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薩克斯，被譽為“休克療法”之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著有《文明的代價》。
美國人可悲地以為自己剛剛選舉出了新一屆國會。從形式上，他們當然選出了國會，但從本質上，他們并沒能選出自己的政府。
這是一場億萬富翁之間的選舉，來自兩黨的億萬富翁。雖然共和、民主兩黨富豪之間存在些分歧，但聯系他們的紐帶要比分裂他們的嫌隙強大得多，除了少數例外。很多最富有的人和企業捐助者事實上同時向兩黨提供政治獻金。備受討論的左-右極化根本就不是兩極分化。美國的政治體系其實正相當團結和高效地為富人中的最富人群服務。
對于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來說，現在正是前所未有的好時代：股市飆升、利潤高漲，利率接近于零，稅負很低。而他們的主要平衡力量——工會、反壟斷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則深受重挫。
這樣說吧：如果政府被交到埃克森美孚、高盛集團、柏克德及美國醫療公司的老總們手里，現行服務于四大游說團體——石油巨頭、華爾街、國防承包商和醫保巨頭——的政策也不會發生多少改變。本周這場倒向共和黨人的選舉，很可能會讓那些游說團體再多得幾個正尋求的好處：更低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對勞動力更大的管理權力，甚至更松的環境和金融監管。
富人中的富人為政治體系埋單——投入數億美元競選和游說活動資金——收回數萬億美元利益回報。這些利益——金融救助、低息貸款、稅收減免、利潤豐厚的聯邦合同，以及對環境破壞的視而不見——流入了公司領域而非整個社會。富人主要通過讓社會其他群體付出代價，而獲得巨額收入和財富。
我們無法計算最富有捐金者在本次競選活動上的總花費，因為拜最高法院所賜，大部分花費都是匿名和未經報告的。不過，我們還是知道科赫兄弟，通過他們復雜的集團網絡(through their complex web of shell groups)，投入了至少1億美元，很可能更多。其他億萬富翁加企業最終捐集了超過36億美元資金。
關于政客們投票支持其捐資人而不是整個社會利益這件事，證據是壓倒性的。這一點現在已經得到很多研究人員的嚴格證明，最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頓大學馬丁·吉倫斯教授的研究。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結果都不會有什么不同。處于收入分配頂端者的利益訴求將最終勝出。
為什么實際投票的價值這么小?因為人們投票選的是個人，而不是政策。他們可能選出一位競選時承諾改革的政客，但其當選后則會投票支持重要競選捐資人的立場。因此產生的政治結果就會以巨額財富而不是主流民意為導向。這就是吉倫斯及其他研究者在其詳細調查中所發現的。
政客們回避競選資金并不容易，即使他們想這樣做。錢在競選活動中很有作用。它可以買到充斥媒體的攻擊性廣告，也可以買到精心、復雜的動員投票努力——從微觀層面上操縱那些去投票或不去投票的家庭個人。沒有大量資金支持的競選就像單邊執行的裁軍一樣，很高尚，會發揮一段時間作用，也極具風險。另一方面，收取大量競選獻金正如陷入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贏得了了權力，卻丟掉了政治靈魂。
是，是，是，兩黨內部也有些不同力量，民主黨在國會促進核心小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就有一支很棒的、真正進步的力量，但他們只是黨內少數派。太多民主黨人把手伸向了石油、煤礦這個化石燃料的餅干罐，所以奧巴馬政府在其執政第一年倡議氣候變化行動時，得到的民主黨支持甚至比共和黨支持還少。華爾街的資金管理人又是如何在公眾怒目下保持稅收優惠的?他們之所以能游說成功，那些對華爾街心懷感激的民主黨參議員在此方面的貢獻，至少和共和黨參議員一樣多。
那美國政治還有沒有出路了?有，但那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除非我們拋棄民主本身，否則富豪統治會像傳染病一樣一直傳播。歷史表明，民主的殘骸會從內部死亡。但過去，美國一直在團結推動民主改革，特別是在1890-1914年“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1933-1940年“新政時期”(the New Deal)，以及1961-1969年“偉大社會時期”(the Great Society)。
所有改革性的成功都需要有草根行動、公眾抗議和游行，還要有大膽的領導人——來自富人但與人民同心的領導人，如泰迪·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翰·肯尼迪。在那些案例中，民眾主導、偉大領導人跟隨他們所為之奮斗的事業。現在已經到了拯救民主的時間，這是我們的責任。“占領運動”以及9月份紐約40萬游行要求控制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已經在朝那個方向前進了。(觀察者網王璐菲譯自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11月6日文章“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America's Plutocracy”)
附文1：一個“臨床診斷型經濟學家”為富裕社會把脈——評杰弗里·薩克斯《文明的代價：回歸繁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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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臨床診斷型經濟學家”為富裕社會把脈
——評杰弗里·薩克斯《文明的代價：回歸繁榮之路》
多年來，“休克療法”之父，全球發展問題專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覺得，“美國的丑陋政治以及引發分歧的公共辯論一直在阻礙著人們對幸福的渴望和追求”，而在去年前往喜馬拉雅山南麓小國不丹的一次“美妙旅行”令他茅塞頓開：這個原本資源匱乏和并不具備經濟發展地理優勢的內陸小國，通過創造“國民幸?？傊?rdquo;概念，不僅大大提升了國民的幸福感，同時也給物質富裕而精神愈顯空虛的美國提供了鏡鑒。
政府的責任
在薩克斯眼中，美國正深陷一種“大破產”的現實困境，主要表現在七大方面，即美國正在失去昔日的繁榮、自由市場經濟理論面臨誤區、政府公共責任的缺失、社會族群裂痕加大、對全球化應對無方、既得利益階層對決策影響力度太大、社會價值觀念出現迷茫。
針對“大破產”現象，薩克斯將“聲討”矛頭對準了政府。比如里根對富人階層減稅，導致社會邊際稅率降低，國庫資金不足;克林頓政府對公共服務過度市場化，導致中低階層難以從中獲益;政府對公共基礎設施投入不足，高鐵等建設大大落后于中國;政府對房貸市場和金融機構監管力度不夠，導致金融杠桿一再創下新高;政府軍事開支的高投入，導致財政赤字居高不下……
里根和克林頓政府時期，掌舵美聯儲的格林斯潘，因美國經濟一度因通脹低、增長有力而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贊譽。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又使格氏在近20年里積累起來的聲譽一夜間墜到谷底。對此，格氏在新出版的《動蕩的世界》中，將這場危機的真正根源歸咎于“非理性”的動物精神，認為這種非理性并非過去人們所想象得那樣毫無跡象和完全不可預見，只是一直以來缺乏應有的審視和研究。無從猜測薩克斯寫作本書時是否參閱過格氏的“非理性”理論，但薩克斯尖銳批評格氏的“低利率”大把印鈔政策，認為此舉之所以沒有導致經濟通脹，恰恰是因為在全球化影響下，中國等新興國家廉價商品的大量涌入，暫時抵消了經濟通脹的壓力，但這又進一步滋長了美國社會無所不在的過度消費現象。
薩克斯對政府責任的反省除了技術性因素，還有一個焦點，那就是呼喚政府公共責任的回歸。然而，這勢必引發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到底該維持一個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由引我們進一步可以思考，到底什么樣的政府算大，什么樣的又算小呢?其實大小并非根本癥結，關鍵在于厘清政府責任的邊界，根據實際要素條件調整政府的功能。在一個外部要素條件不斷變化的時代，一成不變的政府不可能真正做到隨機應變。
精英的責任
薩克斯把美國面臨的“大破產”危機的主要責任歸結于政府，但認為真正的“根源在于一種道德危機：即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身上本該具有的公民美德的墮落”，“如果富人和掌握權力的人未能對社會中的其他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展現應有的尊重、誠實和同情”，“如果不恢復其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氣質，美國的經濟復蘇就不會有什么價值，而且也不可持續”。
一直以來，美國政治決策中心受到軍事工業、華爾街、石油公司、醫療保健行業等大型機構的游說。無論哪個黨派執政，都得盡可能兼顧這些集團的利益。而包括薩克斯在內的多位學者對媒體的公正性均大有懷疑，認為受利益強力驅動的媒體，輿論早就喪失了公允的能力。當精英階層心照不宣地和平共處，實際形成了共進退的利益共同體，結果是共同做大做強了既得利益階層，阻礙了社會進步，比如因為保護傳統汽車產業，高鐵建設遲遲未能在美國落地生根。
美國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克里斯托弗·拉希曾在《精英的反叛》一書中，同樣對美國精英階層大加撻伐。是的，當牢牢控制著社會資源的精英成功編織起形形色色的利益圈子后，一個個圈子間頭破血流式的利益較勁，往往會被他們刻意美化成社會利益調整過程中的公平博弈。其實，精英之所以為精英，并非完全取決于他們的智慧或貢獻，而在于他們擁有足夠的話語權。
更嚴重的是，在錯誤價值觀念助推下，許多物質早就極度豐富的精英并沒有產生真正的滿足感，更沒有真心實意地去反哺社會，而是過著過度消費與過度娛樂的腐朽生活。精英們的物質所得也并非真就源自努力奮斗的結果，他們往往只是將自己的“身位”優勢利益變現。當精英對社會缺乏回報，社會就不可避免產生裂痕。
個體的責任
盡管著重于反思政府和精英階層的社會責任，但薩克斯對于公民個體的責任并沒有視而不見，比如他嚴詞批判美國社會日益彌漫的過度消費和過度娛樂現象，以及過分突出個人自由主義卻無視個人應盡的社會責任。
在重商主義下廣告無孔不入，人們的思想意識在被動中出現細微變化，越來越多的時間被廣告、電視、電腦、手機等奪走;社會大眾雖不似富人那般窮奢極欲，但許多人樂于消費根本不需要的東西。實情是，按照美國現狀，中等收入就能滿足基本需要;“娛樂至死”現象像一種麻醉病毒，幾乎蔓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粗俗狂歡過后，只留下精神的一片空虛……
相比之下，更能陶冶心情的閱讀卻步步走低。“在1960年時，印刷品承載了大約26%的文字傳輸任務。到2008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只有9%”。當一個人乃至一個社會失去閱讀能力，同樣隨之而去還會有反思和想象的能力，精神上的幸福感便會如同泡沫般光鮮但缺乏內涵。
與政府和精英問題的對癥下藥不同，對于個體的這些現象，薩克斯借用佛陀去“私欲”——佛陀指出，“用心”是通過自我醒悟目標的八個步驟之一。“‘用心’的社會則意味著在八個重要領域‘用心’——對自我、工作、知識、他人、自然、未來、政治和世界的‘用心’”。從薩克斯開出的這個“藥方”中我們不難明白，他并非真正要求人們徹底拋棄欲望，而是在告誡人們該明白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該做什么，該如何做。
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自由。但越是文明的社會，就越沒有絕對的自由，也不會有不必對應責任的自由。社會是一個彼此協作的共同體，協作既可有因協作帶來的服務快感，也對應著因協作應有的擔當。一個人如果失去了應有的責任擔當，其自以為的所謂幸福至少是不健康的，不利于文明社會發展的。
附文2：美國政治階層的搏斗--奧巴馬同樣是美國富豪們的總統
杰弗里·薩克斯教授
杰弗里·薩克斯教授簡介
杰弗里·薩克斯教授是美國地球研究所所長，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及衛生政策與管理學教授，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特別顧問。2002至2006年，他是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特的別顧問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項目主任。千年發展目標旨在減少饑餓、極端貧困和疾病。20多年來，薩克斯教授一直致力于經濟發展、減貧和開明的全球化，以幫助世界各地的人們擴大經濟機會和福利。他是對環境友善的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呼吁者之一。作為美國地球研究所所長，他努力促進由人類引起的異常氣候變化的減緩。在2004年和2005年，他被《時代周刊》評為 100名最有影響力的世界領導人。薩克斯是美國醫學學會會員，于底特律和密歇根州獲得生物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進行了生物學博士后研究。(趙華根據資料整理)
美國自身處在一種沖突之中。本月，奧巴馬和共和黨人之間關于減稅的問題，被認為是一個新的兩黨共識的開始。但我相信，這只是一個虛假的停止爭辯。
正如很多國家一樣，公眾道德的沖突和國家戰略問題，最終都落在了錢的問題上。在美國更是如此。美國年度預算赤字接近1萬億美元，這或許會催生一個新的稅收安排。
美國的稅收爭辯，源自于美國的壞政治以及公民道德缺失。共和黨作為一個政治政黨，似乎沒啥其他追求，除了減稅還是減稅。民主黨的口味更寬一些，包括支持醫改、教育和培訓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像共和黨一樣，民主黨其實也熱切地希望對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富人減稅，因為這有利于其政黨競選。
美國預算赤字是巨大的和不可持續的。政府對社會項目減少投入，以及虛弱的就業市場，令窮人受到壓榨和損失。8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依靠食物券討生活。
在經歷了30年的有錢人和有權人主導的精英財政規則之后，減稅狂潮蜂擁而至。自從1981年里根之后，美國預算體系一直都是支持巨大財富聚斂的，最終導致了令人吃驚的結果。最富有的1%的美國家庭現在擁有比90%的普通美國家庭更多的財富，12000個最富有家庭的年收入比2400萬窮人家庭的年收入都高。
共和黨的真正目的是想要鎖定現有收入和財富格局。他們擔心，遲早每個人都要求預算赤字削減，但減不下來就要給富人狠狠地加稅。別忘了，富人比以前過得更好了，雖然美國社會現在很痛苦。
共和黨現在也說要削減赤字。諷刺的是，對一個領域減少預算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那就是軍隊。但是，這是一個共和黨絕對不會碰的領域。他們想要削減赤字，不是通過結束無用的阿富汗戰爭，也不是減少武器投入，而是通過削減教育、健康以及其他對窮人和工薪階層的福利。但我認為他們不會成功，因為這樣做最終會產生強烈的社會反彈，窮人和工薪階層會越來越追求正義。但這需要時間。
據說奧巴馬將為競選增加10億美元，但這錢不會來自窮人，一切都是富人的事情。你可想而知了。奧巴馬一直說要改變，但是他什么也沒弄成。他的政府充斥著華爾街銀行家，他的高級官員辭職了又去銀行工作。所以，別指望他限制富人和權勢階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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