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其最近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中指出，長期以來，對世界秩序的探索幾乎完全是由西方社會的概念來定義和解釋的，而如今作為當代基石的西方秩序觀正陷入危機。
基辛格認為，二戰以來，在美國理想主義、歐洲傳統的國家理念和均勢思想的基礎上初步建立起了一種世界秩序，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從未認同西方的這種秩序觀，只是被動接受了這一安排。如今，這些持保留態度者不再沉默，例如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強硬立場，這表明西方建立并傳播的世界秩序正處于轉折點上。基辛格認為，二戰結束后，美國迅速崛起為世界領導者，作為一個在自由和代議制民主的明確理念上建立起來的國家，美國將自身的崛起與自由民主的傳播等同起來，并將傳播民主視為世界秩序的首要目標。但殘酷的現實是，美國在世界撒播“民主”的“火種”，結果卻是利比亞陷于內戰，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制造的恐怖活動愈演愈烈，敘利亞內部戰火仍在蔓延，埃及政權幾經更迭卻依舊動蕩，而阿富汗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正處在癱瘓的邊緣。
問題是，基辛格雖然看到了美國傳播“民主”過程中遭遇的現實困境，使建立在美國“民主”傳播基礎上的世界秩序陷入危機，但他依舊維護“美國例外論”和美國“傳播民主”的正義性，沒有認識到“傳播民主”失敗的真正原因，而這恰恰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其主導的世界秩序難以被認同的主要原因。
冷戰的勝利不僅是美國國家力量的勝利，更被其視為以自由、民主等理念為核心的西方意識形態的勝利。美國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大規模宣傳和推銷其選舉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并以此作為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石，試圖使全世界不分國家、民族，釆用一套同樣的政治、經濟甚至道德規則。對不認同、不采用西方選舉民主模式的國家，美國要么進行直接的軍事遏制或侵略，如對朝鮮和伊拉克;要么鼓動顏色革命，如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中東北非國家;要么進行和平演變或遏制。并且，美國始終自認為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將其一系列干涉行為渲染成正義對邪惡、進步對反動、民主對獨裁、人權對暴虐的對決。
事實上，對美國來說，民主與否的真正評判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不論是前些年的“顏色革命”，還是近年的“阿拉伯之春”，美國對盟友或親美國家民眾的民主訴求視而不見，對不符合美國利益和心愿的民主選舉結果就攻擊其“選舉舞弊”，甚至支持反對派推翻民選政府，美其名曰“再造民主”。
再看看世界范圍內移植了西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迎來的從來不是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是政局動蕩和社會分裂、經濟和民生問題被擱置。然而，這樣軟弱渙散、易于控制的國家卻恰好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可以肆意影響和控制這些國家，并通過捆綁推銷自由市場經濟，為美國的資本攫取資源、勞力和市場。
可見，美國“傳播民主”的深層次動因并非“天定命運”的使命感，而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驅動，是虛偽與自私的。西方語境尤其是美國語境中的世界秩序，實質就是美國主導、并通過“傳播民主”進行維護的秩序。美國企圖同時扮演世界秩序的統治者和參與者，但建立在美國一國利益基礎上的這種世界秩序，注定得不到世界各國的認同，也是不可持續的。
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和多極化的深入發展，或許一種更加可持續的世界秩序終將出現。但與西方語境不同的是，新的秩序將不會是某個大國預先設計的產物，而是世界各國共同合作與競爭、并有利于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綜合結果。
(作者單位：求是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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