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跨境移民挑戰(zhàn)，因為在開放經濟環(huán)境下，跨境、跨國人口流動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達到一定規(guī)模的國際人口流動必然影響流入國的社會治安，這一點在我國邊境和旅游熱點地區(qū)早已顯露。作為每年入境外國旅游者多達上千萬人次、常住外籍人員數以萬計的世界貿易大國，我們不能不對此給予足夠關注。更重要的是，根據國內外歷史經驗教訓和經濟社會發(fā)展趨勢，在長期內，我們還不能忽視國際人口流動對國家政治經濟環(huán)境的潛在沖擊。
高增長新興市場經濟體
應給予國際移民問題足夠關注
假如聚居移民群體人數在當地占比較少，一方面，他們因與當地原住民接觸交流機會高而更容易融入當地生活風俗、文化傳統、政治認同;另一方面，人數的明顯劣勢也能有效遏制聚居移民群體中不軌之輩的異念。假如聚居移民群體人數雖多，但是在較長時間跨度內陸續(xù)到來，或是因原籍、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可能形成對當地有潛在敵意的單一移民群體，那么，他們也更有可能陸續(xù)融入當地，或無法形成足夠強大的挑戰(zhàn)力量。但是，假如聚居移民群體在較短時間內就膨脹到了很大數量，并以原國籍、民族、宗教等為凝聚核心而形成了足夠大的單一移民群體，而且這個群體成員較多地傾向于通過指責當地規(guī)則和政治權威不公來獲得更多利益和增進本群體凝聚力，而不是在遵循當地既定規(guī)則、服從當地政治權威的情況下通過自我奮斗出人頭地，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假如單一外來移民，特別是文化傳統與當地主流社會差異較大的外來移民人數增長達到一定程度，并在局部地區(qū)日漸占據多數，只要東道國政治環(huán)境適宜，聲稱代表這個群體的政治力量就將應運而生。這種政治力量一旦形成，為了維護、擴張自己在政壇上的“江湖地位”，他們所要努力推進的就不會是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認同直至最終融合，而是刻意強調乃至制造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對這類不同給予“寬容”。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諸如“多元文化”之類“政治正確”的思潮下，他們的這種傾向又會受到進一步激勵。對移入國社會穩(wěn)定乃至國家政治統一威脅最大的是，在一定條件下，從外部進入的某個單一移民群體甚至可能在一個地區(qū)占據多數而“鳩占鵲巢”。
今天，不少國家在國際經貿發(fā)展和收容難民過程中，其國內陸續(xù)形成了較大規(guī)模的單一聚居外來移民群體，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和步入歧途的“多元文化”等方針政策又激勵了這些外來移民群體拒絕融入當地社會，而圍繞原國籍、民族、宗教等核心形成了對當地社會具有或明或暗敵意的“想象的共同體”。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正日益成型并具備現實行動能力，而他們對當地社會的敵意有時甚至會以暴亂等相當激烈的方式暴露出來;假以時日，未必不會走向追求分疆裂土的政治對抗。
從較長歷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條件相同，內部統一性較高的社會在艱難困苦時更有凝聚力，而內部統一性較低的社會則往往只能共享樂難以共患難。二戰(zhàn)之后，在西方經濟發(fā)展“黃金時代”的外來移民與東道國社會相對和諧，不等于現在和未來也和諧。因為彼時外來移民人數尚少，而且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大餅”可以分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現在西方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實際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新興和發(fā)展中經濟體所占份額已達50.4%，僅中國一國就占15.4%，超過整個歐元區(qū)所占份額(13.1%);世界經濟正在步入低速增長期，且西方經濟增長低于中國等一批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的“大餅”縮小，社會異質性卻大大提高，必然驅使人們轉向小集團身份認同，以求在資源競爭中取得助力，外來移民與東道國本土社會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了。同樣，一些當前的高增長新興市場經濟體如果不對國際移民問題給予足夠關注，待到它們步入較長的經濟減速期時，潛藏的矛盾紛紛凸顯爆發(fā)，那時它們將可能面臨束手無策的境地。
過度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
不利于外來移民融入當地社會
在勞動力市場上與本土居民競爭時的天然劣勢、在一個不熟悉的社會生活的困難和壓力，本來也足以有效遏制外來移民的增長，并在無形之中激勵他們盡快融入東道國社會。但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無形屏障，且直接或間接地激勵了外來移民增長及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二戰(zhàn)以來的西方社會，特別是西歐社會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
正是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謂“發(fā)展完善”激勵了獨身、離婚、丁克等生活方式，成為二戰(zhàn)之后西方社會上述生活方式從社會邊緣成為“時尚”的最強大推動力量，傳統家庭結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結構加速老齡化。這種現象一旦露出苗頭，就會由于道德風險等原因而加速發(fā)展。因為即使在沒有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環(huán)境里，無子女者也將從今天父母的教育投資中獲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將進一步顯著放大他們獲利的規(guī)模，從而激勵社會上的這種道德風險，加劇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而在老齡化人口結構下，要想繼續(xù)維持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一途。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間接制造了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的經濟壓力，但恰恰是這樣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使通過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消解社會贍養(yǎng)壓力的期望在相當程度上落空。這一問題在西歐大國中以德國表現最為突出，英國等其他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首先，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降低了外來移民在英國等歐洲國家生存的困難，從而直接激勵這類移民的增長，特別是激勵惰性較強而自我奮斗精神較差的移民來分享福利蛋糕。其次，如果外來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濟，必須勞動謀生，生存壓力將激勵其盡快、盡可能全面地融入東道國社會，這樣才能贏得較多機會。但是，如果他們可以指望相當豐厚的福利救濟，他們這樣做的動力就將大大衰減。特別是如果有許多福利救濟項目與外來移民身份掛鉤，那么，他們更將具有強大的動力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以保持其“外來移民”身份和與此掛鉤的福利救濟。再次，在有福利救濟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氣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況下，外來移民中的某些個人和勢力選擇挑頭鬧事爭取更多福利，以此為自己爭取外來移民群體“領袖”地位。而所有這一切，又必然在歐洲國家內部制造和激化社會矛盾。事實上，上述機制已經在英國和許多西歐國家形成了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huán)。
近年來，外來移民特別是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的外來移民增長及其負面沖擊已經在西歐國家引起了相當多的反思。西歐一些大國政要也公開抨擊多元文化主義。但倘若沒有經濟制度方面的相應變革配合，他們的抨擊最終只能淪為空談而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在進入社會矛盾凸顯期、國內消費增長多年滯后于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今日中國，適度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消費需求，已經是大勢所趨。但在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擴大消費的同時，我們需要全面審視別國經驗教訓，對其副作用給予足夠清醒的認識。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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