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年多的劇烈動蕩，埃及似乎又回到了穆巴拉克時代的“原點”。這一輪曾被寄予厚望的民主化為何沒有拯救中東，卻使中東日趨回歸舊秩序呢?
藥不對癥是關鍵原因。2011年中東劇變實是“阿拉伯綜合征”長期積累的結果，“病根”是若干結構性問題，因此阿拉伯國家要想擺脫困境，需對現行階級結構和政治經濟路線進行全面變革，即真正的革命。具體地說，中東需要的是通過革命方式奪取政權，用“革命者的專政”代替“反革命者的專政”，通過改變大政方針和政策路線，來推行新政。然而，中東劇變后的政治轉型并未沿著這一軌跡前行。
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并沒有奪取國家的計劃、組織、領袖、戰略遠見，更談不上規劃未來發展藍圖。以埃及為例，“革命”后該國政治經濟結構基本沒有改變：軍隊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原來的銀行家、投資者和企業領導人、媒體老板、軍事領導人和安全官員仍然在位;政府組織機構和官僚體系基本沒有改變。
獨裁者倒臺給很多人造成“革命已經結束”的印象，下意識地將民主轉型視為革命勝利成果的體現和延伸。但民主只是遴選領導和政治運行的機制，它只能解決所謂“程序合法”問題，不涉及“階級更替”這一根本性問題。民主轉型甚至妨礙了真正變革的發生。因為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就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然而，實行憲政民主的前提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對現行經濟和階級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
有學者認為，埃及革命更像是“輪流坐莊”，而不是“政權更迭”。沒有真正的革命，就談不上階級更替和生產關系變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生產力發展。沒有經濟發展和經濟平等，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也就成了空話。將“民主化”作為解決“阿拉伯綜合征”的藥方，只能退燒卻不消炎，結果使病情更嚴重。
更要命的是，這種不對癥的民主化藥方，還造成阿拉伯國家原有政治優勢的喪失。阿拉伯國家國情復雜，面臨問題眾多，由此決定阿拉伯國家更需要集權和強政府。2011年阿拉伯民眾起身反抗集權統治，主要是因為當權者背離人民，而不在于集權統治本身。打個形象的比喻，刀子鋒利不是缺點，關鍵是“刀把”握在誰手，正確做法是搶奪“刀把”，而不是將刀變鈍。而民主轉型恰恰是個“將刀磨鈍”的笨辦法。由于民主政治強調分權制衡、多黨競爭、個人權利等，這使得民主制度維系，從開始就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在教派矛盾和階級矛盾均很復雜的阿拉伯國家，這種民主轉型導致國家迅速從高度集權變成一盤散沙。阿拉伯民眾沒有享受到“人民當家做主”任何好處，反而充分領略了民主政體的弊病和壞處。
中東民主轉型“只開花，不結果”，也是西方長期“洗腦”的惡果。中東劇變后阿拉伯國家在“何去何從”的轉型十字路口，喪失了辨別方向能力。中東困境再次表明，衡量政治制度優劣，關鍵是看其能否實現國強民富，而不是削足適履實現“民主化”。▲(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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