題，他公布了一個龐大的海內外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其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就是重建巴黎的城市基礎設施。1853年，豪斯曼正式接手負責巴黎的市政工程改造項目。奧斯曼的工作目標是通過城市化來解決資本過剩和失業問題，同時配合當局鎮壓工人運動的愿望。因此，奧斯曼通過類似凱恩斯的體制，通過債務融資來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從而一舉解決了當時的剩余資本出路的問題。在隨后的十五年當中，巴黎成了集消費、旅游和休閑為一體的“不夜城”。各種咖啡店、百貨公司和博覽會等將城市變成了以低俗消費來吸收龐大剩余的吸金機器。同時，這一轉變也將巴黎變成了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城市，完全將工人等低收入群體排斥在了城市主流生活之外。
1942年羅伯特·摩西在整個紐約都市區復現了奧斯曼的巴黎。也就是說，摩西通過債務融資推動了美國的郊區化建設，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美國城市的生活方式。從住宅到冰箱、空調移機家庭汽車，直到大規模的石油消費在吸收剩余資本、刺激消費、拉動經濟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上述過程在整個美國推行開來，對戰后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也是美國能夠通過貿易赤字向全球非共產主義經濟提供動力的一個時期。當然在這一過程當中，被城市化邊緣化的社會群體開始結盟反抗這一過程。造成了所謂的“城市危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吸收了大量的因高技術崩盤而產生的剩余資本，從而推動了美國國內消費品市場和服務市場。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美國的城市擴張和住宅市場投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全球市場。但是，這種通過金融借貸催生的城市化繁榮同時也造成了次貸危機和住宅資產危機。
更加危險的事情是，由于城市建設承擔著吸收剩余資本的任務，因此不斷出現的資本過剩總是會引發反反復復的城市重建。在這些一次又一次的“建設性摧毀”當中，窮人、弱勢群體和政治上被邊緣化的人總是首當其沖地受到最為嚴重的影響。在印度，為了將孟買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國家背景下的各種金融力量推動了對貧民窟的強制拆除。由于貧民窟的居民多數是非法的土地占有者，故而基本上不可能獲得任何賠償。
作為吸收剩余資本手段的城市化的代價是不斷地建設性摧毀，同時也意味著對城市大眾的城市權利的剝奪。它使得城市變成了資本家、開發商和富人們的城市，而工人階級、貧民和各種弱勢群體將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被邊緣化，以至于無立錐之地。這種掠奪性的城市實踐已經構成了一個依靠剝奪而實現積累的巨大的金融利益集團。而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城市的窮人一般都在劣質的基本商品上支付了比例更大的開支，而且低收入社區公共服務的不足還會加重他們的經濟和實際負擔。
通過分析城市和城市化過程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聯系，哈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控制城市資源的應該是金融家還是人民？城市如何以更符合社會公正和經濟健康的方式重組？城市如何從資本積累的中心變成反資本主義的堡壘？哈維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看到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城市根源，同時也指出了城市革命的目標和方式：通過占領公共空間，把公共空間變成可以公開討論城市生活方式和資源分配的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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