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解的弗格森問題

　　隨著大陪審團11月24日裁定的公布，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再次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

　　今年八月，非裔美國人布朗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被白人警官威爾遜擊斃，關于布朗被擊斃的真相眾說紛紜，而經過大陪審團12人長達3個月的審理，對開槍擊斃布朗的威爾遜警官的最終裁定是免于起訴。該消息一經傳開便引起了美國國內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到目前為止，抗議活動已經蔓延到美國170多個城市，雖然前幾日抗議活動中的暴力和混亂正逐漸平息，但民眾吶喊的聲音并未就此停歇，。對于遠在大洋彼岸的我們而言，對弗格森具體事件的關注也最終將會漸漸淡去，但對事件所表現出的美國國內存在的種族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反思卻不能就此停止。

　　從整個判決的過程來看，陪審團由12個人組成，9白3黑(這一比例不符合弗格森的人口比例，但符合圣路易斯市的人口比例)，在三個月時間里用了25天來取證，聽取了六十多位證人，包括目擊者的證言，檢查了大量證據，最后又討論了兩天時間才得出結果。檢察官讓大陪審團來決定是否起訴，固然有推卸責任之嫌，但從法律程序上是沒有問題的。這樣一個廣受輿論和民眾關注的案件，又經過這么長時間細致的審理，其結果應該也是經得住考驗的。那么問題來了，在這樣一套從外觀上看形式完備健全、程序公正合理并以人權保障為目標的法治體系下，為何其結果如此備受爭議，針對弗格森案件的抗議與騷亂又真的僅僅是因為民眾特別是非裔民眾對判決本身感到不公與不滿嗎?

　　問題并沒有那么的簡單，隱藏在弗格森事件背后的是種族問題、社會兩極分化以及執法體系痼疾的相互交織和相互強化。美國當下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未來也不太可能會解決。

　　不能說美國政府沒在扶助黑人上下過功夫。自從民權運動以來，美國逐漸確立了反對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黑人的權利因國家的“積極補償”(affirmative action)而有一定的改善。美國政府也投入了相當多的資金來對黑人進行“扶貧”。然而，美國政府的“扶貧”通常只是“授人以魚”，而非“授人以漁”，基本上只惠及黑人中的精英階層額，而并沒有從根本上提高黑人群體自身的自我發展能力。民權運動中伴生的“性解放”、吸毒等亞文化，對黑人家庭與社區更是構成很大的破壞。奧巴馬曾在一個演講中曾尖銳地指出，美國超過一半的黑人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黑人社會)有太多父親失蹤，有太多父親未盡到父親責任 … 他們不負責任，行為舉止就像個男孩，而不是個男人。我們家庭的基礎因此遭到削弱。”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許多黑人缺乏基本的自制能力，更談不上積極利用社會所提供的各種資源，積極發展自身。

　　二戰以后以至70年代，美國的貧富差距一度縮小。但自80年代以來，隨著“里根革命”的推行，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而且與種族邊界形成很大的重合。根據2014年7月統計的數據顯示，美國白人的失業率為5.3%，而黑人的失業率為11.4%，是白人的兩倍以上，并且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多年。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從數據來看，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數位35416美元，僅為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數一半多一點，而黑人27.2%的貧困率也遠遠高于白人9.7%的貧困率。黑人的“造血能力”本來就不足，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競爭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了。在美國，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務跟其房產稅收入緊密掛鉤。一個房產價值高的富人小區，同時也能獲得比較好的教育和治安。而黑人社區政府房產稅收入低， 政府只能提供低劣的教育和治安服務。生活在較為貧窮的社區，上升機會本來就比較少，再加上惡劣的治安，低劣的教育，這導致了黑人群體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全面缺乏，也就越難以走出貧困的泥潭。

　　更糟糕的是，在美國，貧富不僅分化了，甚至在居住空間上都隔離了。高收入群體追求更好的教育和更安全的居住環境， 紛紛逃離低收入群體居住的街區。盡管種族歧視言論由于“政治不正確”而不可能公開出現，但眾多高收入群體以自己的“逃離”，充分表明了對黑人群體的嫌棄。 一旦在空間上形成分化和隔離，盡管種族之間看似沒了沖突的機會，但也沒有了通過日常交往建立相互信任的機會，雙方就對彼此形成一些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這就導致了大家都說英語，但很多時候卻像是“雞對鴨講”的局面。

　　最后，美國第二修正案保障的持槍權，使得警察與犯罪率較高的黑人群體之間存在著難以化解的緊張。槍支的泛濫使得美國警察高度緊張，而各州為了保障警察自身的人身安全，對于警察的槍械使用適用比其他國家更為寬松的標準，一般只要證明警察合理地懷疑存在受到攻擊的生命威脅，就可以開槍。許多在其他國家看起來完全是警察“草菅人命”的案例，在美國卻是合法的。2012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報告了410起“正當殺人事件”，實際上沒有一起是指控警察殺人的，換而言之，眾多警察殺人案件，根本就沒有進入起訴程序。而由于黑人群體犯罪率比較高，更由于居住空間隔離之后所形成的溝通障礙和刻板印象，警察對黑人群體肯定是“特別關照”。在弗格森事件之前，特雷沃恩·馬丁槍擊案、塔米爾·賴斯槍擊案等等事件，都表明了白人警察與黑人社區之間根深蒂固的張力。

　　媒體往往也對警民矛盾發展為種族矛盾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前所述，反對種族歧視是美國的“政治正確”，將此類警民矛盾往種族矛盾上去解釋，是符合“政治正確”的，也具有新聞效應;弗格森案件發生后的媒體高覆蓋率，也不乏支持共和黨的媒體故意給奧巴馬這個黑人總統出難題的因素。然而，我們很難期望美國媒體去細致分析這一問題背后的社會根源：探討黑人自身的“造血能力”不足，討論怎么進一步扶貧，可能許多黑人自己也不樂意;超過90%的美國媒體被6家大公司控制，這6家公司的老板們不會允許深入反思貧富分化問題;至于持槍權問題，雖然有不少公共政策辯論，但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個無解的問題。發動一場觸動美國體制根本的辯論，不是媒體自己愿意干的，而在“政治正確”話語的表皮上瘙癢，則沒有體制性后果，還有新聞效應，何樂而不為?

　　因此，我們就能看到當下的局面：美國各地黑人社區對弗格森案件極其憤怒，抗議執法和司法體系不公， 甚至許多媒體也對此表示同情，認為的確存在種族歧視。然而，抗議和討論卻不可能帶來制度和公共政策的任何改變。事實上，在美國體制下解決弗格森案件背后的結構性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一個競爭型而非協商型體制，任何群體要改變自己的處境，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斗爭，迫使他人做出讓步。但斗爭需要資源。而抗議的黑人們不僅缺乏資源，甚至也缺乏自制，每一次抗議都伴隨著新的暴力發生，而這就使得事情更難獲得解決。

　　隨著美國族群構成的進一步多元化以及美國全球霸權的進一步衰落，我們預測美國的黑人群體的生存處境只會進一步惡化，而不會進一步改善。美國的拉丁裔族群人口正在增加，在不久的未來將成長為美國第一大族群。在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美國許多州正在逐漸取消許多“積極補償”措施， 以免這些措施變成對白人的一種反向歧視。在這種情況之下，黑人原來享有的許多“積極補償”政策可能會逐漸消失，但同時國家卻沒有措施去加強黑人的“造血能力”，這樣黑人的總體境況只會往下走。而全球霸權衰落構成這一變化的另一個原因。黑人雖然總體上比較貧窮，但現在還是通過所謂“涓滴效應”，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美國的全球霸權“紅利”。如果這一“紅利”進一步削減，黑人將走向進一步的貧困化。到時候，美國的競爭性體制到底能否控制住國內各族群之間的矛盾， 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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